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與中國
關燈
小
中
大
1937年10月1日《東方雜誌》三十四卷第十八、十九號署名：陳獨秀
尼采說得對：“經評定價值始有價值；不評定價值，則此生存之有殼果，將空無所有。
”所有絕對的或相當的崇拜孔子的人們，倘若不願孔子成為空無所有的東西，便不應該反對我們對孔子重新評定價值。
在現代知識的評定之下，孔子有沒有價值？我敢肯定的說有。
孔子的第一價值是非宗教迷信的態度；自上古以至東周，先民宗教神話之傳說，見之戰國諸子及緯書者，多至不可殫述，孔子一概擯棄之，其設教惟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見《論語·先進》），又“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見《論語·述而》）其對於天道鬼神的態度，見諸《論語》者：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公冶長》） 子疾病，子路請禱。
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述而》）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先進》） 子不語怪、力、亂、神。
（《述而》）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為政》）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八佾》） 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八佾》） 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雍也》） 重人事而遠鬼神，此孔墨之不同也。
孔子之言鬼神，義在以祭享，為治天下之本，故《祭義》說：“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祭統》說：“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
”至於鬼神之果有或無，則視為不可知之事，而非所深究；孔子之言天命，乃懸擬一道德上至高無上之鵠的，以製躬行，至於天地之始萬物之母，則非所容心，此孔子之異於道家也。
不但孔子如此，在儒道未混合以前，孔子的嫡派大儒如孟子如荀子，亦力唱仁義禮樂而不言天鬼，至戰國之末，不知何人，糅合儒道二家之說，作《中庸》，（《中庸》言華嶽，又說：“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者也。
”又說：“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
”這明明是和李斯輩同時代人的口氣，決非孟子之前東魯子思所作。
）始盛稱鬼神之德與天道，於是孔子之面目一變；漢初傳《周易》者，取陰陽家《繫辭》歸之孔子，大談其陰陽不測之謂神，大談其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大談其精氣遊魂鬼神之情狀，大談其極數知來、極深研幾、探頤索隱、鉤深緻遠，（《中庸》猶說：“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猶說：“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大談其河出圖、洛出書，（《論語》“鳳鳥不至，河不出圖。
之說，大約亦此時竄入，崔述已辨此非孔子之言。
《春秋緯》有“龍負河圖,龜具洛書”之說，可證為陰陽家言。
）於是孔子之面目乃再變；董仲舒號為西漢大儒，實是方士，成、哀以後，讖緯大興，劉氏父子著書，皆兼採儒與陰陽二家之說，班固、許慎承其謬，於是孔子之面目乃三變；東漢諸帝，篤信讖緯，無恥儒生，靡然從之，白虎觀講議諸人，都是桓譚、王充所譏的俗儒，班固所纂集的《白虎通德論》，廣引緯書，侈言三綱、六紀、五行、災變，可說是集儒道糟粕之大成；然而桓譚還公言反讖，幾以非聖無法的罪名見誅於光武；鄭興亦不善讖，乃以遜辭僅免；王充著《論衡》力闢神怪；賤儒賈逵以附和讖緯取媚民賊，亦尚言“五經家皆無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到鄭玄，他早年師事第五元，本是習京氏《易》、公羊《春秋》的，故晚年篤讖緯，博採緯書神怪之言以注《毛詩》、《周禮》、《論語》、《孝經》、《禮記》、《尚書大傳》等，至此孔子之面目乃四變，而與陰陽家正式聯宗矣。
從此賈逵、鄭玄之學日顯，桓譚、王充之說日微，影響於中國之學術思想不為小也。
孔子的第二價值是建立君、父、夫三權一體的禮教。
這一價值，在二千年後的今天固然一文不值，並且在歷史上造過無窮的罪惡，然而在孔子立教的當時，也有它相當的價值。
中國的社會到了春秋時代，君權、父權、夫權雖早已確定，但並不像孔子特別提倡禮教以後的後世那樣尊嚴，特別是君權更不像後世那樣神聖不可侵犯，而三權一體的禮教，雖有它的連環性，尊君卻是主要目的；這是因為自周平王東遷以後，王室漸陵夷，各諸侯國中的商業都日漸發達，景王之前，已行用金屬貨幣（見《週語》及《漢書·食貨志》）。
鄭桓公東遷新鄭，與商人立“無強賈”、“毋匄奪”的盟誓（見昭十六年《左傳》）。
齊擅魚鹽之利，“人物歸之，襁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
”（見《史記·貨殖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兇穰，故俗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
人君不理，則畜賈遊
”所有絕對的或相當的崇拜孔子的人們，倘若不願孔子成為空無所有的東西，便不應該反對我們對孔子重新評定價值。
在現代知識的評定之下，孔子有沒有價值？我敢肯定的說有。
孔子的第一價值是非宗教迷信的態度；自上古以至東周，先民宗教神話之傳說，見之戰國諸子及緯書者，多至不可殫述，孔子一概擯棄之，其設教惟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見《論語·先進》），又“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見《論語·述而》）其對於天道鬼神的態度，見諸《論語》者：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公冶長》） 子疾病，子路請禱。
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述而》）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先進》） 子不語怪、力、亂、神。
（《述而》）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為政》）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八佾》） 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八佾》） 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雍也》） 重人事而遠鬼神，此孔墨之不同也。
孔子之言鬼神，義在以祭享，為治天下之本，故《祭義》說：“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祭統》說：“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
”至於鬼神之果有或無，則視為不可知之事，而非所深究；孔子之言天命，乃懸擬一道德上至高無上之鵠的，以製躬行，至於天地之始萬物之母，則非所容心，此孔子之異於道家也。
不但孔子如此，在儒道未混合以前，孔子的嫡派大儒如孟子如荀子，亦力唱仁義禮樂而不言天鬼，至戰國之末，不知何人，糅合儒道二家之說，作《中庸》，（《中庸》言華嶽，又說：“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者也。
”又說：“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
”這明明是和李斯輩同時代人的口氣，決非孟子之前東魯子思所作。
）始盛稱鬼神之德與天道，於是孔子之面目一變；漢初傳《周易》者，取陰陽家《繫辭》歸之孔子，大談其陰陽不測之謂神，大談其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大談其精氣遊魂鬼神之情狀，大談其極數知來、極深研幾、探頤索隱、鉤深緻遠，（《中庸》猶說：“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猶說：“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大談其河出圖、洛出書，（《論語》“鳳鳥不至，河不出圖。
之說，大約亦此時竄入，崔述已辨此非孔子之言。
《春秋緯》有“龍負河圖,龜具洛書”之說，可證為陰陽家言。
）於是孔子之面目乃再變；董仲舒號為西漢大儒，實是方士，成、哀以後，讖緯大興，劉氏父子著書，皆兼採儒與陰陽二家之說，班固、許慎承其謬，於是孔子之面目乃三變；東漢諸帝，篤信讖緯，無恥儒生，靡然從之，白虎觀講議諸人，都是桓譚、王充所譏的俗儒，班固所纂集的《白虎通德論》，廣引緯書，侈言三綱、六紀、五行、災變，可說是集儒道糟粕之大成；然而桓譚還公言反讖，幾以非聖無法的罪名見誅於光武；鄭興亦不善讖，乃以遜辭僅免；王充著《論衡》力闢神怪；賤儒賈逵以附和讖緯取媚民賊，亦尚言“五經家皆無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到鄭玄，他早年師事第五元，本是習京氏《易》、公羊《春秋》的，故晚年篤讖緯，博採緯書神怪之言以注《毛詩》、《周禮》、《論語》、《孝經》、《禮記》、《尚書大傳》等，至此孔子之面目乃四變，而與陰陽家正式聯宗矣。
從此賈逵、鄭玄之學日顯，桓譚、王充之說日微，影響於中國之學術思想不為小也。
孔子的第二價值是建立君、父、夫三權一體的禮教。
這一價值，在二千年後的今天固然一文不值，並且在歷史上造過無窮的罪惡，然而在孔子立教的當時，也有它相當的價值。
中國的社會到了春秋時代，君權、父權、夫權雖早已確定，但並不像孔子特別提倡禮教以後的後世那樣尊嚴，特別是君權更不像後世那樣神聖不可侵犯，而三權一體的禮教，雖有它的連環性，尊君卻是主要目的；這是因為自周平王東遷以後，王室漸陵夷，各諸侯國中的商業都日漸發達，景王之前，已行用金屬貨幣（見《週語》及《漢書·食貨志》）。
鄭桓公東遷新鄭，與商人立“無強賈”、“毋匄奪”的盟誓（見昭十六年《左傳》）。
齊擅魚鹽之利，“人物歸之，襁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
”（見《史記·貨殖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兇穰，故俗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
人君不理，則畜賈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