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魏晉南北朝與西域及五天竺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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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谷及鳥、獸等與中夏略同，唯無稻及禾、稷。
土出名馬、大驢及駝，往往一日能行七百裡者，富室至有數千頭。
”“其刑法：重罪，懸諸竿上，射殺之；次則系獄，新王立乃釋之；輕罪則劓、刖若髡，或剪半須及系牌于項，以為恥辱；犯強盜，系之終身；奸貴人妻者，男子流，婦人割其耳鼻。
”（《北史·波斯國傳》）“市買用金銀。
”（《梁書·波斯國傳》）“賦稅，則準地輸銀錢。
俗事火神、天神。
”“多以姊妹為妻妾，自餘婚合，亦不擇尊卑。
”（《北史·波斯國傳》）“婚姻法，下聘訖，女婿将數十人迎婦，婿著金線錦袍，師子錦褲，戴天冠，婦亦如之。
婦兄弟便來捉手付度，夫婦之禮，于茲永畢。
”（《梁書·波斯國傳》）波斯“王坐金羊床，戴金花冠，衣錦袍、織成帔，飾以真珠寶物。
其俗，丈夫剪發，戴白皮帽，貫頭衫，兩廂近下開之，亦有巾帔，緣以織成。
婦女服大衫，披大帔。
其發，前為髻，後披之，飾以金銀花，仍貫五色珠，絡之于膊。
王于國内别有小牙十餘所，猶中國之離宮也。
每年四月出遊處之，十月仍還”。
波斯缺乏嚴格的繼承制度，波斯王“即位以後，擇諸子内賢者，密書其名，封之于庫，諸子及大臣莫之知也。
王死，衆乃共發書視之，其封内有名者，即位以為王。
餘子出各就邊任，兄弟更不相見也”。
“大官有摸胡壇，掌國内獄訟；泥忽汗，掌庫藏、關禁；地卑，掌文書及衆務。
次有遏羅诃地，掌王之内事；薛波勃，掌四方兵馬。
其下皆有屬官，分統其事。
兵有甲、矟、圓排、劍、弩、弓、箭。
戰兼乘象，百人随之。
”（《北史·波斯國傳》）《北史》的記載沒有涉及生産關系。
據近人研究，公元5&mdash6世紀，波斯國内奴隸制已經衰落解體，自耕農民往往被剝奪了土地，正在經曆農奴化這個痛苦的過程，封建社會在形成中。
中國是絲綢之國，所出産的絲綢，曆來是通過“絲綢之路”，轉銷到西方去的。
波斯處于絲路上，為了發展絲綢貿易，波斯國王曾不斷派遣使節，來到中國。
如北魏文成帝太安元年（公元455年）、和平二年（公元461年），獻文帝天安元年（公元466年）、皇興二年（公元468年），孝文帝承明元年（公元476年），宣武帝正始四年（公元507年），孝明帝熙平二年（公元517年）、神龜元年（公元518年）、正光二年（公元521年）、三年，以及西魏廢帝二年（公元553年），先後十一次派遣使節，來北魏的平城、洛陽和西魏的長安進行訪問，并饋贈方物。
據《魏書·于阗傳》說，北魏獻文帝時（公元466&mdash470年），北魏王朝曾派遣韓羊皮出使波斯；韓羊皮回國的時候，波斯國王也派遣使節随魏使回訪平城，并饋贈馴象及珍物多品。
在近年國内的考古發掘中，曾在河北定縣（今定州）北魏太和五年（公元481年）古塔廢址舍利石函中，發現波斯薩珊王朝耶斯提澤德二世（YezdigirdⅡ，公元438&mdash457年在位）時期的銀币四枚，卑路斯（Pilouz，公元457&mdash483年在位）時期的銀币三十七枚[5]。
由此可見，公元5&mdash6世紀，中國和波斯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是極其頻繁的。
南朝的梁武帝中大通二年（公元530年）、大同元年（公元535年），波斯國王還派遣使節，來到建康訪問，并贈送佛牙，估計是由海道遠航印度洋，到達我國的江南的。
大秦帝國 羅馬帝國，中國曆史上稱之為大秦國；因為它在黑海和地中海之西，舊史有時稱之為“海西國”。
國内“有小城邑合四百餘，東西南北數千裡”（《三國志·魏志·四夷傳》注引《魏略》）。
“小國役屬者數十。
”（《後漢書·西域·大秦傳》）“其王治濱側河海（指今意大利之羅馬），以石為城郭。
”（《三國志·魏志·四夷傳》注引《魏略》）這個都城，“周圍百餘裡”，氣勢雄偉。
“屋宇皆以珊瑚為棁（梁上短柱）（柱上的鬥），琉璃為牆壁，水精為柱礎。
”（《晉書·大秦傳》）“公私宮室，為重屋。
”（《三國志·魏志·四夷傳》注引《魏略》）這些描繪當然帶有誇張的色彩，但從古羅馬城發掘出來的廢址和它的雕琢藝術看來，中國史書上那種誇張的描寫，也有它合理的成分。
大秦國人的服裝，“皆著袴褶、絡帶”（《太平禦覽》卷696引《吳時外國傳》）。
大秦國内也和中國一樣，有驿站制度，“列置郵亭，皆垩之”（《後漢書·西域·大秦傳》）。
“民俗田種五谷，畜乘有馬、騾、驢、駱駝，桑蠶。
”（《三國志·魏志·四夷傳》注引《魏略》）大秦國的紡織業也相當發達，“刺金縷繡，織成金縷罽（織毛為布）、雜色绫。
又有細布，或言水羊毳、野蠶繭所作也”（《後漢書·西域·大秦傳》）。
東方人稱呼細羊毛織成的呢絨為“海西布”。
除了這些産品以外，大秦人還“織成氍毹、、罽帳之屬皆好，其色又鮮于海東諸國（指地中海和黑海以東國家）所作也”。
大秦國也很想和中國通商，在漢代，“常欲通使于中國，而安息圖其利（壟斷絲綢貿易），不能得通”。
大秦國“又常利得中國絲，解以為胡绫，故數與安息數國交市于海中”（《三國志·魏志·四夷傳》注引《魏略》）。
中亞一些地區買賣貨物，往往讨價還價，争分铢之利。
唯獨大秦“市無二價”，這種良好的風尚，給予中國商人深刻的印象。
大秦亦“以金銀為錢，銀錢十，當金錢一”。
在中國史書上還提到羅馬帝國的皇帝是選舉産生的，不是父死子繼或兄終弟及的：“其王無有常人，皆簡立賢者。
”（《後漢書·西域·大秦傳》）“若國有災異，辄更立賢人，放其舊王，被放者亦不敢怨。
”（《晉書·大秦傳》） 東漢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皇帝安敦派遣使節，來到東漢王朝的京城洛陽，饋贈東漢皇帝以象牙、犀角、瑇瑁等珍貴禮物，東漢桓帝厚禮款待。
東吳孫權黃武五年（公元226年），有大秦商人秦論到達吳都建康，詳細地向孫權介紹了大秦的“方土謠俗”（《梁書·諸夷傳》）。
西晉武帝太康五年（公元284年），大秦皇帝又派遣使節，來到西晉王朝的京城洛陽訪問，并饋贈方物。
公元395年，羅馬帝國分裂。
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
《北史·大秦傳》中講到的大秦，“地方六千裡，居兩海（地中海和黑海）之間”，已經不是指西羅馬帝國的羅馬城，而是指東羅馬帝國的都城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了。
“其地平正，人居星布”。
“其土宜五谷桑麻，人務蠶田”。
公元494年，北魏遷都洛陽之後，洛陽一度非常繁榮，在洛陽的“永橋以南，圓丘以北，伊、洛（二水）之間，夾禦道置四夷館”。
“自蔥嶺以西，至于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款附。
商胡販客，日奔塞下。
”他們“樂中
其五谷及鳥、獸等與中夏略同，唯無稻及禾、稷。
土出名馬、大驢及駝，往往一日能行七百裡者，富室至有數千頭。
”“其刑法：重罪，懸諸竿上，射殺之；次則系獄，新王立乃釋之；輕罪則劓、刖若髡，或剪半須及系牌于項，以為恥辱；犯強盜，系之終身；奸貴人妻者，男子流，婦人割其耳鼻。
”（《北史·波斯國傳》）“市買用金銀。
”（《梁書·波斯國傳》）“賦稅，則準地輸銀錢。
俗事火神、天神。
”“多以姊妹為妻妾，自餘婚合，亦不擇尊卑。
”（《北史·波斯國傳》）“婚姻法，下聘訖，女婿将數十人迎婦，婿著金線錦袍，師子錦褲，戴天冠，婦亦如之。
婦兄弟便來捉手付度，夫婦之禮，于茲永畢。
”（《梁書·波斯國傳》）波斯“王坐金羊床，戴金花冠，衣錦袍、織成帔，飾以真珠寶物。
其俗，丈夫剪發，戴白皮帽，貫頭衫，兩廂近下開之，亦有巾帔，緣以織成。
婦女服大衫，披大帔。
其發，前為髻，後披之，飾以金銀花，仍貫五色珠，絡之于膊。
王于國内别有小牙十餘所，猶中國之離宮也。
每年四月出遊處之，十月仍還”。
波斯缺乏嚴格的繼承制度，波斯王“即位以後，擇諸子内賢者，密書其名，封之于庫，諸子及大臣莫之知也。
王死，衆乃共發書視之，其封内有名者，即位以為王。
餘子出各就邊任，兄弟更不相見也”。
“大官有摸胡壇，掌國内獄訟；泥忽汗，掌庫藏、關禁；地卑，掌文書及衆務。
次有遏羅诃地，掌王之内事；薛波勃，掌四方兵馬。
其下皆有屬官，分統其事。
兵有甲、矟、圓排、劍、弩、弓、箭。
戰兼乘象，百人随之。
”（《北史·波斯國傳》）《北史》的記載沒有涉及生産關系。
據近人研究，公元5&mdash6世紀，波斯國内奴隸制已經衰落解體，自耕農民往往被剝奪了土地，正在經曆農奴化這個痛苦的過程，封建社會在形成中。
中國是絲綢之國，所出産的絲綢，曆來是通過“絲綢之路”，轉銷到西方去的。
波斯處于絲路上，為了發展絲綢貿易，波斯國王曾不斷派遣使節，來到中國。
如北魏文成帝太安元年（公元455年）、和平二年（公元461年），獻文帝天安元年（公元466年）、皇興二年（公元468年），孝文帝承明元年（公元476年），宣武帝正始四年（公元507年），孝明帝熙平二年（公元517年）、神龜元年（公元518年）、正光二年（公元521年）、三年，以及西魏廢帝二年（公元553年），先後十一次派遣使節，來北魏的平城、洛陽和西魏的長安進行訪問，并饋贈方物。
據《魏書·于阗傳》說，北魏獻文帝時（公元466&mdash470年），北魏王朝曾派遣韓羊皮出使波斯；韓羊皮回國的時候，波斯國王也派遣使節随魏使回訪平城，并饋贈馴象及珍物多品。
在近年國内的考古發掘中，曾在河北定縣（今定州）北魏太和五年（公元481年）古塔廢址舍利石函中，發現波斯薩珊王朝耶斯提澤德二世（YezdigirdⅡ，公元438&mdash457年在位）時期的銀币四枚，卑路斯（Pilouz，公元457&mdash483年在位）時期的銀币三十七枚[5]。
由此可見，公元5&mdash6世紀，中國和波斯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是極其頻繁的。
南朝的梁武帝中大通二年（公元530年）、大同元年（公元535年），波斯國王還派遣使節，來到建康訪問，并贈送佛牙，估計是由海道遠航印度洋，到達我國的江南的。
大秦帝國 羅馬帝國，中國曆史上稱之為大秦國；因為它在黑海和地中海之西，舊史有時稱之為“海西國”。
國内“有小城邑合四百餘，東西南北數千裡”（《三國志·魏志·四夷傳》注引《魏略》）。
“小國役屬者數十。
”（《後漢書·西域·大秦傳》）“其王治濱側河海（指今意大利之羅馬），以石為城郭。
”（《三國志·魏志·四夷傳》注引《魏略》）這個都城，“周圍百餘裡”，氣勢雄偉。
“屋宇皆以珊瑚為棁（梁上短柱）（柱上的鬥），琉璃為牆壁，水精為柱礎。
”（《晉書·大秦傳》）“公私宮室，為重屋。
”（《三國志·魏志·四夷傳》注引《魏略》）這些描繪當然帶有誇張的色彩，但從古羅馬城發掘出來的廢址和它的雕琢藝術看來，中國史書上那種誇張的描寫，也有它合理的成分。
大秦國人的服裝，“皆著袴褶、絡帶”（《太平禦覽》卷696引《吳時外國傳》）。
大秦國内也和中國一樣，有驿站制度，“列置郵亭，皆垩之”（《後漢書·西域·大秦傳》）。
“民俗田種五谷，畜乘有馬、騾、驢、駱駝，桑蠶。
”（《三國志·魏志·四夷傳》注引《魏略》）大秦國的紡織業也相當發達，“刺金縷繡，織成金縷罽（織毛為布）、雜色绫。
又有細布，或言水羊毳、野蠶繭所作也”（《後漢書·西域·大秦傳》）。
東方人稱呼細羊毛織成的呢絨為“海西布”。
除了這些産品以外，大秦人還“織成氍毹、、罽帳之屬皆好，其色又鮮于海東諸國（指地中海和黑海以東國家）所作也”。
大秦國也很想和中國通商，在漢代，“常欲通使于中國，而安息圖其利（壟斷絲綢貿易），不能得通”。
大秦國“又常利得中國絲，解以為胡绫，故數與安息數國交市于海中”（《三國志·魏志·四夷傳》注引《魏略》）。
中亞一些地區買賣貨物，往往讨價還價，争分铢之利。
唯獨大秦“市無二價”，這種良好的風尚，給予中國商人深刻的印象。
大秦亦“以金銀為錢，銀錢十，當金錢一”。
在中國史書上還提到羅馬帝國的皇帝是選舉産生的，不是父死子繼或兄終弟及的：“其王無有常人，皆簡立賢者。
”（《後漢書·西域·大秦傳》）“若國有災異，辄更立賢人，放其舊王，被放者亦不敢怨。
”（《晉書·大秦傳》） 東漢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皇帝安敦派遣使節，來到東漢王朝的京城洛陽，饋贈東漢皇帝以象牙、犀角、瑇瑁等珍貴禮物，東漢桓帝厚禮款待。
東吳孫權黃武五年（公元226年），有大秦商人秦論到達吳都建康，詳細地向孫權介紹了大秦的“方土謠俗”（《梁書·諸夷傳》）。
西晉武帝太康五年（公元284年），大秦皇帝又派遣使節，來到西晉王朝的京城洛陽訪問，并饋贈方物。
公元395年，羅馬帝國分裂。
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
《北史·大秦傳》中講到的大秦，“地方六千裡，居兩海（地中海和黑海）之間”，已經不是指西羅馬帝國的羅馬城，而是指東羅馬帝國的都城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了。
“其地平正，人居星布”。
“其土宜五谷桑麻，人務蠶田”。
公元494年，北魏遷都洛陽之後，洛陽一度非常繁榮，在洛陽的“永橋以南，圓丘以北，伊、洛（二水）之間，夾禦道置四夷館”。
“自蔥嶺以西，至于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款附。
商胡販客，日奔塞下。
”他們“樂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