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康熙大帝：鞏固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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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否，非所計也。
各部院大臣，順治五年以前，無漢尚書缺。
四年以前，都察院止有滿人為承政，後始以漢人為左都禦史，所用亦多為貳臣。
督撫在兵事時，任用亦未如法，皆所謂過渡時代。
唯清廷自入關即痛抑苛斂，有獻聚斂之議者力斥之，若蘇撫土國寶之流是也。
故根本不朘民生，不失為開國氣象。
若雲君明臣良，有師濟之風，則猶有待。
聖祖嗣位，初政屬在輔臣，未見起色，熊賜履以忤鳌拜意，屢欲譴之，帝即從中保全，至鳌拜敗，遂以傾害賜履為罪狀之一。
賜履雖非醇儒，然知尊重儒術，為聖祖讨論宋儒經說所自始。
康熙初為弘文院侍讀，上萬言書：“請甄别督撫，以民生苦樂為守令之賢否，以守令貪廉為督撫之優劣，而本原之地在朝廷，尤在立綱陳紀用人行政之間。
一曰參酌古今，勒為《會典》，則上有道揆，下有法守。
一曰修舉職業，肅官箴而奮士氣。
力指當時憂憤者謂之疏狂，任事者目為躁競，廉靜者斥為矯激，端方者诋為迂腐，聞有讀書窮理之士則群指為道學，诽笑诋排，欲禁锢其終身而後已。
一曰庠序之教，在讀書講學，求聖賢理道之歸，不使高明者或泛濫于百家，沉淪于二氏；下之則唯揣摩舉業，為弋科名掇富貴之具。
一曰明诏内外，一以儉約為尚，自正公以及上庶，凡宮室車馬衣服，規定經制，不許逾越。
痛陳禮壞俗奢，為饑寒之本原，盜賊訟獄兇荒所由起。
末言根本尤在皇上，生長深宮，春秋方富，宜慎選左右，熏陶德性，隆師傅之禮，選侍從之賢。
講幄非事虛文，經筵非應故事。
考六經之文，監曆代之迹，體諸身心，為敷政出治之本。
佞幸不置于前，聲色不禦于側。
非聖之書不讀，無益之事不為。
内而深宮燕閑，外而大廷廣衆，微而言動起居，維持此身，防閑此心。
主德清明，君身強固，直接二帝三王之心法，自足措斯世于唐虞，又何吏治之不清，民生之不遂？”此疏即為鳌拜所惡，請以妄言罪之，而帝不許，轉遷侍讀學士。
複疏言：“朝政積習未除，國計隐憂可慮。
”鳌拜傳旨诘問積習隐憂實事，以無據妄奏沽名議镌級，帝又原之。
以迄于鳌拜逮問，複疏舉經筵，即擢國史院學士。
未幾複設内閣，設翰林院，以為掌院學士。
舉經筵，即用為講官。
侍聖祖講學最親且久者，莫如李光地。
光地天資敏銳，讀書析理能入細，禦纂諸經皆光地居校理之名，當即光地主其事。
故雖有僞道學之間為聖祖所覺，而恩眷仍隆。
觀光地自撰《語錄》，詐億不信，是其所長，不似學道人渾厚之态。
聖祖尊宋學，所纂集經說，乃欲集宋學之成，故徐乾學以藏宋經學家言之富，假手于權相明珠之子性德，刻《通志堂經解》，以供搜采。
乾學與性德，溺于詞章，能刻經解，不能充道學；光地與熊賜履則願以纂經解、治道學自任。
熊、李有師生之誼，李入翰林，熊為教習庶吉士官，且于上前力保之。
然以争寵相軋有隙，熊始倚修書，後移其事任于光地，熊甚憾李，李亦深謗熊，二人蓋以道學為得君之專業，故人品皆不純。
然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天下不敢以佻達之見菲薄道學，而真儒遂得用世，不以迂拙樸僿見擯，則熊、李猶金台之郭隗，當居招緻之功，要為人君好尚之标幟耳。
熊、李雖皆有僞道學之疵病，然官至極品，以清廉終，李稍任封疆，亦有政績，究尚自愛其鼎，未嘗敢盡逾道學之閑。
提倡道學，究能養成士大夫風氣，此亦其征驗也。
今略叙熊、李僞道學之據。
賜履于康熙十四年，由内閣學士超授武英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
十五年，陝西總督哈占疏報獲盜，開複疏防官，下内閣，賜履誤票三法司核拟，既檢舉得旨免究，賜履改草簽，欲诿咎同官杜立德，又取原草簽嚼而毀之。
立德以語索額圖，事上聞，吏部議賜履票拟錯誤，欲诿咎同官杜立德，改寫草簽，複私取嚼毀，失大臣體，坐奪官歸。
此為《清史稿·本傳》文。
光地《語錄》述此事，窮形盡相，據言賜履既誤票，帝诘問，未辨為何人所票也，賜履回閣取誤票之本，插入他閣臣票本内，以同宮中杜立德較粗疏，故插杜票本中，而易其一本歸己，謄寫所票簽，取其原簽嚼毀之。
立德審誤票之本，非己所曾閱，簽上字迹，問代寫之中書林麟焻，亦不認，檢用過之簽條，亦較本數少一條，立德向首相索額圖喧争，一滿學士覺羅沙麻言：“今日來過早，在南炕倒着，見熊阿裡喀達（即中堂）。
檢本，口内嚼一簽。
”索遂與杜同啟奏，熊落職回。
既回寓江甯，帝猶以經義與相通問，至二十九年再起，而光地已向用矣。
光地以康熙三十三年督順天學政，聞母喪，命在任守制，光地乞假九月，回裡治喪，禦史沈恺曾、楊敬儒交章論劾。
上令遵初命，給事中彭鵬複疏論光地十不可留，目為貪位忘親，排诋尤力。
乃下九卿議，命光地解任，在京守制。
此亦《清史稿》光地《本傳》文。
史館《舊傳》載鵬《疏》原文，足使光地置身無地。
略言：以三年之通喪，請為九月之給假，于禮則悖，于情則乖，于詞則不順。
又言：光地有不可留者十：一則上谕十六章，首敦孝弟。
二則太皇太後之喪，聖躬哀瘠。
皆斥光地不能體貼則效。
三則聞光地哭母甚哀，勉強衡文，必多恍惚。
四則閩變時以忠貞聞，今使人疑不孝未必能忠，并議其後而歎其先。
五則談理講道于平日，為珪為璋，倏忽瓦裂。
以上五端尚與他人言略同。
其六謂九月大功服，人皆談言微刺。
其七謂生童匿喪，褫革嚴處，萬一犯者诘侍郎衰绖何以在此，何辭以對？其八謂學校之堂曰明倫，以不祥之身俨然而登，奈橋門環視何？其九謂本年正月，上谕諸臣，申禮義廉恥難進易退之意，光地今日，禮乎義乎？進退難易之謂何？悖聖訓而失本心。
其十謂光地必曰君命何敢辭。
古人喪中辭起複，曰金革之變禮不可施于平世，綱目累書以予之。
皇上教孝教忠，固辭必無不允，而光地不辭而請假九月。
凡此十不可留，貪位忘親，司文喪行，宜重其罰。
疏入，傳旨詢問，鵬又疏言：“皇上令光地在任守制，或以此試光地耳。
光地深文厚貌，道仁道義，言忠言孝，一試諸此，而生平心術品行，若犀燃鏡照而無遁形。
皇上所以留之之意，臣鵬愚戆不能知，使光地而亦不知，貪戀苟且而姑為此給假九月之請，外以欺人，則為喪心；使光地而早已自知，詭随狡詐而姑為此給假九月之請，内以欺己，則為挾術。
夫為人子而甘于喪心，為人臣而敢于挾術，兩者均罪，光地必居一焉。
以此赴任不可，以此回籍尤不可，蓋回籍則母死有知，恨其不誠，當必陰厄，而赴任則士生至性，憤其銜恤，誰甘面從？嗟乎！光地當聞命而絕不一辭，則忍于留矣，皇上即罰其忍，使之在京守制，以動其市朝若撻之羞。
光地忘通喪而假易以暫，則安于久矣，皇上即罰其安，使之離任終喪，以為道學敗露之恥。
臣與光地，家居各郡，然皆閩産也，今若此，人人切齒，桑梓汗顔，伏乞皇上察光地患得患失之情，破光地若去若就之局，不許赴任，不許回籍，《春秋》誅心，如臣所請。
萬一光地依然督學，則光地得信其術，故哀其辭曰：&lsquo九月且不獲命，況三年乎？&rsquo而蚩蚩者亦曰：&lsquo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
&rsquo下售其術，上受其名，臣鵬實拊膺疾首。
前疏光地十不可留，如稍有涉私，是責光地以不孝，而先自蹈于不忠，所以跪聽傳旨，一一瀝鳴，以頭搶地，嗚咽而不能自已也。
”疏入，得前旨，此五月朔日事。
至閏五月初四日試翰林官，乃以理學真僞論命題，不可謂非為光地發矣。
其後恩遇終始獨隆，自緣經傳彙纂，深當帝指，非重其道學門面。
彭鵬兩《疏》全文，蔣氏《東華錄》載之，故《舊傳》亦載，而王《錄》删之，未知其故？《史稿》亦不載，或隻憑王《錄》乎！ 彭鵬第二疏謂上令光地在任守制或以此試光地，此實得聖祖之情。
光地子鐘倫于此時侍父在任，寄諸叔父書曰：“此月初一日，部覆彭無山參本，奉旨：&lsquo李光地不準回籍，着解任在京守制。
&rsquo彭前後共兩疏。
前疏着九卿會議，旨問彭鵬：&lsquo爾與李光地同鄉，意欲相為，适所以害之，我留他在任，自有深意，不然，朕豈不曉得三年之喪古今通禮。
我所以留李光地之意，恐一說便難以保全。
九卿如要我說，我便說；不要我說，我便包容。
彭鵬，爾參某欲令其回籍，此正合着他意思，爾此言豈不是奉承他？&rsquo于是彭第二本乃有在京守制之語，中間窮極醜詈矣！九卿聞旨有&lsquo要我說不要我說&rsquo之語，皆雲：&lsquo皇上包容臣子，臣子如何必要皇上洗發出來，還求皇上包容為是。
&rsquo今旨已下，便隻得在京行三月哭奠，朝夕鳴号，以暫洩哀情。
杜門省罪，罅隙漸消，乃可相時乞歸營葬。
在今且當浮遊随分，小抗之則大創在睫，所關非特平常也。
阿爹此番撄此大故，慘折之餘，加以震動，晦冥不測，氣體大為衰羸，脾胃不能消納，腹多痛。
侄在此真百身難分，翹首南望，心肝如焚！”此書報當日實狀，所謂包容，謂不說破試出假道學耳。
不準回籍，解任在京守制，悉如鵬《疏》所請，豈非深惡此時之光地？後來光地孫重編《光地年譜》，并将此等家書載入，未知何以不諱親惡竟至于此？全祖望以負友、奪情及外婦之子三事深譏光地，此不能多及，略之。
熊、李以道學逢君，事未足訓，然清世士大夫之風，實自道學挽之，隻可雲聖祖能尊道學，而世必以光地終始眷遇，奉為清代道學之宗師，不但耳食者為此言，識《清儒學案》者亦盛推熊、李，則以其著書立說，尊程、朱，崇正學，辨道統，緻力甚勤耳。
儒者在野，效用不及在朝之大，明季講學之風不替，然偶一登朝，則廢死戮辱，身罹其禍。
清初朝士，若二魏（蔚州魏象樞、柏鄉魏裔介）。
亦道學中人，而以道事君，未成風氣。
《史稿·魏象樞傳》：“康熙十一年，母喪終，用大學士馮溥薦，授貴州道禦史。
入對，退而喜曰：&lsquo聖主在上，太平之業方始，不當以姑且補苴之言進。
&rsquo乃分疏言：&lsquo王道首教化，滿、漢臣僚，宜敦家教。
督撫任最重，有不容不盡之職分，有不容不去之因循，宜責成互糾。
制祿所以養廉，今罰俸例太嚴密，宜以記過示罰，增秩示恩。
治河方亟，宜蓄人才，備任使。
戒淫侈宜正人心；勵風俗宜修禮制。
&rsquo聖祖多與褒納。
”蓋帝之好善樂道，道學家有以察之。
其後以達宮而從祀文廟者，清世共三人，皆康熙朝名臣，則陸隴其、湯斌、張伯行是也。
其講道學而未入兩庑，然治有奇績守有異操者，亦皆在康熙朝，若于成龍、陳鵬年、趙申喬諸公，皆入《清儒學案》。
于公最不可及，趙則以刻核太過為累。
年家子戴名世與趙子熊诏同為四十八年己醜科鼎甲，熊诏狀元，名世榜眼。
五十年十月，趙忽舉發名世為諸生時，恃才放蕩，語多悖逆，今列巍科，猶不追悔前非，焚削書闆；名世以此棄市。
此世所謂《南山集》案者也。
名世以時方修《明史》，對南明以為猶昭烈之于漢，應存紀、傳等文，《南山集》中有《與餘生書》一篇，論及此事。
此何所謂大逆，在聖祖本為有道之君，然私天下之一念，深忌明後之尚系人心，實為不免，蓋亦種族之顧忌所促成。
時當朱三太子案甫結，而太子被廢，諸王競謀繼統，國本岌岌可危，趙所舉發，殆适中當時之忌，遂處以大辟。
而趙之事不幹己，逢君之惡，實可痛恨。
道學家往往有此類不情之事，則亦不可諱言也。
道學決不負人國家，讀陸隴其、湯斌、張伯行諸人傳狀，其德量、操守、政事，皆足令人神往。
其餘縱不如是純粹，而奇特或更過之，如于成龍諸人皆是。
一時公卿，儒雅謹厚，布在朝列，不可數計，此皆所謂熏德而善良者。
帝于道學之外，亦重文藝，公卿多以述作名世，其間若徐乾學、高士奇，則以招權納賄聞，此即不講學者之有才不免無行，帝亦明知之而不深究，使于文史得盡其長，但不令在朝久處禁近而已。
康熙朝之達官，幾有北宋士大夫之風，而道學之一脈，曆雍、乾兩朝，名臣疊出，以《學案小識》所載，考其淵源，皆自康熙朝理學諸臣所傳播種子。
蓋聖祖種其因，而後代收其果。
及至季世，母後當權，宦官宮妾，敗壞綱紀，而後士大夫之風掃地以盡，至今以為服官即是奔競以得之，驅淫以享之，一入利祿之途，便為罪惡之首。
移風易俗，必有好善樂道之人，居最高之位以倡之，清聖祖所作養，後代享之而不盡，蓋風氣不易成，既成亦不易毀滅也。
理學專家，以程朱、陸王為門戶，而以程朱為正統，若能诋陸王，便足衛道。
清儒亦然。
但清之理學，實以帝王好尚，為有力之提倡。
帝王為求有益于政俗，但得躬行實踐之儒，不問門戶。
且聖祖雖尊道學，而于道學家故習，厭武備，斥邊功，皆不樂從，亦未嘗有失敗。
三藩之變，魏象樞謂：“舞幹羽而有苗格，不煩用兵，撫之自定。
”則意在與三桂連和也。
台灣之平，李光地謂“隔海難守”，指以與紅毛為可，則何厚于異族而仇于本族之鄭氏也？聖祖雖不從迂腐之說，而所有武功，又皆因勢利導，非專塗人肝腦以自為功，屢奏大效，而終身不受尊号，不生侈心，勤勤講道談經，至老不辍，不改尊重道學面目，是聖祖之講學，高出于諸臣上也。
文廟從祀之典，漢儒以外，為道學所專享，尤以程朱之學為正宗。
清代增祀，則自康熙五十四年，增宋範仲淹。
雍正二年增縣亶、牧皮、樂正子、公都子、萬章、公孫醜，及漢諸葛亮，宋尹焞、魏了翁、黃幹、陳淳、何基、王柏，元趙複、金履祥、許謙、陳灏，明羅欽順、蔡清，本朝陸隴其。
道光二年，增明劉宗周。
三年，增本朝湯斌。
五年，增明黃道周。
六年，增唐陸贽、明呂坤。
八年，增本朝孫奇逢；後又增宋文天祥、謝良佐。
鹹豐初，增公明儀及宋李綱、韓琦。
七年，增公孫僑及宋陸秀夫、明曹端。
同治二年增毛亨及明呂柟、方孝孺。
七年，增宋袁燮及本朝張履祥。
光緒初元，增本朝陸世儀；繼又增漢許慎、河間獻王劉德，宋輔廣、遊酢、呂大臨，本朝張伯行。
三十四年，增本朝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
較其所增，不限于道學，事功、氣節、學問、政事，其卓絕者每預焉，頗以用世為蕲向，清之食報于理學名臣者正特厚，非颛颛為道學持門面也。
至程朱、陸王門戶，識《學案》者謹守之，國家原不必局于此，陸九淵、王守仁、陳獻章，明代早從祀，特《學案小識》所擯不齒數之孫奇逢則從祀，所尊為翼道之李二曲，則道光九年禦史請祀，部已覆準，而特旨不從，此則好尚大異。
夫唐氏之擯孫先生，謂其入清朝年已七十，不應講學，此于門戶之外，别加罪狀，理極不通，道學家之橫生意見往往如此。
江藩《宋學淵源錄》，又去其有位于朝國史應立傳者不載，則似理學為隐逸者所專，而“天民”、“大人”之說荒矣，漢學家言宋學，固自隔閡。
第八節振興文教 世祖朝已有禦制勅纂諸書，如《人臣儆心錄》、《資政要覽》、《内則衍義》、《孝經衍義》、《易經通注》、《孝經注》、《道德經注》等書，具在《四庫》。
世祖享年不永，雖雅意右文，未能大昌文化。
聖祖親政以後，勤學好問，早歲已然。
三藩作難，天下洶洶，而經筵日講，不懈益勤。
大勢稍定，即開“鴻博”之科，網羅才俊，既修《明史》，并肄諸經。
既而南方大定，益治益安，四部諸書，繁重不易整理者，悉诏儒臣因前代之舊審訂修補，以便承學之士。
唐之貞觀，宋之太平興國，明之永樂，皆同此宏願，而享國之永，舉不及聖祖。
又其用才各當，辨析心性，貫串古今，各有專學，如李光地、徐乾學輩，君臣師友，讨論從容，萬幾之暇，日以心力注之，不但若前代開館承修，稱制勒定而已。
經則成《易》、《書》、《詩》、《春秋》四纂，字學則成《字典》及《音韻闡微》，輿地成《皇輿表》、《皇輿全圖》。
類纂之書，則以《朱子全書》及《性理精義》為最精粹。
其供人搜讨故實，百世承用不能廢之《佩文韻府》、《淵鑒類函》、《分類字錦》及《圖書集成》等巨大類書，下至時令、藝術、譜錄、志乘，《全唐詩》、《古文淵鑒》、《曆代賦彙》、《唐宋元明四朝詩選》等總集。
又有康熙間纂修未畢，刊行于雍乾兩朝者，若《明史》，若《通鑒輯覽》，若《子史精華》，若《骈字類編》皆是。
下至詠物題畫諸詩，亦集其大成，選為巨帙，裨益學人，可謂美富矣。
古帝王于一代之中，成就學林沾溉之書，多至如此，雖文治極盛之朝，未易相匹。
而從古帝王所未提倡之絕學，為聖祖之特長者，更有天文、算學一事。
初，曆法在明末，用徐光啟言，引西洋人法改新曆，未及行而明亡。
攝政王入京，修曆西人湯若望即上言：“所訂曆推得本年八月朔日日食圖象，乞屆期遣官測驗。
”遂改用《時憲曆》名，頒行天下。
既而回回科秋官正吳明炫攻讦新法，又有新安衛官生楊光先叩阍糾湯若望之謬，言《時憲書》面題“依西洋新法”五字，尤不合。
時皇子榮親王即董鄂妃所生而殇，若望以官欽天監，選擇葬期，光先等糾其山向年月俱犯忌殺。
曆與星命并為一談。
廷臣不解曆法，唯知排外，于康熙四年，議若望罪至淩遲，科官斬決，敕若望免，餘依處斬。
于是複用明《大統曆》舊術，以光先掌監務。
光先初不甚解推步，康熙七年頒明年曆有閏，既又自知有誤檢舉，谕天下停止閏月。
時若望已死，其徒南懷仁言所頒各法之謬，測驗皆合。
于是斥光先，用懷仁為監副，恤若望。
自九年始，複用新法。
于是聖祖始逮治鳌拜，實行親政，于新舊曆法之糾紛，蓋有意究其故矣。
聖祖習算學，今宮中尚往往得當時算草，而與梅文鼎之學最契。
有楊文言者，亦精天算，為誠親王允祉撰《律曆淵源》，其中《數理精蘊》一種有借根方術，據文鼎孫瑴成言，聖祖親以此術相授，而後悟金元時之天元一術。
文鼎書中所未言，然則得諸《數理精蘊》，疑為文言所傳習也。
借根方為西人算學，乃代數術之舊名，亦其初境，而當時以為西名“阿爾熱八達”乃東來法之意，然則由東方之天元一術，轉為西方之借根方。
借根方者，借一根為未知數，與立天元一同，輾轉求之，恒得帶縱各乘方式，開方而後得數，故謂之借根方，始借根以入算，後借方以得數也。
此與天元一術無異，與普通代數術亦無異，聖祖學算之所造如是。
而步天測地，用經緯線以繪輿圖，皆自康熙朝創之。
算術已溝通中西，帝王之學，儒者專門習之，僅與相副，此實好學深思之效，若再假以年，更為國中學人鼓倡，或早與西人科學之進步相提攜矣。
清一代算學，以梅氏為功力最深，亦與聖祖之學為最有聲氣。
第九節千古一帝的瑕疵 聖祖即位之年，明裔始亡，遺民無可歸向，乃移而屬諸隐遁之故明皇子。
其時朱三太子實在民間，雖莫能迹其确址，風聲自不可盡泯。
吳三桂起事之年，京師亦有朱三太子事開始。
自是隐約出沒，恒挂人口。
至康熙三十八年南巡，谒明太祖陵，敕訪明後，備古三恪之數，且舉元後蒙古之恩禮不替為證，天下未嘗不聞而義之，然決無人敢冒死希此榮寵。
在朱三太子自身，或真有亡國之恨，光複之願，則雖屈于無力，亦決不欲出臣清朝；而其他故明疏屬，亦莫有入網羅者。
則滿洲人之深忌華夏故主，誠中形外，人盡喻之，可想見矣。
至四十七年乃卒洩露朱三太子真相，審理既确，卒以假冒誅之，盡殺其子孫，此事餘别有述，不備載。
夫曆代帝裔，得保全者原少，清以為明讨伐叛亂入關，有國亦已六七十年，拟乎杞宋之封，或出由衷之語。
夫曹魏代漢而山陽有國，其亡乃在晉永嘉之亂；司馬代魏，陳留就封，其卒亦在晉惠太安之初。
曹馬世稱篡竊之兇，猶能容前代之君如此。
聖祖不能容明裔，亦胸中自有種族之見，唯恐人望之有歸，此則後來排滿，亦自種之因也。
聖祖以儒學開一代風氣，儒家言：天子至于庶人，皆以修身為本，身修則家齊，然後可以治國平天下。
聖祖過舉無多，不可謂身不修，然諸皇子之狠戾殘賊，太子旋廢旋立，既立複廢，臨朝痛哭，不能救正，至晏駕亦有疑義，複開兄弟相殺之端，此亦人倫之變矣。
帝于諸王，縱之太過，教之太疏。
始立太子，亦留心為擇師保，而為權幸所間，敬禮不終，後遂無正人敢為太子師者，太子亦不複擇師。
觀應诏陳言之董漢臣，當太子有師保時，而以“谕教元良”為說，與“慎簡宰執”并舉，則太子必有不率教之征象。
而為太子師者即湯斌，斌亦言慚對董漢臣，蓋有不可顯言之故在。
其“慎簡宰執”一言，侵及明珠、餘國柱，閣臣合而仇言者，湯斌為衆矢之的，幾獲重譴。
當是時，明珠權傾内外，正人悚息，以傾軋牽及太子之師，無從施教。
太子如此，諸王可知。
聖祖于訓子之事，不列于政治朋黨之外，旗下人家視教子之師為教書匠，此風在聖祖時已然，殆亦關外遺傳之弊習也。
錄其事證如下： 《史稿·理密親王允礽傳》：“康熙十四年十二月乙醜，聖祖以太皇太後、皇太後命，立為皇太子。
太子方幼，上親教之讀書。
六歲就傅（大子以十三年五月初三日生，于十八年為六歲）。
令張英、李光地為之師，又命大學士熊賜履授以性理諸書。
二十五年，太子十三歲。
上召江甯巡撫湯斌以禮部尚書領詹事，斌薦起原任直隸大名道耿介為少詹事，輔導太子，介旋以疾辭，逾年斌亦卒。
” 蔣氏《東華錄》：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叙湯斌奏永禁蘇州上方山五通淫祠後，即雲：“先是廷臣有言：&lsquo輔導皇太子之任，非湯斌不可者。
&rs
各部院大臣，順治五年以前，無漢尚書缺。
四年以前，都察院止有滿人為承政，後始以漢人為左都禦史，所用亦多為貳臣。
督撫在兵事時，任用亦未如法，皆所謂過渡時代。
唯清廷自入關即痛抑苛斂，有獻聚斂之議者力斥之，若蘇撫土國寶之流是也。
故根本不朘民生，不失為開國氣象。
若雲君明臣良，有師濟之風，則猶有待。
聖祖嗣位，初政屬在輔臣，未見起色，熊賜履以忤鳌拜意，屢欲譴之，帝即從中保全，至鳌拜敗，遂以傾害賜履為罪狀之一。
賜履雖非醇儒，然知尊重儒術，為聖祖讨論宋儒經說所自始。
康熙初為弘文院侍讀，上萬言書：“請甄别督撫，以民生苦樂為守令之賢否，以守令貪廉為督撫之優劣，而本原之地在朝廷，尤在立綱陳紀用人行政之間。
一曰參酌古今，勒為《會典》，則上有道揆，下有法守。
一曰修舉職業，肅官箴而奮士氣。
力指當時憂憤者謂之疏狂，任事者目為躁競，廉靜者斥為矯激，端方者诋為迂腐，聞有讀書窮理之士則群指為道學，诽笑诋排，欲禁锢其終身而後已。
一曰庠序之教，在讀書講學，求聖賢理道之歸，不使高明者或泛濫于百家，沉淪于二氏；下之則唯揣摩舉業，為弋科名掇富貴之具。
一曰明诏内外，一以儉約為尚，自正公以及上庶，凡宮室車馬衣服，規定經制，不許逾越。
痛陳禮壞俗奢，為饑寒之本原，盜賊訟獄兇荒所由起。
末言根本尤在皇上，生長深宮，春秋方富，宜慎選左右，熏陶德性，隆師傅之禮，選侍從之賢。
講幄非事虛文，經筵非應故事。
考六經之文，監曆代之迹，體諸身心，為敷政出治之本。
佞幸不置于前，聲色不禦于側。
非聖之書不讀，無益之事不為。
内而深宮燕閑，外而大廷廣衆，微而言動起居，維持此身，防閑此心。
主德清明，君身強固，直接二帝三王之心法，自足措斯世于唐虞，又何吏治之不清，民生之不遂？”此疏即為鳌拜所惡，請以妄言罪之，而帝不許，轉遷侍讀學士。
複疏言：“朝政積習未除，國計隐憂可慮。
”鳌拜傳旨诘問積習隐憂實事，以無據妄奏沽名議镌級，帝又原之。
以迄于鳌拜逮問，複疏舉經筵，即擢國史院學士。
未幾複設内閣，設翰林院，以為掌院學士。
舉經筵，即用為講官。
侍聖祖講學最親且久者，莫如李光地。
光地天資敏銳，讀書析理能入細，禦纂諸經皆光地居校理之名，當即光地主其事。
故雖有僞道學之間為聖祖所覺，而恩眷仍隆。
觀光地自撰《語錄》，詐億不信，是其所長，不似學道人渾厚之态。
聖祖尊宋學，所纂集經說，乃欲集宋學之成，故徐乾學以藏宋經學家言之富，假手于權相明珠之子性德，刻《通志堂經解》，以供搜采。
乾學與性德，溺于詞章，能刻經解，不能充道學；光地與熊賜履則願以纂經解、治道學自任。
熊、李有師生之誼，李入翰林，熊為教習庶吉士官，且于上前力保之。
然以争寵相軋有隙，熊始倚修書，後移其事任于光地，熊甚憾李，李亦深謗熊，二人蓋以道學為得君之專業，故人品皆不純。
然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天下不敢以佻達之見菲薄道學，而真儒遂得用世，不以迂拙樸僿見擯，則熊、李猶金台之郭隗，當居招緻之功，要為人君好尚之标幟耳。
熊、李雖皆有僞道學之疵病，然官至極品，以清廉終，李稍任封疆，亦有政績，究尚自愛其鼎，未嘗敢盡逾道學之閑。
提倡道學，究能養成士大夫風氣，此亦其征驗也。
今略叙熊、李僞道學之據。
賜履于康熙十四年，由内閣學士超授武英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
十五年，陝西總督哈占疏報獲盜，開複疏防官，下内閣，賜履誤票三法司核拟，既檢舉得旨免究，賜履改草簽，欲诿咎同官杜立德，又取原草簽嚼而毀之。
立德以語索額圖，事上聞，吏部議賜履票拟錯誤，欲诿咎同官杜立德，改寫草簽，複私取嚼毀，失大臣體，坐奪官歸。
此為《清史稿·本傳》文。
光地《語錄》述此事，窮形盡相，據言賜履既誤票，帝诘問，未辨為何人所票也，賜履回閣取誤票之本，插入他閣臣票本内，以同宮中杜立德較粗疏，故插杜票本中，而易其一本歸己，謄寫所票簽，取其原簽嚼毀之。
立德審誤票之本，非己所曾閱，簽上字迹，問代寫之中書林麟焻，亦不認，檢用過之簽條，亦較本數少一條，立德向首相索額圖喧争，一滿學士覺羅沙麻言：“今日來過早，在南炕倒着，見熊阿裡喀達（即中堂）。
檢本，口内嚼一簽。
”索遂與杜同啟奏，熊落職回。
既回寓江甯，帝猶以經義與相通問，至二十九年再起，而光地已向用矣。
光地以康熙三十三年督順天學政，聞母喪，命在任守制，光地乞假九月，回裡治喪，禦史沈恺曾、楊敬儒交章論劾。
上令遵初命，給事中彭鵬複疏論光地十不可留，目為貪位忘親，排诋尤力。
乃下九卿議，命光地解任，在京守制。
此亦《清史稿》光地《本傳》文。
史館《舊傳》載鵬《疏》原文，足使光地置身無地。
略言：以三年之通喪，請為九月之給假，于禮則悖，于情則乖，于詞則不順。
又言：光地有不可留者十：一則上谕十六章，首敦孝弟。
二則太皇太後之喪，聖躬哀瘠。
皆斥光地不能體貼則效。
三則聞光地哭母甚哀，勉強衡文，必多恍惚。
四則閩變時以忠貞聞，今使人疑不孝未必能忠，并議其後而歎其先。
五則談理講道于平日，為珪為璋，倏忽瓦裂。
以上五端尚與他人言略同。
其六謂九月大功服，人皆談言微刺。
其七謂生童匿喪，褫革嚴處，萬一犯者诘侍郎衰绖何以在此，何辭以對？其八謂學校之堂曰明倫，以不祥之身俨然而登，奈橋門環視何？其九謂本年正月，上谕諸臣，申禮義廉恥難進易退之意，光地今日，禮乎義乎？進退難易之謂何？悖聖訓而失本心。
其十謂光地必曰君命何敢辭。
古人喪中辭起複，曰金革之變禮不可施于平世，綱目累書以予之。
皇上教孝教忠，固辭必無不允，而光地不辭而請假九月。
凡此十不可留，貪位忘親，司文喪行，宜重其罰。
疏入，傳旨詢問，鵬又疏言：“皇上令光地在任守制，或以此試光地耳。
光地深文厚貌，道仁道義，言忠言孝，一試諸此，而生平心術品行，若犀燃鏡照而無遁形。
皇上所以留之之意，臣鵬愚戆不能知，使光地而亦不知，貪戀苟且而姑為此給假九月之請，外以欺人，則為喪心；使光地而早已自知，詭随狡詐而姑為此給假九月之請，内以欺己，則為挾術。
夫為人子而甘于喪心，為人臣而敢于挾術，兩者均罪，光地必居一焉。
以此赴任不可，以此回籍尤不可，蓋回籍則母死有知，恨其不誠，當必陰厄，而赴任則士生至性，憤其銜恤，誰甘面從？嗟乎！光地當聞命而絕不一辭，則忍于留矣，皇上即罰其忍，使之在京守制，以動其市朝若撻之羞。
光地忘通喪而假易以暫，則安于久矣，皇上即罰其安，使之離任終喪，以為道學敗露之恥。
臣與光地，家居各郡，然皆閩産也，今若此，人人切齒，桑梓汗顔，伏乞皇上察光地患得患失之情，破光地若去若就之局，不許赴任，不許回籍，《春秋》誅心，如臣所請。
萬一光地依然督學，則光地得信其術，故哀其辭曰：&lsquo九月且不獲命，況三年乎？&rsquo而蚩蚩者亦曰：&lsquo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
&rsquo下售其術，上受其名，臣鵬實拊膺疾首。
前疏光地十不可留，如稍有涉私，是責光地以不孝，而先自蹈于不忠，所以跪聽傳旨，一一瀝鳴，以頭搶地，嗚咽而不能自已也。
”疏入，得前旨，此五月朔日事。
至閏五月初四日試翰林官，乃以理學真僞論命題，不可謂非為光地發矣。
其後恩遇終始獨隆，自緣經傳彙纂，深當帝指，非重其道學門面。
彭鵬兩《疏》全文，蔣氏《東華錄》載之，故《舊傳》亦載，而王《錄》删之，未知其故？《史稿》亦不載，或隻憑王《錄》乎！ 彭鵬第二疏謂上令光地在任守制或以此試光地，此實得聖祖之情。
光地子鐘倫于此時侍父在任，寄諸叔父書曰：“此月初一日，部覆彭無山參本，奉旨：&lsquo李光地不準回籍，着解任在京守制。
&rsquo彭前後共兩疏。
前疏着九卿會議，旨問彭鵬：&lsquo爾與李光地同鄉，意欲相為，适所以害之，我留他在任，自有深意，不然，朕豈不曉得三年之喪古今通禮。
我所以留李光地之意，恐一說便難以保全。
九卿如要我說，我便說；不要我說，我便包容。
彭鵬，爾參某欲令其回籍，此正合着他意思，爾此言豈不是奉承他？&rsquo于是彭第二本乃有在京守制之語，中間窮極醜詈矣！九卿聞旨有&lsquo要我說不要我說&rsquo之語，皆雲：&lsquo皇上包容臣子，臣子如何必要皇上洗發出來，還求皇上包容為是。
&rsquo今旨已下，便隻得在京行三月哭奠，朝夕鳴号，以暫洩哀情。
杜門省罪，罅隙漸消，乃可相時乞歸營葬。
在今且當浮遊随分，小抗之則大創在睫，所關非特平常也。
阿爹此番撄此大故，慘折之餘，加以震動，晦冥不測，氣體大為衰羸，脾胃不能消納，腹多痛。
侄在此真百身難分，翹首南望，心肝如焚！”此書報當日實狀，所謂包容，謂不說破試出假道學耳。
不準回籍，解任在京守制，悉如鵬《疏》所請，豈非深惡此時之光地？後來光地孫重編《光地年譜》，并将此等家書載入，未知何以不諱親惡竟至于此？全祖望以負友、奪情及外婦之子三事深譏光地，此不能多及，略之。
熊、李以道學逢君，事未足訓，然清世士大夫之風，實自道學挽之，隻可雲聖祖能尊道學，而世必以光地終始眷遇，奉為清代道學之宗師，不但耳食者為此言，識《清儒學案》者亦盛推熊、李，則以其著書立說，尊程、朱，崇正學，辨道統，緻力甚勤耳。
儒者在野，效用不及在朝之大，明季講學之風不替，然偶一登朝，則廢死戮辱，身罹其禍。
清初朝士，若二魏（蔚州魏象樞、柏鄉魏裔介）。
亦道學中人，而以道事君，未成風氣。
《史稿·魏象樞傳》：“康熙十一年，母喪終，用大學士馮溥薦，授貴州道禦史。
入對，退而喜曰：&lsquo聖主在上，太平之業方始，不當以姑且補苴之言進。
&rsquo乃分疏言：&lsquo王道首教化，滿、漢臣僚，宜敦家教。
督撫任最重，有不容不盡之職分，有不容不去之因循，宜責成互糾。
制祿所以養廉，今罰俸例太嚴密，宜以記過示罰，增秩示恩。
治河方亟，宜蓄人才，備任使。
戒淫侈宜正人心；勵風俗宜修禮制。
&rsquo聖祖多與褒納。
”蓋帝之好善樂道，道學家有以察之。
其後以達宮而從祀文廟者，清世共三人，皆康熙朝名臣，則陸隴其、湯斌、張伯行是也。
其講道學而未入兩庑，然治有奇績守有異操者，亦皆在康熙朝，若于成龍、陳鵬年、趙申喬諸公，皆入《清儒學案》。
于公最不可及，趙則以刻核太過為累。
年家子戴名世與趙子熊诏同為四十八年己醜科鼎甲，熊诏狀元，名世榜眼。
五十年十月，趙忽舉發名世為諸生時，恃才放蕩，語多悖逆，今列巍科，猶不追悔前非，焚削書闆；名世以此棄市。
此世所謂《南山集》案者也。
名世以時方修《明史》，對南明以為猶昭烈之于漢，應存紀、傳等文，《南山集》中有《與餘生書》一篇，論及此事。
此何所謂大逆，在聖祖本為有道之君，然私天下之一念，深忌明後之尚系人心，實為不免，蓋亦種族之顧忌所促成。
時當朱三太子案甫結，而太子被廢，諸王競謀繼統，國本岌岌可危，趙所舉發，殆适中當時之忌，遂處以大辟。
而趙之事不幹己，逢君之惡，實可痛恨。
道學家往往有此類不情之事，則亦不可諱言也。
道學決不負人國家，讀陸隴其、湯斌、張伯行諸人傳狀，其德量、操守、政事，皆足令人神往。
其餘縱不如是純粹，而奇特或更過之，如于成龍諸人皆是。
一時公卿，儒雅謹厚，布在朝列，不可數計，此皆所謂熏德而善良者。
帝于道學之外，亦重文藝，公卿多以述作名世，其間若徐乾學、高士奇，則以招權納賄聞，此即不講學者之有才不免無行，帝亦明知之而不深究，使于文史得盡其長，但不令在朝久處禁近而已。
康熙朝之達官，幾有北宋士大夫之風，而道學之一脈，曆雍、乾兩朝，名臣疊出，以《學案小識》所載，考其淵源，皆自康熙朝理學諸臣所傳播種子。
蓋聖祖種其因，而後代收其果。
及至季世，母後當權，宦官宮妾，敗壞綱紀，而後士大夫之風掃地以盡，至今以為服官即是奔競以得之，驅淫以享之，一入利祿之途，便為罪惡之首。
移風易俗，必有好善樂道之人，居最高之位以倡之，清聖祖所作養，後代享之而不盡，蓋風氣不易成，既成亦不易毀滅也。
理學專家，以程朱、陸王為門戶，而以程朱為正統，若能诋陸王，便足衛道。
清儒亦然。
但清之理學，實以帝王好尚，為有力之提倡。
帝王為求有益于政俗，但得躬行實踐之儒，不問門戶。
且聖祖雖尊道學，而于道學家故習，厭武備，斥邊功，皆不樂從，亦未嘗有失敗。
三藩之變，魏象樞謂：“舞幹羽而有苗格，不煩用兵，撫之自定。
”則意在與三桂連和也。
台灣之平，李光地謂“隔海難守”，指以與紅毛為可，則何厚于異族而仇于本族之鄭氏也？聖祖雖不從迂腐之說，而所有武功，又皆因勢利導，非專塗人肝腦以自為功，屢奏大效，而終身不受尊号，不生侈心，勤勤講道談經，至老不辍，不改尊重道學面目，是聖祖之講學，高出于諸臣上也。
文廟從祀之典，漢儒以外，為道學所專享，尤以程朱之學為正宗。
清代增祀，則自康熙五十四年，增宋範仲淹。
雍正二年增縣亶、牧皮、樂正子、公都子、萬章、公孫醜，及漢諸葛亮，宋尹焞、魏了翁、黃幹、陳淳、何基、王柏，元趙複、金履祥、許謙、陳灏，明羅欽順、蔡清，本朝陸隴其。
道光二年，增明劉宗周。
三年，增本朝湯斌。
五年，增明黃道周。
六年，增唐陸贽、明呂坤。
八年，增本朝孫奇逢；後又增宋文天祥、謝良佐。
鹹豐初，增公明儀及宋李綱、韓琦。
七年，增公孫僑及宋陸秀夫、明曹端。
同治二年增毛亨及明呂柟、方孝孺。
七年，增宋袁燮及本朝張履祥。
光緒初元，增本朝陸世儀；繼又增漢許慎、河間獻王劉德，宋輔廣、遊酢、呂大臨，本朝張伯行。
三十四年，增本朝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
較其所增，不限于道學，事功、氣節、學問、政事，其卓絕者每預焉，頗以用世為蕲向，清之食報于理學名臣者正特厚，非颛颛為道學持門面也。
至程朱、陸王門戶，識《學案》者謹守之，國家原不必局于此，陸九淵、王守仁、陳獻章，明代早從祀，特《學案小識》所擯不齒數之孫奇逢則從祀，所尊為翼道之李二曲，則道光九年禦史請祀，部已覆準，而特旨不從，此則好尚大異。
夫唐氏之擯孫先生，謂其入清朝年已七十，不應講學，此于門戶之外，别加罪狀，理極不通，道學家之橫生意見往往如此。
江藩《宋學淵源錄》，又去其有位于朝國史應立傳者不載，則似理學為隐逸者所專，而“天民”、“大人”之說荒矣，漢學家言宋學，固自隔閡。
第八節振興文教 世祖朝已有禦制勅纂諸書，如《人臣儆心錄》、《資政要覽》、《内則衍義》、《孝經衍義》、《易經通注》、《孝經注》、《道德經注》等書，具在《四庫》。
世祖享年不永，雖雅意右文，未能大昌文化。
聖祖親政以後，勤學好問，早歲已然。
三藩作難，天下洶洶，而經筵日講，不懈益勤。
大勢稍定，即開“鴻博”之科，網羅才俊，既修《明史》，并肄諸經。
既而南方大定，益治益安，四部諸書，繁重不易整理者，悉诏儒臣因前代之舊審訂修補，以便承學之士。
唐之貞觀，宋之太平興國，明之永樂，皆同此宏願，而享國之永，舉不及聖祖。
又其用才各當，辨析心性，貫串古今，各有專學，如李光地、徐乾學輩，君臣師友，讨論從容，萬幾之暇，日以心力注之，不但若前代開館承修，稱制勒定而已。
經則成《易》、《書》、《詩》、《春秋》四纂，字學則成《字典》及《音韻闡微》，輿地成《皇輿表》、《皇輿全圖》。
類纂之書，則以《朱子全書》及《性理精義》為最精粹。
其供人搜讨故實，百世承用不能廢之《佩文韻府》、《淵鑒類函》、《分類字錦》及《圖書集成》等巨大類書，下至時令、藝術、譜錄、志乘，《全唐詩》、《古文淵鑒》、《曆代賦彙》、《唐宋元明四朝詩選》等總集。
又有康熙間纂修未畢，刊行于雍乾兩朝者，若《明史》，若《通鑒輯覽》，若《子史精華》，若《骈字類編》皆是。
下至詠物題畫諸詩，亦集其大成，選為巨帙，裨益學人，可謂美富矣。
古帝王于一代之中，成就學林沾溉之書，多至如此，雖文治極盛之朝，未易相匹。
而從古帝王所未提倡之絕學，為聖祖之特長者，更有天文、算學一事。
初，曆法在明末，用徐光啟言，引西洋人法改新曆，未及行而明亡。
攝政王入京，修曆西人湯若望即上言：“所訂曆推得本年八月朔日日食圖象，乞屆期遣官測驗。
”遂改用《時憲曆》名，頒行天下。
既而回回科秋官正吳明炫攻讦新法，又有新安衛官生楊光先叩阍糾湯若望之謬，言《時憲書》面題“依西洋新法”五字，尤不合。
時皇子榮親王即董鄂妃所生而殇，若望以官欽天監，選擇葬期，光先等糾其山向年月俱犯忌殺。
曆與星命并為一談。
廷臣不解曆法，唯知排外，于康熙四年，議若望罪至淩遲，科官斬決，敕若望免，餘依處斬。
于是複用明《大統曆》舊術，以光先掌監務。
光先初不甚解推步，康熙七年頒明年曆有閏，既又自知有誤檢舉，谕天下停止閏月。
時若望已死，其徒南懷仁言所頒各法之謬，測驗皆合。
于是斥光先，用懷仁為監副，恤若望。
自九年始，複用新法。
于是聖祖始逮治鳌拜，實行親政，于新舊曆法之糾紛，蓋有意究其故矣。
聖祖習算學，今宮中尚往往得當時算草，而與梅文鼎之學最契。
有楊文言者，亦精天算，為誠親王允祉撰《律曆淵源》，其中《數理精蘊》一種有借根方術，據文鼎孫瑴成言，聖祖親以此術相授，而後悟金元時之天元一術。
文鼎書中所未言，然則得諸《數理精蘊》，疑為文言所傳習也。
借根方為西人算學，乃代數術之舊名，亦其初境，而當時以為西名“阿爾熱八達”乃東來法之意，然則由東方之天元一術，轉為西方之借根方。
借根方者，借一根為未知數，與立天元一同，輾轉求之，恒得帶縱各乘方式，開方而後得數，故謂之借根方，始借根以入算，後借方以得數也。
此與天元一術無異，與普通代數術亦無異，聖祖學算之所造如是。
而步天測地，用經緯線以繪輿圖，皆自康熙朝創之。
算術已溝通中西，帝王之學，儒者專門習之，僅與相副，此實好學深思之效，若再假以年，更為國中學人鼓倡，或早與西人科學之進步相提攜矣。
清一代算學，以梅氏為功力最深，亦與聖祖之學為最有聲氣。
第九節千古一帝的瑕疵 聖祖即位之年，明裔始亡，遺民無可歸向，乃移而屬諸隐遁之故明皇子。
其時朱三太子實在民間，雖莫能迹其确址，風聲自不可盡泯。
吳三桂起事之年，京師亦有朱三太子事開始。
自是隐約出沒，恒挂人口。
至康熙三十八年南巡，谒明太祖陵，敕訪明後，備古三恪之數，且舉元後蒙古之恩禮不替為證，天下未嘗不聞而義之，然決無人敢冒死希此榮寵。
在朱三太子自身，或真有亡國之恨，光複之願，則雖屈于無力，亦決不欲出臣清朝；而其他故明疏屬，亦莫有入網羅者。
則滿洲人之深忌華夏故主，誠中形外，人盡喻之，可想見矣。
至四十七年乃卒洩露朱三太子真相，審理既确，卒以假冒誅之，盡殺其子孫，此事餘别有述，不備載。
夫曆代帝裔，得保全者原少，清以為明讨伐叛亂入關，有國亦已六七十年，拟乎杞宋之封，或出由衷之語。
夫曹魏代漢而山陽有國，其亡乃在晉永嘉之亂；司馬代魏，陳留就封，其卒亦在晉惠太安之初。
曹馬世稱篡竊之兇，猶能容前代之君如此。
聖祖不能容明裔，亦胸中自有種族之見，唯恐人望之有歸，此則後來排滿，亦自種之因也。
聖祖以儒學開一代風氣，儒家言：天子至于庶人，皆以修身為本，身修則家齊，然後可以治國平天下。
聖祖過舉無多，不可謂身不修，然諸皇子之狠戾殘賊，太子旋廢旋立，既立複廢，臨朝痛哭，不能救正，至晏駕亦有疑義，複開兄弟相殺之端，此亦人倫之變矣。
帝于諸王，縱之太過，教之太疏。
始立太子，亦留心為擇師保，而為權幸所間，敬禮不終，後遂無正人敢為太子師者，太子亦不複擇師。
觀應诏陳言之董漢臣，當太子有師保時，而以“谕教元良”為說，與“慎簡宰執”并舉，則太子必有不率教之征象。
而為太子師者即湯斌，斌亦言慚對董漢臣，蓋有不可顯言之故在。
其“慎簡宰執”一言，侵及明珠、餘國柱，閣臣合而仇言者，湯斌為衆矢之的，幾獲重譴。
當是時，明珠權傾内外，正人悚息，以傾軋牽及太子之師，無從施教。
太子如此，諸王可知。
聖祖于訓子之事，不列于政治朋黨之外，旗下人家視教子之師為教書匠，此風在聖祖時已然，殆亦關外遺傳之弊習也。
錄其事證如下： 《史稿·理密親王允礽傳》：“康熙十四年十二月乙醜，聖祖以太皇太後、皇太後命，立為皇太子。
太子方幼，上親教之讀書。
六歲就傅（大子以十三年五月初三日生，于十八年為六歲）。
令張英、李光地為之師，又命大學士熊賜履授以性理諸書。
二十五年，太子十三歲。
上召江甯巡撫湯斌以禮部尚書領詹事，斌薦起原任直隸大名道耿介為少詹事，輔導太子，介旋以疾辭，逾年斌亦卒。
” 蔣氏《東華錄》：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叙湯斌奏永禁蘇州上方山五通淫祠後，即雲：“先是廷臣有言：&lsquo輔導皇太子之任，非湯斌不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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