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西北各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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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我國西北部的高昌，是西域主要城邦之一。
高昌在漢代是車師前部王的故地。
漢代開發邊疆，漢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于高昌壁（今新疆吐魯番東南六十裡之阿斯塔那南夷都護城廢址）設置屯田，西域長史和戊己校尉都駐紮在這裡，後來就有許多漢朝的屯田兵士留居在這一地區。
一直到西晉末年，戊己校尉治高昌壁，沒有改變。
東晉鹹和二年（公元327年），前涼張駿于高昌壁置高昌郡，後涼呂氏、北涼沮渠氏均因而不改。
北魏滅北涼（公元439年），北涼後主沮渠茂虔弟沮渠無諱率戶萬餘家，自敦煌北奔高昌，統治高昌二十年之久。
至公元460年，無諱弟沮渠安周時始為柔然汗國所并。
柔然汗消滅了高昌的北涼沮渠氏殘餘勢力，因為高昌有萬戶以上的中原播遷來的漢族人民，統治困難，所以扶植漢人阚伯周為高昌王，通過阚伯周來役屬高昌。
因為高昌地區是柔然、高車、哒三大勢力争奪塔裡木盆地控制權的必争之地，所以高昌王阚伯周再傳至從子阚首歸時，高車王國崛起，阚首歸就為高車王阿伏至羅所殺。
阿伏至羅另立敦煌人張孟明為高昌王，高昌遂又改受高車役屬。
不久，張孟明又為高昌國人所殺，高昌國人共立馬儒為王。
公元497年，馬儒又為高昌國人所殺，金城榆中（今甘肅榆中西北）人麴嘉被國人擁立為高昌王。
麴嘉開創的高昌麴氏王朝（公元497&mdash640年），政局是比較穩定的。
這時焉耆王國（今新疆焉耆）“又為哒所破滅，國人分散，衆不自立，請王于嘉。
嘉遣第二子為焉耆王以主之”（《北史·高昌傳》）。
高昌王國“由是始大”，麴嘉也“益為國人所服”（《通典·邊防典·高昌》）。
盡管高昌王國在西域城邦中文化較高，實力較強，但“其地東西三百裡，南北五百裡”（《周書·高昌傳》），戶口不多，一直到唐代初年，也隻有八千戶、三萬口，因此不得不先後受柔然、高車、突厥所役屬。
麴嘉初為高昌王，曾臣附于柔然；不久，柔然汗伏圖為高車所殺，高昌被迫改附于高車；到了突厥興起，高昌又不得不受突厥的役屬。
突厥貴族對高昌的奴役和掠奪是非常殘酷的，高昌舉國上下始終想擺脫這種被役屬的地位，因此具有和先進的中原地區加強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聯系的強烈願望。
高昌在西域城邦中，原是和中原地區聯系比較密切的一個城邦。
高昌麴氏王族是金城郡榆中縣人，高昌人民也有很多是由内地遷移去的，所謂“彼之庶，是漢、魏遺黎。
自晉氏不綱，因難播越，成家立國，世積已久”（《北史·高昌傳》）。
所以高昌王的“坐室”，就畫有“魯哀公問政于孔子之像”（《隋書·高昌傳》）。
高昌王麴嘉在北魏孝明帝正光（公元520&mdash524年）年間，曾向北魏王朝“求借五經諸史，并請國子助教劉燮”（《北史·高昌傳》）為博士，到高昌去講學，因此，漢地的“《毛詩》、《論語》、《孝經》，曆代子、史、集”（《通典·邊防典·高昌》）等書籍，在高昌也很流傳。
近年來，考古工作者在吐魯番故高昌王國的廢址上，發現漢文的《毛詩》、《尚書》、《孝經》以及佛經等殘紙，更證實了高昌和中原地區在文化方面的密切聯系。
這些《詩》、《書》傳到高昌以後，麴氏王朝曾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北史·高昌傳》）。
麴氏王朝還因襲漢、魏以來的傳統習慣，把漢文作為通行的文字，故“文字亦同華夏”（《周書·高昌傳》）。
這從近年來在吐魯番考古發掘獲得高昌麴氏王朝時期的一百多塊漢文墓志一事，也得到了确實的證明。
當然，高昌有其本地區的民族文化，盡管高昌使用漢文，但我們也不能忽略其“兼用胡書”的一方面；況且高昌人在習讀漢文詩書時，固然“言語與華略同”（《南史·高昌傳》），他們在平時卻“皆是胡語”（《北史·高昌傳》）。
高昌既有其地區文化特點，又是深受漢族文化影響的地區。
高昌人的服裝，“丈夫從胡法，婦人裙襦，頭上作髻”（《北史·高昌傳》）。
男子“辮發垂之于背，着長身小袖袍，缦裆褲。
女子頭發辮而不垂，着錦缬璎珞環钏”（《梁書·高昌傳》）。
近年來在吐魯番阿斯塔那以南高昌王國廢址中，發掘出5&mdash6世紀的墓多座。
埋在一座當地民族墓中的婦人，穿着絲織右衽的上衣，下系裙襦；埋在一座漢人墓中的男子，頸上盤着發辮。
這種籍貫不分内地與邊區，丈夫從胡法，辮發施之于背，婦人裙襦的民族混合裝束，正是兩漢以來民族雜居的高昌地區各族文化融合的反映。
高昌的“刑法、風俗、婚姻、喪葬，與華夏小異而大同”（《北史·高昌傳》）。
他們崇拜“胡天神”，同時也信仰佛教，很多漢地的僧侶去高昌，收集五天竺的梵本佛經，或者就在高昌翻譯起佛經來了。
高昌在西域諸城邦中，是物産富饒的地區，“氣候溫暖，厥土良沃，谷麥一歲再熟，宜蠶，多五果，又饒漆”。
“引水溉田”（《北史·高昌傳》），農業較為發展。
和農業密切結合的家庭手工業，也相當發達，除了由内地傳入的養蠶業外，草棉很早就在高昌種植起來。
據史書記載：高昌“多草木，草實如繭，繭中絲如細，名為白疊子，國人多取織以為布，布甚軟白，交市用焉”（《梁書·高昌傳》）。
當時中原地區還沒有普遍種植棉花，因此高昌所産的棉布&mdash&mdash白疊布，亦稱布，運銷中原地區或鄰近國家，在國内和國際市場上，享有很高的聲譽。
另外，從高昌“賦稅則計田輸銀錢，無〔銀錢〕者輸麻布”（《北史·高昌傳》）一事看來，麻布的生産相當發達。
在吐魯番阿斯塔那南的高昌遺址中，曾經發掘出來自内地的對頻伽錦和來自中亞的對馬紋錦，這也說明了高昌地區由于它位于中西交通線上的緣故，因此國際貿易非常發達。
1959年春，考古工作者在高昌遺址還發現了公元4世紀的波斯銀币十枚，證明了高昌和波斯通商頻繁的事實。
高昌麴
高昌在漢代是車師前部王的故地。
漢代開發邊疆，漢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于高昌壁（今新疆吐魯番東南六十裡之阿斯塔那南夷都護城廢址）設置屯田，西域長史和戊己校尉都駐紮在這裡，後來就有許多漢朝的屯田兵士留居在這一地區。
一直到西晉末年，戊己校尉治高昌壁，沒有改變。
東晉鹹和二年（公元327年），前涼張駿于高昌壁置高昌郡，後涼呂氏、北涼沮渠氏均因而不改。
北魏滅北涼（公元439年），北涼後主沮渠茂虔弟沮渠無諱率戶萬餘家，自敦煌北奔高昌，統治高昌二十年之久。
至公元460年，無諱弟沮渠安周時始為柔然汗國所并。
柔然汗消滅了高昌的北涼沮渠氏殘餘勢力，因為高昌有萬戶以上的中原播遷來的漢族人民，統治困難，所以扶植漢人阚伯周為高昌王，通過阚伯周來役屬高昌。
因為高昌地區是柔然、高車、哒三大勢力争奪塔裡木盆地控制權的必争之地，所以高昌王阚伯周再傳至從子阚首歸時，高車王國崛起，阚首歸就為高車王阿伏至羅所殺。
阿伏至羅另立敦煌人張孟明為高昌王，高昌遂又改受高車役屬。
不久，張孟明又為高昌國人所殺，高昌國人共立馬儒為王。
公元497年，馬儒又為高昌國人所殺，金城榆中（今甘肅榆中西北）人麴嘉被國人擁立為高昌王。
麴嘉開創的高昌麴氏王朝（公元497&mdash640年），政局是比較穩定的。
這時焉耆王國（今新疆焉耆）“又為哒所破滅，國人分散，衆不自立，請王于嘉。
嘉遣第二子為焉耆王以主之”（《北史·高昌傳》）。
高昌王國“由是始大”，麴嘉也“益為國人所服”（《通典·邊防典·高昌》）。
盡管高昌王國在西域城邦中文化較高，實力較強，但“其地東西三百裡，南北五百裡”（《周書·高昌傳》），戶口不多，一直到唐代初年，也隻有八千戶、三萬口，因此不得不先後受柔然、高車、突厥所役屬。
麴嘉初為高昌王，曾臣附于柔然；不久，柔然汗伏圖為高車所殺，高昌被迫改附于高車；到了突厥興起，高昌又不得不受突厥的役屬。
突厥貴族對高昌的奴役和掠奪是非常殘酷的，高昌舉國上下始終想擺脫這種被役屬的地位，因此具有和先進的中原地區加強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聯系的強烈願望。
高昌在西域城邦中，原是和中原地區聯系比較密切的一個城邦。
高昌麴氏王族是金城郡榆中縣人，高昌人民也有很多是由内地遷移去的，所謂“彼之庶，是漢、魏遺黎。
自晉氏不綱，因難播越，成家立國，世積已久”（《北史·高昌傳》）。
所以高昌王的“坐室”，就畫有“魯哀公問政于孔子之像”（《隋書·高昌傳》）。
高昌王麴嘉在北魏孝明帝正光（公元520&mdash524年）年間，曾向北魏王朝“求借五經諸史，并請國子助教劉燮”（《北史·高昌傳》）為博士，到高昌去講學，因此，漢地的“《毛詩》、《論語》、《孝經》，曆代子、史、集”（《通典·邊防典·高昌》）等書籍，在高昌也很流傳。
近年來，考古工作者在吐魯番故高昌王國的廢址上，發現漢文的《毛詩》、《尚書》、《孝經》以及佛經等殘紙，更證實了高昌和中原地區在文化方面的密切聯系。
這些《詩》、《書》傳到高昌以後，麴氏王朝曾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北史·高昌傳》）。
麴氏王朝還因襲漢、魏以來的傳統習慣，把漢文作為通行的文字，故“文字亦同華夏”（《周書·高昌傳》）。
這從近年來在吐魯番考古發掘獲得高昌麴氏王朝時期的一百多塊漢文墓志一事，也得到了确實的證明。
當然，高昌有其本地區的民族文化，盡管高昌使用漢文，但我們也不能忽略其“兼用胡書”的一方面；況且高昌人在習讀漢文詩書時，固然“言語與華略同”（《南史·高昌傳》），他們在平時卻“皆是胡語”（《北史·高昌傳》）。
高昌既有其地區文化特點，又是深受漢族文化影響的地區。
高昌人的服裝，“丈夫從胡法，婦人裙襦，頭上作髻”（《北史·高昌傳》）。
男子“辮發垂之于背，着長身小袖袍，缦裆褲。
女子頭發辮而不垂，着錦缬璎珞環钏”（《梁書·高昌傳》）。
近年來在吐魯番阿斯塔那以南高昌王國廢址中，發掘出5&mdash6世紀的墓多座。
埋在一座當地民族墓中的婦人，穿着絲織右衽的上衣，下系裙襦；埋在一座漢人墓中的男子，頸上盤着發辮。
這種籍貫不分内地與邊區，丈夫從胡法，辮發施之于背，婦人裙襦的民族混合裝束，正是兩漢以來民族雜居的高昌地區各族文化融合的反映。
高昌的“刑法、風俗、婚姻、喪葬，與華夏小異而大同”（《北史·高昌傳》）。
他們崇拜“胡天神”，同時也信仰佛教，很多漢地的僧侶去高昌，收集五天竺的梵本佛經，或者就在高昌翻譯起佛經來了。
高昌在西域諸城邦中，是物産富饒的地區，“氣候溫暖，厥土良沃，谷麥一歲再熟，宜蠶，多五果，又饒漆”。
“引水溉田”（《北史·高昌傳》），農業較為發展。
和農業密切結合的家庭手工業，也相當發達，除了由内地傳入的養蠶業外，草棉很早就在高昌種植起來。
據史書記載：高昌“多草木，草實如繭，繭中絲如細，名為白疊子，國人多取織以為布，布甚軟白，交市用焉”（《梁書·高昌傳》）。
當時中原地區還沒有普遍種植棉花，因此高昌所産的棉布&mdash&mdash白疊布，亦稱布，運銷中原地區或鄰近國家，在國内和國際市場上，享有很高的聲譽。
另外，從高昌“賦稅則計田輸銀錢，無〔銀錢〕者輸麻布”（《北史·高昌傳》）一事看來，麻布的生産相當發達。
在吐魯番阿斯塔那南的高昌遺址中，曾經發掘出來自内地的對頻伽錦和來自中亞的對馬紋錦，這也說明了高昌地區由于它位于中西交通線上的緣故，因此國際貿易非常發達。
1959年春，考古工作者在高昌遺址還發現了公元4世紀的波斯銀币十枚，證明了高昌和波斯通商頻繁的事實。
高昌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