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道光初年之國内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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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嘗等至一二十年。
俸給 官吏俸給至為菲薄，一品高官年俸一百八十兩，他更無論已。
世宗诏給文武臣僚養廉銀，較俸銀增加。
然官吏仍不易維持一家之生活費用，執政或有權勢之長官，尚有外官饋遺，小京官則窮苦不堪。
外官初無辦公費，恃田賦之浮收以為挹注。
世宗诏額外之浮收如火耗陋規等項為國課，亦另給養廉，其數各省不同，要視地方肥瘠，官級大小而定。
總督多者至三萬兩，其下以次降低，知縣少者僅得六百兩，“尚有科場考棚之攤捐，解役緝捕之費用，驿路大差之供應，委員例差之應酬，”上司之節禮等，何能足用？勢不得不受陋規賄賂饋遺也。
凡新官上任，室中用物，均由屬吏購辦，謂之辦差，去時或将其帶去，或由屬吏承買，善于居官者固無患貧之理。
與其許其額外需索，不如斟酌情形，提高其俸給并發給辦公費也！ 軍制 清帝以武力征服中國，仍恃軍隊維持境内之治安，兵丁六七十萬，而空額極多，戰時則多臨時召募，尤以綠營兵為甚。
清初兵制可别為二，一曰八旗，指軍旗顔色而言，正黃、鑲黃、正紅、鑲紅、正白、鑲白、正藍、鑲藍是也，中分滿蒙漢三軍，人數二十餘萬。
其人初則久曆戎行，戰鬥力強，死後子孫繼之為兵，乃不能戰。
軍饷發給銀米，多者每月得銀四兩，米四斛；其困難則家人不得從事于其他職業，兄弟三人，一人補甲，所領之銀米養活全家，生活乃大窮困。
綠營則指懸挂綠旗之各省軍隊，平時軍饷月為一兩、米凡三鬥，省庫窘绌尚有不能全數發給者。
将領則一品大員，一年俸金不過九十餘兩，乃故留缺額，侵蝕軍饷。
兵丁難于維持生計，則聽其包庇營私，大小操時，列陣行走而已。
其所用兵器，多為古代遺物，以之防禦外兵，故無不失敗也。
财政 皇帝統治全國，土地人民均其私産，理論上雖可榨取于民，實際上限制極多，清代稅制本于明之遺規，擔負以農民為最重，蓋政府收入以田賦為大宗也，田稅視土壤生産力等而定，各地不同。
賦指丁稅，由來已久，聖祖下诏永不加賦，後将其并入田稅計算。
十八世紀中葉而後，開墾之土地增加，收入至三千萬兩，餘以鹽課關稅為多。
據嘉慶十七年（一八一二）報告，鹽課收入，共五百七十九萬兩，關稅四百七八十萬兩。
三者額征四千四百九十餘萬兩。
斯年蠲免者四百八十餘萬兩，實收四千萬兩。
支出則以皇室經費、軍費、政費、河工為多。
嘉慶中葉，年凡三千五六百萬兩，尚有餘款，此就和平時期而言，遇有天災禍亂，即感财政困難。
宣宗承受父業，頗能勤儉愛民，顧禍亂之醞釀已久，國内之紛擾時起，加以天旱蠲免田稅，并發米銀救濟災民，收入乃感不足。
人口之增加 禍亂之原因，雖曰政治組織不密，積弊深痼，官吏貪墨，軍隊腐敗，而土地廣大，交通不便，更足以促成之。
此種原因，無論何時均可适用，要非造成禍亂之因素，其症結之所在，則人口于和平期内，有增無已，土地不敷分配，一般人民生活困難，終遂铤而走險也。
清以前之曆代人口，據官書紀載，鮮有超出六千萬，古有丁稅。
自不免于隐瞞。
清帝于流寇滋擾屠殺流亡之時，入主中國，人口問題作一解決。
據《皇朝文獻通考》、《續文獻通考》及《東華錄》列表如下： 上列數目，頗有可疑之點，如順治康熙相去五十年，而人口增加，隻有三百萬人。
固不足信。
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诏稱巡幸所至，詢知一戶或五六人，止一人納賦，或九丁十丁止一二人納糧。
貧民為避免納賦之計，乃以多報少。
及丁稅并入田稅，宜若可信，無奈官吏視之，無足輕重，所得數目，亦非根據訪問調查。
《皇朝續文獻通考》稱嘉慶十七年，人丁三萬六千一百六十九萬有奇，視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反多六百萬人，時無大亂非常之災，相去九年，何竟減少，故據《東華錄》。
要而言之，官書所載人丁不能視為精确。
自大體或趨勢而言，人口實有增無減。
洪亮吉生于乾嘉時，本于敏銳之觀察，嘗論當時之人口曰：“視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視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視百年百數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
”洪氏所論增加之倍數，雖不足信，要可證明人口之有增無已。
古代帝王獎勵人丁之增加，一則視為兵士，強之入伍；一則視為納稅服役之機械，多多益善。
清代旗兵世襲，營兵召募，無強迫入伍之事，徭役久已出錢由官召募，丁稅并入田稅永不再加。
凡此種種不過證明古今形勢之不
俸給 官吏俸給至為菲薄，一品高官年俸一百八十兩，他更無論已。
世宗诏給文武臣僚養廉銀，較俸銀增加。
然官吏仍不易維持一家之生活費用，執政或有權勢之長官，尚有外官饋遺，小京官則窮苦不堪。
外官初無辦公費，恃田賦之浮收以為挹注。
世宗诏額外之浮收如火耗陋規等項為國課，亦另給養廉，其數各省不同，要視地方肥瘠，官級大小而定。
總督多者至三萬兩，其下以次降低，知縣少者僅得六百兩，“尚有科場考棚之攤捐，解役緝捕之費用，驿路大差之供應，委員例差之應酬，”上司之節禮等，何能足用？勢不得不受陋規賄賂饋遺也。
凡新官上任，室中用物，均由屬吏購辦，謂之辦差，去時或将其帶去，或由屬吏承買，善于居官者固無患貧之理。
與其許其額外需索，不如斟酌情形，提高其俸給并發給辦公費也！ 軍制 清帝以武力征服中國，仍恃軍隊維持境内之治安，兵丁六七十萬，而空額極多，戰時則多臨時召募，尤以綠營兵為甚。
清初兵制可别為二，一曰八旗，指軍旗顔色而言，正黃、鑲黃、正紅、鑲紅、正白、鑲白、正藍、鑲藍是也，中分滿蒙漢三軍，人數二十餘萬。
其人初則久曆戎行，戰鬥力強，死後子孫繼之為兵，乃不能戰。
軍饷發給銀米，多者每月得銀四兩，米四斛；其困難則家人不得從事于其他職業，兄弟三人，一人補甲，所領之銀米養活全家，生活乃大窮困。
綠營則指懸挂綠旗之各省軍隊，平時軍饷月為一兩、米凡三鬥，省庫窘绌尚有不能全數發給者。
将領則一品大員，一年俸金不過九十餘兩，乃故留缺額，侵蝕軍饷。
兵丁難于維持生計，則聽其包庇營私，大小操時，列陣行走而已。
其所用兵器，多為古代遺物，以之防禦外兵，故無不失敗也。
财政 皇帝統治全國，土地人民均其私産，理論上雖可榨取于民，實際上限制極多，清代稅制本于明之遺規，擔負以農民為最重，蓋政府收入以田賦為大宗也，田稅視土壤生産力等而定，各地不同。
賦指丁稅，由來已久，聖祖下诏永不加賦，後将其并入田稅計算。
十八世紀中葉而後，開墾之土地增加，收入至三千萬兩，餘以鹽課關稅為多。
據嘉慶十七年（一八一二）報告，鹽課收入，共五百七十九萬兩，關稅四百七八十萬兩。
三者額征四千四百九十餘萬兩。
斯年蠲免者四百八十餘萬兩，實收四千萬兩。
支出則以皇室經費、軍費、政費、河工為多。
嘉慶中葉，年凡三千五六百萬兩，尚有餘款，此就和平時期而言，遇有天災禍亂，即感财政困難。
宣宗承受父業，頗能勤儉愛民，顧禍亂之醞釀已久，國内之紛擾時起，加以天旱蠲免田稅，并發米銀救濟災民，收入乃感不足。
人口之增加 禍亂之原因，雖曰政治組織不密，積弊深痼，官吏貪墨，軍隊腐敗，而土地廣大，交通不便，更足以促成之。
此種原因，無論何時均可适用，要非造成禍亂之因素，其症結之所在，則人口于和平期内，有增無已，土地不敷分配，一般人民生活困難，終遂铤而走險也。
清以前之曆代人口，據官書紀載，鮮有超出六千萬，古有丁稅。
自不免于隐瞞。
清帝于流寇滋擾屠殺流亡之時，入主中國，人口問題作一解決。
據《皇朝文獻通考》、《續文獻通考》及《東華錄》列表如下： 上列數目，頗有可疑之點，如順治康熙相去五十年，而人口增加，隻有三百萬人。
固不足信。
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诏稱巡幸所至，詢知一戶或五六人，止一人納賦，或九丁十丁止一二人納糧。
貧民為避免納賦之計，乃以多報少。
及丁稅并入田稅，宜若可信，無奈官吏視之，無足輕重，所得數目，亦非根據訪問調查。
《皇朝續文獻通考》稱嘉慶十七年，人丁三萬六千一百六十九萬有奇，視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反多六百萬人，時無大亂非常之災，相去九年，何竟減少，故據《東華錄》。
要而言之，官書所載人丁不能視為精确。
自大體或趨勢而言，人口實有增無減。
洪亮吉生于乾嘉時，本于敏銳之觀察，嘗論當時之人口曰：“視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視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視百年百數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
”洪氏所論增加之倍數，雖不足信，要可證明人口之有增無已。
古代帝王獎勵人丁之增加，一則視為兵士，強之入伍；一則視為納稅服役之機械，多多益善。
清代旗兵世襲，營兵召募，無強迫入伍之事，徭役久已出錢由官召募，丁稅并入田稅永不再加。
凡此種種不過證明古今形勢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