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宋初内政及北強南弱局勢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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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裕在稱帝的第一年，就下令“開亡叛赦，限内首出”得“蠲租布二年”（《宋書·武帝紀》）。
此外，劉裕在稱帝之初，命令人民積欠政府的“逋租宿債”，不複收取；文帝也在元嘉十七年（公元440年），下令把人民積欠政府的“諸逋債”，酌量減輕；元嘉二十一年，再一次下令把人民積欠政府的“諸逋債，在元嘉十九年以前”的，一概免除。
文帝也很重視農業生産，在他在位時期，幾次下令勸課農桑[2]；湖熟有“廢田千頃”（《宋書·文帝紀》），在他的命令下被開墾為良田；揚、南徐等州農民缺乏田糧種子，他下令貸給[3]；元嘉二十一年，江南旱災，文帝下令“悉督種麥，以助阙乏”（《宋書·文帝紀》）。
文帝對消極的赈濟也比較重視，如元嘉十一年，丹陽、淮南、吳興、義興一帶大水，文帝就曾撥出數百萬斛米赈濟災民。
當然，劉裕父子的一系列措施，其目的還在于鞏固自己的統治。
這些措施，穩定了正在趨于沒落的自耕小農這一階層，使他們的經濟，不緻日益衰頹，從而使自耕小農還能繼續供封建國家剝削。
宋文帝又在東晉義熙土斷的基礎上，進行清理戶籍工作，以後齊、梁時代，再度整理戶籍，還都以元嘉戶籍為依據。
戶口數比較準确，一方面固然可以說明政府課戶人數的增加，稅源、兵源的有恃而無恐，标志出元嘉時代劉宋政權的一定穩定程度來；另一方面，也多多少少反映了劉宋政權承東晉義熙土斷之後，怎樣重視整理戶籍工作，使賦役的負擔，不緻偏壓在少數課戶頭上，在穩定它的剝削對象自耕小農經濟方面，有着顯著的成就。
這三四十年間，自耕小農這一階層，在困難的情形下，相對穩定，農村經濟也不斷地在發展，人民的購買力，也有所提高，貨币流通數量至此也自然增加，在文帝元嘉七年，政府雖已成立了魏、晉以來前所未曾設立過的“錢署”，開鑄四铢錢，但是到了元嘉二十四年，由于商品交換的頻繁，流通貨币還是極嫌缺乏，造成“用彌廣而貨愈狹”的現象，這正是生産事業向前發展的反映。
南朝及後世的曆史學家對這三四十年間的小康時代，作過概括的評述：“自義熙十一年〔司〕馬休之外奔，至于元嘉末，三十有九載，兵車勿用，民不外勞，役寬務簡，氓庶繁息，至餘糧栖畝，戶不夜扃”（《宋書·孔季恭傳》論）；“雖沒世不徙，未及曩時，而民有所系，吏無苟得。
家給人足，即事雖難，轉死溝壑，于時可免。
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歌謠舞蹈，觸處成群，蓋宋世之極盛也”（《宋書·良吏傳》序）；“江左風俗，于斯為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
”（《資治通鑒》宋文帝元嘉十五年）這些話雖然難免有溢美之處，但是可以說明這三四十年間的南朝人民，他們的生活比較東晉末年确是好過了些。
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率領六十萬大軍南侵，南朝的人民，到這時還是不能避免轉死于溝壑之間了。
北魏的南侵 自劉裕棄關中以後，滑台、虎牢、洛陽等城邑也陸續被北魏奪去。
河南雖失，可是那時拓跋氏北有柔然人的威脅，西有赫連氏這個強敵，因此還不敢放手南侵。
北魏境内的各族人民，也不斷起義，前仆後繼，想推翻拓跋魏的統治。
其後北魏消滅了赫連氏，并吞了關中地區，漸漸地統一了黃河流域。
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北地盧水胡人蓋吳在杏城（今陝西黃陵西南）起義，團結在他周圍的人民，有十餘萬之多，關中氐、羌、山胡等族紛起響應，河東薛氏一族三千餘家，也都參加了這次起義。
起義軍聲勢浩大，震動關隴。
次年，魏太武帝拓跋焘親自率軍鎮壓，才把這次轟轟烈烈的起義鎮壓下去。
蓋吳在起義之初，曾上表宋文帝雲：“臣以庸鄙，仗義因機，乘寇虜天亡之期，藉二州思舊之憤。
&hellip&hellip伏願陛下給一旅之衆，北臨河陝，賜臣威儀，兼給戎械。
進可以壓捍兇寇，覆其巢穴；退可以宣國威武，鎮禦舊京。
”第二次又上表雲：“士庶&hellip&hellip傾首東望，仰希拯接。
&hellip&hellip虜主二月四日，傾資倒庫，與臣連營。
接刃交鋒，無日不戰，獲賊過半，伏屍蔽野。
伏願特遣偏師，賜垂拯接。
&hellip&hellip遺民小大，鹹蒙生造。
”（《宋書·索虜傳》）可見中原的起義軍，對南朝援軍期望之殷切。
宋文帝隻是給蓋吳以安西将軍、雍州刺史的空頭官号；并且命令雍、梁二州屯兵境上，為蓋吳聲援。
實際上并無一兵一卒去支援蓋吳，坐失收複中原的時機，這樣，隻能等待北魏的入侵了。
蓋吳的義軍既然失敗，柔然人對北魏的威脅，也因柔然主的新死而暫為緩和，拓跋焘就在元嘉二十七年，調動大軍南下，進攻南朝
此外，劉裕在稱帝之初，命令人民積欠政府的“逋租宿債”，不複收取；文帝也在元嘉十七年（公元440年），下令把人民積欠政府的“諸逋債”，酌量減輕；元嘉二十一年，再一次下令把人民積欠政府的“諸逋債，在元嘉十九年以前”的，一概免除。
文帝也很重視農業生産，在他在位時期，幾次下令勸課農桑[2]；湖熟有“廢田千頃”（《宋書·文帝紀》），在他的命令下被開墾為良田；揚、南徐等州農民缺乏田糧種子，他下令貸給[3]；元嘉二十一年，江南旱災，文帝下令“悉督種麥，以助阙乏”（《宋書·文帝紀》）。
文帝對消極的赈濟也比較重視，如元嘉十一年，丹陽、淮南、吳興、義興一帶大水，文帝就曾撥出數百萬斛米赈濟災民。
當然，劉裕父子的一系列措施，其目的還在于鞏固自己的統治。
這些措施，穩定了正在趨于沒落的自耕小農這一階層，使他們的經濟，不緻日益衰頹，從而使自耕小農還能繼續供封建國家剝削。
宋文帝又在東晉義熙土斷的基礎上，進行清理戶籍工作，以後齊、梁時代，再度整理戶籍，還都以元嘉戶籍為依據。
戶口數比較準确，一方面固然可以說明政府課戶人數的增加，稅源、兵源的有恃而無恐，标志出元嘉時代劉宋政權的一定穩定程度來；另一方面，也多多少少反映了劉宋政權承東晉義熙土斷之後，怎樣重視整理戶籍工作，使賦役的負擔，不緻偏壓在少數課戶頭上，在穩定它的剝削對象自耕小農經濟方面，有着顯著的成就。
這三四十年間，自耕小農這一階層，在困難的情形下，相對穩定，農村經濟也不斷地在發展，人民的購買力，也有所提高，貨币流通數量至此也自然增加，在文帝元嘉七年，政府雖已成立了魏、晉以來前所未曾設立過的“錢署”，開鑄四铢錢，但是到了元嘉二十四年，由于商品交換的頻繁，流通貨币還是極嫌缺乏，造成“用彌廣而貨愈狹”的現象，這正是生産事業向前發展的反映。
南朝及後世的曆史學家對這三四十年間的小康時代，作過概括的評述：“自義熙十一年〔司〕馬休之外奔，至于元嘉末，三十有九載，兵車勿用，民不外勞，役寬務簡，氓庶繁息，至餘糧栖畝，戶不夜扃”（《宋書·孔季恭傳》論）；“雖沒世不徙，未及曩時，而民有所系，吏無苟得。
家給人足，即事雖難，轉死溝壑，于時可免。
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歌謠舞蹈，觸處成群，蓋宋世之極盛也”（《宋書·良吏傳》序）；“江左風俗，于斯為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
”（《資治通鑒》宋文帝元嘉十五年）這些話雖然難免有溢美之處，但是可以說明這三四十年間的南朝人民，他們的生活比較東晉末年确是好過了些。
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率領六十萬大軍南侵，南朝的人民，到這時還是不能避免轉死于溝壑之間了。
北魏的南侵 自劉裕棄關中以後，滑台、虎牢、洛陽等城邑也陸續被北魏奪去。
河南雖失，可是那時拓跋氏北有柔然人的威脅，西有赫連氏這個強敵，因此還不敢放手南侵。
北魏境内的各族人民，也不斷起義，前仆後繼，想推翻拓跋魏的統治。
其後北魏消滅了赫連氏，并吞了關中地區，漸漸地統一了黃河流域。
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北地盧水胡人蓋吳在杏城（今陝西黃陵西南）起義，團結在他周圍的人民，有十餘萬之多，關中氐、羌、山胡等族紛起響應，河東薛氏一族三千餘家，也都參加了這次起義。
起義軍聲勢浩大，震動關隴。
次年，魏太武帝拓跋焘親自率軍鎮壓，才把這次轟轟烈烈的起義鎮壓下去。
蓋吳在起義之初，曾上表宋文帝雲：“臣以庸鄙，仗義因機，乘寇虜天亡之期，藉二州思舊之憤。
&hellip&hellip伏願陛下給一旅之衆，北臨河陝，賜臣威儀，兼給戎械。
進可以壓捍兇寇，覆其巢穴；退可以宣國威武，鎮禦舊京。
”第二次又上表雲：“士庶&hellip&hellip傾首東望，仰希拯接。
&hellip&hellip虜主二月四日，傾資倒庫，與臣連營。
接刃交鋒，無日不戰，獲賊過半，伏屍蔽野。
伏願特遣偏師，賜垂拯接。
&hellip&hellip遺民小大，鹹蒙生造。
”（《宋書·索虜傳》）可見中原的起義軍，對南朝援軍期望之殷切。
宋文帝隻是給蓋吳以安西将軍、雍州刺史的空頭官号；并且命令雍、梁二州屯兵境上，為蓋吳聲援。
實際上并無一兵一卒去支援蓋吳，坐失收複中原的時機，這樣，隻能等待北魏的入侵了。
蓋吳的義軍既然失敗，柔然人對北魏的威脅，也因柔然主的新死而暫為緩和，拓跋焘就在元嘉二十七年，調動大軍南下，進攻南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