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入巴顔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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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恃，意欲冒險一往，如能以口舌動之，則可達到緩兵之目的；即不能，亦得觇元人之虛實，歸籌抵禦之方。
蓋自與元交涉以來，元人未嘗有羁留使臣之事。
文山故恃此而無恐也，卒至羁留虜中，求死不得。
雖智慮之未周，而其志固可與日月争光矣。
處惡社會之中，而能卓然自立，不随波逐流而去者，惟聖賢志士為然。
下此者不能矣。
有好社會，即有好人。
此中之關系，猶農夫之種瓜自然得瓜，種豆自然得豆。
朝政清明，獎善懲惡，則社會日趨于善矣。
北宋真宗、仁宗之時，正人君子，相望于朝，祥光滿天，如景星慶雲。
蓋由于上有善政，故下有良俗，而朝野有善人也。
至宋季則反是。
此非個人之無良也。
蓋無論在朝在野，皆為惡社會所熏陶浸灌，則亦日趨于惡，而不自知矣。
明乎此，則可不恨賈似道、陳宜中、呂文煥輩。
有識者觀今日之社會，更不暇為宋人憂也。
清蔣士诠作《冬青樹傳奇》，即記宋亡國之事。
内有留營一出，即記文山之事。
中描寫降元諸臣醜态，雖近于谑，要足見若輩之心事也。
文天祥到了臨安，朝廷授他為臨安知府，他辭謝沒有接受。
他想要面見恭帝，陳奏國家安危的大計，又不得見。
但奉命駐守獨松關而已，其他的事不是他所能參與的了。
那時元兵一天逼近一天，局勢已經十分危急，宰相留夢炎竟吓得逃走了。
可見庸碌之臣，隻知道誤國害民，隻可與他共安樂而不可共患難。
愛國之士，隻要一息尚存，守衛國家的意願就不會有一點點的松懈。
真是“歲寒乃知松柏也”。
當時文天祥便倡議四事如下： 一、安排吉王、信王（吉王，是恭帝之兄，名昰；信王，是恭帝之弟，名昺）離開京城，分赴閩廣兩地。
萬一國都有變，兩王仍可在閩廣重立。
二、以福王或沂王守臨安府（以大兼小謂之判），以維系朝廷人望，而自己為副職，來輔佐福王。
三、請皇帝、皇後秘密移居别邑，以避免遭受徽、欽之辱（徽宗、欽宗為金人所捉，死于五國城）。
四、請求帶領京師義士二十萬人，與城内外軍隊數萬人，隸屬于張世傑統一指揮，與元兵決一死戰。
他這四條建議奏上去之後，政府隻采用了第一條，其餘的都置之不用。
恭宗二年（德祐二年）正月十八日，元将巴顔率大軍到臯亭山（在今杭縣東北），離臨安隻有三十裡了。
可笑宰相陳宜中和張世傑，又步留夢炎的後塵，棄職而逃。
陳張既逃，于是文天祥才得着大用的機會，朝廷拜他代陳宜中為相，各路的軍馬，都歸他節制指揮。
此時，他身擔軍國的重任，指揮天下，本可以抵禦元兵，但是大勢已去，不可挽回，到這時才用他，已經太遲了！ 這時元兵屯紮在榷木教場，宋城中的将士和兵卒，都紛紛自己前去投降。
文天祥想召集富陽（今浙江富陽縣）的兵進城，已經來不及了。
此時皇帝、後妃和一般親貴以及百萬生靈，都如釜中之魚，頃刻就有生命的危險。
元人卻按兵不動，遣使約宋朝的大臣相見。
一般執政的人和侍從，聚議終日，終想不出妥當的計策來。
文天祥看見事情已弄到這種地步，不能再愛惜一身，便決計親往巴顔處，想以三寸之舌，如從前蘇秦、張儀遊說各國一樣，或者有延長宋朝江山的一線希望。
便決定和吳堅同到元營。
他們懷着必死之心，進入虎狼之地，無異于戰國時荊轲赴秦，即使是身着白衣白冠，送他也是可以的（燕太子丹，派荊卿刺殺秦王，太子丹送他到易水之上，知道他一定會死，都身穿白衣白冠為他送行）。
文天祥到元軍中後，便遊說巴顔道：“宋朝秉承了帝王的正統，非遼、金可比。
現在北朝（指元人）是想以宋為友善之國呢？還是想要毀滅他呢？若是想以宋為友善之國，那麼應該退兵到平江或嘉興，然後再議歲币（北宋時每年納錢币于契丹國，謂之歲币）及犒賞軍士的金帛，北朝全師而還。
這是不戰而勝，是計策中的上上之策；若是真個要毀滅宋朝，那麼現在兩淮、兩浙及閩廣等處，尚有許多地方沒有攻下。
假如你們窮兵黩武去略取，結果是利是害，還不可知，即使盡數取得，而天下的豪傑必定同時并起，從此兵連禍結，更不堪設想了。
” 巴顔用威勢來脅迫文天祥，文天祥道：“我是狀元宰相，富貴已極，所欠缺的隻是以一死來報國罷了。
國存與存，國亡與亡。
即使刀鋸在前，鼎镬在後，也不是我所懼怕的。
蓋自與元交涉以來，元人未嘗有羁留使臣之事。
文山故恃此而無恐也，卒至羁留虜中，求死不得。
雖智慮之未周，而其志固可與日月争光矣。
處惡社會之中，而能卓然自立，不随波逐流而去者，惟聖賢志士為然。
下此者不能矣。
有好社會，即有好人。
此中之關系，猶農夫之種瓜自然得瓜，種豆自然得豆。
朝政清明，獎善懲惡，則社會日趨于善矣。
北宋真宗、仁宗之時，正人君子，相望于朝，祥光滿天，如景星慶雲。
蓋由于上有善政，故下有良俗，而朝野有善人也。
至宋季則反是。
此非個人之無良也。
蓋無論在朝在野，皆為惡社會所熏陶浸灌，則亦日趨于惡，而不自知矣。
明乎此，則可不恨賈似道、陳宜中、呂文煥輩。
有識者觀今日之社會，更不暇為宋人憂也。
清蔣士诠作《冬青樹傳奇》，即記宋亡國之事。
内有留營一出，即記文山之事。
中描寫降元諸臣醜态，雖近于谑，要足見若輩之心事也。
文天祥到了臨安，朝廷授他為臨安知府，他辭謝沒有接受。
他想要面見恭帝，陳奏國家安危的大計，又不得見。
但奉命駐守獨松關而已，其他的事不是他所能參與的了。
那時元兵一天逼近一天，局勢已經十分危急，宰相留夢炎竟吓得逃走了。
可見庸碌之臣，隻知道誤國害民，隻可與他共安樂而不可共患難。
愛國之士，隻要一息尚存，守衛國家的意願就不會有一點點的松懈。
真是“歲寒乃知松柏也”。
當時文天祥便倡議四事如下： 一、安排吉王、信王（吉王，是恭帝之兄，名昰；信王，是恭帝之弟，名昺）離開京城，分赴閩廣兩地。
萬一國都有變，兩王仍可在閩廣重立。
二、以福王或沂王守臨安府（以大兼小謂之判），以維系朝廷人望，而自己為副職，來輔佐福王。
三、請皇帝、皇後秘密移居别邑，以避免遭受徽、欽之辱（徽宗、欽宗為金人所捉，死于五國城）。
四、請求帶領京師義士二十萬人，與城内外軍隊數萬人，隸屬于張世傑統一指揮，與元兵決一死戰。
他這四條建議奏上去之後，政府隻采用了第一條，其餘的都置之不用。
恭宗二年（德祐二年）正月十八日，元将巴顔率大軍到臯亭山（在今杭縣東北），離臨安隻有三十裡了。
可笑宰相陳宜中和張世傑，又步留夢炎的後塵，棄職而逃。
陳張既逃，于是文天祥才得着大用的機會，朝廷拜他代陳宜中為相，各路的軍馬，都歸他節制指揮。
此時，他身擔軍國的重任，指揮天下，本可以抵禦元兵，但是大勢已去，不可挽回，到這時才用他，已經太遲了！ 這時元兵屯紮在榷木教場，宋城中的将士和兵卒，都紛紛自己前去投降。
文天祥想召集富陽（今浙江富陽縣）的兵進城，已經來不及了。
此時皇帝、後妃和一般親貴以及百萬生靈，都如釜中之魚，頃刻就有生命的危險。
元人卻按兵不動，遣使約宋朝的大臣相見。
一般執政的人和侍從，聚議終日，終想不出妥當的計策來。
文天祥看見事情已弄到這種地步，不能再愛惜一身，便決計親往巴顔處，想以三寸之舌，如從前蘇秦、張儀遊說各國一樣，或者有延長宋朝江山的一線希望。
便決定和吳堅同到元營。
他們懷着必死之心，進入虎狼之地，無異于戰國時荊轲赴秦，即使是身着白衣白冠，送他也是可以的（燕太子丹，派荊卿刺殺秦王，太子丹送他到易水之上，知道他一定會死，都身穿白衣白冠為他送行）。
文天祥到元軍中後，便遊說巴顔道：“宋朝秉承了帝王的正統，非遼、金可比。
現在北朝（指元人）是想以宋為友善之國呢？還是想要毀滅他呢？若是想以宋為友善之國，那麼應該退兵到平江或嘉興，然後再議歲币（北宋時每年納錢币于契丹國，謂之歲币）及犒賞軍士的金帛，北朝全師而還。
這是不戰而勝，是計策中的上上之策；若是真個要毀滅宋朝，那麼現在兩淮、兩浙及閩廣等處，尚有許多地方沒有攻下。
假如你們窮兵黩武去略取，結果是利是害，還不可知，即使盡數取得，而天下的豪傑必定同時并起，從此兵連禍結，更不堪設想了。
” 巴顔用威勢來脅迫文天祥，文天祥道：“我是狀元宰相，富貴已極，所欠缺的隻是以一死來報國罷了。
國存與存，國亡與亡。
即使刀鋸在前，鼎镬在後，也不是我所懼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