第十章 病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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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少。
今世所流行者，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鑒》二百九十四卷、《考異》三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易說》三卷、《注系辭》二卷、《注太玄經》八卷、《注楊子》十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四卷、《潛虛》一卷（或疑他人僞托）、《續詩話》一卷、《涑水紀聞》十卷。
其文如金玉谷帛藥石也，必有适于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
公薨未久，宣仁太後即崩。
哲宗親政進用群小，盡複王安石之政，追奪公贈谥。
章惇、蔡卞（字元度，興化仙遊人，京之弟也。
《宋史》俱列《奸臣傳》）至以斫棺暴屍為請。
當公病亟時，聞安石死耗，簡呂申公曰：“介甫無他，但執拗耳，贈恤之典宜厚。
”自安石執政，公始終與之反對，此因政見不同，處于敵位而私交自在也，故其待安石如此。
觀于章、蔡之所以待公者，而公之賢愈見。
欲知安石之為人，觀于彼之徒黨而可知矣。
度宗鹹淳元年，以公從祀孔子廟廷。
【批評】 宋張無垢撰劉元城《盡言集》序，曰：“司馬溫公與王介甫清儉廉恥，孝友文章，為天下學士大夫所宗仰。
然二公所趨，則大有不同，其一以正進；其一以術進。
介甫所學者，申韓而文之以六經；溫公所學者，周孔亦文之以六經，故介甫之門多小人，而溫公之門多君子。
溫公一傳而得劉器之（字元城，谥忠定），再傳而得陳瑩中；介甫一傳而得呂太尉，再傳而得蔡新州，三傳而得章丞相，四傳而得蔡太師，五傳而得王太傅雲。
” 哲宗初年，蘇轼、程頤在朝。
轼惡頤，每玩侮。
于是頤門人右司谏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積不能平，因借事诋轼。
時呂公著獨當國，群賢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分。
熙甯用事之臣，退休散地。
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各為黨比以訾議。
公薨葬之明年，哲宗命蘇文忠公撰其隧碑，親為篆其額曰：“忠清粹德之碑”。
迨紹聖、崇甯間，奸臣章惇、蔡卞輩反目公為奸黨，而仆其碑，磨其文。
迄于靖康，雖複公封爵，而碑則埋沒未立也。
金皇統九年，縣令王廷直，訪于公從曾孫曰作曰通，得其舊本，為重刻之，并建祠祀公。
元明以來，皆修置不廢。
徽宗時，蔡京擅政，撰奸黨碑，令郡國皆刻石。
長安石工安民當镌字，辭曰：“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内稱其正直，今謂之奸民，不忍刻也。
”官府怒欲加罪，泣曰：“被役所不敢辭，乞免镌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于後世。
”聞者愧之。
宋哲宗元祐元年正月的時候，司馬光生病了。
在元豐五年的秋天，司馬光住在洛陽時，說話便開始不清晰了，他懷疑自己得了中風，提前寫了臨終前奏折，詳細論述了對國家大事的想法，親自書寫并将奏折封藏起來
今世所流行者，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鑒》二百九十四卷、《考異》三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易說》三卷、《注系辭》二卷、《注太玄經》八卷、《注楊子》十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四卷、《潛虛》一卷（或疑他人僞托）、《續詩話》一卷、《涑水紀聞》十卷。
其文如金玉谷帛藥石也，必有适于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
公薨未久，宣仁太後即崩。
哲宗親政進用群小，盡複王安石之政，追奪公贈谥。
章惇、蔡卞（字元度，興化仙遊人，京之弟也。
《宋史》俱列《奸臣傳》）至以斫棺暴屍為請。
當公病亟時，聞安石死耗，簡呂申公曰：“介甫無他，但執拗耳，贈恤之典宜厚。
”自安石執政，公始終與之反對，此因政見不同，處于敵位而私交自在也，故其待安石如此。
觀于章、蔡之所以待公者，而公之賢愈見。
欲知安石之為人，觀于彼之徒黨而可知矣。
度宗鹹淳元年，以公從祀孔子廟廷。
【批評】 宋張無垢撰劉元城《盡言集》序，曰：“司馬溫公與王介甫清儉廉恥，孝友文章，為天下學士大夫所宗仰。
然二公所趨，則大有不同，其一以正進；其一以術進。
介甫所學者，申韓而文之以六經；溫公所學者，周孔亦文之以六經，故介甫之門多小人，而溫公之門多君子。
溫公一傳而得劉器之（字元城，谥忠定），再傳而得陳瑩中；介甫一傳而得呂太尉，再傳而得蔡新州，三傳而得章丞相，四傳而得蔡太師，五傳而得王太傅雲。
” 哲宗初年，蘇轼、程頤在朝。
轼惡頤，每玩侮。
于是頤門人右司谏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積不能平，因借事诋轼。
時呂公著獨當國，群賢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分。
熙甯用事之臣，退休散地。
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各為黨比以訾議。
公薨葬之明年，哲宗命蘇文忠公撰其隧碑，親為篆其額曰：“忠清粹德之碑”。
迨紹聖、崇甯間，奸臣章惇、蔡卞輩反目公為奸黨，而仆其碑，磨其文。
迄于靖康，雖複公封爵，而碑則埋沒未立也。
金皇統九年，縣令王廷直，訪于公從曾孫曰作曰通，得其舊本，為重刻之，并建祠祀公。
元明以來，皆修置不廢。
徽宗時，蔡京擅政，撰奸黨碑，令郡國皆刻石。
長安石工安民當镌字，辭曰：“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内稱其正直，今謂之奸民，不忍刻也。
”官府怒欲加罪，泣曰：“被役所不敢辭，乞免镌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于後世。
”聞者愧之。
宋哲宗元祐元年正月的時候，司馬光生病了。
在元豐五年的秋天，司馬光住在洛陽時，說話便開始不清晰了，他懷疑自己得了中風，提前寫了臨終前奏折，詳細論述了對國家大事的想法，親自書寫并将奏折封藏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