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人民的流徙與流民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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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族人民的流徙 西、北各族入居中原内地之後，因受西晉地方官吏和漢族地主的剝削與壓迫，不斷起來反抗。
如在西晉泰始中，鮮卑秃發樹機能舉兵涼州，曆十年之久（泰始五年至鹹甯五年，即公元269年至279年）。
惠帝元康四年（公元294年），匈奴族人郝散起兵上黨谷遠（今山西沁源）；元康六年，氐帥齊萬年起兵關中，郝散弟郝度元聯結馮翊、北地羌、胡族人舉兵響應，秦、雍二州氐、羌族人也奮起參加，有衆數十萬，聲勢浩大，連敗政府軍。
他們都先後失敗。
可是秦、雍一帶，自惠帝永熙元年（公元290年）起，由于水利失修，無年不旱。
到了元康四年，便造成了嚴重的饑馑。
元康七年以後，“秦、雍二州大旱疾疫”，饑荒更是嚴重，“米斛萬錢”，正是“饑疫薦臻，戎晉并困”（《晉書·五行志》）。
此後，“至于永嘉（公元307&mdash312年），喪亂彌甚。
雍州以東，人多饑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
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馬毛皆盡。
又大疾疫，兼以饑馑&hellip&hellip流屍滿河，白骨蔽野”（《晉書·食貨志》）。
在大旱荒大饑餓的情況下，秦、雍等州各族人民不得不流徙至梁、益、荊、豫等州就食[1]。
并州的漢族人民，也在饑旱與日益壯大的匈奴貴族勢力威脅之下，不得不流徙至冀、豫等州就食[2]。
冀州的漢族人民又不得不流徙至兖州一帶就食[3]。
秦、雍流民流徙至梁、益之後，西晉在益州的統治即告結束，益州的漢族農民，流徙到荊、湘地區，或南入甯州（州治味縣，今雲南曲靖）的很多。
甯州連年饑疫，人民死亡在十萬人以上，西晉在甯州的統治也瀕于瓦解的前夜，在甯州的吏民，又有不少人由甯州撤退至交州一帶[4]。
漢族人民遷徙的數目，大概從秦、雍遷出者約四五萬戶，約占當地總人口數的三分之一；從并州遷出者約四萬戶，約占當地總人口數的三分之二；從梁、益遷出者約二十萬戶，約占當地總人口數的十分之九；從冀州遷出者約一萬戶，約占當地總人口數的三十分之一。
總計遷徙的戶口，見于記載的，将近三十萬戶，約占西晉全國總戶數（三百七十七萬）十二分之一強。
占秦、雍、并、冀、梁、益、甯等州總戶數（合計約六十萬戶）的二分之一弱。
由于人民大流徙，階級矛盾更趨激化，便引起流民大起義。
流民入蜀與成漢建國 江統在《徙戎論》裡說：“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
”當時的關中地區，是漢族和氐、等少數民族雜居而且是人數不相上下的地區。
在氐人齊萬年所領導的經曆四年之久（元康六至九年，即公元296&mdash299年）的抗晉運動将告失敗之際，秦、雍一帶，由于連年荒旱，米一石賣到萬錢，略陽、天水等六郡人民數萬家、十餘萬口，包括人和氐人在内，這時不得不流徙至梁、益地區去就食。
在六郡人民流徙的過程中，六郡“大姓”李氏、任氏、閻氏、趙氏、何氏、楊氏、上官氏、費氏，便成了流民的領袖。
李氏就是略陽人李特、李庠兄弟，史稱流徙之中，“道路有疾病窮乏者，特兄弟常營護振救之，由是得衆心”（《資治通鑒》晉惠帝元康八年），因而被推舉為流民領袖。
可見李氏後來領導流民與西晉政府對抗，在流徙之初就已打下深厚的群衆基礎了。
流民十餘萬口進入巴蜀地區之後，益州政治局面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當時西晉益州刺史趙見中原多事，有割據巴蜀的野心。
他想利用這六郡十餘萬流民的力量來和西晉政府抗衡，于是拉攏李庠等，“委以心膂，使招合六郡壯勇至萬餘人，以斷北道（入蜀之道）”（《資治通鑒》晉惠帝永康元年）。
西晉任命耿滕為益州刺史來替代趙，在耿滕到達成都之後，集兵殺滕，自稱大将軍、益州牧。
又猜忌李庠“骁勇得衆心”（《資治通鑒》晉惠帝永甯元年），借故殺李庠及庠子侄十餘人。
庠兄李特、弟李流将兵在外，
如在西晉泰始中，鮮卑秃發樹機能舉兵涼州，曆十年之久（泰始五年至鹹甯五年，即公元269年至279年）。
惠帝元康四年（公元294年），匈奴族人郝散起兵上黨谷遠（今山西沁源）；元康六年，氐帥齊萬年起兵關中，郝散弟郝度元聯結馮翊、北地羌、胡族人舉兵響應，秦、雍二州氐、羌族人也奮起參加，有衆數十萬，聲勢浩大，連敗政府軍。
他們都先後失敗。
可是秦、雍一帶，自惠帝永熙元年（公元290年）起，由于水利失修，無年不旱。
到了元康四年，便造成了嚴重的饑馑。
元康七年以後，“秦、雍二州大旱疾疫”，饑荒更是嚴重，“米斛萬錢”，正是“饑疫薦臻，戎晉并困”（《晉書·五行志》）。
此後，“至于永嘉（公元307&mdash312年），喪亂彌甚。
雍州以東，人多饑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
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馬毛皆盡。
又大疾疫，兼以饑馑&hellip&hellip流屍滿河，白骨蔽野”（《晉書·食貨志》）。
在大旱荒大饑餓的情況下，秦、雍等州各族人民不得不流徙至梁、益、荊、豫等州就食[1]。
并州的漢族人民，也在饑旱與日益壯大的匈奴貴族勢力威脅之下，不得不流徙至冀、豫等州就食[2]。
冀州的漢族人民又不得不流徙至兖州一帶就食[3]。
秦、雍流民流徙至梁、益之後，西晉在益州的統治即告結束，益州的漢族農民，流徙到荊、湘地區，或南入甯州（州治味縣，今雲南曲靖）的很多。
甯州連年饑疫，人民死亡在十萬人以上，西晉在甯州的統治也瀕于瓦解的前夜，在甯州的吏民，又有不少人由甯州撤退至交州一帶[4]。
漢族人民遷徙的數目，大概從秦、雍遷出者約四五萬戶，約占當地總人口數的三分之一；從并州遷出者約四萬戶，約占當地總人口數的三分之二；從梁、益遷出者約二十萬戶，約占當地總人口數的十分之九；從冀州遷出者約一萬戶，約占當地總人口數的三十分之一。
總計遷徙的戶口，見于記載的，将近三十萬戶，約占西晉全國總戶數（三百七十七萬）十二分之一強。
占秦、雍、并、冀、梁、益、甯等州總戶數（合計約六十萬戶）的二分之一弱。
由于人民大流徙，階級矛盾更趨激化，便引起流民大起義。
流民入蜀與成漢建國 江統在《徙戎論》裡說：“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
”當時的關中地區，是漢族和氐、等少數民族雜居而且是人數不相上下的地區。
在氐人齊萬年所領導的經曆四年之久（元康六至九年，即公元296&mdash299年）的抗晉運動将告失敗之際，秦、雍一帶，由于連年荒旱，米一石賣到萬錢，略陽、天水等六郡人民數萬家、十餘萬口，包括人和氐人在内，這時不得不流徙至梁、益地區去就食。
在六郡人民流徙的過程中，六郡“大姓”李氏、任氏、閻氏、趙氏、何氏、楊氏、上官氏、費氏，便成了流民的領袖。
李氏就是略陽人李特、李庠兄弟，史稱流徙之中，“道路有疾病窮乏者，特兄弟常營護振救之，由是得衆心”（《資治通鑒》晉惠帝元康八年），因而被推舉為流民領袖。
可見李氏後來領導流民與西晉政府對抗，在流徙之初就已打下深厚的群衆基礎了。
流民十餘萬口進入巴蜀地區之後，益州政治局面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當時西晉益州刺史趙見中原多事，有割據巴蜀的野心。
他想利用這六郡十餘萬流民的力量來和西晉政府抗衡，于是拉攏李庠等，“委以心膂，使招合六郡壯勇至萬餘人，以斷北道（入蜀之道）”（《資治通鑒》晉惠帝永康元年）。
西晉任命耿滕為益州刺史來替代趙，在耿滕到達成都之後，集兵殺滕，自稱大将軍、益州牧。
又猜忌李庠“骁勇得衆心”（《資治通鑒》晉惠帝永甯元年），借故殺李庠及庠子侄十餘人。
庠兄李特、弟李流将兵在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