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開國和開國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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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優禮，同時求歸。
這回卻歸不得了！他隻照閩南的辦法，也把土地獻納。
最後，宋朝可以用全副精神和全部力量圖謀北漢了。
北漢地域雖小，卻是一個頑敵，因他背後有契丹的支持。
自從太祖即位以來，它曾屢次東侵，太祖也曾屢加讨伐&mdash&mdash有兩次兵臨太原（北漢都城）城下。
其中一次，太祖并且親征。
但太祖終于把它放過了。
太祖是有意暫時放過它的。
他有這樣的考慮：北漢北接契丹，西接西夏。
北漢本身并不怎樣可怕，它存在，還可以替宋朝作西北的緩沖；它若亡，宋朝和這兩大敵的接觸面便大大增加，那是國防上一個難題。
但這難題可暫避而不能終免。
吳越歸地後不到一年，太宗更大舉親征北漢。
契丹照例派兵去救，前軍到達白馬嶺（今山東孟縣東北），與宋軍隻隔一澗。
主帥主張等後軍到齊，然後決戰。
監軍卻要盡先急擊，主帥拗不過他，結果契丹軍渡澗未半，為宋軍所乘，大潰。
監軍及五将戰死，士卒死傷無算。
宋軍進圍太原城。
在統一事業中，這是九仞為山的最後一篑之功了。
軍士冒犯矢石，奮勇争先地登城，甚至使太宗怕死傷過多，傳令緩進。
半月，城陷，北漢主出降。
太宗下令毀太原城，盡遷其居民于榆次。
軍士放火燒城，老幼奔赴城門不及，燒死了許多。
（唐五代之太原，在今太原西南三十裡。
太宗毀太原城後，移其州治，即今太原省會。
） 四 太祖、太宗兩朝，對五代制度的因革損益，茲分三項述之如下：（1）軍制與國防，（2）官制與科舉，（3）國計與民生。
五代是軍閥的世界。
在稍大的割據區域内，又分為許多小割據區，即“節度使”的管區。
節度使在其管區内盡攬兵、财、刑、政的大權，讀者從不久以前四川“防區”的情形，便可以推想五代的情形。
太祖一方面把地方兵即所謂廂兵的精銳，盡量選送到京師，以充禁軍，又令廂兵此後停止教練。
這一來廂兵便有兵之名無兵之實了。
廂兵的編制是每一指揮使管四、五百人。
每大州有指揮使十餘員，次六七員，又次三四員。
每州有一馬步軍都指揮使，總領本州的廂兵；而直隸于中央的侍衛司，即侍衛親軍的統率處。
在另一方面，太祖把節度使的行政和财權，逐漸移歸以文臣充任的州縣官。
這一來“節度使”在宋朝便成為一種榮譽的空銜了。
禁軍的組織，大體上仍後周之舊，惟殿前正副都點檢二職，經太祖廢除。
殿前和侍衛的正副都指揮使在太宗時亦缺而不置，後沿為例，因此侍衛軍的馬、步兩軍無所統屬，而與殿前軍鼎立，宋人合稱之為“三衙”。
禁軍的數目，太祖時約有二十萬，太宗時增至二十六萬。
禁軍約有一半駐屯京城及其附近，其餘一半則分戍邊境和内地的若幹重鎮。
（禁軍外戍分布的詳情，是一尚待探究的問題）其一半在内而集中，另一半在外而分散。
這樣，内力永遠可以制外，而尾大不掉的局面便無法造成了。
太祖又創“更戍法”：外戍各地的禁軍，每一或二年更調一次。
這一來，禁軍可以常常練習行軍的勞苦而免怠惰，同時鎮守各地的統帥不随戍兵而更動，因此“兵無常帥，帥無常師”，軍隊便無法成為将官的私有了。
廂軍和禁軍都是雇傭的軍隊。
為防止兵士逃走，他們臉上都刺着字。
此制創自後梁，通行于五代，而宋朝因之。
兵士大多數是有家室的。
廂兵的饷給較薄，不夠他們養家，故多營他業。
禁兵的饷給較優，大抵勉強可夠養家。
據後來仁宗慶曆間一位财政大臣（張方平）的報告，禁軍的饷給“通人員長行（長行大約是伕役之類）用中等例（禁軍分等級，各等級的饷類不同）：每人約料錢（每月）五百，月糧兩石五鬥，春、冬衣細絹六匹，綿十二兩，随衣錢三千。
&hellip&hellip準例（實發）六折”；另外每三年南郊，大賞一次，禁兵均每人可得十五千左右。
除廂、禁軍外，在河北、河東（今山西東）及陝西等邊地，又有由農家壯丁組成的民兵。
平時農隙受軍事訓練，有事時以助守禦，而不支官饷。
這裡我們應當涉及一個和軍制有關的問題，即首都位置的問題。
宋都汴梁在一大平原中間，四邊全無險阻可資屏蔽，這是戰略上很不利的地形。
太祖曾打算西遷洛陽，後來的謀臣也每以這首都的地位為慮。
為什麼遷都之議始終沒有實行，一直到了金人第一次兵臨汴梁城下之後，宋帝仍死守這地方，等金人第二次到來，而束手就縛呢？我們若從宋朝軍制的根本原則、從主要外敵的所在、從經濟地理的形勢各方面着想，便知道宋都有不能離開汴梁的理由。
第一，在重内輕外的原則下，禁軍的一半以上和禁軍家屬的大部分集中在京畿，因此軍糧的供應和儲蓄為一大問題。
随着禁軍數量的增加，後來中央政府所需于外給的漕糧，每年增至六、七百萬石，而京畿的民食猶不在内。
在這樣情形下，并在當時運輸能力的限制下，政治的重心非和現成的經濟的重心合一不可
這回卻歸不得了！他隻照閩南的辦法，也把土地獻納。
最後，宋朝可以用全副精神和全部力量圖謀北漢了。
北漢地域雖小，卻是一個頑敵，因他背後有契丹的支持。
自從太祖即位以來，它曾屢次東侵，太祖也曾屢加讨伐&mdash&mdash有兩次兵臨太原（北漢都城）城下。
其中一次，太祖并且親征。
但太祖終于把它放過了。
太祖是有意暫時放過它的。
他有這樣的考慮：北漢北接契丹，西接西夏。
北漢本身并不怎樣可怕，它存在，還可以替宋朝作西北的緩沖；它若亡，宋朝和這兩大敵的接觸面便大大增加，那是國防上一個難題。
但這難題可暫避而不能終免。
吳越歸地後不到一年，太宗更大舉親征北漢。
契丹照例派兵去救，前軍到達白馬嶺（今山東孟縣東北），與宋軍隻隔一澗。
主帥主張等後軍到齊，然後決戰。
監軍卻要盡先急擊，主帥拗不過他，結果契丹軍渡澗未半，為宋軍所乘，大潰。
監軍及五将戰死，士卒死傷無算。
宋軍進圍太原城。
在統一事業中，這是九仞為山的最後一篑之功了。
軍士冒犯矢石，奮勇争先地登城，甚至使太宗怕死傷過多，傳令緩進。
半月，城陷，北漢主出降。
太宗下令毀太原城，盡遷其居民于榆次。
軍士放火燒城，老幼奔赴城門不及，燒死了許多。
（唐五代之太原，在今太原西南三十裡。
太宗毀太原城後，移其州治，即今太原省會。
） 四 太祖、太宗兩朝，對五代制度的因革損益，茲分三項述之如下：（1）軍制與國防，（2）官制與科舉，（3）國計與民生。
五代是軍閥的世界。
在稍大的割據區域内，又分為許多小割據區，即“節度使”的管區。
節度使在其管區内盡攬兵、财、刑、政的大權，讀者從不久以前四川“防區”的情形，便可以推想五代的情形。
太祖一方面把地方兵即所謂廂兵的精銳，盡量選送到京師，以充禁軍，又令廂兵此後停止教練。
這一來廂兵便有兵之名無兵之實了。
廂兵的編制是每一指揮使管四、五百人。
每大州有指揮使十餘員，次六七員，又次三四員。
每州有一馬步軍都指揮使，總領本州的廂兵；而直隸于中央的侍衛司，即侍衛親軍的統率處。
在另一方面，太祖把節度使的行政和财權，逐漸移歸以文臣充任的州縣官。
這一來“節度使”在宋朝便成為一種榮譽的空銜了。
禁軍的組織，大體上仍後周之舊，惟殿前正副都點檢二職，經太祖廢除。
殿前和侍衛的正副都指揮使在太宗時亦缺而不置，後沿為例，因此侍衛軍的馬、步兩軍無所統屬，而與殿前軍鼎立，宋人合稱之為“三衙”。
禁軍的數目，太祖時約有二十萬，太宗時增至二十六萬。
禁軍約有一半駐屯京城及其附近，其餘一半則分戍邊境和内地的若幹重鎮。
（禁軍外戍分布的詳情，是一尚待探究的問題）其一半在内而集中，另一半在外而分散。
這樣，内力永遠可以制外，而尾大不掉的局面便無法造成了。
太祖又創“更戍法”：外戍各地的禁軍，每一或二年更調一次。
這一來，禁軍可以常常練習行軍的勞苦而免怠惰，同時鎮守各地的統帥不随戍兵而更動，因此“兵無常帥，帥無常師”，軍隊便無法成為将官的私有了。
廂軍和禁軍都是雇傭的軍隊。
為防止兵士逃走，他們臉上都刺着字。
此制創自後梁，通行于五代，而宋朝因之。
兵士大多數是有家室的。
廂兵的饷給較薄，不夠他們養家，故多營他業。
禁兵的饷給較優，大抵勉強可夠養家。
據後來仁宗慶曆間一位财政大臣（張方平）的報告，禁軍的饷給“通人員長行（長行大約是伕役之類）用中等例（禁軍分等級，各等級的饷類不同）：每人約料錢（每月）五百，月糧兩石五鬥，春、冬衣細絹六匹，綿十二兩，随衣錢三千。
&hellip&hellip準例（實發）六折”；另外每三年南郊，大賞一次，禁兵均每人可得十五千左右。
除廂、禁軍外，在河北、河東（今山西東）及陝西等邊地，又有由農家壯丁組成的民兵。
平時農隙受軍事訓練，有事時以助守禦，而不支官饷。
這裡我們應當涉及一個和軍制有關的問題，即首都位置的問題。
宋都汴梁在一大平原中間，四邊全無險阻可資屏蔽，這是戰略上很不利的地形。
太祖曾打算西遷洛陽，後來的謀臣也每以這首都的地位為慮。
為什麼遷都之議始終沒有實行，一直到了金人第一次兵臨汴梁城下之後，宋帝仍死守這地方，等金人第二次到來，而束手就縛呢？我們若從宋朝軍制的根本原則、從主要外敵的所在、從經濟地理的形勢各方面着想，便知道宋都有不能離開汴梁的理由。
第一，在重内輕外的原則下，禁軍的一半以上和禁軍家屬的大部分集中在京畿，因此軍糧的供應和儲蓄為一大問題。
随着禁軍數量的增加，後來中央政府所需于外給的漕糧，每年增至六、七百萬石，而京畿的民食猶不在内。
在這樣情形下，并在當時運輸能力的限制下，政治的重心非和現成的經濟的重心合一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