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大昕和他的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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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士交遊，從事傳授西說，翻譯西籍，而其後又得清聖祖之提倡，故西學輸入極一時之盛。
自康熙四十三年（1707）耶稣會奉教皇教令改變傳教方針，違反我國習慣，朝野憤怒，聖祖命将教皇所派、赍教令來華之代表次魯囊（Turmon）監禁澳門，各地教堂概行禁止；凡未經特許之宣教師悉逐往澳門。
[149]傳教既生頓挫，而其附帶之西學輸入亦因而衰落。
及雍正元年（1723），朝廷從閩浙總督滿寶奏請，下令所有在華之西洋人，除供職欽天監者外，其餘一律驅往澳門，不準擅入内地。
[150]此事傳聞由于耶稣會黨允礽失敗，信否姑不具論；[151]然自是以後，除在欽天監外，西學已完全無輸入之機會矣。
而欽天監所需僅在天文，又在術而不在學，且職在官府，國内學者，罕能與之接觸，已不複能在學術界發生影響。
而自《曆象考成後編》（乾隆七年，1742）及《儀象考成》（乾隆十七年，1752）告成後，欽天監所需測天之術，已達完滿之限度。
故蔣友仁來華（約1762）而後，直至鹹、同以前，西學之輸入已完全停止矣。
四、西學輸入與我國學術之關系 總觀明清之際，西學之輸入，其影響于我國學術界，有下列各方面。
（一）西學與理學 于明末純任主觀、最缺乏科學精神之我國思想界，而驟然有絕對客觀的、全恃歸納研究的天文學，複挾演繹的，為一切正确觀念之模範的數學而侵入；而其學又為政府所重視，而不可一日缺；則其影響于當時思想界者為何如耶？ 梁任公先生謂“清代學術，為厭倦主觀的冥想傾向客觀的考察”，而以為明末西學之輸入，亦為此種反動之機兆之一。
[152]吾嘗深考之，益覺其言之信而有征焉。
明末習西學者，對于性理之學，已明起反叛之旗。
徐光啟等論我國數學之不振，而痛咎理學家，其言曰： “算數之學，特廢于近世數百年間爾！廢之緣，一為名理之儒士苴天下實事。
&hellip&hellip昔聖人所以制世利用之法，曾不得之士大夫間，而術業政事遜于古初遠矣。
餘友振之（李之藻字），生平相與慨歎此事。
”[153] 此實晚明治西學者流對于理學家之宣戰書也。
（二）學術界内容之增加 西學輸入之初，大引起我國學者之研究。
明末治西學者除上述徐光啟、李之藻、周子愚、李天經、王徵、焦勖、方以智外，現在可考者，尚有瞿式榖、虞淳熙、樊良樞、汪應熊、楊廷筠、鄭洪猷、馮應京、汪汝淳、周炳谟、王家植、瞿汝燮、曹于汴、鄭以焯、熊明遇、陳亮采、洪士祚、許胥臣[154]、王英[155]等。
其後天文與數學研究日盛，其他漸無聞焉。
清初最能深入西方天文數學之堂奧而融貫中法，力謀我國天文算數之獨立者，有王錫闡、梅定九。
此外以斯二學名家者，有薛鳳祚、杜知耕、方中通、方中履、陳、陳世仁、莊亨陽、胡亶、遊藝、屠文漪、王百家、秦文淵、揭暄、邵昂霄、餘熙、李子金、孔興泰、毛乾乾、梅文鼐，其著述皆傳于世。
[156]而前述之明安圖、何國宗，精通西術，尤後起之秀。
此後乾嘉漢學者，什九兼通天文數學，《疇人傳》三書所載，尤指不勝屈。
（三）古學之整理 初，西洋天文數學之初輸入，習之者于我國古術絕對鄙夷。
[157]而以西說附會古學，以自尊學之風亦盛。
[158]王錫闡、梅定九始精究西法及古曆之本原。
自乾嘉以來漢學掩襲一世，為天文數學而治天文數學之學者漸稀。
而一方面，天文、數學與經學有關，故漢學家多兼習其學。
彼輩既然得此考古學上之新工具，于是整理古天文數學書之風乃大盛。
而《立天元一術》之複明[159]，及《算經十書》之校輯[160]，尤其最大成績。
此外則明以前之天文數學書，悉校勘注釋，且有一書而數注者。
[161]斯業之盛，可謂遠邁前古，然其所采惟一之工具則“洋貨”也。
（四）西學與漢學家 天文學與數學，為歸納之絕好模範，而漢學家之代表人物，自方以智、毛奇齡、閻若璩、惠棟、江永、戴震、焦循、錢大昕、孔廣森、阮元、陳澧輩，莫不精究之；其他不甚著名之漢學者，尤指不勝屈。
則漢學之所以饒有科學精神，謂其不受西方天文數學之影響焉，不可得也。
吾讀戴東原之書，而覺漢學受西學之影響，似有迹可尋焉。
昔利瑪窦于《譯幾何原本引》[162]中述西方科學要素，其言曰： “虛理隐理之論，雖據有真指，而釋疑不盡者，尚可以他理駁焉，能引人以是之而不能使人無或非之也。
獨定理者，剖散心疑，能強人不得不是，不複有理以疵之。
”又曰： “吾西國庠序所業格物窮理之法，視諸列邦為備。
&hellip&hellip彼士立論宗旨，惟尚理之所據，弗取人之所意。
蓋曰理之審乃令我知，人之意又令我意耳。
”[163] 此種科學精神，凡客觀的科學，皆其所寄；而天文數學其尤著者也。
戴氏述其治學之途徑曰： “尋求所獲有十分之見，有未至十分之見。
所謂十分之見，必征諸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遺餘議；钜細畢究，本末兼察。
若夫依之傳聞，以拟其是；擇于衆說，以裁其優；出于空言，以定其論；據于孤證，以信其通；雖溯源可以知流，循根可以達杪，不手披枝葉之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見也。
”[164] 其言“十分之見”及“未至十分之見”，與利氏所述“定理”及“虛理隐理之論”若合符契。
惟戴氏專從考古上立言，故詳略不同耳。
又戴氏攻擊宋儒義理之說其根本立腳點曰： “孟子雲：&lsquo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
&rsquo心之所同然者謂之理，謂之義，則未至于同然，存乎其人之意見者非理也非義也。
”[165] 其言“義”“理”與“意見”之别，與利氏所述“理之所據”與“人之所意”又不約而同。
夫東原精究西方天文數學，則其于寄于天文數學中之科學要素，如利氏所述者，自當受有影響。
且東原生利氏《幾何原本》書成後百餘年，其時此書又風行一世，為“西法弁冕”[166]，戴氏既究心西方數學，似有曾讀其書之可能；則東原之言，或當直接得自利氏也。
（五）清代科學不盛之原因 吾侪論西學與清代學術之關系，最容易發生一問題：此時期既當西方科學輸入，而其時學術界又傾向客觀的考察，饒有科學精神，顧何以科學思想終不能發達？茲試求其答案如次： 首先，吾侪試将此期所輸入之西學，與其時西方學術界情形一比對，而知當時西方所已發明之學術實未能盡量輸入我國。
其最著者，天文學自哥白尼出，已與占星學分家。
而耶稣會士初于哥白尼之大發明未道隻字，反謂哥氏有言天動之書；又改刻白爾定律，以實日動之說。
而在他一方面，其所輸入之天文學，仍不能脫占星學之窠臼。
湯若望在欽天監任占候，擇日，為榮親王擇安葬日期，用《洪範下五行》，此或由于不欲違反我國習慣；[167]而穆尼閣撰《人命》一書[168]，以西方天文學之計算，诠釋星命之說，則其時輸入之天文學尚混雜于占星學之明證也。
且也，耶稣會士之輸入西學，于原理每多未詳。
《四部書目提要》：“作《新法算術》時，歐羅巴人自秘其學，立說複多深隐不可解。
”[169]故王錫闡遂謂西人不能深知法意[170]，豈當時耶稣會士學識膚淺，實未足以知此耶？抑知而故秘之耶？茲姑不具論。
然坐是之故，當時第一流學者，若王錫闡、梅定九之徒，不知費幾許“冤枉”精力，以探求西方所已發明之“法意”，而從事新發明之力，已為所分；若膚淺者流，更不得其門而入矣。
西方學術未能盡量輸入，實此期科學不盛之主要原因也。
其次，則由于“輸學者”與“求學者”（中國政府，人民似尚在附屬地位）之宗旨，根本不在學：蓋教士以傳教為目的，而輸入學術，不過其接近社會之一種方法；中國政府以改良曆書為目的，而學習西算及他種科學，不過偶然附及之餘事。
故在此時期内，其歡迎西學者&mdash&mdash上自政府，下至在野人士&mdash&mdash僅知西方有天文學，及其附帶之數學，而他非所聞。
鹹、同以來，我國朝野僅以“船堅炮利”視西方科學，其結果西學雖輸入，而我國科學終不發達，與此如出一轍。
以船堅炮利視西學之觀念，至今日始漸打破，而明清以來，以天文學數學視西方之觀念，則始終未嘗拔除。
此亦其時科學不發達之一原因也。
[171] 此外由于被傳教事業之所累者，有由于當時學術界之環境者，有由于我國思想界之遺傳者，梁任公先生言之已詳[172]，茲不贅。
五、結論 明清之際西學之輸入，既如上述，始于萬曆九年（1581）利瑪窦之傳教，迄于乾隆二三十年間（1755&mdash1765）蔣友仁之來華，曆時凡百八十四載。
參加此役之西士現在可考者都四十四人。
其中主要者四十人已見上述，其餘悉見本文《附錄》。
茲根據此表，統計其國籍之分配。
以人數論，明末來華者，以意大利人為最多；清初來華者，以法蘭西人為最多。
此四十四人中，其卒地可考而在中國者十九人（卒于澳門者不在内），内有十三人，卒于北京。
可見此期西學之輸入，以北京為中心。
蓋北京為國都，且修曆所在也。
表1 輸入西學之西士國籍統計表 其所撰譯關于輸入西方學術之圖籍，現在可考者，都九十種。
茲根據本文《附錄》一，統計其種類及年代之分配如下表。
以著作之多寡論，其在清初，遠不如明末之盛矣。
表2 輸入西學圖籍統計表（西人所撰譯者） 明清之際來華西士之與西學輸入有關者，及其輸入西學之著作表[173] 綜觀上述，此時期西學之輸入，就天文學方面而言，在明末則《崇祯曆書》集其大成，而一以第谷之學為主。
在清初則《曆象考成後編》集其大成，其修正《崇祯曆書》，采刻白爾行星軌道為橢圓之律，而改其地動之言；地球與日月距離之計算，用奈端之術；蒙氣差及太陽與地球半徑差之分度，均采當時新率。
而其天文圖表及觀象儀器，尤我國人所歎為精絕。
惟哥白尼地動之原理，則至此期最末之年始輸入。
其時我國學者，猶不信其言。
就數學方面言，則當時平面幾何學、弧三角、平三角、對數、算術，皆嘗為具體之輸入，代數學則輸入至二次方程式止，而集其大成者，則《數理精蘊》也。
就物理學方面言，則《奇器圖說》言重心、比重、杠杆、滑車、輪軸、斜面之理；《遠鏡說》述光之屈折，及凹凸鏡對于物體之現象；而南懷仁進呈《窮理學》一書，惜不傳于世。
輿地學除地球之圖說外，《皇輿全覽圖》尤為我國輿地界空前之巨制。
礦術雖嘗見用，惜未傳其法。
此外則火器、音樂、畫術、人體學、論理學、宇宙論以及其時哲學之分類，及其研究對象，皆嘗輸入，見于著述焉。
惜乎此期輸入之西學，其于我國學術界之重要影響，僅在研究範圍之增加（僅天文學及數學），及古籍之整理與治學方法之改進，而終不能發展我國之科學思想以與遠西并駕也。
原載《清華學報》，第1卷第1期，1924年6月。
注釋 [1]我國之有天文學，始于《堯典》之曆象授時。
三代以前，其術不傳。
自漢洛下闳至元郭守敬，曆法凡六一改，諸史天文曆志所載，其法彰彰可考。
[2]外國曆法之輸入，在唐，有婆羅門之九執曆，《通志·藝文略》有《婆羅門算經》一卷（第二六卷，第二四頁，浙江書局刻本，光緒一三年版，1887）；在元，有西域之回回曆［《元史》，第五二卷第五頁（下），殿刻本，乾隆四年，1739］。
[3]TheCatholicEncyclopedia，p.34，NewYork，TheEncyclopediapressinc.1913. [4]《四庫總目提要》，第一○六卷，天文算法類，一，第九頁（上），上海點石齋重印本，刊年未詳。
[5]參看原書，見《藝海珠塵·辛集》，第三五冊。
[6]《明史》第二五卷第一七頁（上），殿刻本，乾隆四年（1739）。
[7]參看原書自序，見《守山閣叢書》，第五八冊，上海鴻文書局重印，光緒一五年（1889）。
[8]據柳诒徵《中國文化史》，第三編，第二五頁（下）所引，南京高師講義本，1923。
[9]《大統》乃明初所定曆法，本元授時曆而作；《回回曆》元代傳自西域，明欽天監兼設此科，以備參考。
參看《明史紀事本末》，第七三卷，第一頁（上）&mdash二頁（上），《畿輔叢書》本，光緒七年（1881）。
[10]參看《明史紀事本末》，第七三卷，第三頁（下）&mdash一二頁（下）。
[11]《明史》第三一卷，第一五頁（下）&mdash一六頁（上）。
[12]以上據《明史》，第三一卷，第一六頁（上）；又梅文鼎評雲路雲：“于舊法殊略所疏，授時法意亦未得其旨&hellip&hellip但知有授時，而姑援經史以張其說。
古曆之得失未能也，無論西法矣。
”見《四庫總目提要》，第一○六卷，第九三頁（下）。
[13]徐光啟：《刻同文算指序》，見《海山仙館叢書》第一○四本，道光二七年（1847）；又《明史》第三一卷，第一六頁（上）。
[14]《明史紀事本末》，第七三卷，第一三頁（上）&mdash一五頁（下）。
[15]《明史》，第三七卷，第一六頁（下）。
[16]《四庫總目提要》，第一○六卷，第九四頁（上）&mdash（下）。
[17]《四庫總目提要》，第一○六卷，第九四頁（下）。
[18]參看陳鶴：《明紀》，第四卷，第一○頁（下），1884年刻本。
又稻葉君山：《清朝全史》，上冊三，第一六一頁，上海中華書局譯本，1915年刊。
[19]詳本文第四節。
[20]《明史紀事本末》，第七三卷，第一五頁（上）。
[21]《明史紀事本末》，第七三卷，第一六頁（下）&mdash一七頁（上）。
[22]王鴻緒：《明史稿》，第六冊，志一，第一一頁（下），敬慎堂本。
[23]《明史稿》，第六冊，第三頁（上）。
[24]《明史》，第二五卷，第四頁（上），及第六頁（上）。
[25]《明史》，第三一卷，第一八頁（下）。
[26]《明書》，第一六六卷，第二○頁（上）。
[27]此據《明史紀事本末》，第七三卷，第一七頁（上）。
《明史》［第三一卷第九頁（下）］及《明史稿》［第九冊第一一頁（下）］均作二四卷，未審孰誤。
[28]《續文獻通考》，第二○○卷，第一○頁（上），浙江書局，光緒一三年（1887）。
[29]《明史紀事本末》，第七三卷，第一八頁（下）。
[30]《明史》，第三一卷，第一九頁（下）。
[31]《續文獻通考》，第二○○卷，第一一頁（下）。
[32]《明史紀事本末》，第七三卷，第二○頁（上）。
[33]此據《明史紀事本末》（第三七卷，第二○頁）。
《明史稿》［第九冊第八頁（下）］及《明史》［第三一卷，第二四頁（下）］并作進《曆法》二九卷，未審孰誤。
[34]此據《明史》第三卷，第二五頁（下）。
按《明史稿》［第九冊，志八，第九頁（下）］作《曆法》三○卷，未審孰誤。
[35]《明史紀事本末》，第七三卷，第二一頁（上）。
[36]《明史稿》第六冊，志一，第一四頁（上）及《明史紀事本末》，第七二卷，第二一頁（上）。
[37]《明史》，第三一卷，第二五頁（上）及第三一頁（下）。
[38]張印光：《澳門紀略》，卷下，第四八頁（下），乾隆四年原刻本。
[39]《四庫總目提要》，第一○六卷，第九五頁。
[40]據《疇人傳·梅文鼎傳》所引，見《皇清經解》，第一○六一卷，第一一頁（上），道光九年（1829）重印。
[41]第谷（1546&mdash1601），生于哥白尼卒後三年，為當時著名之天文學家，改進觀象之儀器，發現天象之新觀測甚衆。
其于天文學上的成就在于：（一）儀器及觀測之正确，（二）長期之繼續測驗。
前後共二一年。
惟第谷于原理方面，極力反對哥白尼地動之說。
見SedgwiekandTyler:AShortHistoryofScience（《科學小史》），pp.203-209，N.Y.，TheMacmillanCo.1921. [42]《圖書集成·曆象彙編·曆法典》，第七八卷，《新法曆引》第二頁（下）。
[43]哥白尼（NicolausCopernicus，1473&mdash1543）于1543年著DeRevolutionibusOrbiumCelestium一書，證實地圓地動，及行星運行之理，距崇祯曆局之開，前八十六年。
參看《科學小史》，第一九六頁。
[44]參看原書，見《圖書集成·曆象彙編·曆法典》，第五一卷，第二頁（上），雍正三年（1725）殿本。
[45]參看《曆法西傳》，見《圖書集成·曆象彙編·曆法典》，第七八卷，第一○頁（上）。
自康熙四十三年（1707）耶稣會奉教皇教令改變傳教方針，違反我國習慣，朝野憤怒，聖祖命将教皇所派、赍教令來華之代表次魯囊（Turmon）監禁澳門，各地教堂概行禁止；凡未經特許之宣教師悉逐往澳門。
[149]傳教既生頓挫，而其附帶之西學輸入亦因而衰落。
及雍正元年（1723），朝廷從閩浙總督滿寶奏請，下令所有在華之西洋人，除供職欽天監者外，其餘一律驅往澳門，不準擅入内地。
[150]此事傳聞由于耶稣會黨允礽失敗，信否姑不具論；[151]然自是以後，除在欽天監外，西學已完全無輸入之機會矣。
而欽天監所需僅在天文，又在術而不在學，且職在官府，國内學者，罕能與之接觸，已不複能在學術界發生影響。
而自《曆象考成後編》（乾隆七年，1742）及《儀象考成》（乾隆十七年，1752）告成後，欽天監所需測天之術，已達完滿之限度。
故蔣友仁來華（約1762）而後，直至鹹、同以前，西學之輸入已完全停止矣。
四、西學輸入與我國學術之關系 總觀明清之際，西學之輸入，其影響于我國學術界，有下列各方面。
（一）西學與理學 于明末純任主觀、最缺乏科學精神之我國思想界，而驟然有絕對客觀的、全恃歸納研究的天文學，複挾演繹的，為一切正确觀念之模範的數學而侵入；而其學又為政府所重視，而不可一日缺；則其影響于當時思想界者為何如耶？ 梁任公先生謂“清代學術，為厭倦主觀的冥想傾向客觀的考察”，而以為明末西學之輸入，亦為此種反動之機兆之一。
[152]吾嘗深考之，益覺其言之信而有征焉。
明末習西學者，對于性理之學，已明起反叛之旗。
徐光啟等論我國數學之不振，而痛咎理學家，其言曰： “算數之學，特廢于近世數百年間爾！廢之緣，一為名理之儒士苴天下實事。
&hellip&hellip昔聖人所以制世利用之法，曾不得之士大夫間，而術業政事遜于古初遠矣。
餘友振之（李之藻字），生平相與慨歎此事。
”[153] 此實晚明治西學者流對于理學家之宣戰書也。
（二）學術界内容之增加 西學輸入之初，大引起我國學者之研究。
明末治西學者除上述徐光啟、李之藻、周子愚、李天經、王徵、焦勖、方以智外，現在可考者，尚有瞿式榖、虞淳熙、樊良樞、汪應熊、楊廷筠、鄭洪猷、馮應京、汪汝淳、周炳谟、王家植、瞿汝燮、曹于汴、鄭以焯、熊明遇、陳亮采、洪士祚、許胥臣[154]、王英[155]等。
其後天文與數學研究日盛，其他漸無聞焉。
清初最能深入西方天文數學之堂奧而融貫中法，力謀我國天文算數之獨立者，有王錫闡、梅定九。
此外以斯二學名家者，有薛鳳祚、杜知耕、方中通、方中履、陳、陳世仁、莊亨陽、胡亶、遊藝、屠文漪、王百家、秦文淵、揭暄、邵昂霄、餘熙、李子金、孔興泰、毛乾乾、梅文鼐，其著述皆傳于世。
[156]而前述之明安圖、何國宗，精通西術，尤後起之秀。
此後乾嘉漢學者，什九兼通天文數學，《疇人傳》三書所載，尤指不勝屈。
（三）古學之整理 初，西洋天文數學之初輸入，習之者于我國古術絕對鄙夷。
[157]而以西說附會古學，以自尊學之風亦盛。
[158]王錫闡、梅定九始精究西法及古曆之本原。
自乾嘉以來漢學掩襲一世，為天文數學而治天文數學之學者漸稀。
而一方面，天文、數學與經學有關，故漢學家多兼習其學。
彼輩既然得此考古學上之新工具，于是整理古天文數學書之風乃大盛。
而《立天元一術》之複明[159]，及《算經十書》之校輯[160]，尤其最大成績。
此外則明以前之天文數學書，悉校勘注釋，且有一書而數注者。
[161]斯業之盛，可謂遠邁前古，然其所采惟一之工具則“洋貨”也。
（四）西學與漢學家 天文學與數學，為歸納之絕好模範，而漢學家之代表人物，自方以智、毛奇齡、閻若璩、惠棟、江永、戴震、焦循、錢大昕、孔廣森、阮元、陳澧輩，莫不精究之；其他不甚著名之漢學者，尤指不勝屈。
則漢學之所以饒有科學精神，謂其不受西方天文數學之影響焉，不可得也。
吾讀戴東原之書，而覺漢學受西學之影響，似有迹可尋焉。
昔利瑪窦于《譯幾何原本引》[162]中述西方科學要素，其言曰： “虛理隐理之論，雖據有真指，而釋疑不盡者，尚可以他理駁焉，能引人以是之而不能使人無或非之也。
獨定理者，剖散心疑，能強人不得不是，不複有理以疵之。
”又曰： “吾西國庠序所業格物窮理之法，視諸列邦為備。
&hellip&hellip彼士立論宗旨，惟尚理之所據，弗取人之所意。
蓋曰理之審乃令我知，人之意又令我意耳。
”[163] 此種科學精神，凡客觀的科學，皆其所寄；而天文數學其尤著者也。
戴氏述其治學之途徑曰： “尋求所獲有十分之見，有未至十分之見。
所謂十分之見，必征諸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遺餘議；钜細畢究，本末兼察。
若夫依之傳聞，以拟其是；擇于衆說，以裁其優；出于空言，以定其論；據于孤證，以信其通；雖溯源可以知流，循根可以達杪，不手披枝葉之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見也。
”[164] 其言“十分之見”及“未至十分之見”，與利氏所述“定理”及“虛理隐理之論”若合符契。
惟戴氏專從考古上立言，故詳略不同耳。
又戴氏攻擊宋儒義理之說其根本立腳點曰： “孟子雲：&lsquo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
&rsquo心之所同然者謂之理，謂之義，則未至于同然，存乎其人之意見者非理也非義也。
”[165] 其言“義”“理”與“意見”之别，與利氏所述“理之所據”與“人之所意”又不約而同。
夫東原精究西方天文數學，則其于寄于天文數學中之科學要素，如利氏所述者，自當受有影響。
且東原生利氏《幾何原本》書成後百餘年，其時此書又風行一世，為“西法弁冕”[166]，戴氏既究心西方數學，似有曾讀其書之可能；則東原之言，或當直接得自利氏也。
（五）清代科學不盛之原因 吾侪論西學與清代學術之關系，最容易發生一問題：此時期既當西方科學輸入，而其時學術界又傾向客觀的考察，饒有科學精神，顧何以科學思想終不能發達？茲試求其答案如次： 首先，吾侪試将此期所輸入之西學，與其時西方學術界情形一比對，而知當時西方所已發明之學術實未能盡量輸入我國。
其最著者，天文學自哥白尼出，已與占星學分家。
而耶稣會士初于哥白尼之大發明未道隻字，反謂哥氏有言天動之書；又改刻白爾定律，以實日動之說。
而在他一方面，其所輸入之天文學，仍不能脫占星學之窠臼。
湯若望在欽天監任占候，擇日，為榮親王擇安葬日期，用《洪範下五行》，此或由于不欲違反我國習慣；[167]而穆尼閣撰《人命》一書[168]，以西方天文學之計算，诠釋星命之說，則其時輸入之天文學尚混雜于占星學之明證也。
且也，耶稣會士之輸入西學，于原理每多未詳。
《四部書目提要》：“作《新法算術》時，歐羅巴人自秘其學，立說複多深隐不可解。
”[169]故王錫闡遂謂西人不能深知法意[170]，豈當時耶稣會士學識膚淺，實未足以知此耶？抑知而故秘之耶？茲姑不具論。
然坐是之故，當時第一流學者，若王錫闡、梅定九之徒，不知費幾許“冤枉”精力，以探求西方所已發明之“法意”，而從事新發明之力，已為所分；若膚淺者流，更不得其門而入矣。
西方學術未能盡量輸入，實此期科學不盛之主要原因也。
其次，則由于“輸學者”與“求學者”（中國政府，人民似尚在附屬地位）之宗旨，根本不在學：蓋教士以傳教為目的，而輸入學術，不過其接近社會之一種方法；中國政府以改良曆書為目的，而學習西算及他種科學，不過偶然附及之餘事。
故在此時期内，其歡迎西學者&mdash&mdash上自政府，下至在野人士&mdash&mdash僅知西方有天文學，及其附帶之數學，而他非所聞。
鹹、同以來，我國朝野僅以“船堅炮利”視西方科學，其結果西學雖輸入，而我國科學終不發達，與此如出一轍。
以船堅炮利視西學之觀念，至今日始漸打破，而明清以來，以天文學數學視西方之觀念，則始終未嘗拔除。
此亦其時科學不發達之一原因也。
[171] 此外由于被傳教事業之所累者，有由于當時學術界之環境者，有由于我國思想界之遺傳者，梁任公先生言之已詳[172]，茲不贅。
五、結論 明清之際西學之輸入，既如上述，始于萬曆九年（1581）利瑪窦之傳教，迄于乾隆二三十年間（1755&mdash1765）蔣友仁之來華，曆時凡百八十四載。
參加此役之西士現在可考者都四十四人。
其中主要者四十人已見上述，其餘悉見本文《附錄》。
茲根據此表，統計其國籍之分配。
以人數論，明末來華者，以意大利人為最多；清初來華者，以法蘭西人為最多。
此四十四人中，其卒地可考而在中國者十九人（卒于澳門者不在内），内有十三人，卒于北京。
可見此期西學之輸入，以北京為中心。
蓋北京為國都，且修曆所在也。
表1 輸入西學之西士國籍統計表 其所撰譯關于輸入西方學術之圖籍，現在可考者，都九十種。
茲根據本文《附錄》一，統計其種類及年代之分配如下表。
以著作之多寡論，其在清初，遠不如明末之盛矣。
表2 輸入西學圖籍統計表（西人所撰譯者） 明清之際來華西士之與西學輸入有關者，及其輸入西學之著作表[173] 綜觀上述，此時期西學之輸入，就天文學方面而言，在明末則《崇祯曆書》集其大成，而一以第谷之學為主。
在清初則《曆象考成後編》集其大成，其修正《崇祯曆書》，采刻白爾行星軌道為橢圓之律，而改其地動之言；地球與日月距離之計算，用奈端之術；蒙氣差及太陽與地球半徑差之分度，均采當時新率。
而其天文圖表及觀象儀器，尤我國人所歎為精絕。
惟哥白尼地動之原理，則至此期最末之年始輸入。
其時我國學者，猶不信其言。
就數學方面言，則當時平面幾何學、弧三角、平三角、對數、算術，皆嘗為具體之輸入，代數學則輸入至二次方程式止，而集其大成者，則《數理精蘊》也。
就物理學方面言，則《奇器圖說》言重心、比重、杠杆、滑車、輪軸、斜面之理；《遠鏡說》述光之屈折，及凹凸鏡對于物體之現象；而南懷仁進呈《窮理學》一書，惜不傳于世。
輿地學除地球之圖說外，《皇輿全覽圖》尤為我國輿地界空前之巨制。
礦術雖嘗見用，惜未傳其法。
此外則火器、音樂、畫術、人體學、論理學、宇宙論以及其時哲學之分類，及其研究對象，皆嘗輸入，見于著述焉。
惜乎此期輸入之西學，其于我國學術界之重要影響，僅在研究範圍之增加（僅天文學及數學），及古籍之整理與治學方法之改進，而終不能發展我國之科學思想以與遠西并駕也。
原載《清華學報》，第1卷第1期，1924年6月。
注釋 [1]我國之有天文學，始于《堯典》之曆象授時。
三代以前，其術不傳。
自漢洛下闳至元郭守敬，曆法凡六一改，諸史天文曆志所載，其法彰彰可考。
[2]外國曆法之輸入，在唐，有婆羅門之九執曆，《通志·藝文略》有《婆羅門算經》一卷（第二六卷，第二四頁，浙江書局刻本，光緒一三年版，1887）；在元，有西域之回回曆［《元史》，第五二卷第五頁（下），殿刻本，乾隆四年，1739］。
[3]TheCatholicEncyclopedia，p.34，NewYork，TheEncyclopediapressinc.1913. [4]《四庫總目提要》，第一○六卷，天文算法類，一，第九頁（上），上海點石齋重印本，刊年未詳。
[5]參看原書，見《藝海珠塵·辛集》，第三五冊。
[6]《明史》第二五卷第一七頁（上），殿刻本，乾隆四年（1739）。
[7]參看原書自序，見《守山閣叢書》，第五八冊，上海鴻文書局重印，光緒一五年（1889）。
[8]據柳诒徵《中國文化史》，第三編，第二五頁（下）所引，南京高師講義本，1923。
[9]《大統》乃明初所定曆法，本元授時曆而作；《回回曆》元代傳自西域，明欽天監兼設此科，以備參考。
參看《明史紀事本末》，第七三卷，第一頁（上）&mdash二頁（上），《畿輔叢書》本，光緒七年（1881）。
[10]參看《明史紀事本末》，第七三卷，第三頁（下）&mdash一二頁（下）。
[11]《明史》第三一卷，第一五頁（下）&mdash一六頁（上）。
[12]以上據《明史》，第三一卷，第一六頁（上）；又梅文鼎評雲路雲：“于舊法殊略所疏，授時法意亦未得其旨&hellip&hellip但知有授時，而姑援經史以張其說。
古曆之得失未能也，無論西法矣。
”見《四庫總目提要》，第一○六卷，第九三頁（下）。
[13]徐光啟：《刻同文算指序》，見《海山仙館叢書》第一○四本，道光二七年（1847）；又《明史》第三一卷，第一六頁（上）。
[14]《明史紀事本末》，第七三卷，第一三頁（上）&mdash一五頁（下）。
[15]《明史》，第三七卷，第一六頁（下）。
[16]《四庫總目提要》，第一○六卷，第九四頁（上）&mdash（下）。
[17]《四庫總目提要》，第一○六卷，第九四頁（下）。
[18]參看陳鶴：《明紀》，第四卷，第一○頁（下），1884年刻本。
又稻葉君山：《清朝全史》，上冊三，第一六一頁，上海中華書局譯本，1915年刊。
[19]詳本文第四節。
[20]《明史紀事本末》，第七三卷，第一五頁（上）。
[21]《明史紀事本末》，第七三卷，第一六頁（下）&mdash一七頁（上）。
[22]王鴻緒：《明史稿》，第六冊，志一，第一一頁（下），敬慎堂本。
[23]《明史稿》，第六冊，第三頁（上）。
[24]《明史》，第二五卷，第四頁（上），及第六頁（上）。
[25]《明史》，第三一卷，第一八頁（下）。
[26]《明書》，第一六六卷，第二○頁（上）。
[27]此據《明史紀事本末》，第七三卷，第一七頁（上）。
《明史》［第三一卷第九頁（下）］及《明史稿》［第九冊第一一頁（下）］均作二四卷，未審孰誤。
[28]《續文獻通考》，第二○○卷，第一○頁（上），浙江書局，光緒一三年（1887）。
[29]《明史紀事本末》，第七三卷，第一八頁（下）。
[30]《明史》，第三一卷，第一九頁（下）。
[31]《續文獻通考》，第二○○卷，第一一頁（下）。
[32]《明史紀事本末》，第七三卷，第二○頁（上）。
[33]此據《明史紀事本末》（第三七卷，第二○頁）。
《明史稿》［第九冊第八頁（下）］及《明史》［第三一卷，第二四頁（下）］并作進《曆法》二九卷，未審孰誤。
[34]此據《明史》第三卷，第二五頁（下）。
按《明史稿》［第九冊，志八，第九頁（下）］作《曆法》三○卷，未審孰誤。
[35]《明史紀事本末》，第七三卷，第二一頁（上）。
[36]《明史稿》第六冊，志一，第一四頁（上）及《明史紀事本末》，第七二卷，第二一頁（上）。
[37]《明史》，第三一卷，第二五頁（上）及第三一頁（下）。
[38]張印光：《澳門紀略》，卷下，第四八頁（下），乾隆四年原刻本。
[39]《四庫總目提要》，第一○六卷，第九五頁。
[40]據《疇人傳·梅文鼎傳》所引，見《皇清經解》，第一○六一卷，第一一頁（上），道光九年（1829）重印。
[41]第谷（1546&mdash1601），生于哥白尼卒後三年，為當時著名之天文學家，改進觀象之儀器，發現天象之新觀測甚衆。
其于天文學上的成就在于：（一）儀器及觀測之正确，（二）長期之繼續測驗。
前後共二一年。
惟第谷于原理方面，極力反對哥白尼地動之說。
見SedgwiekandTyler:AShortHistoryofScience（《科學小史》），pp.203-209，N.Y.，TheMacmillanCo.1921. [42]《圖書集成·曆象彙編·曆法典》，第七八卷，《新法曆引》第二頁（下）。
[43]哥白尼（NicolausCopernicus，1473&mdash1543）于1543年著DeRevolutionibusOrbiumCelestium一書，證實地圓地動，及行星運行之理，距崇祯曆局之開，前八十六年。
參看《科學小史》，第一九六頁。
[44]參看原書，見《圖書集成·曆象彙編·曆法典》，第五一卷，第二頁（上），雍正三年（1725）殿本。
[45]參看《曆法西傳》，見《圖書集成·曆象彙編·曆法典》，第七八卷，第一○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