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同治朝之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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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宗之家庭 文宗患英、法聯軍之逼，逃往熱河。
及《北京條約》成立，英、法撤退軍隊，朝臣奏請車駕回京，而帝以為外使要求觐見，不欲即歸，明年（鹹豐十一）欲返，一再延期，據後诏旨，乃肅順等力排衆議，堅持不可也。
會帝得病，七月病死，隻有一子，名曰載淳，時年六歲，懿貴妃葉赫那拉氏所出。
那拉氏生于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幼嘗讀書，以秀女選入宮中，為帝所愛。
妹為帝弟醇郡王奕之妃。
文宗北逃熱河，後妃偕行，那拉氏與焉。
說者謂帝晚年，那拉氏幹涉政治，宮中之事要不可考。
所可知者，那拉氏異于尋常女子，對于政治饒有興趣，并能批讀奏疏。
帝崩，肅順等謀攬政權，那拉氏先已為之備。
政變之始末 文宗親信大臣多為宗室，肅順尤負能名，說者稱其善揣上意，恃寵立威，嘗興大獄，誅殺大臣，故為清議所惡。
文宗出狩，肅順等扈從，益見信任。
奕初任軍機大臣，時留京辦理外交事宜。
清初親王多居要職，聖祖子多，互相争位。
世宗嗣位，惡其兄弟，另設軍機處，慎選大臣入值，拟定诏旨，議商政策，親王獨不與選，漸而成為慣例。
文宗命弟入值，蓋當大亂之時，非常例也。
當時大臣可分兩派，一在熱河，多屬肅順黨羽，一在北京，以奕為首，反對肅順等專政。
初文宗病危，肅順等稱受顧命，謂帝命肅順等八人為贊襄政務王大臣。
遺诏究為帝意與否，今不可知，顧此實非太後之所願聞，八人之中無一近支親王，且皆肅順黨羽，既為近支王公所惡，又為在京朝臣所疑，由是釀成政變。
載淳于熱河行宮嗣位，贊襄政務王大臣總攬政權，尊皇後鈕祐祿氏為慈安皇太後，生母那拉氏為慈禧皇太後，阻遏恭親王奔喪。
朝臣疑之，禦史董元醇奏請三事，一、皇太後聽政，俟帝年長，再行歸政；二、于親王中簡派一二人輔政，三、簡派大臣充帝師傅。
奏上，帝谕王大臣著照所請，蓋兩宮太後主張垂簾聽政也，而王大臣奏稱不可，竟改谕旨。
九月，梓宮返京，王大臣護送，太後及帝先歸，頒發前在熱河拟定之殊谕，贊襄政務王大臣解職議罪，俄再降旨拿問肅順等三人。
肅順不服，被捕入京，家産奉旨查鈔。
上谕宣布其罪狀，并令斬首，遠支親王二人賜令自盡，餘黨各有處分。
太後命恭親王為議政王大臣，在軍機處行走。
太後聽政 今觀政變之始末，起于太後權臣之争權，權臣失敗，太後臨朝，為當然結果。
清帝自入關以來，年幼嗣位者，有大臣輔政，從無太後聽政之例，自此而後，竟為常例，其原因則穆宗早死，尚未有子，太後迎立奕之子載湉為帝，是為德宗。
帝又無子，迎立其弟所生之子溥儀為帝。
數十年中，正當國際關系劇變之時，需要強有力之皇帝，認識新時代之情狀，決定大計，而婦女性情偏于守舊，對于新事業之創辦，不能有所決定，軍國大事亦無适當之解決，遲延猶豫至于覆亡，固清室之不幸，亦中國之不幸也。
親王宦官之重用 中國習俗男女授受不親，中等之家婦女從不輕出門外，光緒中年（十九世紀末），诏旨疊禁婦女入廟燒香，或在茶肆吃茶，違者捕罰。
太後聽政，乃以男女之别，懸簾或幔以自蔽，遂不得與朝臣自由問答，勢乃迫而重用親王，信用宦官。
親王養尊處優，類多不學無術，奕于諸王之中較有能力，然已憂讒畏譏，疊受申責，不敢盡言，後且不安于位。
在其下者，何足深論，唯求賄賂而已。
朝廷之敗壞，多由于此。
宦官愚蠢放縱，久在宮中侍奉，深知皇帝太後所好，為其所信，得攬大權。
世祖鑒于前事，削減其權，子孫亦未重用宦官。
太後聽政，始改祖制，初用安德海，同治八年（一八六九），遣之南下，織辦龍衣。
故事宦官不準出京，山東巡撫丁寶桢捕之，奏言安德海僭疑招搖，太後诿稱不知，下诏殺之，此不過一例耳。
其他收賄亂政者尚多。
中興時期之政治 穆宗嗣位，明年，改元同治，值當内亂正急之時，恭親王輔政，小心翼翼，凡統兵大将有所奏請，類皆準許，叛亂故能次第平定。
李鴻章追念前事，深有所感，嘗書告友人曰：“中興之初，深宮憂勞于上，将帥效命于外，而一二臣者主持于中，有請必行，不關吏議。
”所謂中興者，乃沿用曆代平亂之故事，實際上政治未有改革，外交未聞勝利，又無重要新事業之創辦，固不足稱為中興也。
其異于先朝者，則為兩宮太後聽政，慈安為一尋常女子，對于政治并無興趣，說者以德稱之，除大賞罰或有意見而外，餘殆不問。
慈禧頗有才能，判閱奏疏，裁決政事。
凡臣下入見，慈禧一一詢問，慈安獨無一語，皇帝亦然。
穆宗家庭之禍 兩宮太後聽政已久，漸相疑忌，恭親王後谏複修圓明園，幾獲重罪，乃不敢多言。
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帝年十八，兩宮太後為之選立皇後。
慈安主婚尚書崇绮之女，慈禧欲立侍郎鳳秀之女
及《北京條約》成立，英、法撤退軍隊，朝臣奏請車駕回京，而帝以為外使要求觐見，不欲即歸，明年（鹹豐十一）欲返，一再延期，據後诏旨，乃肅順等力排衆議，堅持不可也。
會帝得病，七月病死，隻有一子，名曰載淳，時年六歲，懿貴妃葉赫那拉氏所出。
那拉氏生于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幼嘗讀書，以秀女選入宮中，為帝所愛。
妹為帝弟醇郡王奕之妃。
文宗北逃熱河，後妃偕行，那拉氏與焉。
說者謂帝晚年，那拉氏幹涉政治，宮中之事要不可考。
所可知者，那拉氏異于尋常女子，對于政治饒有興趣，并能批讀奏疏。
帝崩，肅順等謀攬政權，那拉氏先已為之備。
政變之始末 文宗親信大臣多為宗室，肅順尤負能名，說者稱其善揣上意，恃寵立威，嘗興大獄，誅殺大臣，故為清議所惡。
文宗出狩，肅順等扈從，益見信任。
奕初任軍機大臣，時留京辦理外交事宜。
清初親王多居要職，聖祖子多，互相争位。
世宗嗣位，惡其兄弟，另設軍機處，慎選大臣入值，拟定诏旨，議商政策，親王獨不與選，漸而成為慣例。
文宗命弟入值，蓋當大亂之時，非常例也。
當時大臣可分兩派，一在熱河，多屬肅順黨羽，一在北京，以奕為首，反對肅順等專政。
初文宗病危，肅順等稱受顧命，謂帝命肅順等八人為贊襄政務王大臣。
遺诏究為帝意與否，今不可知，顧此實非太後之所願聞，八人之中無一近支親王，且皆肅順黨羽，既為近支王公所惡，又為在京朝臣所疑，由是釀成政變。
載淳于熱河行宮嗣位，贊襄政務王大臣總攬政權，尊皇後鈕祐祿氏為慈安皇太後，生母那拉氏為慈禧皇太後，阻遏恭親王奔喪。
朝臣疑之，禦史董元醇奏請三事，一、皇太後聽政，俟帝年長，再行歸政；二、于親王中簡派一二人輔政，三、簡派大臣充帝師傅。
奏上，帝谕王大臣著照所請，蓋兩宮太後主張垂簾聽政也，而王大臣奏稱不可，竟改谕旨。
九月，梓宮返京，王大臣護送，太後及帝先歸，頒發前在熱河拟定之殊谕，贊襄政務王大臣解職議罪，俄再降旨拿問肅順等三人。
肅順不服，被捕入京，家産奉旨查鈔。
上谕宣布其罪狀，并令斬首，遠支親王二人賜令自盡，餘黨各有處分。
太後命恭親王為議政王大臣，在軍機處行走。
太後聽政 今觀政變之始末，起于太後權臣之争權，權臣失敗，太後臨朝，為當然結果。
清帝自入關以來，年幼嗣位者，有大臣輔政，從無太後聽政之例，自此而後，竟為常例，其原因則穆宗早死，尚未有子，太後迎立奕之子載湉為帝，是為德宗。
帝又無子，迎立其弟所生之子溥儀為帝。
數十年中，正當國際關系劇變之時，需要強有力之皇帝，認識新時代之情狀，決定大計，而婦女性情偏于守舊，對于新事業之創辦，不能有所決定，軍國大事亦無适當之解決，遲延猶豫至于覆亡，固清室之不幸，亦中國之不幸也。
親王宦官之重用 中國習俗男女授受不親，中等之家婦女從不輕出門外，光緒中年（十九世紀末），诏旨疊禁婦女入廟燒香，或在茶肆吃茶，違者捕罰。
太後聽政，乃以男女之别，懸簾或幔以自蔽，遂不得與朝臣自由問答，勢乃迫而重用親王，信用宦官。
親王養尊處優，類多不學無術，奕于諸王之中較有能力，然已憂讒畏譏，疊受申責，不敢盡言，後且不安于位。
在其下者，何足深論，唯求賄賂而已。
朝廷之敗壞，多由于此。
宦官愚蠢放縱，久在宮中侍奉，深知皇帝太後所好，為其所信，得攬大權。
世祖鑒于前事，削減其權，子孫亦未重用宦官。
太後聽政，始改祖制，初用安德海，同治八年（一八六九），遣之南下，織辦龍衣。
故事宦官不準出京，山東巡撫丁寶桢捕之，奏言安德海僭疑招搖，太後诿稱不知，下诏殺之，此不過一例耳。
其他收賄亂政者尚多。
中興時期之政治 穆宗嗣位，明年，改元同治，值當内亂正急之時，恭親王輔政，小心翼翼，凡統兵大将有所奏請，類皆準許，叛亂故能次第平定。
李鴻章追念前事，深有所感，嘗書告友人曰：“中興之初，深宮憂勞于上，将帥效命于外，而一二臣者主持于中，有請必行，不關吏議。
”所謂中興者，乃沿用曆代平亂之故事，實際上政治未有改革，外交未聞勝利，又無重要新事業之創辦，固不足稱為中興也。
其異于先朝者，則為兩宮太後聽政，慈安為一尋常女子，對于政治并無興趣，說者以德稱之，除大賞罰或有意見而外，餘殆不問。
慈禧頗有才能，判閱奏疏，裁決政事。
凡臣下入見，慈禧一一詢問，慈安獨無一語，皇帝亦然。
穆宗家庭之禍 兩宮太後聽政已久，漸相疑忌，恭親王後谏複修圓明園，幾獲重罪，乃不敢多言。
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帝年十八，兩宮太後為之選立皇後。
慈安主婚尚書崇绮之女，慈禧欲立侍郎鳳秀之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