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入巴顔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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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顔連稱好男子,并道:“前天我已經派遣程鵬飛到宋朝的太皇太後簾前,親聽處分。

    等鵬飛回來,再和丞相定議。

    ” 巴顔看見文天祥舉止不同尋常,疑心他懷有異志,便把他留在軍中,隻遣和他同來的吳堅回去。

    文天祥很生氣,屢次要求回去,道:“我到這裡來,為的是兩國大事,為什麼把我留在這裡?”巴顔假意勸他:“請别發怒。

    您是宋朝大臣,責任不輕。

    今天的事,正應當與我一起擔當。

    ”依舊把他留在軍中。

    因為元人知道宋朝的一班大臣,都是庸庸碌碌的人,不足畏懼,所可怕的隻有文天祥一個人,所以不肯放他回去。

     這一天文天祥便住宿在元營。

    他關懷國事,欲歸不得,弄得他憂心如焚。

    這時正是正月下旬,寒威未解,晝短夜長,他身羁元營,聽牧馬的悲鳴,數營門的更鼓,過一刻如一年,他是多麼的憂憤悲哀啊!一夜實在是很短的一刹那間,而漢族的命運,也就在于這一夜中了!第二天,巴顔召文天祥到大營,他看見峨冠博帶濟濟一堂的,都是宋朝的大臣,如吳堅、賈餘慶、謝堂、家铉翁、劉岊(音“節”)、呂師孟等,一班日日同朝的人,都在那裡。

    問他們為什麼到這裡來,卻是為奉降表而來。

    文天祥知道大勢已去,自悔不應該輕離朝廷,以緻逢迎怕死之徒,得以乘此機會賣國。

    他悲憤填胸,早拼一死,于是痛罵巴顔失信,又大罵吳堅這一班賣國賊忘恩負義,慷慨激烈,使聽的人慚愧得無地自容。

     巴顔遣人到臨安城,改臨安為兩浙大都督府。

    強迫宋太後手寫降書,又逼她檄谕各州縣,同時迎降,不得抗拒;各大臣都在降書上署名,獨有家铉翁(家铉翁,眉州人,字則堂,宋朝亡後,他隐居不出)一個人不肯簽名。

    巴顔把皇帝的後妃等,盡數押到北地。

    封了府庫,收繳圖書,以及百司的符印、告敕;罷官府及侍衛軍,解散了勤王的軍隊。

    于是乎南宋亡了!其時是恭宗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即民國前六百三十七年。

     【評論】 孟子曾說:“一個國家必定先種下了被伐的惡因,然後才會遭人來讨伐的結果。

    ”這話怎麼能不信呢。

    南宋末年,外患日益嚴重,即使以盡忠為國的大臣執政,猶恐不能挽救大局。

    何況當時的當權者,不是奸臣就是庸才,他們隻知有家而不知有國,隻知有私而不知有公。

    所以,為國家造下惡因的人多的是,等到禍懸迫在眉睫了,則要麼選擇逃跑,要麼選擇投降,如留夢炎、陳宜中等人。

    這難道不令人可恨? 文天祥所陳述的四件事,縱使政府全部采納了,恐怕也無補于大局了。

    事情雖已沒什麼用,但也正所謂我盡我的心意罷了。

     文天祥輕率親身進入元軍,實在是失策。

    有人說這是同朝的衆多大臣,有意陷害他,而他竟然中了他們的計。

    小人之與君子,本就是對立的,不能說同朝為官之人沒有結黨的心。

    而文天祥決定去也有深意。

    此時對于宋來說,和與戰都已不可倚恃,因此他想冒險前往,如果能以口舌說動巴顔,則可以達到緩兵的目的;即便不能,也能夠偷偷察看元軍的虛實,回來後可籌劃抵禦的方略。

    因為自從與元交涉以來,元人還沒有過羁留使臣的事情。

    文天祥憑此而有恃無恐,最後導至被羁留在元軍中,求死不得。

    雖然這是智慮不周全造成的,但他的志向卻可與日月争輝了。

     處在險惡的社會之中,能夠卓然自立而不随波逐流的,隻有聖賢志士,除此之外再也沒有人能夠做到了。

    在良善的社會中,便會有良善之人。

    這其中的關系,就像農夫種瓜自然得瓜、種豆自然得豆一樣。

    如果朝政清明,獎善懲惡,那麼社會就會日趨于良善。

    北宋真宗、仁宗之時,正人君子,相望于朝,祥光滿天,有如景星慶雲。

    這是因為朝廷有善政,所以社會就會有好的風俗,而朝野也就會有善人。

    到宋末的時候則正好相反。

    這并不是個人沒有好的德行。

    因為無論在朝廷還是在民間,都會被險惡社會的壞習俗所熏陶浸灌,也就會日趨于惡而不自知了。

    明白了這個道理,那麼就不必恨賈似道、陳宜中、呂文煥等人了。

    有識之士,看到現在的這個社會,就更沒有時間去為宋人憂慮了。

     清代的蔣士诠作了《冬青樹傳奇》,便是記載的宋朝亡國之事。

    其中有《留營》一出,便是記錄文天祥事迹的。

    裡面描寫了投降元朝的衆大臣的醜态。

    雖然這近于戲谑,但也足以體現他們這些人奴顔婢膝的心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