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西、北各少數民族的内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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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隴縣南）椟仇夷諸氐。
操擊張魯于漢中，武都氐人塞道，操擊破氐人，收其麥以給軍食（見《三國志·魏志·張既傳》）。
又進破氐王窦茂之衆于河池（今甘肅徽縣西北）。
前後徙武都氐人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地界[6]。
魏黃初元年（公元220年），武都氐王楊仆率部衆内附，居漢陽郡。
正始元年（公元240年），郭淮徙氐人三千餘落于關中。
一直到西晉初年，氐人布滿秦隴地區的天水（郡治上邽，今甘肅天水市）、南安（郡治豲道，今甘肅隴西東北）、扶風（郡治池陽，今陝西三原西南）、始平（郡治槐裡，今陝西興平東南）、京兆（郡治長安，今陝西西安市）一帶。
楊千萬孫子楊飛龍，西晉之初，返回略陽（今甘肅秦安東南八十裡）。
其子楊茂搜，值西晉亂亡，率部落還保百頃。
其後浸盛，盡有漢武都郡之地，建仇池國（公元296&mdash506年），然僻小不預于十六國之數。
而略陽臨渭（今甘肅秦安東南）氐族部落酋長苻氏建前秦國（公元352&mdash394年），至苻堅時，最為強盛，曾統一中原地區。
堅敗，又有略陽氐呂光據姑臧建後涼國（公元387&mdash403年）。
人的分布地區及其遷徙人亦稱巴人，據《華陽國志·巴志》的記載，自周秦以來，就已經居住在嘉陵江上遊地區了。
不知道什麼緣故，在春秋時代，巴國的君長是姬姓，也許巴部落和周部落曾是血緣的近屬。
《華陽國志·巴志》稱春秋時代的巴國，“雖都江州（今重慶市嘉陵江北岸），或治墊江（今重慶合川），或治平都（今重慶豐都），後治阆中（今四川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今重慶涪陵西）”，可見巴部落的活動，大概在這一地帶。
巴國雖然僻處西南，不能參與春秋時代所謂諸夏的會盟，可是巴族的分布地區，“東至魚複（今重慶奉節），西至僰道（今四川宜賓），北接漢中，南極黔、涪”[7]，疆域遠比中原的齊、晉為大。
自春秋一直到戰國，巴國一方面與楚數相攻伐，一方面又和蜀世起戰争。
秦惠文王時秦滅蜀，繼而進兵取巴，以巴、蜀為郡縣。
秦亡，劉邦為漢王，王巴蜀，欲舉兵東向與項羽争中原，募發民與共定三秦。
秦地既定，漢兵将要出關，民皆思歸，劉邦聽其還巴。
“阆中有渝水（今嘉陵江上流），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為漢前鋒陷陣，銳氣喜武，帝（劉邦）&hellip&hellip乃令樂人習學之，所謂巴渝舞也。
”（《華陽國志·巴志》） 秦取巴國時，曾與巴人約：“頃田不租，十妻不算（算賦&mdash&mdash人口稅），傷人者論，殺人雇死倓錢”（《華陽國志·巴志》）[8]。
至漢又規定巴族的羅、樸、昝、鄂、度、夕、龔七姓，不輸租賦，但每戶歲出“錢”口四十文。
巴人呼賦為，故當時稱之為“人”。
由于人執闆楯作戰，因此也稱作闆楯七姓；因為他們能夠打虎，所以亦稱為“白虎蠻”或“白虎複夷”[9]。
秦、漢以來，巴人的分布地區，既已列置郡縣，巴人亦已融合于漢部族之中，經久而失去了他們自己的語言，改用漢族的語言。
但是在他們的村落間，還是有部落酋長所謂夷王、邑侯存在。
東漢安帝永初（公元107&mdash113年）中，西羌侵入漢中，攻沒郡縣，漢政府賴闆楯七姓&mdash&mdash民的英勇作戰，才把羌人擊退，當時闆楯獲得“神兵”的徽号。
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羌人再度攻入漢中，殺太守，漢政府又靠了闆楯精兵，才把它的西南部疆土從羌人手裡搶救出來。
由于那時國家的主要軍事力量&mdash&mdash小生産者經濟衰頹，軍事威力衰落，因此漢政府的南征西讨，不得不靠闆楯兵的力量。
可是東漢政府對于民所進行的剝削，卻是逐漸加重（絕不止每歲口錢四十文），所謂“更賦至重”（《華陽國志·巴志》），重到民無法負擔，不是“嫁妻賣子”，便是“或自頸割”。
東漢的地方官吏，對待他們，也是“仆役過于奴婢，箠楚隆于囚虜”，因此，民從東漢中葉起，也不斷地采取武裝起義的形式來反抗東漢統治階級的剝削和奴役。
東漢末，益州牧劉璋發漢昌（今四川巴中）民為兵，以拒張魯（《華陽國志·二牧志》）。
民多奉張魯的五鬥米道，很多民“自巴西之宕渠（今四川渠縣東北），遷于漢中楊車坂”（《晉書·李特載記》），漢中人稱之為“楊車巴”。
曹操破張魯，魯走巴中，依闆楯七姓。
其後魯降于操，闆楯七姓夷王樸胡、邑侯杜濩亦率民降附于操，操以樸胡為巴中太守，杜濩為巴西太守，任約為巴郡太守，欲利用巴人的力量，來瓦解劉備的後方。
後樸胡等為劉備部将黃權所敗，操又使張郃進軍宕渠，徙民于漢中。
劉備使張飛拒郃，飛大破郃，郃走還南鄭，在這一次戰役中，巴西的民随曹操軍撤退的，人數可能很多。
以後曹操預備放棄漢中，又把漢中的民全部遷移到略陽、天水一帶去居住。
那一帶本來是氐人的居住地，氐人内遷，人填充，因此北土之人，稱人為“巴氐”[10]。
巴族這一支&mdash&mdash“巴氐”或“人”，一部分于西晉末年，在李特的領導下，以流民的身份，結合天水六郡豪右，返抵巴蜀，在數萬家秦、雍流民的支持下，建成（漢）國（公元303&mdash347年）。
一部分仍留居隴右，在西晉滅亡後，巴族酋長勾渠知聯絡四山羌、氐、巴、羯三十多萬人，對匈奴主劉曜展開了慘烈的鬥争，雖然巴民五千餘衆最後作了壯烈的犧牲[11]，但已經震撼了匈奴前趙王朝的根基。
漢族統治階級對内遷各族的奴役與剝削 大抵匈奴族居山西西北部及陝西北部，氐、羌入居陝、甘内地，鮮卑族布滿東起遼東西迄青海的塞外。
他們都在“歸附”的名義下，成群地進入中原地區。
魏末晉初，少數民族歸附的最高數目是“八百七十餘萬口”（《晉書·文帝紀》），這數字固然有些誇張，但也未必全沒根據；八百七十餘萬口雖未必全部入居中原地區，但是入居中原地區的少數民族人數，也不會太少。
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東漢中葉以後，曾在秦漢國家發展的整個時期裡，都起過重要作用的小生産者破産了，他們是國家的主要軍事力量，他們經濟的衰落，也就給東漢帶來了軍事威力的衰落，其結果，使東漢王朝對少數民族所進行的戰争不得不日益由進攻轉為防禦。
随着東漢王朝軍事威力的衰落，鮮卑、烏桓人的進攻日益頻繁起來，在這樣條件下，東漢政府為了挽救軍事上的頹勢，不得不利用内附羌夷、附塞匈奴來作戰。
少數民族之為漢政府作戰，有時固出于強制（如發西羌屯戍西域）；有時卻出于自願（如南匈奴為漢擊鮮卑）。
東漢王朝崩潰以後，方鎮互峙，三國紛争，中原的割據勢力為了戰勝敵人，又主動地招緻了塞上少數民族的内徙。
如袁紹“撫有三郡烏桓，寵其名王，而收其精騎”（《三國志·魏志·烏丸鮮卑東夷傳》序）；紹子袁尚遣将與匈奴單于連兵平陽（今山西臨汾），以擊曹操；曹操使太原烏丸王魯昔屯兵池陽以備盧水胡；又徙武都氐五萬餘落于秦川，“欲以強寇弱國，捍禦蜀虜”（江統《徙戎論》）；諸葛亮遠結鮮卑轲比能，“與相首尾”（《三國志·魏志·牽招傳》），以擾曹魏北邊；鄧艾謀滅蜀漢，招鮮卑數萬，置于雍涼之間，與漢人雜居（見《晉書·傅玄傳》）。
從此魏、蜀的軍隊，也就變成了一支各族混雜的部曲。
不獨董卓之衆“來兵皆胡羌”（《後漢書·列女·董祀妻傳》）；就是劉備、曹操的部隊也雜以“幽州烏桓雜胡騎”（《三國志·蜀志·先主傳》）；魏末郭淮部曲，更多“羌胡渠帥”（《三國志·魏志·郭淮傳》注引《世語》）；西晉滅吳之役，有騎督匈奴人綦母邪參加（見《晉書·匈奴傳》）；西晉以後，十六國疊相雄長，中原的軍事組織大都由“戎晉”組合而成，更是不用說了。
除了以部落武裝形式有組織地移居中原之外，還有許多少數民族移民，或因部落分散，歸附後成為國家的編戶齊民，或由漢人把他們俘虜而來。
這些移民的遷居内地，在當時簡直是必需的。
因為從東漢中葉以後，農民大量流亡，被迫脫離勞動生産；東漢統治崩潰之後，接着又是連年混戰，中原地區殘破不堪，農民不是被屠殺，便是在饑馑疠疫中死亡，天下不耕者二十餘年，剩下來的編戶齊民，僅及漢代全盛時期人口總數的七分之一。
少數民族入居内地，正可以代替他們，彌補勞動人手的不足。
政府隻要入居中原的少數民族人民能“家使出谷”（《三國志·魏志·郭淮傳》），“輸租調”（《三國志&m
操擊張魯于漢中，武都氐人塞道，操擊破氐人，收其麥以給軍食（見《三國志·魏志·張既傳》）。
又進破氐王窦茂之衆于河池（今甘肅徽縣西北）。
前後徙武都氐人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地界[6]。
魏黃初元年（公元220年），武都氐王楊仆率部衆内附，居漢陽郡。
正始元年（公元240年），郭淮徙氐人三千餘落于關中。
一直到西晉初年，氐人布滿秦隴地區的天水（郡治上邽，今甘肅天水市）、南安（郡治豲道，今甘肅隴西東北）、扶風（郡治池陽，今陝西三原西南）、始平（郡治槐裡，今陝西興平東南）、京兆（郡治長安，今陝西西安市）一帶。
楊千萬孫子楊飛龍，西晉之初，返回略陽（今甘肅秦安東南八十裡）。
其子楊茂搜，值西晉亂亡，率部落還保百頃。
其後浸盛，盡有漢武都郡之地，建仇池國（公元296&mdash506年），然僻小不預于十六國之數。
而略陽臨渭（今甘肅秦安東南）氐族部落酋長苻氏建前秦國（公元352&mdash394年），至苻堅時，最為強盛，曾統一中原地區。
堅敗，又有略陽氐呂光據姑臧建後涼國（公元387&mdash403年）。
人的分布地區及其遷徙人亦稱巴人，據《華陽國志·巴志》的記載，自周秦以來，就已經居住在嘉陵江上遊地區了。
不知道什麼緣故，在春秋時代，巴國的君長是姬姓，也許巴部落和周部落曾是血緣的近屬。
《華陽國志·巴志》稱春秋時代的巴國，“雖都江州（今重慶市嘉陵江北岸），或治墊江（今重慶合川），或治平都（今重慶豐都），後治阆中（今四川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今重慶涪陵西）”，可見巴部落的活動，大概在這一地帶。
巴國雖然僻處西南，不能參與春秋時代所謂諸夏的會盟，可是巴族的分布地區，“東至魚複（今重慶奉節），西至僰道（今四川宜賓），北接漢中，南極黔、涪”[7]，疆域遠比中原的齊、晉為大。
自春秋一直到戰國，巴國一方面與楚數相攻伐，一方面又和蜀世起戰争。
秦惠文王時秦滅蜀，繼而進兵取巴，以巴、蜀為郡縣。
秦亡，劉邦為漢王，王巴蜀，欲舉兵東向與項羽争中原，募發民與共定三秦。
秦地既定，漢兵将要出關，民皆思歸，劉邦聽其還巴。
“阆中有渝水（今嘉陵江上流），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為漢前鋒陷陣，銳氣喜武，帝（劉邦）&hellip&hellip乃令樂人習學之，所謂巴渝舞也。
”（《華陽國志·巴志》） 秦取巴國時，曾與巴人約：“頃田不租，十妻不算（算賦&mdash&mdash人口稅），傷人者論，殺人雇死倓錢”（《華陽國志·巴志》）[8]。
至漢又規定巴族的羅、樸、昝、鄂、度、夕、龔七姓，不輸租賦，但每戶歲出“錢”口四十文。
巴人呼賦為，故當時稱之為“人”。
由于人執闆楯作戰，因此也稱作闆楯七姓；因為他們能夠打虎，所以亦稱為“白虎蠻”或“白虎複夷”[9]。
秦、漢以來，巴人的分布地區，既已列置郡縣，巴人亦已融合于漢部族之中，經久而失去了他們自己的語言，改用漢族的語言。
但是在他們的村落間，還是有部落酋長所謂夷王、邑侯存在。
東漢安帝永初（公元107&mdash113年）中，西羌侵入漢中，攻沒郡縣，漢政府賴闆楯七姓&mdash&mdash民的英勇作戰，才把羌人擊退，當時闆楯獲得“神兵”的徽号。
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羌人再度攻入漢中，殺太守，漢政府又靠了闆楯精兵，才把它的西南部疆土從羌人手裡搶救出來。
由于那時國家的主要軍事力量&mdash&mdash小生産者經濟衰頹，軍事威力衰落，因此漢政府的南征西讨，不得不靠闆楯兵的力量。
可是東漢政府對于民所進行的剝削，卻是逐漸加重（絕不止每歲口錢四十文），所謂“更賦至重”（《華陽國志·巴志》），重到民無法負擔，不是“嫁妻賣子”，便是“或自頸割”。
東漢的地方官吏，對待他們，也是“仆役過于奴婢，箠楚隆于囚虜”，因此，民從東漢中葉起，也不斷地采取武裝起義的形式來反抗東漢統治階級的剝削和奴役。
東漢末，益州牧劉璋發漢昌（今四川巴中）民為兵，以拒張魯（《華陽國志·二牧志》）。
民多奉張魯的五鬥米道，很多民“自巴西之宕渠（今四川渠縣東北），遷于漢中楊車坂”（《晉書·李特載記》），漢中人稱之為“楊車巴”。
曹操破張魯，魯走巴中，依闆楯七姓。
其後魯降于操，闆楯七姓夷王樸胡、邑侯杜濩亦率民降附于操，操以樸胡為巴中太守，杜濩為巴西太守，任約為巴郡太守，欲利用巴人的力量，來瓦解劉備的後方。
後樸胡等為劉備部将黃權所敗，操又使張郃進軍宕渠，徙民于漢中。
劉備使張飛拒郃，飛大破郃，郃走還南鄭，在這一次戰役中，巴西的民随曹操軍撤退的，人數可能很多。
以後曹操預備放棄漢中，又把漢中的民全部遷移到略陽、天水一帶去居住。
那一帶本來是氐人的居住地，氐人内遷，人填充，因此北土之人，稱人為“巴氐”[10]。
巴族這一支&mdash&mdash“巴氐”或“人”，一部分于西晉末年，在李特的領導下，以流民的身份，結合天水六郡豪右，返抵巴蜀，在數萬家秦、雍流民的支持下，建成（漢）國（公元303&mdash347年）。
一部分仍留居隴右，在西晉滅亡後，巴族酋長勾渠知聯絡四山羌、氐、巴、羯三十多萬人，對匈奴主劉曜展開了慘烈的鬥争，雖然巴民五千餘衆最後作了壯烈的犧牲[11]，但已經震撼了匈奴前趙王朝的根基。
漢族統治階級對内遷各族的奴役與剝削 大抵匈奴族居山西西北部及陝西北部，氐、羌入居陝、甘内地，鮮卑族布滿東起遼東西迄青海的塞外。
他們都在“歸附”的名義下，成群地進入中原地區。
魏末晉初，少數民族歸附的最高數目是“八百七十餘萬口”（《晉書·文帝紀》），這數字固然有些誇張，但也未必全沒根據；八百七十餘萬口雖未必全部入居中原地區，但是入居中原地區的少數民族人數，也不會太少。
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東漢中葉以後，曾在秦漢國家發展的整個時期裡，都起過重要作用的小生産者破産了，他們是國家的主要軍事力量，他們經濟的衰落，也就給東漢帶來了軍事威力的衰落，其結果，使東漢王朝對少數民族所進行的戰争不得不日益由進攻轉為防禦。
随着東漢王朝軍事威力的衰落，鮮卑、烏桓人的進攻日益頻繁起來，在這樣條件下，東漢政府為了挽救軍事上的頹勢，不得不利用内附羌夷、附塞匈奴來作戰。
少數民族之為漢政府作戰，有時固出于強制（如發西羌屯戍西域）；有時卻出于自願（如南匈奴為漢擊鮮卑）。
東漢王朝崩潰以後，方鎮互峙，三國紛争，中原的割據勢力為了戰勝敵人，又主動地招緻了塞上少數民族的内徙。
如袁紹“撫有三郡烏桓，寵其名王，而收其精騎”（《三國志·魏志·烏丸鮮卑東夷傳》序）；紹子袁尚遣将與匈奴單于連兵平陽（今山西臨汾），以擊曹操；曹操使太原烏丸王魯昔屯兵池陽以備盧水胡；又徙武都氐五萬餘落于秦川，“欲以強寇弱國，捍禦蜀虜”（江統《徙戎論》）；諸葛亮遠結鮮卑轲比能，“與相首尾”（《三國志·魏志·牽招傳》），以擾曹魏北邊；鄧艾謀滅蜀漢，招鮮卑數萬，置于雍涼之間，與漢人雜居（見《晉書·傅玄傳》）。
從此魏、蜀的軍隊，也就變成了一支各族混雜的部曲。
不獨董卓之衆“來兵皆胡羌”（《後漢書·列女·董祀妻傳》）；就是劉備、曹操的部隊也雜以“幽州烏桓雜胡騎”（《三國志·蜀志·先主傳》）；魏末郭淮部曲，更多“羌胡渠帥”（《三國志·魏志·郭淮傳》注引《世語》）；西晉滅吳之役，有騎督匈奴人綦母邪參加（見《晉書·匈奴傳》）；西晉以後，十六國疊相雄長，中原的軍事組織大都由“戎晉”組合而成，更是不用說了。
除了以部落武裝形式有組織地移居中原之外，還有許多少數民族移民，或因部落分散，歸附後成為國家的編戶齊民，或由漢人把他們俘虜而來。
這些移民的遷居内地，在當時簡直是必需的。
因為從東漢中葉以後，農民大量流亡，被迫脫離勞動生産；東漢統治崩潰之後，接着又是連年混戰，中原地區殘破不堪，農民不是被屠殺，便是在饑馑疠疫中死亡，天下不耕者二十餘年，剩下來的編戶齊民，僅及漢代全盛時期人口總數的七分之一。
少數民族入居内地，正可以代替他們，彌補勞動人手的不足。
政府隻要入居中原的少數民族人民能“家使出谷”（《三國志·魏志·郭淮傳》），“輸租調”（《三國志&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