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亮吉及其人口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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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清乾嘉間之漢學大師，其能于漢學以外，有卓然不朽之貢獻者，惟得二人：在哲學上則戴東原震，在社會科學上則洪稚存（亮吉），而其學說在當時及後世皆未嘗有絲毫之影響，徒為今日曆史上之資料而已。
戴氏之學，近十餘年來，經蔡元培、梁啟超、胡适諸氏之闡揚，已大顯于世；惟洪氏之學，至今猶湮沒不彰，梁氏之《清代學術概論》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均無隻字及之。
吾讀洪氏遺書，不禁掩卷而太息，太息夫古人之立言，亦有幸有不幸如此也。
因不揣谫陋，草為此文。
非敢雲發前人未發之秘，亦無資格以表彰先賢，聊吐吾心中所不吐不快者而已。
迩來“整理”舊說之作，副刊雜志中幾于觸目皆是。
然其整理也，大悉割裂古人之文，刺取片詞單句，颠倒綜錯之，如作詩之集句；然後加以标題，附會以西方新名詞或術語，诩诩然号于衆曰“吾以科學方法董理故籍者也”，而不知每流于無中生有，厚誣古人。
此種氣習，實今後學術界所宜痛戒。
予介紹洪亮吉之學說，不敢自陷此弊；故惟摘錄原文，未加案語，以待讀者之玩索思考，而判吾言之當否。
且原文本末畢具，條理清晰，斷不容妄加斧斤也。
二、洪亮吉之人口論 稚存一生所著書，高可等身。
然其關于思想方面者，除散見文集中者外，惟《意言》一卷二十篇。
其人口論，即具于此書之《治平》《生計》兩篇中。
其言曰： 人未有不樂為治平之民者也，人未有不樂為治平既久之民者也。
治平至百餘年，可謂久矣。
然言其戶口，則視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視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視百年百數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
試以一家計之，高曾之時有屋十間，有田一頃，身一人，娶婦後不過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間，食田一頃，寬然有餘矣。
以一人生三計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婦有八人；即不能無傭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
以十人而居屋十間，食田一頃，吾知其居僅僅足，食亦僅僅足也。
子又生孫，孫又娶婦，其間衰老者或有代謝，然已不下二十餘人；而居屋十間，食田一頃，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知其必不敷矣。
又自此而曾焉，而元焉，視高曾祖時，口已不下五六十倍。
是高曾時為一戶者，至曾元時不分至十戶不止。
其間有戶口消落之家，即有丁男繁衍之族，勢亦足以相敵。
或者曰：高曾之時，隙地未盡辟，閑廛未盡居也。
然亦不過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戶口則增至十倍二十倍。
是田與屋之數常處其不足，而戶與口之數常處其有餘也。
又況兼并之家，一人據百人之屋，一戶占百戶之田，何怪乎遭風雨霜露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曰：天地有法乎？曰：水旱疾疫，即天地調劑之法也；然民之遭水旱而不幸者，不過十之一二耳。
曰：君相有法乎？曰：使野無閑田，民無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種民以居之；賦稅之繁重者，酌今昔而減之；禁其浮靡，折其兼并；遇有水旱疾疫，則開倉廪以赈之，如是而已矣。
是亦君相調劑之法也。
要之，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所以養人者原不過此數也。
治平之久，君相不能使人不生；而君相之所以為民計者，亦不過前此數法也。
且一家之中有子弟十人，其不率教者常有一二，又況天下之廣，其遊惰不事者何能一一遵上之約束乎？一人之居，以供十人已不足，何況供百人乎？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況供百人乎？此吾所以為治平之民慮也。
治平&hellip&hellip為農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為商賈者十倍于前而貨不加增；為士者十倍于前而傭書授徒之館不加增。
&hellip&hellip何況戶口既十倍于前，則遊手好閑者更十倍于前？&hellip&hellip是又甚可慮者也。
（《生計》） 讀者當注意，凡上所論，皆就治平時代而言，明乎戰争與變亂之為例外也。
試将上文分析之，則可見其含有下列各原理： 1.生産之增加不能與人口之增加成正比例。
人口于百數十年間可增至十倍至二十倍，物産則隻能（因土地開辟之結果）增加一倍至五倍。
（注意：洪氏此處，并不謂土地之生産力有增加之可能。
因其時中國科學未盛，不知農學可以改良土地，增加耕種效率也。
） 2.天災（水旱疾疫）盡不能消滅過剩之人口。
3.全人口中未必盡皆從事生産。
4.财力之分配未必平均。
坐是之故，洪氏遂“為治平之民憂”。
所憂者何？生存之困難而已。
然則洪氏亦嘗思所以補救之術乎？曰：上文已略發其凡矣。
不外： 1.發展生産事業，即所謂“使野無閑田，民無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種民以居之”是也。
而減少“遊惰不事”之民，亦其一策，上文雖未明說，亦可于言外推之。
2.使富力之分配平均。
即所謂“抑其兼并”是也。
3.由政府出力救濟。
即上所謂“遇有水旱疾疫，則開倉廪以赈之”是也。
而其最重要之方策則為： 4.節省消費。
即上所謂“禁其浮靡”是也。
關于此點，洪氏别于其所著《寺廟論》中詳言之
戴氏之學，近十餘年來，經蔡元培、梁啟超、胡适諸氏之闡揚，已大顯于世；惟洪氏之學，至今猶湮沒不彰，梁氏之《清代學術概論》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均無隻字及之。
吾讀洪氏遺書，不禁掩卷而太息，太息夫古人之立言，亦有幸有不幸如此也。
因不揣谫陋，草為此文。
非敢雲發前人未發之秘，亦無資格以表彰先賢，聊吐吾心中所不吐不快者而已。
迩來“整理”舊說之作，副刊雜志中幾于觸目皆是。
然其整理也，大悉割裂古人之文，刺取片詞單句，颠倒綜錯之，如作詩之集句；然後加以标題，附會以西方新名詞或術語，诩诩然号于衆曰“吾以科學方法董理故籍者也”，而不知每流于無中生有，厚誣古人。
此種氣習，實今後學術界所宜痛戒。
予介紹洪亮吉之學說，不敢自陷此弊；故惟摘錄原文，未加案語，以待讀者之玩索思考，而判吾言之當否。
且原文本末畢具，條理清晰，斷不容妄加斧斤也。
二、洪亮吉之人口論 稚存一生所著書，高可等身。
然其關于思想方面者，除散見文集中者外，惟《意言》一卷二十篇。
其人口論，即具于此書之《治平》《生計》兩篇中。
其言曰： 人未有不樂為治平之民者也，人未有不樂為治平既久之民者也。
治平至百餘年，可謂久矣。
然言其戶口，則視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視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視百年百數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
試以一家計之，高曾之時有屋十間，有田一頃，身一人，娶婦後不過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間，食田一頃，寬然有餘矣。
以一人生三計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婦有八人；即不能無傭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
以十人而居屋十間，食田一頃，吾知其居僅僅足，食亦僅僅足也。
子又生孫，孫又娶婦，其間衰老者或有代謝，然已不下二十餘人；而居屋十間，食田一頃，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知其必不敷矣。
又自此而曾焉，而元焉，視高曾祖時，口已不下五六十倍。
是高曾時為一戶者，至曾元時不分至十戶不止。
其間有戶口消落之家，即有丁男繁衍之族，勢亦足以相敵。
或者曰：高曾之時，隙地未盡辟，閑廛未盡居也。
然亦不過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戶口則增至十倍二十倍。
是田與屋之數常處其不足，而戶與口之數常處其有餘也。
又況兼并之家，一人據百人之屋，一戶占百戶之田，何怪乎遭風雨霜露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曰：天地有法乎？曰：水旱疾疫，即天地調劑之法也；然民之遭水旱而不幸者，不過十之一二耳。
曰：君相有法乎？曰：使野無閑田，民無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種民以居之；賦稅之繁重者，酌今昔而減之；禁其浮靡，折其兼并；遇有水旱疾疫，則開倉廪以赈之，如是而已矣。
是亦君相調劑之法也。
要之，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所以養人者原不過此數也。
治平之久，君相不能使人不生；而君相之所以為民計者，亦不過前此數法也。
且一家之中有子弟十人，其不率教者常有一二，又況天下之廣，其遊惰不事者何能一一遵上之約束乎？一人之居，以供十人已不足，何況供百人乎？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況供百人乎？此吾所以為治平之民慮也。
治平&hellip&hellip為農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為商賈者十倍于前而貨不加增；為士者十倍于前而傭書授徒之館不加增。
&hellip&hellip何況戶口既十倍于前，則遊手好閑者更十倍于前？&hellip&hellip是又甚可慮者也。
（《生計》） 讀者當注意，凡上所論，皆就治平時代而言，明乎戰争與變亂之為例外也。
試将上文分析之，則可見其含有下列各原理： 1.生産之增加不能與人口之增加成正比例。
人口于百數十年間可增至十倍至二十倍，物産則隻能（因土地開辟之結果）增加一倍至五倍。
（注意：洪氏此處，并不謂土地之生産力有增加之可能。
因其時中國科學未盛，不知農學可以改良土地，增加耕種效率也。
） 2.天災（水旱疾疫）盡不能消滅過剩之人口。
3.全人口中未必盡皆從事生産。
4.财力之分配未必平均。
坐是之故，洪氏遂“為治平之民憂”。
所憂者何？生存之困難而已。
然則洪氏亦嘗思所以補救之術乎？曰：上文已略發其凡矣。
不外： 1.發展生産事業，即所謂“使野無閑田，民無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種民以居之”是也。
而減少“遊惰不事”之民，亦其一策，上文雖未明說，亦可于言外推之。
2.使富力之分配平均。
即所謂“抑其兼并”是也。
3.由政府出力救濟。
即上所謂“遇有水旱疾疫，則開倉廪以赈之”是也。
而其最重要之方策則為： 4.節省消費。
即上所謂“禁其浮靡”是也。
關于此點，洪氏别于其所著《寺廟論》中詳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