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西魏與北周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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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它的社會發展的階段也較落後，因此，為了鞏固他們的統治權起見，無論對内鎮壓還是對外征服，都不得不依靠漢族地主和強迫漢族農民來供他們奴役。
起初，鮮卑的統治階級還警惕着，它将政權的主要部分和軍事的主要力量都緊緊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政權方面，所謂“其始也，公卿方鎮，皆故部落大酋；雖參用趙、魏舊族，往往以猜忌夷滅”（北宋劉等《魏書·目錄叙》）。
軍隊中，起初由鮮卑族人構成全部軍隊，漢族農民隻是“服勤農桑，以供軍國”[16]，即使以後驅蹙漢族農民作戰，也隻充步兵，騎兵均由鮮卑人來擔任，鮮卑人構成當時軍隊中的基本力量。
随着他們封建化程度的加深，鮮卑族内部急遽的分化，大部分鮮卑人都淪落到被封建隸屬的人群裡去了。
宇文泰籌組府兵，兵農的身份固然有所提高，但是終究不能挽回這一頹勢。
這樣，軍事力量自不得不依靠漢族農民來補充，從北周武帝宇文邕起，府兵在均田的基礎上大大地發展起來，這一事實也反映了這時漢族農民已經構成為府兵中的主要力量了。
另一方面，漢族地主在政權中的勢力，也必然會随着鮮卑族封建化加深而更加重要起來。
這樣，久而久之，鮮卑族的統治權，逐漸從鮮卑貴族的手裡移轉到漢族地主的手裡，而鮮卑統治集團的腐化堕落，又加速了這一過程。
隋文帝的代周，就是這一過程的必然結果。
在南北朝對峙時期，南朝人民的支持南朝政權，主要是因為這兩個半世紀中，民族矛盾已經上升到第一位，而南朝終究是漢族地主的政權之故。
現在，北朝的統治權重新回到漢人的手中了，民族矛盾基本不存在了；而南朝統治集團的腐化堕落，又使南朝政權成為南朝人民痛恨的目标。
所以隋文帝代周以後，在均田、府兵擴展後的國富兵強的基礎上，很快消滅了南朝，結束了二百多年的紛擾局面，使中國又成為一個統一的國家。
隋文帝以漢族地主的身份重新取得北朝的皇帝地位，隋王朝的統一南北，這些事業的完成，都是在北方各族人民大融合的基礎上進行的。
從十六國時代起，匈奴、羯、氐、羌、盧水胡各族，以及最後崛起的鮮卑族拓跋部，先後入主中原，建立政權，這些政權崩潰後，各族人民并沒有遷回到他們自己的原居住地去，他們留在中原，和漢族雜居，并和漢族人民一道與北方的各族統治者進行頑強的鬥争，久而久之，他們自然和漢族融合在一起了。
無論在經濟生活方面、文化語言方面、風俗習慣方面，他們已完全和漢族一樣了。
後來的曆史學家也隻有從他們後裔的姓氏（如匈奴的呼延氏，羌的夫蒙氏，鮮卑的元氏、長孫氏、獨孤氏諸姓）和郡望上（如代人、河南洛陽人、京兆長安人之類），來考知他們族姓之所自出了。
到了隋唐時代，匈奴、羯、、氐、羌、丁零、烏桓、鮮卑等族諸名稱，終于成為曆史上的名詞，在當時再也沒有他們的活動可以記錄下來了，也就是說，經過十六國南北朝将近三百年的時間，這時他們已經完全融合在作為統一國家中主體部族的漢部族裡了。
這一民族大融合，固然經曆了長期的痛苦曆程，但是由于漢族接受了新的成分，因此在經濟上、文化上，不但沒有衰落，而且比之以前更加興盛起來。
中國曆史上空前強盛的隋唐封建國家，就是在這種民族大融合的基礎上形成發展起來的。
*** [1] 宇文泰的先世是宇文部的酋長。
宇文部，東胡族，遊牧于今内蒙古西拉木倫流域。
在東漢桓帝時，鮮卑族的大酋長檀石槐所組織的部落聯盟中，有東部大人槐頭，據說他就是宇文部的酋長。
宇文部共有十二個部落，因此他是十二個部落結合起來的一個部落聯盟的酋長。
公元293年，宇文部的大酋長莫槐死，弟普撥繼立。
普撥死，子丘不勤繼立。
丘不勤死，子莫繼立。
莫時，部衆強盛，自稱單于。
莫死，子遜昵延繼立。
遜昵延死，子乞得歸繼立。
公元319年，乞得歸率士卒數十萬，南伐鮮卑徒何族酋長慕容于棘城（今遼甯義縣），反為慕容所敗。
公元325年，慕容又戰敗乞得歸，長驅入其國三百餘裡，擄掠宇文部人數萬戶而歸。
公元332年，乞得歸為其族人逸豆歸所逐，走死于外。
公元343年，逸豆歸亦為慕容晃所敗，遠遁漠北。
慕容晃徙宇文部五千餘落于昌黎（今遼甯朝陽），宇文部亡。
[2] 關于西魏大統十三年敦煌《鄧延天富等戶戶籍計帳殘卷》，日本山本達郎博士和池田溫教授作了精湛的研究，其論文《敦煌發見計帳樣文書殘簡》載日本《東洋學報》第37卷第2号。
西村元佑教授對此也作了極其細緻的研究，其論文有《關于西魏時代之戶籍計帳二三問題》，載日本《史林》第44卷第2号；《西魏戶籍計帳關于課上稅之意義》上、下篇，載日本《東洋史研究》第2卷第1号、第2号；《敦煌發現西魏計帳戶籍（斯坦因漢文文書第613号）關于兵制稅制與其施行時間》，載日本《東方學》第23輯。
本文所介紹的西魏均田實施情形和當時的田租、戶調、力役制度，都是參考了山本達郎、池田溫和西村元佑三位先生的論文結論而寫成的，附志于此，并緻謝意。
[3] 《鄧延天富等戶戶籍計帳》中提到五人雜任役中有一人是獵師。
按《周書·裴俠傳》：“除河北（治河北縣，今山西平陸北）郡守。
”“此郡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
俠曰：&lsquo以口腹役人，吾所不為也。
&rsquo乃悉罷之。
”獵師蓋即漁獵夫之類，是替郡守、縣令獵取鳥獸以供口腹的雜役。
據《太平禦覽》卷431引《桓階别傳》曰：“階為趙郡太守，&hellip&hellip诏&hellip&hellip賜射鹿師二人，并給媒弩。
”射鹿手亦獵師之類，是獵師在曹魏時已有之。
又《鄧延天富等戶戶籍計帳殘卷》斷片中，其最後一行“親二人”，“親”即“親”字，親系親信或親兵之簡略。
當時獨孤信以隴右大都督、秦州刺史督兵擒涼州刺史宇文仲和；令狐整亦于此時逐張保，以瓜州歸西魏，西魏任命申徽為瓜州刺史。
而獨孤信适又加督涼、甘、瓜諸州。
敦煌為統府督将諱，故親信但用“親”字。
西魏、北周有“親信”或“親信兵”，其上置親信都督、親信大都督。
[4] 《隋書·食貨志》：保定元年（公元561年），改八丁兵為十二丁兵，率歲一月役。
《資治通鑒》陳文帝天嘉二年胡三省注曰：八丁兵者，凡境内民丁，分為八番，遞上就役；十二丁兵者，分為十二番，月上就役，周而複始。
[5] 當時雖設八柱國，可是實際隻有六個軍。
事實上宇文泰也不可能把六個軍打散，再改編成為八個軍。
因此八柱國中，除了宇文泰都督中外諸軍事成為西魏最高統帥外，廣陵王欣，史稱以“元氏懿戚，從容禁闼而已”（《周書》趙貴等傳後叙），并沒有帶領軍隊。
帶領軍隊的實際隻有六個柱國。
六個柱國分掌六個軍，也就是大統八年所成立的六軍。
六軍的前身就是賀拔嶽的武川軍團、侯莫陳悅舊部李弼軍團與元修帶進關中的禁衛軍團。
不過宇文泰在組織府兵統帥部時，為了團結以上三個軍團的将領以鞏固關隴統治集團的聯合陣線起見，賀拔嶽軍團還是由趙貴、侯莫陳崇、李虎等率領；李弼的軍團，也保持原有的建制。
除了調“專制隴右”的獨孤信來主持一軍之外，宇文泰又提拔他的親信于謹（宇文泰任夏州刺史時，謹為夏州長史；宇文泰為大丞相時，謹又為丞相府長史）為柱國大将軍。
可見六軍原有的班底，并沒有多少更動，新招募到的“關隴豪右”，也隻是分隸六軍（歸六柱國指揮），并沒有組織新的軍團來予以收編。
[6] 《周書·尉遲迥傳》：迥伐蜀，督開府元珍、乙弗亞、俟呂陵始、叱叔興、綦連雄、宇文昇等六軍甲士一萬二千，騎萬匹。
（是一開府領兵二千人之證） 《周書·趙剛傳》：孝闵帝（宇文覺）踐阼&hellip&hellip剛&hellip&hellip督儀同十人，馬步一萬。
（是一儀同領兵一千人之證） [7] 《魏書·官氏志》：初安帝（拓跋越）統國，諸部有九十九姓；至獻帝（拓跋鄰）時，七分國人，使諸兄弟各攝領之（與帝室合為八部）。
[8] 《北史·西魏文帝紀》：大統十五年（公元549年）五月，初诏諸代人太和中改姓者，并令複舊。
《周書·文帝紀》：魏氏之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絕滅。
至是（魏恭帝元年，公元554年）以諸将功高者為三十六國後，次功者為九十九姓後，所統軍人，亦改從其姓。
《隋書·經籍志》：後魏遷洛，有八氏十姓，鹹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則諸國之從魏者；九十二姓，世為部落大人者，并為河南洛陽人。
&hellip&hellip及周太祖入關，諸姓子孫有功者，并令為其宗長，仍撰譜錄，紀其所承。
又以關内諸州，為其本望。
《周書·明帝紀》：二年（公元558年）三月庚申，诏曰：“三十六國，九十九姓，自魏氏南徙，皆稱河南之民；今周室既都關中，宜改稱京兆人。
” [9] 《周書·孝闵帝紀》：元年（公元557年）八月甲午，诏曰：“&hellip&hellip今二十四軍宜舉賢良堪治民者，軍列九人。
&hellip&hellip”（是二十四軍另有軍籍之證） [10] 《北史》李弼等傳論：柱國大将軍&hellip&hellip六人，各督二大将軍，分掌禁旅，當爪牙禦侮之寄。
&hellip&hellip每大将軍督二開府，凡為二十四員，分團統領，是為二十四軍。
每一團，儀同二人，自相督率，不編戶貫。
都十二大将軍。
十五日上，則門欄陛戟，警晝巡夜；十五日下，則教旗習戰。
無他賦役，每兵唯辦弓刀一具，月簡閱之。
甲槊戈弩，并資官給。
[11] 不是土著的軍府，自北魏初期已有。
《魏書·楊播傳》：弟椿，“除定州刺史。
自太祖（拓跋）平中山，多置軍府，以相威懾。
凡有八軍，軍各配兵五千；食祿主帥，軍各四十六人。
自中原稍定，八軍之兵，漸割南戍，一軍兵才千餘；然主帥如故，費祿不少。
椿表罷四軍，減其帥百八十四人。
”這一類軍府的兵士，不一定是土著農民，因此和唐代均田戶、府兵合一的折沖府，意義完全不同。
[12] 《隋書·食貨志》：建德二年（公元573年），改軍士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縣籍，是後夏人半為兵矣。
[13] 府兵創置時，八柱國的模仿鮮卑舊日八部之制，系采用陳寅恪氏所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的說法。
但府兵一開始是禁旅而不是分隸六柱國家的部落軍，則采用岑仲勉《隋唐史》和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叢》中的說法。
[14] 《周書·武帝紀》：保定五年（公元565年）六月辛未，诏曰：“江陵人年六十五以上，為官奴婢者，已令放免。
其公私奴婢有年至七十以外者，所在官司宜贖為庶人。
” 《周書·武帝紀》：建德元年冬十月庚午，诏“江陵所獲俘虜充官口者，悉免為民”。
《周書·武帝紀》：建德六年二月&hellip&hellip關東平&hellip&hellip癸醜，诏曰：“&hellip&hellip自僞武平三年（公元572年）以來，河南諸州之民，僞齊被略為奴婢者，不問官私，并宜放免。
其住在淮南者，亦即聽還；願住淮北者，可随便安置。
” 《周書·武帝紀》：建德六年十一月，诏“自永熙三年（公元534年）七月已來，去年十月以前，東土之民，被抄略在化内為奴婢者；及平江陵之後，良人沒為奴婢者，并宜放免，所在附籍，一同民伍。
若舊主人猶須共居，聽留為部曲及客女”。
《周書·武帝紀》：宣政元年（公元578年）三月丁亥，诏“柱國故豆盧甯征江南武陵、南平等郡，所有民庶為人奴婢者，悉依江陵放免”。
[15] 《隋書·五行志》：周大象二年，尉遲迥敗于相州，坑其黨與數萬人于遊豫園。
《集神州三寶感應錄》：隋運創臨，天下未附。
吳國公（當作蜀國公）尉遲迥，周之柱臣，鎮守河北，作牧舊都。
聞楊氏禦圖，心所未允，即日聚結，舉兵抗诏。
官軍一臨，大陣摧解，收擁俘虜，将百萬人，總集〔相州大慈〕寺北遊豫園中，明旦斬決。
圍牆有孔，出者縱之。
至曉便斷，猶有六十萬人，并于漳河岸斬之。
流屍水中，水不為流，血河一月。
《法苑珠林》卷84：唐初相州大慈寺塔，此塔即隋高祖手敕所置。
初以隋運創臨，天下未附，吳（當作“蜀”）國公尉遲迥，國之柱臣，鎮守河北，作牧舊都。
聞楊氏禦圖，心所未允，即日聚結，舉兵抗诏。
官軍一臨，大陣摧解，收擁俘虜，将百萬人，總集寺北遊豫園中，明旦斬決。
圍牆有空，出者縱之。
至曉便斷，猶有六十萬人，并于漳河岸斬之，流屍水中，水為不流，血河一月。
帝（楊堅）曰：“此段一誅，深有枉濫。
賊止尉遲迥，餘并被驅，當時恻隐，鹹知此事，國初機候，不獲縱之。
可于遊豫園南葛蒌山上立大慈寺，六時禮拜加一拜為園中枉死者。
” 按《隋書·五行志》謂坑殺數萬人于遊豫園，釋記謂殺六十萬人，流屍漳水，語有誇大，今從《隋志》。
[16] 《魏書·劉潔傳》：〔世祖〕時&hellip&hellip潔奏曰：“&hellip&hellip郡國之民，雖不征讨，服勤農桑，以供軍國，實經世之大本，府庫之所資。
&hellip&hellip”
起初，鮮卑的統治階級還警惕着，它将政權的主要部分和軍事的主要力量都緊緊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政權方面，所謂“其始也，公卿方鎮，皆故部落大酋；雖參用趙、魏舊族，往往以猜忌夷滅”（北宋劉等《魏書·目錄叙》）。
軍隊中，起初由鮮卑族人構成全部軍隊，漢族農民隻是“服勤農桑，以供軍國”[16]，即使以後驅蹙漢族農民作戰，也隻充步兵，騎兵均由鮮卑人來擔任，鮮卑人構成當時軍隊中的基本力量。
随着他們封建化程度的加深，鮮卑族内部急遽的分化，大部分鮮卑人都淪落到被封建隸屬的人群裡去了。
宇文泰籌組府兵，兵農的身份固然有所提高，但是終究不能挽回這一頹勢。
這樣，軍事力量自不得不依靠漢族農民來補充，從北周武帝宇文邕起，府兵在均田的基礎上大大地發展起來，這一事實也反映了這時漢族農民已經構成為府兵中的主要力量了。
另一方面，漢族地主在政權中的勢力，也必然會随着鮮卑族封建化加深而更加重要起來。
這樣，久而久之，鮮卑族的統治權，逐漸從鮮卑貴族的手裡移轉到漢族地主的手裡，而鮮卑統治集團的腐化堕落，又加速了這一過程。
隋文帝的代周，就是這一過程的必然結果。
在南北朝對峙時期，南朝人民的支持南朝政權，主要是因為這兩個半世紀中，民族矛盾已經上升到第一位，而南朝終究是漢族地主的政權之故。
現在，北朝的統治權重新回到漢人的手中了，民族矛盾基本不存在了；而南朝統治集團的腐化堕落，又使南朝政權成為南朝人民痛恨的目标。
所以隋文帝代周以後，在均田、府兵擴展後的國富兵強的基礎上，很快消滅了南朝，結束了二百多年的紛擾局面，使中國又成為一個統一的國家。
隋文帝以漢族地主的身份重新取得北朝的皇帝地位，隋王朝的統一南北，這些事業的完成，都是在北方各族人民大融合的基礎上進行的。
從十六國時代起，匈奴、羯、氐、羌、盧水胡各族，以及最後崛起的鮮卑族拓跋部，先後入主中原，建立政權，這些政權崩潰後，各族人民并沒有遷回到他們自己的原居住地去，他們留在中原，和漢族雜居，并和漢族人民一道與北方的各族統治者進行頑強的鬥争，久而久之，他們自然和漢族融合在一起了。
無論在經濟生活方面、文化語言方面、風俗習慣方面，他們已完全和漢族一樣了。
後來的曆史學家也隻有從他們後裔的姓氏（如匈奴的呼延氏，羌的夫蒙氏，鮮卑的元氏、長孫氏、獨孤氏諸姓）和郡望上（如代人、河南洛陽人、京兆長安人之類），來考知他們族姓之所自出了。
到了隋唐時代，匈奴、羯、、氐、羌、丁零、烏桓、鮮卑等族諸名稱，終于成為曆史上的名詞，在當時再也沒有他們的活動可以記錄下來了，也就是說，經過十六國南北朝将近三百年的時間，這時他們已經完全融合在作為統一國家中主體部族的漢部族裡了。
這一民族大融合，固然經曆了長期的痛苦曆程，但是由于漢族接受了新的成分，因此在經濟上、文化上，不但沒有衰落，而且比之以前更加興盛起來。
中國曆史上空前強盛的隋唐封建國家，就是在這種民族大融合的基礎上形成發展起來的。
*** [1] 宇文泰的先世是宇文部的酋長。
宇文部，東胡族，遊牧于今内蒙古西拉木倫流域。
在東漢桓帝時，鮮卑族的大酋長檀石槐所組織的部落聯盟中，有東部大人槐頭，據說他就是宇文部的酋長。
宇文部共有十二個部落，因此他是十二個部落結合起來的一個部落聯盟的酋長。
公元293年，宇文部的大酋長莫槐死，弟普撥繼立。
普撥死，子丘不勤繼立。
丘不勤死，子莫繼立。
莫時，部衆強盛，自稱單于。
莫死，子遜昵延繼立。
遜昵延死，子乞得歸繼立。
公元319年，乞得歸率士卒數十萬，南伐鮮卑徒何族酋長慕容于棘城（今遼甯義縣），反為慕容所敗。
公元325年，慕容又戰敗乞得歸，長驅入其國三百餘裡，擄掠宇文部人數萬戶而歸。
公元332年，乞得歸為其族人逸豆歸所逐，走死于外。
公元343年，逸豆歸亦為慕容晃所敗，遠遁漠北。
慕容晃徙宇文部五千餘落于昌黎（今遼甯朝陽），宇文部亡。
[2] 關于西魏大統十三年敦煌《鄧延天富等戶戶籍計帳殘卷》，日本山本達郎博士和池田溫教授作了精湛的研究，其論文《敦煌發見計帳樣文書殘簡》載日本《東洋學報》第37卷第2号。
西村元佑教授對此也作了極其細緻的研究，其論文有《關于西魏時代之戶籍計帳二三問題》，載日本《史林》第44卷第2号；《西魏戶籍計帳關于課上稅之意義》上、下篇，載日本《東洋史研究》第2卷第1号、第2号；《敦煌發現西魏計帳戶籍（斯坦因漢文文書第613号）關于兵制稅制與其施行時間》，載日本《東方學》第23輯。
本文所介紹的西魏均田實施情形和當時的田租、戶調、力役制度，都是參考了山本達郎、池田溫和西村元佑三位先生的論文結論而寫成的，附志于此，并緻謝意。
[3] 《鄧延天富等戶戶籍計帳》中提到五人雜任役中有一人是獵師。
按《周書·裴俠傳》：“除河北（治河北縣，今山西平陸北）郡守。
”“此郡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
俠曰：&lsquo以口腹役人，吾所不為也。
&rsquo乃悉罷之。
”獵師蓋即漁獵夫之類，是替郡守、縣令獵取鳥獸以供口腹的雜役。
據《太平禦覽》卷431引《桓階别傳》曰：“階為趙郡太守，&hellip&hellip诏&hellip&hellip賜射鹿師二人，并給媒弩。
”射鹿手亦獵師之類，是獵師在曹魏時已有之。
又《鄧延天富等戶戶籍計帳殘卷》斷片中，其最後一行“親二人”，“親”即“親”字，親系親信或親兵之簡略。
當時獨孤信以隴右大都督、秦州刺史督兵擒涼州刺史宇文仲和；令狐整亦于此時逐張保，以瓜州歸西魏，西魏任命申徽為瓜州刺史。
而獨孤信适又加督涼、甘、瓜諸州。
敦煌為統府督将諱，故親信但用“親”字。
西魏、北周有“親信”或“親信兵”，其上置親信都督、親信大都督。
[4] 《隋書·食貨志》：保定元年（公元561年），改八丁兵為十二丁兵，率歲一月役。
《資治通鑒》陳文帝天嘉二年胡三省注曰：八丁兵者，凡境内民丁，分為八番，遞上就役；十二丁兵者，分為十二番，月上就役，周而複始。
[5] 當時雖設八柱國，可是實際隻有六個軍。
事實上宇文泰也不可能把六個軍打散，再改編成為八個軍。
因此八柱國中，除了宇文泰都督中外諸軍事成為西魏最高統帥外，廣陵王欣，史稱以“元氏懿戚，從容禁闼而已”（《周書》趙貴等傳後叙），并沒有帶領軍隊。
帶領軍隊的實際隻有六個柱國。
六個柱國分掌六個軍，也就是大統八年所成立的六軍。
六軍的前身就是賀拔嶽的武川軍團、侯莫陳悅舊部李弼軍團與元修帶進關中的禁衛軍團。
不過宇文泰在組織府兵統帥部時，為了團結以上三個軍團的将領以鞏固關隴統治集團的聯合陣線起見，賀拔嶽軍團還是由趙貴、侯莫陳崇、李虎等率領；李弼的軍團，也保持原有的建制。
除了調“專制隴右”的獨孤信來主持一軍之外，宇文泰又提拔他的親信于謹（宇文泰任夏州刺史時，謹為夏州長史；宇文泰為大丞相時，謹又為丞相府長史）為柱國大将軍。
可見六軍原有的班底，并沒有多少更動，新招募到的“關隴豪右”，也隻是分隸六軍（歸六柱國指揮），并沒有組織新的軍團來予以收編。
[6] 《周書·尉遲迥傳》：迥伐蜀，督開府元珍、乙弗亞、俟呂陵始、叱叔興、綦連雄、宇文昇等六軍甲士一萬二千，騎萬匹。
（是一開府領兵二千人之證） 《周書·趙剛傳》：孝闵帝（宇文覺）踐阼&hellip&hellip剛&hellip&hellip督儀同十人，馬步一萬。
（是一儀同領兵一千人之證） [7] 《魏書·官氏志》：初安帝（拓跋越）統國，諸部有九十九姓；至獻帝（拓跋鄰）時，七分國人，使諸兄弟各攝領之（與帝室合為八部）。
[8] 《北史·西魏文帝紀》：大統十五年（公元549年）五月，初诏諸代人太和中改姓者，并令複舊。
《周書·文帝紀》：魏氏之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絕滅。
至是（魏恭帝元年，公元554年）以諸将功高者為三十六國後，次功者為九十九姓後，所統軍人，亦改從其姓。
《隋書·經籍志》：後魏遷洛，有八氏十姓，鹹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則諸國之從魏者；九十二姓，世為部落大人者，并為河南洛陽人。
&hellip&hellip及周太祖入關，諸姓子孫有功者，并令為其宗長，仍撰譜錄，紀其所承。
又以關内諸州，為其本望。
《周書·明帝紀》：二年（公元558年）三月庚申，诏曰：“三十六國，九十九姓，自魏氏南徙，皆稱河南之民；今周室既都關中，宜改稱京兆人。
” [9] 《周書·孝闵帝紀》：元年（公元557年）八月甲午，诏曰：“&hellip&hellip今二十四軍宜舉賢良堪治民者，軍列九人。
&hellip&hellip”（是二十四軍另有軍籍之證） [10] 《北史》李弼等傳論：柱國大将軍&hellip&hellip六人，各督二大将軍，分掌禁旅，當爪牙禦侮之寄。
&hellip&hellip每大将軍督二開府，凡為二十四員，分團統領，是為二十四軍。
每一團，儀同二人，自相督率，不編戶貫。
都十二大将軍。
十五日上，則門欄陛戟，警晝巡夜；十五日下，則教旗習戰。
無他賦役，每兵唯辦弓刀一具，月簡閱之。
甲槊戈弩，并資官給。
[11] 不是土著的軍府，自北魏初期已有。
《魏書·楊播傳》：弟椿，“除定州刺史。
自太祖（拓跋）平中山，多置軍府，以相威懾。
凡有八軍，軍各配兵五千；食祿主帥，軍各四十六人。
自中原稍定，八軍之兵，漸割南戍，一軍兵才千餘；然主帥如故，費祿不少。
椿表罷四軍，減其帥百八十四人。
”這一類軍府的兵士，不一定是土著農民，因此和唐代均田戶、府兵合一的折沖府，意義完全不同。
[12] 《隋書·食貨志》：建德二年（公元573年），改軍士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縣籍，是後夏人半為兵矣。
[13] 府兵創置時，八柱國的模仿鮮卑舊日八部之制，系采用陳寅恪氏所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的說法。
但府兵一開始是禁旅而不是分隸六柱國家的部落軍，則采用岑仲勉《隋唐史》和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叢》中的說法。
[14] 《周書·武帝紀》：保定五年（公元565年）六月辛未，诏曰：“江陵人年六十五以上，為官奴婢者，已令放免。
其公私奴婢有年至七十以外者，所在官司宜贖為庶人。
” 《周書·武帝紀》：建德元年冬十月庚午，诏“江陵所獲俘虜充官口者，悉免為民”。
《周書·武帝紀》：建德六年二月&hellip&hellip關東平&hellip&hellip癸醜，诏曰：“&hellip&hellip自僞武平三年（公元572年）以來，河南諸州之民，僞齊被略為奴婢者，不問官私，并宜放免。
其住在淮南者，亦即聽還；願住淮北者，可随便安置。
” 《周書·武帝紀》：建德六年十一月，诏“自永熙三年（公元534年）七月已來，去年十月以前，東土之民，被抄略在化内為奴婢者；及平江陵之後，良人沒為奴婢者，并宜放免，所在附籍，一同民伍。
若舊主人猶須共居，聽留為部曲及客女”。
《周書·武帝紀》：宣政元年（公元578年）三月丁亥，诏“柱國故豆盧甯征江南武陵、南平等郡，所有民庶為人奴婢者，悉依江陵放免”。
[15] 《隋書·五行志》：周大象二年，尉遲迥敗于相州，坑其黨與數萬人于遊豫園。
《集神州三寶感應錄》：隋運創臨，天下未附。
吳國公（當作蜀國公）尉遲迥，周之柱臣，鎮守河北，作牧舊都。
聞楊氏禦圖，心所未允，即日聚結，舉兵抗诏。
官軍一臨，大陣摧解，收擁俘虜，将百萬人，總集〔相州大慈〕寺北遊豫園中，明旦斬決。
圍牆有孔，出者縱之。
至曉便斷，猶有六十萬人，并于漳河岸斬之。
流屍水中，水不為流，血河一月。
《法苑珠林》卷84：唐初相州大慈寺塔，此塔即隋高祖手敕所置。
初以隋運創臨，天下未附，吳（當作“蜀”）國公尉遲迥，國之柱臣，鎮守河北，作牧舊都。
聞楊氏禦圖，心所未允，即日聚結，舉兵抗诏。
官軍一臨，大陣摧解，收擁俘虜，将百萬人，總集寺北遊豫園中，明旦斬決。
圍牆有空，出者縱之。
至曉便斷，猶有六十萬人，并于漳河岸斬之，流屍水中，水為不流，血河一月。
帝（楊堅）曰：“此段一誅，深有枉濫。
賊止尉遲迥，餘并被驅，當時恻隐，鹹知此事，國初機候，不獲縱之。
可于遊豫園南葛蒌山上立大慈寺，六時禮拜加一拜為園中枉死者。
” 按《隋書·五行志》謂坑殺數萬人于遊豫園，釋記謂殺六十萬人，流屍漳水，語有誇大，今從《隋志》。
[16] 《魏書·劉潔傳》：〔世祖〕時&hellip&hellip潔奏曰：“&hellip&hellip郡國之民，雖不征讨，服勤農桑，以供軍國，實經世之大本，府庫之所資。
&hellip&hell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