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靜安先生與晚清思想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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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至今尚無人注意。
此外先生關于我國哲學史尚有兩篇重要文字。
其一為《論性》，曆述我國數千年來各家關于人性之學說與争辨，批評其得失，而試下一最後之斷案（詳後）。
其二為《國朝漢學派戴、阮二家哲學說》，謂“戴東原之《原善》與《孟子字義疏證》，阮文達之《性命古訓》等，皆由三代秦漢之說以建設其心理學及倫理學。
其說之幽元高妙，自不及宋人遠甚。
然一方複活先秦之學說，一方又加以新解釋，此我國最近哲學史上唯一有興味之事，亦唯一可紀之事也”。
近人之注意戴、阮二氏學說，而認識其真價值者，實自先生始。
後此蔡元培君于其倫理學史中因盛稱戴氏之學，而胡适君更将戴氏偶像移至近代思想神壇之最前面，頂禮膜拜無虛日，梁啟超君且摳衣而往從焉。
于是戴東原遂成為我國學界中最時髦之名詞，戴學遂成為最時髦之學問。
而戴氏之地位愈擡愈高，而其人物愈放愈大，而其真面目亦愈晦。
德人尉禮賢（RichardWilhelm）且以之為中國之康德焉（戴氏恰與康德同時），籲過矣。
其實戴氏之根本思想類多掇拾當時輸入之西說，其盜襲《永樂大典》本《水經注》而改竄原書以圖滅迹，尤為士林所羞稱。
而其學說之本身亦自相矛盾，此點在十餘年前王先生已洞燭之矣。
戴氏反宋儒之說，以為欲在性中，而義理即在欲中。
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在戴氏書中，情與欲即是一物）。
顧情何以能不爽失，豈不以心知之調節欤？此戴氏所承認者也。
然則知與情欲實相因。
然戴氏又謂：“凡出于欲無非相生相養之事，欲之失為私不為蔽&hellip&hellip私生于欲之失，蔽生于知之失。
”王先生論之曰，由戴氏之說推之，則必欲之失根于知之失而後可，必私與蔽相因而後可；不然，則理者情欲之不爽失之謂，知之失，安得即謂之非理？今乃曰欲之失為私不為蔽，一若私與蔽全為二物者，自其哲學之全體觀之，不可謂之非矛盾也。
光緒三十一年，先生（時年二十九歲）始彙集上引諸文，并其他關于思想之作及古今體詩五十首刊行，名《靜庵文集》。
此書之出，影響極微，當時碩彥絕無稱道，至今世人猶罕知有其書。
其知而愛重之，亦大抵在先生經史考據學既馳聲之後，此蓋不由于顯晦之無常，亦不由于提挈之乏力，實當時思想界之情勢所必生之結果也。
明乎此，然後先生在當時思想界之地位及此書在曆史上之價值乃可見。
先生于當時之思想界亦嘗有精到之觀察與批評（見其作《論近年之學術界》中），後有作中國近代思想史者，此文在所必引。
茲節錄如下： 近七八年前，侯官嚴複氏所譯之赫胥黎《天演論》出，一新世人耳目。
&hellip&hellip嗣是以後，達爾文、斯賓塞之名騰于衆人之口，物競天擇之語見于通俗之文。
顧嚴氏所奉者，英吉利之功利論及進化論耳。
其興味之所存，不存于純粹哲學，而存于哲學之各分科。
&hellip&hellip故嚴氏之學風，非哲學的而甯為科學的也，此其所以不能感動吾國思想界也。
近三四年，法國十八世紀之自然主義由日本之介紹而入于中國，一時學海波濤沸渭矣。
然附和此說者&hellip&hellip于自然主義之根本思想固懵然無所知，聊借其枝葉之語，以圖遂其政治上之目的耳。
&hellip&hellip其有蒙西洋學說之影響而改造古代之學說，于吾國思想界上占一時之勢力者，則有南海康有為之《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學》、浏陽譚嗣同之《仁學》。
康氏以元統天之說，大有泛神論之臭味，其崇拜孔子也，頗模仿基督教&hellip&hellip其震人耳目之處，在脫數千年思想之束縛，而易之以西洋已失勢力之迷信，此其學問上之事業，不得不與其政治上之企圖同歸于失敗者也。
然康氏之于學術，非其固有之興味，不過以之為政治上之手段，荀子所謂“今之學者，以為禽犢”者也。
譚氏之說則出于上海教會中所譯之《治心免病法》，其形而上學之以太說，半唯物論半神秘論也。
人之讀此書者，其興味不在此等幼稚之形而上
此外先生關于我國哲學史尚有兩篇重要文字。
其一為《論性》，曆述我國數千年來各家關于人性之學說與争辨，批評其得失，而試下一最後之斷案（詳後）。
其二為《國朝漢學派戴、阮二家哲學說》，謂“戴東原之《原善》與《孟子字義疏證》，阮文達之《性命古訓》等，皆由三代秦漢之說以建設其心理學及倫理學。
其說之幽元高妙，自不及宋人遠甚。
然一方複活先秦之學說，一方又加以新解釋，此我國最近哲學史上唯一有興味之事，亦唯一可紀之事也”。
近人之注意戴、阮二氏學說，而認識其真價值者，實自先生始。
後此蔡元培君于其倫理學史中因盛稱戴氏之學，而胡适君更将戴氏偶像移至近代思想神壇之最前面，頂禮膜拜無虛日，梁啟超君且摳衣而往從焉。
于是戴東原遂成為我國學界中最時髦之名詞，戴學遂成為最時髦之學問。
而戴氏之地位愈擡愈高，而其人物愈放愈大，而其真面目亦愈晦。
德人尉禮賢（RichardWilhelm）且以之為中國之康德焉（戴氏恰與康德同時），籲過矣。
其實戴氏之根本思想類多掇拾當時輸入之西說，其盜襲《永樂大典》本《水經注》而改竄原書以圖滅迹，尤為士林所羞稱。
而其學說之本身亦自相矛盾，此點在十餘年前王先生已洞燭之矣。
戴氏反宋儒之說，以為欲在性中，而義理即在欲中。
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在戴氏書中，情與欲即是一物）。
顧情何以能不爽失，豈不以心知之調節欤？此戴氏所承認者也。
然則知與情欲實相因。
然戴氏又謂：“凡出于欲無非相生相養之事，欲之失為私不為蔽&hellip&hellip私生于欲之失，蔽生于知之失。
”王先生論之曰，由戴氏之說推之，則必欲之失根于知之失而後可，必私與蔽相因而後可；不然，則理者情欲之不爽失之謂，知之失，安得即謂之非理？今乃曰欲之失為私不為蔽，一若私與蔽全為二物者，自其哲學之全體觀之，不可謂之非矛盾也。
光緒三十一年，先生（時年二十九歲）始彙集上引諸文，并其他關于思想之作及古今體詩五十首刊行，名《靜庵文集》。
此書之出，影響極微，當時碩彥絕無稱道，至今世人猶罕知有其書。
其知而愛重之，亦大抵在先生經史考據學既馳聲之後，此蓋不由于顯晦之無常，亦不由于提挈之乏力，實當時思想界之情勢所必生之結果也。
明乎此，然後先生在當時思想界之地位及此書在曆史上之價值乃可見。
先生于當時之思想界亦嘗有精到之觀察與批評（見其作《論近年之學術界》中），後有作中國近代思想史者，此文在所必引。
茲節錄如下： 近七八年前，侯官嚴複氏所譯之赫胥黎《天演論》出，一新世人耳目。
&hellip&hellip嗣是以後，達爾文、斯賓塞之名騰于衆人之口，物競天擇之語見于通俗之文。
顧嚴氏所奉者，英吉利之功利論及進化論耳。
其興味之所存，不存于純粹哲學，而存于哲學之各分科。
&hellip&hellip故嚴氏之學風，非哲學的而甯為科學的也，此其所以不能感動吾國思想界也。
近三四年，法國十八世紀之自然主義由日本之介紹而入于中國，一時學海波濤沸渭矣。
然附和此說者&hellip&hellip于自然主義之根本思想固懵然無所知，聊借其枝葉之語，以圖遂其政治上之目的耳。
&hellip&hellip其有蒙西洋學說之影響而改造古代之學說，于吾國思想界上占一時之勢力者，則有南海康有為之《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學》、浏陽譚嗣同之《仁學》。
康氏以元統天之說，大有泛神論之臭味，其崇拜孔子也，頗模仿基督教&hellip&hellip其震人耳目之處，在脫數千年思想之束縛，而易之以西洋已失勢力之迷信，此其學問上之事業，不得不與其政治上之企圖同歸于失敗者也。
然康氏之于學術，非其固有之興味，不過以之為政治上之手段，荀子所謂“今之學者，以為禽犢”者也。
譚氏之說則出于上海教會中所譯之《治心免病法》，其形而上學之以太說，半唯物論半神秘論也。
人之讀此書者，其興味不在此等幼稚之形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