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宋初内政及北強南弱局勢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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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王買德屯兵青泥，又叫世子赫連率精騎二萬直趨長安，赫連勃勃親率夏軍主力為後繼。
這樣，劉義真想用留守軍一萬多人來保衛長安，是太困難了。
夏軍前進到渭水北岸，沈田子和王鎮惡聯兵抗擊。
當時軍中流傳謠言說“鎮惡欲盡殺南人，以數十人送義真南還，因據關中反”（《資治通鑒》晉安帝義熙十四年），沈田子輕信了謠言，于公元418年正月十五日，殺害了王鎮惡。
王脩責備沈田子專戮節将，征得劉義真的同意殺了沈田子。
到了同年的十月，劉義真又聽信了左右的話，殺了王脩，并調回渭北的所有駐軍，集中守防長安。
關中郡縣逐漸為赫連勃勃所攻占，長安也被圍困，“樵采路絕”。
最後劉義真隻好撤出長安。
東晉将士在撤退時大掠長安，用車子滿載寶貨子女，一天不過走十裡路。
夏兵追及于青泥，義真全軍覆沒，他自己單騎逃出。
當時毛德祖以河東太守名義鎮守蒲坂，到第二年二月才率部退回彭城，沒有遭受損失。
關中地區收複了不到一年零五個月，卻又落入夏主赫連勃勃的手中。
綜觀劉裕的北伐，其主觀動機，固然在于建立個人威望，以便代晉稱帝，可是在客觀方面，他的滅南燕、滅後秦這種軍事行動，不僅給予當時鮮卑、羌、胡各族統治者以沉重的打擊，而且支持了北方各族人民的反壓迫鬥争，這是符合當時中原人民的要求的。
盡管關中地區得而複失，而潼關以東、黃河以南的廣大地區，終于被劉裕所收複了，對江南地區起了掩護的作用，為此後南方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因此，劉裕的北伐事業，還是應該加以肯定的。
宋初内政 劉裕回到江南，受封為宋王。
公元420年，代晉稱帝，是為武帝，國号宋。
劉裕做皇帝不到三年，病死（公元422年），太子義符繼位，司空徐羨之、中書令傅亮、領軍将軍謝晦輔政。
劉義符做了兩年皇帝，遊戲無度，不親政事。
徐羨之等人密謀廢立，因次立者應是徐羨之等所嫌忌的廬陵王劉義真，于是他們先廢義真為庶人，再廢黜了少帝劉義符，并且把兄弟兩人都殺害了。
然後迎立荊州刺史、宜都王劉義隆（劉裕第三子）為帝。
他們為了持久地控制朝廷，由謝晦出任荊州刺史，掌握重兵，作為居中秉權的徐羨之、傅亮的外援。
劉義隆就是宋文帝，他不能容忍大臣擅行廢立，重蹈晉末衰亂的覆轍，即位不久就宣布徐羨之、傅亮、謝晦等人殺害劉義符、劉義真的罪狀，下令嚴辦。
徐羨之畏罪自殺。
傅亮被處死。
謝晦在江陵起兵反抗，兵敗北逃未成，被擒送至建康斬首。
這樣，宋文帝才把國家統治權力收回到自己手中，政由己出。
從晉安帝義熙十一年（公元415年）劉裕剪除異己起，到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止，這是南朝相對安定的一個小康時期。
由于劉裕的兩次北伐，獲得輝煌的勝利，雖然劉裕不能在這種勝利的基礎上，擴大戰果，統一中原，甚至連關中地區也得而複失，但從東晉、南朝的人民看來，這位宋武帝的功業，已初步滿足他們的抗敵要求了。
劉裕、劉義隆父子承孫恩、盧循起義之後，繼東晉而稱帝，懾于人民的巨大威力，也不得不作出一系列減輕人民負擔的措施，來緩和國内的階級矛盾，鞏固新王朝的統治政權。
東晉末年，渤海刁逵（刁協孫）為桓玄豫州刺史，逵弟刁暢為桓玄右衛将軍，刁氏僑寓京口，史稱“刁氏素殷富”，“有田萬頃，奴婢數千人，餘資稱是”，“奴客縱橫，固吝山澤，為京口之蠹”（《晉書·刁協傳》），劉裕起兵讨桓玄，消滅刁氏，把刁氏的土地财産分給京口貧民。
晉安帝妻王皇後（王羲之孫女，王獻之女）死，後有“脂澤田四十頃”，在臨沂（僑置在今江蘇句容境内）、湖熟（今江蘇南京市東南湖熟鎮）一帶，劉裕請晉安帝下令把這四十頃土地分“賜貧人”（《晉書·安帝紀》）。
當時江南的“山湖川澤，皆為豪強所奪，小民薪采漁釣，皆責稅直”（《宋書·武帝紀》）。
義熙九年，劉裕下令禁斷。
同時荊、雍諸州的牧守，又往往把“州郡縣屯田池塞”據為己有，中飽私囊。
劉裕曾先後下令禁止。
劉裕在消滅劉毅後，曾在荊州“寬租省調，節役原刑”（《資治通鑒》晉安帝義熙八年），博得荊州人士的好感；在驅逐了司馬休之之後，又對荊、雍二州“老稚服戎，空戶從役”，加以改變，規定二州“吏及軍人年十二以還、六十以上，及扶養孤幼，單丁大艱”（《宋書·武帝紀》），一概遣散。
在東晉末年，政府曾不斷向民間征發造船木料，以及征用船隻車牛，供運輸之用，劉裕下令以後政府需用造船木料和船隻，由政府派定專人和民間商議好公平價格，依照規定的價格來“和市”，嚴禁官吏假借官威，強行征發[1]。
魏、晉以來，兵農身份低落，在繁重的兵役和超額的租稅之下，犯禁逃亡的，不計其數
這樣，劉義真想用留守軍一萬多人來保衛長安，是太困難了。
夏軍前進到渭水北岸，沈田子和王鎮惡聯兵抗擊。
當時軍中流傳謠言說“鎮惡欲盡殺南人，以數十人送義真南還，因據關中反”（《資治通鑒》晉安帝義熙十四年），沈田子輕信了謠言，于公元418年正月十五日，殺害了王鎮惡。
王脩責備沈田子專戮節将，征得劉義真的同意殺了沈田子。
到了同年的十月，劉義真又聽信了左右的話，殺了王脩，并調回渭北的所有駐軍，集中守防長安。
關中郡縣逐漸為赫連勃勃所攻占，長安也被圍困，“樵采路絕”。
最後劉義真隻好撤出長安。
東晉将士在撤退時大掠長安，用車子滿載寶貨子女，一天不過走十裡路。
夏兵追及于青泥，義真全軍覆沒，他自己單騎逃出。
當時毛德祖以河東太守名義鎮守蒲坂，到第二年二月才率部退回彭城，沒有遭受損失。
關中地區收複了不到一年零五個月，卻又落入夏主赫連勃勃的手中。
綜觀劉裕的北伐，其主觀動機，固然在于建立個人威望，以便代晉稱帝，可是在客觀方面，他的滅南燕、滅後秦這種軍事行動，不僅給予當時鮮卑、羌、胡各族統治者以沉重的打擊，而且支持了北方各族人民的反壓迫鬥争，這是符合當時中原人民的要求的。
盡管關中地區得而複失，而潼關以東、黃河以南的廣大地區，終于被劉裕所收複了，對江南地區起了掩護的作用，為此後南方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因此，劉裕的北伐事業，還是應該加以肯定的。
宋初内政 劉裕回到江南，受封為宋王。
公元420年，代晉稱帝，是為武帝，國号宋。
劉裕做皇帝不到三年，病死（公元422年），太子義符繼位，司空徐羨之、中書令傅亮、領軍将軍謝晦輔政。
劉義符做了兩年皇帝，遊戲無度，不親政事。
徐羨之等人密謀廢立，因次立者應是徐羨之等所嫌忌的廬陵王劉義真，于是他們先廢義真為庶人，再廢黜了少帝劉義符，并且把兄弟兩人都殺害了。
然後迎立荊州刺史、宜都王劉義隆（劉裕第三子）為帝。
他們為了持久地控制朝廷，由謝晦出任荊州刺史，掌握重兵，作為居中秉權的徐羨之、傅亮的外援。
劉義隆就是宋文帝，他不能容忍大臣擅行廢立，重蹈晉末衰亂的覆轍，即位不久就宣布徐羨之、傅亮、謝晦等人殺害劉義符、劉義真的罪狀，下令嚴辦。
徐羨之畏罪自殺。
傅亮被處死。
謝晦在江陵起兵反抗，兵敗北逃未成，被擒送至建康斬首。
這樣，宋文帝才把國家統治權力收回到自己手中，政由己出。
從晉安帝義熙十一年（公元415年）劉裕剪除異己起，到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止，這是南朝相對安定的一個小康時期。
由于劉裕的兩次北伐，獲得輝煌的勝利，雖然劉裕不能在這種勝利的基礎上，擴大戰果，統一中原，甚至連關中地區也得而複失，但從東晉、南朝的人民看來，這位宋武帝的功業，已初步滿足他們的抗敵要求了。
劉裕、劉義隆父子承孫恩、盧循起義之後，繼東晉而稱帝，懾于人民的巨大威力，也不得不作出一系列減輕人民負擔的措施，來緩和國内的階級矛盾，鞏固新王朝的統治政權。
東晉末年，渤海刁逵（刁協孫）為桓玄豫州刺史，逵弟刁暢為桓玄右衛将軍，刁氏僑寓京口，史稱“刁氏素殷富”，“有田萬頃，奴婢數千人，餘資稱是”，“奴客縱橫，固吝山澤，為京口之蠹”（《晉書·刁協傳》），劉裕起兵讨桓玄，消滅刁氏，把刁氏的土地财産分給京口貧民。
晉安帝妻王皇後（王羲之孫女，王獻之女）死，後有“脂澤田四十頃”，在臨沂（僑置在今江蘇句容境内）、湖熟（今江蘇南京市東南湖熟鎮）一帶，劉裕請晉安帝下令把這四十頃土地分“賜貧人”（《晉書·安帝紀》）。
當時江南的“山湖川澤，皆為豪強所奪，小民薪采漁釣，皆責稅直”（《宋書·武帝紀》）。
義熙九年，劉裕下令禁斷。
同時荊、雍諸州的牧守，又往往把“州郡縣屯田池塞”據為己有，中飽私囊。
劉裕曾先後下令禁止。
劉裕在消滅劉毅後，曾在荊州“寬租省調，節役原刑”（《資治通鑒》晉安帝義熙八年），博得荊州人士的好感；在驅逐了司馬休之之後，又對荊、雍二州“老稚服戎，空戶從役”，加以改變，規定二州“吏及軍人年十二以還、六十以上，及扶養孤幼，單丁大艱”（《宋書·武帝紀》），一概遣散。
在東晉末年，政府曾不斷向民間征發造船木料，以及征用船隻車牛，供運輸之用，劉裕下令以後政府需用造船木料和船隻，由政府派定專人和民間商議好公平價格，依照規定的價格來“和市”，嚴禁官吏假借官威，強行征發[1]。
魏、晉以來，兵農身份低落，在繁重的兵役和超額的租稅之下，犯禁逃亡的，不計其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