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孫恩盧循的起義與東晉王朝的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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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府兵與荊揚内争 桓溫死後，東晉孝武帝司馬曜年幼，世族大地主陳郡謝安當國[1]，桓氏讓出了揚州，由桓溫弟桓豁、桓沖相繼出任荊州都督，繼續掌握上遊大權。
桓沖不像桓溫那樣野心大，不十分幹涉下遊的事權，因此，荊、揚之間的矛盾，又暫時緩和了下來。
桓溫因為集中在今鎮江、常州一帶的當時北來僑民&mdash&mdash南徐州、南兖州僑戶，“人多勁悍”，在土斷之後，就有把他們編成一支新軍的計劃，可是計劃還沒實施，桓溫病死。
謝安繼溫當國，為了充實長江下遊的軍事力量以拱衛首都、抗衡上遊起見，就籌募成立這支新軍。
公元377年，東晉政府任命謝安兄子謝玄為南兖州刺史，負責籌組新軍。
謝玄又把南兖州的軍府，從京口移到廣陵。
南徐、南兖兩州僑戶，紛紛應募入伍，彭城劉牢之“與東海何謙、琅邪諸葛侃、樂安高衡、東平劉軌、西河田洛及晉陵孫無終等，以骁猛應選”（《晉書·劉牢之傳》）。
這一支新軍，經過七年以上的長期訓練，成為一支精悍能戰的軍隊，号為北府兵（當時稱京口為北府）[2]。
北府兵的興起，它不但成為長江下遊的主要軍事力量，改變了荊、揚的形勢；而且在淝水會戰中，在江、淮以南廣大人民的支援下，粉碎了苻秦南侵的百萬大軍，把江南從苻秦的鐵騎下搶救出來。
淝水戰後，東晉的統治階級滿足于偏安的局面，沒有恢複失地的要求和決心，以緻不能擴大戰果，乘勝逐北，收複中原。
雖以北府兵之善戰，收複了徐、兖、青、司、豫、梁六州（今山東、河南、陝西南部等廣大地區），但當東晉外部的威脅消除的時候，東晉統治階級内部的矛盾卻日益尖銳化。
王室内部和王室和世族&mdash&mdash主、相之間，中央與方鎮&mdash&mdash荊、揚之間，展開了錯綜複雜的鬥争。
他們不但不能通力合作，收複失地，反而互相牽制，破壞北伐。
後燕終于攻入臨淄、滑台；南燕且在青、兖一帶建國；不久，洛陽又失守；淮、漢以北，悉為後秦所占；最後谯縱據益州稱成都王（公元405&mdash413年）。
淝水會戰後所收複的失地，就這樣地次第失去，“鹄立南望”的中原地區人民，不但沒能獲得解救，而且在北方再度大分裂、少數兄弟族再度大移動之中，在各族統治者的殘酷統治下，半為奴虜，輾轉死去。
謝安在淝水會戰勝利之後，進位太保、太傅，都督揚江荊司豫徐兖青冀幽并甯益雍梁十五州軍事，聲望極高，因此招緻了皇帝的猜嫌，主相之間，漸漸隔膜起來[3]。
他于是請求北征，出鎮廣陵，實際上是在孝武帝同母弟會稽王司馬道子的排斥下，被迫離開朝廷。
不久安病死，司馬道子遂以司徒、錄尚書事、兼領揚州刺史、都督中外諸軍事，代安為相。
當時孝武帝沉溺于酒色。
司馬道子更是宴飲無度，經常“蓬首昏目”，“政刑謬亂”（《晉書·簡文三子傳》）。
孝武帝與司馬道子兄弟之間&mdash&mdash同時也是主相之間，逐漸又發生了摩擦。
孝武帝任命王恭（太原王氏，世族大地主，王皇後之兄）為南兖州刺史，鎮北府；又以殷仲堪（陳郡殷氏，世族大地主）為荊州刺史（淝水戰後，桓沖死，桓豁子石民繼任荊州刺史；石民死，王忱繼任荊州刺史，時亦病死），掌握上遊事權。
孝武帝想培植方鎮的力量，來牽制朝廷中的權臣，結果加劇了統治階級内部的分裂。
公元396年，孝武帝死，子司馬德宗繼位，是為安帝，司馬道子以太傅攝政。
史稱安帝“自少及長，口不能言，雖寒暑之變無以辨”，奉這樣的一個白癡來做皇帝，宰輔司馬道子的權任自然更重了。
道子又引用主張削弱方鎮的王國寶（太原王氏，世族大地主。
祖述，尚書令；父坦之，中書令；弟忱，荊州刺史。
國寶，謝安女婿）、王緒（國寶從祖弟）為心腹，以對抗王恭、殷仲堪等。
國寶位至中書令、尚書左仆射，“參掌朝權”。
公元397年，王恭（這時他又成為皇帝的舅父）從京口舉兵，以誅王國寶為借口；殷仲堪也在荊州舉兵，與恭相應。
東晉政府成立的北府兵，本來是為了拱衛首都、充實長江下遊力量的，現在北府兵在王恭統率下反而聯絡荊州軍來對抗中央，司馬道子自然無法抵禦，隻得把王國寶、王緒等殺死，請求王恭退兵。
公元398年，王恭第二次舉兵，荊州刺史殷仲堪、廣州刺史桓玄（桓溫子，時在荊州）等起兵響應，使南郡（治江陵，今湖北荊州市區）相楊期率舟師為前鋒，沿江東下。
司馬道子以子司馬元顯為征讨都督，統兵抵禦。
那時王恭以北府将領劉牢之為前鋒，元顯派人往說牢之倒向中央，答應事成後用牢之代恭任南兖州刺史，于是劉牢之倒戈襲擊王恭，王恭兵敗而死。
殷仲堪、桓玄等聞恭被殺，倉皇退走，至尋陽（今江西九江市），共推桓玄為盟主。
公元399年，桓玄又火并了殷仲堪、楊期，據有荊州上遊，東晉以玄為都督荊江襄雍秦梁益甯八州軍事、荊州江州刺史。
桓氏世鎮荊楚，故舊甚多，因此桓玄“樹用腹心，兵馬日盛”（《晉書·桓玄傳》）。
元顯自擊破王恭以後，又用手段把揚州刺史的職位攘奪到手，同時他又總錄尚書事，當時稱“道子為東錄，元顯為西錄”（《晉書·會稽王道子傳》）。
道子昏醉多病，“政無大小，一委元顯”，由是“西府車騎填湊，東第門下可設雀羅”，中央大權實際操在元顯一人手中。
元顯考慮到荊州上遊的威脅和北府兵的難以控制，想建立一支由自己來指揮的新軍。
因為當時兵源缺乏，于是下令強制征發東土諸郡（浙東）其本身或父祖本來是奴隸，而已獲得放免為佃客的壯丁，集中京都，擔任兵役，稱之為“樂屬”[4]。
這一措置，不僅僅造成世族對政府的普遍不滿，因而使東晉政府失去部分世家大族的支持；而且從本來是奴隸而已獲得放免為佃客身份的農民來說，更是絕大的迫害。
因為這一部分佃客，他們已經有自己的經濟，有自己的生産工具，具有為耕種土地并從自己收成中拿出一部分實物繳給封建主所必需的勞動興趣，現在卻被征發為兵，而兵士的身份，自魏、晉以來，就已非常低落，“兵驺”之名，至與奴婢并列，“谪兵”、“補兵”又是世代相襲，真是一成兵士，“辱及累世”，他們是絕不樂意去當兵的。
因此這一命令一頒布，就搞得“東土嚣然”，終于變成孫恩、盧循領導的浙東農民起義的直接導火線。
孫恩領導的浙東農民起義 上面提到的東晉政權發東土諸郡免奴客為樂屬，隻是浙東農民起義的重要原因之一。
這次農民起義的主要原因，還是由于北來的世族大地主的莊園集中在浙東一帶，而他們對佃客所進行的剝削又是超乎依附農民所能忍受的限度所緻。
以王、謝為首的北來世家大族為了避免和江東世家大族在經濟上發生沖突起見，他們把莊園安置在浙東一帶。
據《晉書·王羲之傳》稱：“羲之&hellip&hellip與&hellip&hellip謝萬書曰：&lsquo&hellip&hellip當與安石（謝安字）東遊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頤養閑暇。
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歡宴&hellip&hellip其為得意，可勝言邪！&hellip&hellip&rsquo”可見他們的能夠“頤養閑暇”以及“與親知時共歡宴”，就是建築在這種“行田視地利”的基礎上的。
南渡的世族如琅邪王氏、陳郡謝氏、太原王氏、高平郗氏、太原孫氏、陳留阮氏、高陽許氏、谯國戴氏、魯國孔氏等[5]，他們的田業，多集中在東土一帶，明白這一點，而後對孫恩領導的農民起義以後從海上登陸，獲得浙東農民的積極響應，而且孫恩也以這一地區為根據地，也就不難了然了。
自東漢于吉以來，五鬥米道就在會稽、吳郡一帶傳播。
晉孝武帝時，有錢塘人杜子恭傳教授徒。
琅邪大族孫氏，“世奉五鬥米道”（《晉書·孫恩傳》），孫氏南渡以後，至孫恩叔父孫泰又師事杜子恭，子恭死，泰繼子恭為道首。
道教的教義本身并不含有反抗黑暗統治的企圖，不過在缺乏經濟聯系的封建社會裡，它卻是聯絡農民發動革命的較好工具。
孫泰就是借宗教去聯絡農民群衆的，《晉書·孫恩傳》稱“百姓&hellip&hellip敬之如神，皆竭财産、進子女以祈福慶”。
孫泰固然出身大族，但他這種做法，也會引起東晉政府對他的懷疑，于是把他流放到廣州。
當時東晉統治階級上層也有不少人信奉五鬥米道。
孫泰到了廣州以後，被
桓沖不像桓溫那樣野心大，不十分幹涉下遊的事權，因此，荊、揚之間的矛盾，又暫時緩和了下來。
桓溫因為集中在今鎮江、常州一帶的當時北來僑民&mdash&mdash南徐州、南兖州僑戶，“人多勁悍”，在土斷之後，就有把他們編成一支新軍的計劃，可是計劃還沒實施，桓溫病死。
謝安繼溫當國，為了充實長江下遊的軍事力量以拱衛首都、抗衡上遊起見，就籌募成立這支新軍。
公元377年，東晉政府任命謝安兄子謝玄為南兖州刺史，負責籌組新軍。
謝玄又把南兖州的軍府，從京口移到廣陵。
南徐、南兖兩州僑戶，紛紛應募入伍，彭城劉牢之“與東海何謙、琅邪諸葛侃、樂安高衡、東平劉軌、西河田洛及晉陵孫無終等，以骁猛應選”（《晉書·劉牢之傳》）。
這一支新軍，經過七年以上的長期訓練，成為一支精悍能戰的軍隊，号為北府兵（當時稱京口為北府）[2]。
北府兵的興起，它不但成為長江下遊的主要軍事力量，改變了荊、揚的形勢；而且在淝水會戰中，在江、淮以南廣大人民的支援下，粉碎了苻秦南侵的百萬大軍，把江南從苻秦的鐵騎下搶救出來。
淝水戰後，東晉的統治階級滿足于偏安的局面，沒有恢複失地的要求和決心，以緻不能擴大戰果，乘勝逐北，收複中原。
雖以北府兵之善戰，收複了徐、兖、青、司、豫、梁六州（今山東、河南、陝西南部等廣大地區），但當東晉外部的威脅消除的時候，東晉統治階級内部的矛盾卻日益尖銳化。
王室内部和王室和世族&mdash&mdash主、相之間，中央與方鎮&mdash&mdash荊、揚之間，展開了錯綜複雜的鬥争。
他們不但不能通力合作，收複失地，反而互相牽制，破壞北伐。
後燕終于攻入臨淄、滑台；南燕且在青、兖一帶建國；不久，洛陽又失守；淮、漢以北，悉為後秦所占；最後谯縱據益州稱成都王（公元405&mdash413年）。
淝水會戰後所收複的失地，就這樣地次第失去，“鹄立南望”的中原地區人民，不但沒能獲得解救，而且在北方再度大分裂、少數兄弟族再度大移動之中，在各族統治者的殘酷統治下，半為奴虜，輾轉死去。
謝安在淝水會戰勝利之後，進位太保、太傅，都督揚江荊司豫徐兖青冀幽并甯益雍梁十五州軍事，聲望極高，因此招緻了皇帝的猜嫌，主相之間，漸漸隔膜起來[3]。
他于是請求北征，出鎮廣陵，實際上是在孝武帝同母弟會稽王司馬道子的排斥下，被迫離開朝廷。
不久安病死，司馬道子遂以司徒、錄尚書事、兼領揚州刺史、都督中外諸軍事，代安為相。
當時孝武帝沉溺于酒色。
司馬道子更是宴飲無度，經常“蓬首昏目”，“政刑謬亂”（《晉書·簡文三子傳》）。
孝武帝與司馬道子兄弟之間&mdash&mdash同時也是主相之間，逐漸又發生了摩擦。
孝武帝任命王恭（太原王氏，世族大地主，王皇後之兄）為南兖州刺史，鎮北府；又以殷仲堪（陳郡殷氏，世族大地主）為荊州刺史（淝水戰後，桓沖死，桓豁子石民繼任荊州刺史；石民死，王忱繼任荊州刺史，時亦病死），掌握上遊事權。
孝武帝想培植方鎮的力量，來牽制朝廷中的權臣，結果加劇了統治階級内部的分裂。
公元396年，孝武帝死，子司馬德宗繼位，是為安帝，司馬道子以太傅攝政。
史稱安帝“自少及長，口不能言，雖寒暑之變無以辨”，奉這樣的一個白癡來做皇帝，宰輔司馬道子的權任自然更重了。
道子又引用主張削弱方鎮的王國寶（太原王氏，世族大地主。
祖述，尚書令；父坦之，中書令；弟忱，荊州刺史。
國寶，謝安女婿）、王緒（國寶從祖弟）為心腹，以對抗王恭、殷仲堪等。
國寶位至中書令、尚書左仆射，“參掌朝權”。
公元397年，王恭（這時他又成為皇帝的舅父）從京口舉兵，以誅王國寶為借口；殷仲堪也在荊州舉兵，與恭相應。
東晉政府成立的北府兵，本來是為了拱衛首都、充實長江下遊力量的，現在北府兵在王恭統率下反而聯絡荊州軍來對抗中央，司馬道子自然無法抵禦，隻得把王國寶、王緒等殺死，請求王恭退兵。
公元398年，王恭第二次舉兵，荊州刺史殷仲堪、廣州刺史桓玄（桓溫子，時在荊州）等起兵響應，使南郡（治江陵，今湖北荊州市區）相楊期率舟師為前鋒，沿江東下。
司馬道子以子司馬元顯為征讨都督，統兵抵禦。
那時王恭以北府将領劉牢之為前鋒，元顯派人往說牢之倒向中央，答應事成後用牢之代恭任南兖州刺史，于是劉牢之倒戈襲擊王恭，王恭兵敗而死。
殷仲堪、桓玄等聞恭被殺，倉皇退走，至尋陽（今江西九江市），共推桓玄為盟主。
公元399年，桓玄又火并了殷仲堪、楊期，據有荊州上遊，東晉以玄為都督荊江襄雍秦梁益甯八州軍事、荊州江州刺史。
桓氏世鎮荊楚，故舊甚多，因此桓玄“樹用腹心，兵馬日盛”（《晉書·桓玄傳》）。
元顯自擊破王恭以後，又用手段把揚州刺史的職位攘奪到手，同時他又總錄尚書事，當時稱“道子為東錄，元顯為西錄”（《晉書·會稽王道子傳》）。
道子昏醉多病，“政無大小，一委元顯”，由是“西府車騎填湊，東第門下可設雀羅”，中央大權實際操在元顯一人手中。
元顯考慮到荊州上遊的威脅和北府兵的難以控制，想建立一支由自己來指揮的新軍。
因為當時兵源缺乏，于是下令強制征發東土諸郡（浙東）其本身或父祖本來是奴隸，而已獲得放免為佃客的壯丁，集中京都，擔任兵役，稱之為“樂屬”[4]。
這一措置，不僅僅造成世族對政府的普遍不滿，因而使東晉政府失去部分世家大族的支持；而且從本來是奴隸而已獲得放免為佃客身份的農民來說，更是絕大的迫害。
因為這一部分佃客，他們已經有自己的經濟，有自己的生産工具，具有為耕種土地并從自己收成中拿出一部分實物繳給封建主所必需的勞動興趣，現在卻被征發為兵，而兵士的身份，自魏、晉以來，就已非常低落，“兵驺”之名，至與奴婢并列，“谪兵”、“補兵”又是世代相襲，真是一成兵士，“辱及累世”，他們是絕不樂意去當兵的。
因此這一命令一頒布，就搞得“東土嚣然”，終于變成孫恩、盧循領導的浙東農民起義的直接導火線。
孫恩領導的浙東農民起義 上面提到的東晉政權發東土諸郡免奴客為樂屬，隻是浙東農民起義的重要原因之一。
這次農民起義的主要原因，還是由于北來的世族大地主的莊園集中在浙東一帶，而他們對佃客所進行的剝削又是超乎依附農民所能忍受的限度所緻。
以王、謝為首的北來世家大族為了避免和江東世家大族在經濟上發生沖突起見，他們把莊園安置在浙東一帶。
據《晉書·王羲之傳》稱：“羲之&hellip&hellip與&hellip&hellip謝萬書曰：&lsquo&hellip&hellip當與安石（謝安字）東遊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頤養閑暇。
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歡宴&hellip&hellip其為得意，可勝言邪！&hellip&hellip&rsquo”可見他們的能夠“頤養閑暇”以及“與親知時共歡宴”，就是建築在這種“行田視地利”的基礎上的。
南渡的世族如琅邪王氏、陳郡謝氏、太原王氏、高平郗氏、太原孫氏、陳留阮氏、高陽許氏、谯國戴氏、魯國孔氏等[5]，他們的田業，多集中在東土一帶，明白這一點，而後對孫恩領導的農民起義以後從海上登陸，獲得浙東農民的積極響應，而且孫恩也以這一地區為根據地，也就不難了然了。
自東漢于吉以來，五鬥米道就在會稽、吳郡一帶傳播。
晉孝武帝時，有錢塘人杜子恭傳教授徒。
琅邪大族孫氏，“世奉五鬥米道”（《晉書·孫恩傳》），孫氏南渡以後，至孫恩叔父孫泰又師事杜子恭，子恭死，泰繼子恭為道首。
道教的教義本身并不含有反抗黑暗統治的企圖，不過在缺乏經濟聯系的封建社會裡，它卻是聯絡農民發動革命的較好工具。
孫泰就是借宗教去聯絡農民群衆的，《晉書·孫恩傳》稱“百姓&hellip&hellip敬之如神，皆竭财産、進子女以祈福慶”。
孫泰固然出身大族，但他這種做法，也會引起東晉政府對他的懷疑，于是把他流放到廣州。
當時東晉統治階級上層也有不少人信奉五鬥米道。
孫泰到了廣州以後，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