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孫恩盧循的起義與東晉王朝的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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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進至丹陽郡（在今南京市東南），轉攻京口等地，并無所得。
劉裕則統率北府兵主力列陣于秦淮河南岸的南塘一帶，堅壁不戰。
盧循自五月乙醜（五月十四日）到達蔡洲，到七月庚申（七月初十日），頓兵建康城下兩個月之久，師老兵疲，糧食給養都發生困難，隻好從蔡洲南撤，退守尋陽。
欲西取荊州，再與劉裕決戰。
這年十月，徐道覆率水軍三萬西攻江陵，大敗于破冢（在今湖北江陵東南），損失萬餘人，道覆退回湓口（今江西九江市西）。
十二月，盧循、徐道覆又率衆數萬，連艦而下，先後與晉軍戰于大雷（今安徽望江）、左裡（今鄱陽湖口），農民軍方面又損折了數萬人。
盧循乃收散卒數千人，向其根據地廣州轉移；徐道覆也退保其根據地始興。
次年二月，晉軍攻破始興，徐道覆被殺。
三月，盧循率部到達廣州，但廣州州城番禺早已被晉軍占領，循圍攻番禺二十餘日不下，于四月間南襲合浦（今廣西合浦東北），轉戰至交州（州治龍編，今越南慈山、仙遊地區），兵敗投水死。
從公元399年十一月孫恩領導浙東農民起義起，到411年四月盧循在交州失敗止，東晉末年的這次農民起義，前後持續了十一年零五個月之久。
農民起義軍轉戰東南半壁，人民自己所建立起來的艦隊，曾經溯洄贛江，縱橫長江上下遊，乘長風破巨浪于汪洋大海之上，開農民戰争戰略戰術上未有之前例。
以孫恩、盧循為首的這一次農民起義的失敗，除了因為沒有也不可能有先進階級的領導這一主要原因外，其他原因是：（一）孫恩在浙東登陸，一時獲得八郡人民的響應之後，未能及時地建立根據地，成立農民自己的軍政府，一見戰争形勢不利，便倉猝退入海島，這樣，不但失去了與大陸廣大群衆的聯系，而且衆至二三十萬的農民軍以及婦孺，無計劃地向海島撤退，糧食等給養得不到保證，給農民軍造成很大的困難。
（二）盧循取得農民軍的領導權後，雖然采用各種手段鞏固了根據地&mdash&mdash廣州，可是他實際上是企圖割據一方，并沒有推翻東晉王朝的決心和信心；等到劉裕北滅南燕，初步滿足了江南人民抗敵的要求之際，他迫于三吳戰士的思歸要求和徐道覆的嚴正态度，遲遲北進，使得農民軍不容易保持其戰略主動地位。
（三）盧循在作戰指導上往往舉棋不定，“多疑少決”，不能利用有利戰機力争勝利。
農民軍在建康城下從優勢變為劣勢，從主動變為被動，最後竟一敗塗地，這主要是盧循主觀指導錯誤所造成的。
在盧循交州戰敗投海死後，東晉末年農民戰争的最後一幕已經結束[6]。
江南各地農民再度屈服于世家大族與新興的北府軍将領的統治之下，他們重新受着殘酷的剝削與壓迫，雖然他們在過去已被榨取得幾乎一無所有了。
這次農民戰争，給了東晉王朝嚴重的打擊，從此它就名存實亡了。
在這次農民戰争中受到沉重打擊的，還有東晉政權的主要支柱&mdash&mdash以王、謝為首的北來的世族大地主，他們的倉廪被打開，他們在浙東的莊園和财産遭到嚴重沖擊，他們喪失了數目衆多的奴客。
王凝之、謝邈的被殺，謝琰的陣亡，又在在說明了他們削弱到簡直不能抵抗。
固然，“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他們的社會地位，因為“憑藉世資”，還是極高，然而他們今後在政治上隻是飾演配角，當庶族出身的新興北府系統的将領奪取帝位之際，他們就隻能飾演捧玺绶、上勸進表角色，“将一家物與一家”這一流的角色。
從此，他們被剝奪了北府兵的領導權；他們顧問中樞大權，以後也逐漸被寒門庶族出身的中書舍人所替代。
寒門庶族出身的新興将領做了皇帝以後，為了集權中央，也毫無顧忌地對他們加以打擊，如劉裕殺太原王愉（王坦之之子，愉官至尚書仆射、前将軍）、陳郡謝混（謝安孫，謝琰子，混官至中書令、領軍将軍、尚書左仆射）、高平郗僧施（郗鑒曾孫、郗孫）等，都足以說明高貴的世家大族，至此不得不落到北府将領統治之下了。
在這種情形下，唯一得利者是新興的北府将領，他們在農民戰争的結局中得到利益，他們不僅從以王、謝為首的世家大族手裡，奪得了北府兵的領導權，消滅了以桓玄為首的荊州系統的方鎮勢力，而且他們在因農民戰争而崩解了的東晉王朝廢墟上，重新建立起新的王朝來。
*** [1] 謝安，陳郡陽夏（今河南太康）人，伯父謝鲲，渡江任豫章太守；父裒，太常卿，都是流寓江表的世族大地主。
以王、謝為首的北方世家大族，到達江東之後，為了避免和江東世家大族發生經濟上的沖突起見，他們的莊園都在東土&mdash&mdash浙東，所以謝安早年多居會稽（郡治山陰，今浙江紹興市）。
那時謝安從兄謝尚（謝鲲子）官至尚書仆射、都督豫并幽冀四州軍事、鎮西将軍、豫州刺史。
尚卒（公元357年），安兄奕繼尚為都督豫兖冀并四州軍事、安西将軍、豫州刺史。
安弟萬又繼奕任都督司豫冀并四州軍事、豫州刺史。
真是“家門富貴”，江東數一數二的世家大族。
由于謝安有這些兄弟先後參加東晉政權領導工作，可以代表他們這一階層和他這一家族的利益，因此，謝安可以“放情丘壑”，“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
東晉政權既是代表世家大族的利益的，那麼，這些世家大族為了本階層和家族的利益起見，每家至少有一人或一人以上參加東晉政權領導工作，這一世家大族的政治地位愈高，社會地位就愈鞏固，經濟利益也就更能獲得一定的保障和長足的發展。
每個世家大族如三世以上冠冕不絕，那就成為“天下盛門”、“奕世膏粱”；倘或偶然有一代接不上來，不能繼續保持原有的爵位，于是便有稱為“門戶中衰”或“衰門”的危險。
同時，東晉王朝既然以北方流播南下的世家大族為其主要支柱，那麼必須随時注意培養世家大族中的後起之秀，通過九品官人等等方式，吸收他們參加政權領導工作，統治集團内部人才愈充實，統治權自然也愈鞏固。
以謝安這個人物而論，自是過江以後的第一流，作為東晉政權而論，是應該把他拉出山來的，于是便産生出“東山不起，如蒼生何”的話來。
可是謝安呢?仍然高卧東山（今浙江上虞西南四十五裡），度着他山林隐遁的生活，塵世事沒有擾亂他的心胸，因為塵世事自有他的門生、典計（莊園的管理者）去替他處理，并不用他操心，政府幾次三番請他出山，他都“高卧不起”，政府甚至采取“禁锢終身”的手段，來對他進行威脅，他還是漠然無動，“吟嘯自若”。
到了謝安四十多歲的時候，安兄謝奕、從兄謝尚先後逝世，弟謝萬受命北讨，兵潰單騎逃歸，廢為“庶人”，這麼一來，謝家就要“門戶中衰”了。
由于門戶中衰，社會地位受影響，經濟的利益首先會受到損害，陳郡謝氏處在這種不利形勢下，要保持家門富貴，便隻有謝安出山之一法。
桓溫在這時請他去當自己幕府的司馬，安黾勉從命。
王、謝兩族，是當時世家大族中的冠冕，隻要謝安肯做官，獲緻高位，是不成問題的，何況謝安一“釋褐”，就和桓溫建立了僚屬的關系，這對于他以後進身之階，甚為有利：以後謝安入輔中央，由侍中而吏部尚書、尚書仆射、後将軍、揚州刺史、中書監、錄尚書事；桓溫死後，孝武帝年幼，安更獨綜朝權，政由安出。
[2] 《世說新語·排調篇》注引《南徐州記》：舊徐州都督，以東為稱。
晉氏南遷，徐州刺史王舒加北中郎将，北府之号，自此起也。
《世說新語·捷悟篇》注引《南徐州記》：徐州人多勁悍，号精兵，故桓溫常曰：“京口酒可飲，箕可用，兵可使。
” 《資治通鑒》晉海西公太和四年胡三省注：“晉都建康，以京口為北府，曆陽為西府，姑孰為南州。
”又晉孝武帝太元二年注：“晉人謂京口為北府。
謝玄破俱難等，始兼領徐州，号北府兵者，史終言之。
” 按南徐州刺史多兼北中郎将，故時稱南徐州為“北府”，因此，在京口招募之僑民亦稱之為“北府兵”。
[3] 《晉書·桓宣傳族子伊附傳》：伊&hellip&hellip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為江左第一。
&hellip&hellip時謝安女婿王國寶專利無檢行，安惡其為人，每抑制之。
及孝武末年，嗜酒好内，而會稽王道子昏尤甚，惟狎昵谄邪，于是國寶讒谀之計稍行于主相之間。
而好利險之徒，以安功名盛極而構會之，嫌隙遂成。
帝召伊飲宴，安侍坐。
&hellip&hellip伊便撫筝而歌怨詩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
忠信
劉裕則統率北府兵主力列陣于秦淮河南岸的南塘一帶，堅壁不戰。
盧循自五月乙醜（五月十四日）到達蔡洲，到七月庚申（七月初十日），頓兵建康城下兩個月之久，師老兵疲，糧食給養都發生困難，隻好從蔡洲南撤，退守尋陽。
欲西取荊州，再與劉裕決戰。
這年十月，徐道覆率水軍三萬西攻江陵，大敗于破冢（在今湖北江陵東南），損失萬餘人，道覆退回湓口（今江西九江市西）。
十二月，盧循、徐道覆又率衆數萬，連艦而下，先後與晉軍戰于大雷（今安徽望江）、左裡（今鄱陽湖口），農民軍方面又損折了數萬人。
盧循乃收散卒數千人，向其根據地廣州轉移；徐道覆也退保其根據地始興。
次年二月，晉軍攻破始興，徐道覆被殺。
三月，盧循率部到達廣州，但廣州州城番禺早已被晉軍占領，循圍攻番禺二十餘日不下，于四月間南襲合浦（今廣西合浦東北），轉戰至交州（州治龍編，今越南慈山、仙遊地區），兵敗投水死。
從公元399年十一月孫恩領導浙東農民起義起，到411年四月盧循在交州失敗止，東晉末年的這次農民起義，前後持續了十一年零五個月之久。
農民起義軍轉戰東南半壁，人民自己所建立起來的艦隊，曾經溯洄贛江，縱橫長江上下遊，乘長風破巨浪于汪洋大海之上，開農民戰争戰略戰術上未有之前例。
以孫恩、盧循為首的這一次農民起義的失敗，除了因為沒有也不可能有先進階級的領導這一主要原因外，其他原因是：（一）孫恩在浙東登陸，一時獲得八郡人民的響應之後，未能及時地建立根據地，成立農民自己的軍政府，一見戰争形勢不利，便倉猝退入海島，這樣，不但失去了與大陸廣大群衆的聯系，而且衆至二三十萬的農民軍以及婦孺，無計劃地向海島撤退，糧食等給養得不到保證，給農民軍造成很大的困難。
（二）盧循取得農民軍的領導權後，雖然采用各種手段鞏固了根據地&mdash&mdash廣州，可是他實際上是企圖割據一方，并沒有推翻東晉王朝的決心和信心；等到劉裕北滅南燕，初步滿足了江南人民抗敵的要求之際，他迫于三吳戰士的思歸要求和徐道覆的嚴正态度，遲遲北進，使得農民軍不容易保持其戰略主動地位。
（三）盧循在作戰指導上往往舉棋不定，“多疑少決”，不能利用有利戰機力争勝利。
農民軍在建康城下從優勢變為劣勢，從主動變為被動，最後竟一敗塗地，這主要是盧循主觀指導錯誤所造成的。
在盧循交州戰敗投海死後，東晉末年農民戰争的最後一幕已經結束[6]。
江南各地農民再度屈服于世家大族與新興的北府軍将領的統治之下，他們重新受着殘酷的剝削與壓迫，雖然他們在過去已被榨取得幾乎一無所有了。
這次農民戰争，給了東晉王朝嚴重的打擊，從此它就名存實亡了。
在這次農民戰争中受到沉重打擊的，還有東晉政權的主要支柱&mdash&mdash以王、謝為首的北來的世族大地主，他們的倉廪被打開，他們在浙東的莊園和财産遭到嚴重沖擊，他們喪失了數目衆多的奴客。
王凝之、謝邈的被殺，謝琰的陣亡，又在在說明了他們削弱到簡直不能抵抗。
固然，“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他們的社會地位，因為“憑藉世資”，還是極高，然而他們今後在政治上隻是飾演配角，當庶族出身的新興北府系統的将領奪取帝位之際，他們就隻能飾演捧玺绶、上勸進表角色，“将一家物與一家”這一流的角色。
從此，他們被剝奪了北府兵的領導權；他們顧問中樞大權，以後也逐漸被寒門庶族出身的中書舍人所替代。
寒門庶族出身的新興将領做了皇帝以後，為了集權中央，也毫無顧忌地對他們加以打擊，如劉裕殺太原王愉（王坦之之子，愉官至尚書仆射、前将軍）、陳郡謝混（謝安孫，謝琰子，混官至中書令、領軍将軍、尚書左仆射）、高平郗僧施（郗鑒曾孫、郗孫）等，都足以說明高貴的世家大族，至此不得不落到北府将領統治之下了。
在這種情形下，唯一得利者是新興的北府将領，他們在農民戰争的結局中得到利益，他們不僅從以王、謝為首的世家大族手裡，奪得了北府兵的領導權，消滅了以桓玄為首的荊州系統的方鎮勢力，而且他們在因農民戰争而崩解了的東晉王朝廢墟上，重新建立起新的王朝來。
*** [1] 謝安，陳郡陽夏（今河南太康）人，伯父謝鲲，渡江任豫章太守；父裒，太常卿，都是流寓江表的世族大地主。
以王、謝為首的北方世家大族，到達江東之後，為了避免和江東世家大族發生經濟上的沖突起見，他們的莊園都在東土&mdash&mdash浙東，所以謝安早年多居會稽（郡治山陰，今浙江紹興市）。
那時謝安從兄謝尚（謝鲲子）官至尚書仆射、都督豫并幽冀四州軍事、鎮西将軍、豫州刺史。
尚卒（公元357年），安兄奕繼尚為都督豫兖冀并四州軍事、安西将軍、豫州刺史。
安弟萬又繼奕任都督司豫冀并四州軍事、豫州刺史。
真是“家門富貴”，江東數一數二的世家大族。
由于謝安有這些兄弟先後參加東晉政權領導工作，可以代表他們這一階層和他這一家族的利益，因此，謝安可以“放情丘壑”，“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
東晉政權既是代表世家大族的利益的，那麼，這些世家大族為了本階層和家族的利益起見，每家至少有一人或一人以上參加東晉政權領導工作，這一世家大族的政治地位愈高，社會地位就愈鞏固，經濟利益也就更能獲得一定的保障和長足的發展。
每個世家大族如三世以上冠冕不絕，那就成為“天下盛門”、“奕世膏粱”；倘或偶然有一代接不上來，不能繼續保持原有的爵位，于是便有稱為“門戶中衰”或“衰門”的危險。
同時，東晉王朝既然以北方流播南下的世家大族為其主要支柱，那麼必須随時注意培養世家大族中的後起之秀，通過九品官人等等方式，吸收他們參加政權領導工作，統治集團内部人才愈充實，統治權自然也愈鞏固。
以謝安這個人物而論，自是過江以後的第一流，作為東晉政權而論，是應該把他拉出山來的，于是便産生出“東山不起，如蒼生何”的話來。
可是謝安呢?仍然高卧東山（今浙江上虞西南四十五裡），度着他山林隐遁的生活，塵世事沒有擾亂他的心胸，因為塵世事自有他的門生、典計（莊園的管理者）去替他處理，并不用他操心，政府幾次三番請他出山，他都“高卧不起”，政府甚至采取“禁锢終身”的手段，來對他進行威脅，他還是漠然無動，“吟嘯自若”。
到了謝安四十多歲的時候，安兄謝奕、從兄謝尚先後逝世，弟謝萬受命北讨，兵潰單騎逃歸，廢為“庶人”，這麼一來，謝家就要“門戶中衰”了。
由于門戶中衰，社會地位受影響，經濟的利益首先會受到損害，陳郡謝氏處在這種不利形勢下，要保持家門富貴，便隻有謝安出山之一法。
桓溫在這時請他去當自己幕府的司馬，安黾勉從命。
王、謝兩族，是當時世家大族中的冠冕，隻要謝安肯做官，獲緻高位，是不成問題的，何況謝安一“釋褐”，就和桓溫建立了僚屬的關系，這對于他以後進身之階，甚為有利：以後謝安入輔中央，由侍中而吏部尚書、尚書仆射、後将軍、揚州刺史、中書監、錄尚書事；桓溫死後，孝武帝年幼，安更獨綜朝權，政由安出。
[2] 《世說新語·排調篇》注引《南徐州記》：舊徐州都督，以東為稱。
晉氏南遷，徐州刺史王舒加北中郎将，北府之号，自此起也。
《世說新語·捷悟篇》注引《南徐州記》：徐州人多勁悍，号精兵，故桓溫常曰：“京口酒可飲，箕可用，兵可使。
” 《資治通鑒》晉海西公太和四年胡三省注：“晉都建康，以京口為北府，曆陽為西府，姑孰為南州。
”又晉孝武帝太元二年注：“晉人謂京口為北府。
謝玄破俱難等，始兼領徐州，号北府兵者，史終言之。
” 按南徐州刺史多兼北中郎将，故時稱南徐州為“北府”，因此，在京口招募之僑民亦稱之為“北府兵”。
[3] 《晉書·桓宣傳族子伊附傳》：伊&hellip&hellip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為江左第一。
&hellip&hellip時謝安女婿王國寶專利無檢行，安惡其為人，每抑制之。
及孝武末年，嗜酒好内，而會稽王道子昏尤甚，惟狎昵谄邪，于是國寶讒谀之計稍行于主相之間。
而好利險之徒，以安功名盛極而構會之，嫌隙遂成。
帝召伊飲宴，安侍坐。
&hellip&hellip伊便撫筝而歌怨詩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
忠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