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吳晗講大明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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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利用建文帝左右的宦官探消息，即位以後，以為這些内官忠心可靠，特設一個東廠，職務是“緝訪謀逆妖言大逆等”，完全和錦衣衛相同。
屬官有貼刑，以錦衣衛千百戶充任，所不同的是用内臣提督，通常都以司禮監秉筆太監第二人或第三人派充，關系和皇帝最密切，威權也最重（《明史》，《刑法志》和《職官志》）。
以後雖有時廢罷，名義也有時更換為西廠或外廠，或東西廠、内外廠并設，或在東西廠之上加設内行廠，連東西廠也在伺察之下。
但在實際上，廠的使命是沒有什麼變更的。
廠與衛成為皇帝私人的特種偵探機關，其系統是錦衣衛監察偵伺一切官民，東（西）廠偵察一切官民及錦衣衛，有時或加設一最高機構，偵探一切官民和廠衛，如劉瑾的内行廠和馮保的内廠，皇帝則直接監督一切偵緝機關。
如此層層緝伺，層層作惡，人人自疑，人人自危，造成了政治恐怖。
二 廠衛同時也是最高法庭，有任意逮捕官吏平民，加以刑訊判罪和行刑的最高法律以外的權力。
衛的長官是指揮使，其下有官校，專司偵察，名為缇騎。
嘉靖時陸炳官缇帥，所選用衛士缇騎皆都中大豪，善把持長短，多布耳目，所睚眦無不立碎。
所召募畿輔秦晉魯衛骈脅超乘迹射之士以千計。
衛之人鮮衣怒馬而仰度支者凡十五六萬人（王世貞：《錦衣志》）。
四出迹訪：“凡緝紳之門，各有數人往來其間，而凡所緝訪，止屬風聞，多涉暧昧，雖有心口，無可辯白。
各類計所獲功次，以為升授。
憑其可逞之勢，而邀其必獲之功，捕風捉影，每附會以仇其奸，非法拷訊，時威逼以強其認。
”（傅維麟：《明書》卷七十三）結果，一般仕宦階級都吓得提心吊膽，“常晏起早阖，毋敢偶語，旗校過門，如被大盜”（《明史·刑法志》）。
抓到了人時先找一個空廟祠宇榜掠了一頓，名為打樁，“有真盜幸免，故令多攀平民以足數者，有括家囊為盜賊，而通棍惡以證其事者，有潛種圖書陷人于妖言之律者，有懷挾僞批坐人以假印之科者，有姓名仿佛而荼毒連累以死者”。
訪拿所及，則“家資一空，甚至并同室之有而席卷以去，輕則匿于檔頭火長校尉之手，重則官與瓜分”。
被訪拿的一入獄門，便無生理，“五毒備嘗，肢體不全。
其最酷者曰琵琶，每上百骨盡脫，汗下如水，死而複生，如是者二三次，荼酷之下，何獄不成”（《明書》卷七十三）。
其提人則止憑駕帖，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刑部尚書何喬新奏：“舊制提人，所在官司必驗精微批文，與符号相合，然後發遣，近者中外提人，隻憑駕帖，既不用符，真僞莫辨，奸人矯命，何以拒之？”當時雖然明令恢複批文提人的制度，可是錦衣旗校卻依舊隻憑駕帖拘捕（《明史·刑法志》）。
正德初周玺所說：“迩者皇親貴幸有所奏陳，陛下據其一面之詞，即行差官赍駕帖拿人于數百裡之外，驚駭黎庶之心，甚非新政美事。
”（《垂光集》一，《論治化疏》）便是一個例子。
東廠的體制，在内廷衙門中最為隆重。
凡内官奉差關防皆曰某處内官關防，唯東廠篆文為“欽差監督東廠官校辦事太監關防”（劉若愚：《酌中志》十六）。
《明史》記“其隸役皆取給于衛，最輕巧儇佶者乃充之。
役長曰檔頭，帽上銳，衣青素褲褶，系小縧，白皮靴，專主伺察。
其下番子數人為幹事，京師亡命诓财挾仇視幹事者為窟穴，得一陰事，由之以密白于檔頭，檔頭視其事大小先予之金，事曰起數，金曰買起數。
既得事，帥番子至所犯家，左右坐曰打樁，番子即突入執訊之無有左證符碟，賄如數徑去，少不如意，榜治之名曰乾酢酒，亦曰搬罾兒，痛楚十倍官刑，且授意使牽有力者，有力者予多金即無事，或靳不予，予不足，立聞上，下鎮撫司獄，立死矣”。
對于行政官吏所在，也到處派人伺察：“每月旦，廠役數百人掣簽庭中，分瞰官府。
”有聽記坐記之别，“其視中府諸處會審大獄，北鎮撫司拷訊重犯者曰聽記，他官府及各城門緝訪曰坐記”。
所得秘密名為打事件，即時由東廠轉呈皇帝，甚至深更半夜也可随時呈進，“以故事無大小，天子皆得聞之，家人米鹽猥事，宮中或傳為笑谑，上下惴惴，無不畏打事件者”（《明史·刑法志》）。
錦衣衛到底是比不上東廠親近，報告要用奏疏，東廠則可以直達。
以此，廠權就高于衛。
東廠的淫威，試舉一例。
當天啟時，有四個平民半夜裡偷偷在密室喝酒談心。
酒酣耳熱，有一人大罵魏忠賢，餘三人聽了不敢出聲。
罵猶未了，便有番子突入，把四人都捉去，在魏忠賢面前把發話這人剝了皮，餘三人賞一點錢放還，這三人吓得魂不附體，差一點變成瘋子。
錦衣衛獄即世所稱诏獄，由北鎮撫司專領。
北鎮撫司本來是錦衣衛指揮使的屬官，品秩極低，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增鑄北司印信，一切刑獄不必關白本衛，連衛所行下的公事也可直接上請皇帝裁決，衛指揮使不敢幹預，因之權勢日重（《明史》卷九十五）。
外廷的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不敢與抗。
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刑科給事中劉濟上言：“國家置三法司以理刑獄，其後乃有錦衣衛鎮撫司專理诏獄，緝訪于羅織之門，鍛煉于诏獄之手，裁決于内降之旨，而三法司幾于虛設矣。
”（《明世宗實錄》）其用刑之慘酷，有非人類所能想象，沈德符記：“凡廠衛所廉謀反殺逆及強盜等重辟，始下錦衣之鎮撫司拷問，尋常止曰打着問，重者加好生二字，其最重大者則曰好生着實打着問，必用刑一套，凡十八種，無不試之。
”（《野獲編》卷二十一）用刑一套為全刑，曰械，曰鐐，曰棍，曰桚，曰夾棍，五毒備具，呼号聲沸然，血肉潰爛，宛轉求死不得（《明史·刑法志》）。
诏獄“室卑入地，牆厚數仞，即隔壁号呼，悄不聞聲，每市一物入内，必經數處檢查，飲食之屬十不能得一，又不得自舉火，雖嚴寒不過啖冷炙披冷衲而已。
家人輩不但不得随入，亦不許相面。
惟于拷問之期，得遙于堂下相見”（《野獲編》）。
天啟五年（公元1625年）遭黨禍被害的顧大章所作《獄中雜記》裡說：“予入诏獄百日而奉旨暫發（刑）部者十日，有此十日之生，并前之百日皆生矣。
何則，與家人相見，前之遙聞者皆親證也。
”拿诏獄和刑部獄相比，竟有天堂地獄之别。
瞿式耜在他的《陳時政急著疏》中也說：“往者魏崔之世，凡屬兇網，即煩缇騎，一屬缇騎，即下鎮撫，魂飛湯火，慘毒難言，苟得一送法司，便不啻天堂之樂矣。
”（《瞿忠宣公集》卷一）被提者一入撫獄，便無申訴餘地，坐受榜掠。
魏大中《自記年譜》：“十三日入都羁錦衣衛東司房，二十八日許顯純崔應元奉旨嚴鞫，許既迎二魏（忠賢、廣微）意，構汪文言招辭而急斃之以滅口。
對簿時遂龂龂如兩造之相質，一桚敲一百，穿梭一夾，敲五十闆子，打四十棍，慘酷備至，而抗辨之語不得宣。
”“六君子”被坐的罪名是受熊廷弼的賄賂，有的被刑自忖無生理，不得已承順，希望能轉刑部得生路，不料結果更壞，廠衛勒令追贓，“遂五日一比，慘毒更甚。
比時累累跪階前，诃诟百出，裸體辱之，弛杻則受桚，弛桚則受夾，弛桚與夾則仍戴杻鐐以受棍，創痛未複，不再宿複加榜掠。
後訊時皆不能跪起荷桎梏，平卧堂下”（《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一）。
終于由獄卒之手秘密處死，死者家人至不知其死法及死期，葦席裹屍出牢戶，蟲蛆腐體。
“六君子”是楊漣、左光鬥、顧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都是當時的清流領袖，朝野表率，為魏忠賢所忌，天啟五年（公元1625年）相繼死于诏獄。
除了在獄中的非刑以外，和廠衛互相表裡的一件惡政是廷杖，錦衣衛始自明太祖，東廠為明成祖所創設，廷杖卻是抄襲元朝的。
在元朝以前，君臣之間的距離還不十分懸絕，三公坐而論道，和皇帝是師友，宋朝雖然臣僚在殿廷無坐處，卻也還禮貌大臣，絕不加以非禮的行為，“士可殺不可辱”這一傳統的觀念，上下都能體會。
蒙古人可不同了，他們根本不了解士的地位，也不能用理論來裝飾殿廷的莊嚴。
他們起自馬上，生活在馬上，政府中的臣僚也就是軍隊中的将校，一有過錯，拉下來打一頓，打完照舊辦事，不論是中央官、地方官在平時，或是在戰時，臣僚挨打是家常便飯，甚至中書省的長官，也有在殿廷被杖的記載。
明太祖繼元而起，雖然一力“複漢官之威儀”，摒棄胡俗胡化，對于杖責大臣這一故事，卻習慣地繼承下來，著名的例子，被杖死的如親侄大都督朱文正、工部尚書薛祥、永嘉侯朱亮祖父子，部曹被廷杖的如主事茹太素。
從此殿陛行杖，習為祖制。
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以南巡廷杖舒芬等百四十六人，死者十一人。
嘉靖三年（公元1523年[2]）以大禮之争廷杖豐熙等百三十四人，死者十六人。
循至方面大臣多斃杖下，幸而不死，犯公過的仍須到官辦事，犯私仇者再下诏獄處死（《明史·刑法志》）。
至于前期和後期廷杖之不同，是去衣和不去衣，沈德符說：“成化以前諸臣被杖者皆帶衣裹氈，不損膚膜，然猶内傷困卧，需數旬而後起，若去衣受笞，則始于逆瑾用事，名賢多死，今遂不改。
”（《野獲編》卷十八）廷杖的情形，據艾穆所說，行刑的是錦衣官校，監刑的是司禮監：“司禮大珰數十輩捧駕帖來，首喝曰帶上犯人來，每一喝則千百人一大喊以應，聲震甸服，初喝跪下，宣駕帖杖吾二人，着實打八十棍，五棍一換，總之八十棍換十六人。
喝着實打，喝打閣上棍，次第凡四十六聲，皆大喊應如前首喝時，喝閣上棍者閣棍在股上也。
杖畢喝踩下去，校尉四人以布袱曳之而行。
”（《熙亭先生文集》四，《恩譴記》）天啟時萬璟被杖死的情形，樊良材撰《萬忠貞公傳》說：“初璟劾魏珰疏上，珰恚甚，矯旨廷杖一百。
褫斥為民。
彼一時也，缇騎甫出，群聚蜂擁，繞舍驟禽，飽恣拳棒，摘發捉肘，拖沓摧殘，曳至午門，已無完膚。
迨行杖時逆珰領小豎數十輩奮袂而前，執金吾（錦衣衛指揮使）止之曰留人受杖，逆珰瞋目監視，倒杖張威，施辣手而甘心焉。
杖已，血肉淋漓，奄奄待盡。
” 廷杖之外，還有立枷，創自劉瑾，錦衣衛常用之：“其重枷頭号者至三百斤，為期至二月，已無一全。
而最毒者為立枷，不旬日必絕。
偶有稍延者，命放低三數寸，則頃刻殒矣。
凡枷未滿期而死，則守者掊土掩之，俟期滿以請，始奏聞領埋，若值炎暑，則所存僅空骸耳，故談者謂重于大辟雲。
”（《野獲編》卷十八） 诏獄、廷杖、立枷之下，士大夫不但可殺，而且可辱，君臣間的距離愈來愈遠，“天皇聖明，臣罪當誅”，打得快死而猶美名之曰恩譴，曰賜杖，禮貌固然談不到，連主奴間的恩意也因之而蕩然無存了。
三 廠衛之弊，是當時人抗議最集中的一個問題，但是毫無效果，并且愈演愈烈。
著例如商辂《請革西廠疏》說：“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網太密，官校提拿職官，事皆出于風聞，暮夜搜檢家财，初不見有駕帖，人心洶洶各懷疑畏，内外文武重臣，托之為股肱心膂者也，亦皆不安于位，有司庶府之官，資之以建立政事者也，舉皆不安于職。
商賈不安于市，行旅不安于塗，士卒不安于伍，黎民不安于業。
”（《商文毅公集》卷一）在這情形下，任何人都有時時被捕的危險。
反之，真是作惡多端的巨奸大憝，隻要能得到宮廷的諒解，更可置身法外。
《明史·刑法志》說：“英憲以後，欽恤之意微，偵伺之風熾，巨惡大憝，案如山積，而旨從中下，縱不之問。
或本無死理，而片紙付诏獄，為禍尤烈。
”明代二祖設立廠衛之本意，原在偵察不軌，尤其是注意官吏的行動。
隆慶中刑科給事中舒化上疏隻憑表面事理立論，恰中君主所忌，他說：“朝廷設立廠衛，所以捕盜防奸細，非以察百官也。
駕馭百官乃天子之權，而奏劾諸司責在台谏，朝廷自有公論。
今以暗訪之權歸諸廠衛，萬一人非正直，事出冤誣，是非颠倒，殃及善良，陛下何由知之。
且朝廷既憑廠衛，廠衛必委之番役，此輩貪殘，何所不至！人心憂危，衆目睚眦，非盛世所宜有也。
”（《春明夢餘錄》卷六十三）至于苛擾平民，則更非宮廷所計及，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中曾特别指出：“東廠原以察奸細，備非常，非擾平民也。
自忠賢受事，雞犬不甯，而且直以快恩怨，行傾陷，片語違，則駕帖立下，造謀告密，日夜未已。
”（《楊忠烈公文集》二）甚至在魏忠賢失敗以後，廠衛的權力仍不因之動搖，劉宗周上疏論其侵法司權限，譏為人主私刑，他說：“我國家設立三法司以治庶獄，視前代為獨詳，蓋曰刑部所不能決者，都察院得而決之，部院所不能平者，大理寺得而平之，其寓意至深遠。
開國之初，高皇帝不廢重典以懲巨惡，于是有錦衣之獄。
至東廠緝事，亦國初定都時偶一行之于大逆大奸，事出一時權宜，後日遂相沿而不複改，得與錦衣衛比周用事，緻人主有私刑。
自皇上禦極以後，此曹猶肆羅織之威，日以風聞事件上塵睿覽，辇毂之下，人人重足。
”結果是：“自廠衛司譏訪而告奸之風熾，自诏獄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夷，自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盛，自事事仰承獨斷而谄谀之風日長，自三尺法不伸于司寇而犯者日衆。
” （《劉子全書》十六《痛陳時艱疏》，十七《敬循職掌疏》） 廠衛威權日盛，使廠衛二字成為兇險恐怖的象征，破膽的霹靂，遊民奸棍遂假為恐詐之工具，京師外郡并受荼毒，其禍較真廠衛更甚。
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給事中許國榮《論廠衛疏》曆舉例證說：“如綢商劉文鬥行貨到京，奸棍趙瞎子等口稱廠衛，捏指漏稅，密擒于崇文門東小橋廟門，詐銀二千餘兩。
長子縣教官推升縣令，忽有數棍擁入其寓内，口稱廠衛，指為營幹得來，詐銀五百兩。
山西解官買辦黑鉛照數交足，衆棍窺有餘剩在潞鋪内，口稱廠衛，指克官物，捉拿王鋪等四家，各詐銀千餘兩&hellip&hellip薊門孔道，假偵邊庭，往來如織&hellip&hellip至于散在各衙門者，借口密探，故露蹤迹，紀言紀事，筆底可操禍福，書吏畏其播弄風波，不得不醵金陰餌之，遂相沿為例而莫可問。
”（《春明夢餘錄》卷六十三）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禦史楊仁願疏《論假番及東廠之害》說：“臣待罪南城，所閱詞訟多以假番故稱冤，夫假稱東廠，害猶如此，況其真乎？此由積重之勢然也。
所謂積重之勢者，功令比較事件，番役每懸價以買事件，受買者至誘人為奸盜而賣之，番役不問其從來，誘者分利去矣。
挾忿首告，誣以重法，挾者志無不逞矣。
伏願寬東廠事件而後東廠之比較可緩，東廠之比較緩而番役之買事件與賣事件者俱可息，積重之勢庶可稍輕。
”（《明史》，《刑法志》三）抗議者的理由縱然充分到極點，也不能消除統治者孤立自危的心理。
《明史》說：“然帝（思宗）倚廠衛益甚，至國亡乃已。
” 晚明仕宦階級的生活 一 晚明仕宦階級的生活，除了少數的例外（如劉宗周之清修刻苦，黃道周之笃學正身），可以用“驕奢淫佚”四字盡之。
田藝衡《留青日劄》記：“嚴嵩孫嚴紹庚、嚴鹄等嘗對人言，一年盡費二萬金，尚苦多藏無可用處。
于是競相窮奢極欲。
”《明史·嚴嵩傳》記*懋卿之豪奢說：“*懋卿持嚴嵩之勢，總理兩浙兩淮長蘆河東鹽政，其按部嘗與妻偕行，制五彩輿，令十二女子舁之。
”萬曆初名相張居正奉旨歸葬時：“真定守錢普創為坐輿，前輿後室，旁有兩庑，各立一童子供使令，凡用舁夫三十二人。
所過牙盤上食味逾百品，猶以為無下箸處。
”（《明史》卷二一三，《張居正傳》）[3]這種鬧闊的風氣，愈來愈厲害，直到李自成、張獻忠等起來，這風氣和它的提倡者同歸于盡。
其實，說晚明才有這樣的放縱生活，也不盡然，周玺《垂光集·論治化疏》說：“中外臣僚士庶之家，靡麗奢華，彼此相尚，而借貸費用，習以為常。
居室則一概雕畫，首飾則濫用金寶，倡優下賤以绫緞為袴，市井光棍以錦繡緣襪，工匠役之人任意制造，殊不畏憚。
雖朝廷禁止之诏屢下，而奢靡僭用之習自如。
”（《垂光集》卷一。
）周玺是弘正時人（？&mdash1508），可見在16世紀初期的仕宦生活已經到這地步。
風俗之侈靡，自上而下，風行草偃，漸漸地浸透了整個社會。
堵允錫曾暢論其弊，他說：“冠裳之輩，怡堂成習，厝火忘危，膏粱文繡厭于口體，宮室妻妾昏于志慮，一簋之費數金，一日之供中産，聲伎優樂，日緣而盛。
夫缙紳者士民之表，表之不戒，尤以成風。
于是有纨绔子弟，益侈豪華之志以先其父兄，溫飽少年亦競習裘馬之容以破其家業，挾彈垆頭，籲廬伎室，意氣已驕，心神俱潰，賢者喪志，不肖傾家，此士人之蠹也。
于是又有遊手之輩，習諧媚以蠱良家子弟，市井之徒，咨兇谲以行無賴之事，白日思群，昏夜伏莽，不耕不織，生涯問諸傥來，非士非商，自業寄于亡命，狐面狼心，冶服盜質，此庶人之蠹也。
如是而風俗不緻頹壞，士民不緻饑寒，盜賊不緻風起者未之有也。
”（《堵文忠公集·救時十二議疏》） 二 大人先生有了身份、有了錢以後，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自然而然會刻意去謀生活的舒适，于是營居室，樂園亭，侈飲食，備仆從，再進而養優伶，召伎女，事博弈，蓄姬妾，雅緻一點的更提倡玩古董，講版刻，組文會，究音律，這一集團人的興趣，使文學、美術、工藝、金石學、戲曲、版本學等部門有了飛躍的進展。
八股家幸而碰上了機會，得了科第時，第一步是先娶一個姨太太（以今較昔，他們的黃臉婆還有不緻被休的運氣），王崇簡《冬夜筆記》： “明末習尚，士人登第後，多易号娶妾。
故京師諺曰：改個号，娶個小。
”第二步是廣營居室，做大官的邸舍之多，往往駭人聽聞，田藝蘅記嚴嵩籍沒時之家産，光是第宅房屋一項，在江西原籍共有六千七百四間，在北京共一千七百餘間（《留青日劄》）。
陸炳當事時，營别宅至十餘所，莊園遍四方（《明史》卷三〇七，《陸炳傳》）。
鄭芝龍田園遍閩粵，在唐王偏安一隅的小朝廷下，秉政數月，增置倉莊至五百餘所（林時對：《荷锸叢談》卷四）。
士大夫園亭之盛，大概是嘉靖以後的事。
陶奭齡說：“少時越中絕無園亭，近亦多有。
”（《小柴桑喃喃錄》下）奭齡是萬曆時代人，可見在嘉隆前，即素稱繁庶的越中，士大夫尚未有經營園亭的風氣。
園亭的布置，除自己出資建置外，大抵多出于門生故吏的報效。
顧公燮《消夏閑記》卷上說：“前明缙紳雖素負清名者，其華屋園亭佳城南畝，無不攬名勝，連阡陌。
推原其故，皆系門生故吏代為經營，非盡出己資也。
”王世貞《遊金陵諸園記》記南京名園除王公貴戚所有者外，有王貢士杞園、吳孝廉園、何參知露園、蔔太學味齋園、許典客長卿園、李象先茂才園、湯太守熙召園、陸文學園、張保禦園等。
《婁東園亭志》僅太倉一邑有田氏園、安氏園、王錫爵園、楊氏日涉園、吳氏園、季氏園、曹氏杜家橋園、王世貞弇州園、王士骐約園、琅玡離園、王敬美澹園等數十園。
園亭既盛，張南垣至以疊石成名：“三吳大家名園，皆出其手。
其後東至于越，北至于燕，召之者無虛日。
”（黃宗羲：《撰杖集·張南垣傳》。
） 對于飲食衣服尤刻意求精，互相侈尚。
《小柴桑喃喃錄》卷上記：“近來人家酒席，專事華侈，非數日治具，水陸畢集，不敢輕易速客。
湯餌肴，源源而來，非惟口不給嘗，兼亦目不周視，一筵之費，少亦數金。
”平居則“耽耽逐逐，日為口腹謀”。
張岱《陶庵夢憶》自述：“越中清饞無過餘者，喜啖方物。
北京則蘋婆果、黃巤、馬牙松；山東則羊肚菜、秋白梨、文官果、甜子；福建則福橘、福橘餅、牛皮糖、紅腐乳；江西則青根、豐城脯；山西則天花菜；蘇州則帶骨鮑螺、山查丁、山查糕、松子糖、白圓、橄榄脯；嘉興則馬交魚脯、陶莊黃雀；南京則套櫻桃、桃門棗、地栗團、窩筍團、山查糖；杭州則西瓜、雞豆子、花下藕、韭芽、元筍、塘栖蜜橘；蕭山則楊梅、莼菜、鸠鳥、青鲫、方柿；諸暨則香狸、櫻桃、虎栗；嵊則蕨粉、細榧、龍遊糖；臨海則枕頭瓜；台州則瓦楞蚶、江瑤柱；浦江則火肉；東陽财南棗；山陰則破塘筍、謝橘、獨山菱、河蟹、三江屯蛏、白蛤、江魚、鲥魚、裡河螆。
遠則歲緻之，近則月緻之，日緻之。
”（張岱：《陶庵夢憶》卷四，《方物》）衣服則由布袍而為絹，由淺色而改淡紅。
範濂《雲間據目鈔》記雲間風俗，雖然隻是指一個地方而言，也足以代表這種由儉樸而趨奢華的時代趨勢。
他說：“布袍乃儒家常服，周年鄙為寒酸，貧者必用綢絹色衣，謂之薄華麗。
而惡少且從典肆中覓舊段舊服翻改新起，與豪華公子列坐，亦一奇也。
春元必用大紅履，儒童年少者必穿淺紅道袍，上海生員冬必穿絨道袍，暑必用绉巾綠傘，雖貧如思丹，亦不能免。
稍富則絨衣巾，蓋益加盛矣。
餘最貧，尚儉樸，年來亦強服色衣，乃知習俗移人，賢者不免。
”明代制定士庶服飾，不許混淆，嘉靖以後，這種規定亦複不能維持，上下群趨時髦，巾履無别。
範濂又記：“餘始為諸生時，見朋輩戴橋梁絨線巾，春元戴金線巾，缙紳戴忠靖巾。
自後以為煩俗，易高士巾素方巾，複變為唐巾晉巾漢巾褊巾。
丙午（公元1606年）以來皆用不唐不晉之巾，兩邊玉屏花一雙，而年少貌美者加犀玉奇簪貫發。
”他又很憤慨地說：“所可恨者，大家奴皆用三鑲宦履，與士官漫無分别，而士官亦喜奴輩穿着，此俗之最惡者也。
” 三 士大夫居官則狎優縱博，退休則廣蓄聲伎，宣德間都禦史劉觀每赴人邀請，辄以妓自随。
戶部郎中肖翔等不理職務，日唯挾妓酣飲恣樂（《明宣宗實錄》卷五六）。
曾下饬禁止：“宣德四年八月丙申，上谕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祖宗時文武官之家不得挾妓飲宴。
近聞大小官私家飲酒，辄命妓歌唱，沉酣終日，怠廢政事。
甚者留宿，敗禮壞俗。
爾禮部揭榜禁約，再犯者必罪之。
”（《明宣宗實錄》卷五七）妓女被禁後，一變而為小唱，沈德符說：“京師自宣德顧佐疏後，嚴禁官妓，缙紳無以為娛，于是小唱盛行，至今日幾如西晉太康矣。
”（《野獲編》卷二四）實際上這項禁令也隻及于京師居官者，易代之後，勾欄盛況依然。
《冰華梅史》有《燕都妓品序》：“燕趙佳人，顔美如玉，蓋自古豔之。
矧帝都建鼎，于今為盛，而南人風緻，又複襲染熏陶，其色豔宜驚天下無疑。
萬曆丁酉庚子（1597&mdash1600）其妖冶已極。
”所定花榜借用科名條例有狀元、榜眼、探花之目。
稱妓則曰老幾，茅元儀《暇老齊雜記》卷四：“近來士人稱妓每曰老，如老一老二之類。
”同時曹大章有《秦淮士女表》，《萍鄉花史》有《廣陵士女殿最序》。
餘懷《闆橋雜記》記南京教坊之盛：“南曲衣裳妝束，四方取以為式。
”崇祯中四方兵起，南京不受絲毫影響，依然征歌召妓：“宗室王孫，翩翩裘馬，以及烏衣子弟湖海賓遊，靡不挾彈吹箫，經過趙李，每開筵宴，則傳呼樂籍，羅绮芬芳，行酒糾觞，留髡送客，酒闌棋罷，堕珥遺簪，真欲界之仙都，升平之樂國也！”（餘懷：《闆橋雜記》） 私家則多蓄聲伎，窮極奢侈。
萬曆時理學名臣張元忭後人的家伎在當時最負盛名。
《陶庵夢憶》卷四《張氏聲伎》條記：“我家聲伎，前世無之。
自大父于萬曆年間與範長白鄒愚公黃貞父包涵所諸先生講究此道，遂破天荒為之。
有可餐班，次則武陵班&hellip&hellip再次則梯仙班&hellip&hellip再次則吳郡班&hellip&hellip再次則蘇小小班&hellip&hellip再次則平子茂苑班&hellip&hellip主人解事日精一日，而傒僮伎藝則愈出奇愈。
”阮大铖是當時最負盛名的戲曲作家，他的家伎的表演最為張宗子所稱道。
同書卷八記：“阮元海家優講關目，講情理，講筋節，與他班孟浪不同。
然其所打院本又皆主人自制，筆筆勾勒，苦心盡出，與他班鹵莽者又不同。
故所搬演本本出色，腳腳出色，出出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
”士大夫不但蓄優自娛，譜制劇曲，并能自己度曲，壓倒伶工。
沈德符記：“近年士大夫享太平之樂，以其聰明寄之剩技。
吳中缙紳留意音律，如太倉張工部新、吳江沈吏部璟、無錫吳進士澄時俱工度曲，每廣座命伎，即老優名倡俱皇遽失措，真不減江東公瑾。
”（《野獲編》卷二四）風氣所趨，使梨園大盛，所演若《紅梅》《桃花》《玉簪》《綠袍》等記不啻百種：“括共大意，則皆一女遊園，一生窺見而悅之，遂約為夫婦。
其後及第而歸，即成好合。
皆徒撰詭名，毫無古事可考，且意俱相同，毫無足喜。
”鄉村每演劇以禱神：“謂不以戲為禱，則居民難免疾病，商賈必值風濤。
”（湯來賀：《梨園說》）豪家則延緻名優，陳懋仁《泉南雜志》：“優伶媚趣者不吝高價，豪奢家攘而有之，婵鬓傅粉，日以為常。
”使一向被賤視的伶工，一旦氣焰千丈。
徐樹丕《識小錄》記吳中在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奇荒後的情形：“辛巳奇荒之後&hellip&hellip優人鮮衣美食，橫行裡中。
人家做戲一台，一本費至十餘金，而諸優猶恨恨嫌少。
甚至有乘馬者、乘輿者、在戲房索人參湯者，種種惡狀。
然必有鄉紳主之，人家惴惴奉之，得一日無事便為厚矣。
”優人服節有至千金以上者（黃宗羲：《南雷集子·劉子行狀》）。
男優之外，又有女戲：“十餘年來蘇城女戲盛行，必有鄉紳主之。
蓋以倡兼優而缙紳為之主。
”（《識小錄》卷二）亦有缙紳自教家姬演戲者，張岱記朱雲崃女戲，“西施歌舞，對舞者五人，長袖緩帶，繞身若環，曾撓摩地，扶旋猗那，弱如秋樂；女官内侍，執扇葆璇蓋、金蓮寶炬、纨扇宮燈二十餘人，光焰熒煌，錦繡紛疊，見者錯愕”（《陶庵夢憶》卷二）。
劉晖吉女戲則以布景著：“劉晖吉奇情幻想，欲補從來梨園之缺陷；如唐明皇遊月宮，葉法善作，場上一時黑魆地暗，手起劍落，霹靂一聲，黑幔忽收，露出一月，其圓如規，四下以其羊角染五色雲氣，中坐常儀，桂樹吳剛，白兔搗藥。
輕紗缦之内，燃賽月明數株，光焰青黎，色如初曙，撤布成梁，遂蹑月窟，境界神奇，忘其為戲也。
”（《陶庵夢憶》卷五） 四 士大夫的另一種娛樂是賭博。
顧炎武《日知錄》記：“萬曆之末太平無事，士大夫無所用心，間有相從賭博者。
至天啟中始行馬吊之戲，而今之朝士若江南、山東幾于無人不為此。
有如韋昭論所雲窮日盡明，繼以脂燭，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阙而不接。
”甚至有“進士有以不工賭博為恥”的情形。
吳偉業又記當時有葉子戲：“萬曆末年，民間好葉子戲，圖趙宋時山東群盜姓名于牌而鬥之，至崇祯時大盛。
有曰闖，有曰獻，有曰大順，初不知所自起，後皆驗。
”（《綏寇紀略》卷一二）缙紳士大夫以縱博為風流，《列朝詩集小傳》記：“福清何士壁跅弛放迹，使酒縱博。
”“皇甫沖博綜群籍，通挾凡擊毯音樂博弈之戲，吳中輕俠少年鹹推服之。
”“萬曆間韓上桂為詩多倚待急就，方與人縱談大噱，呼号飲博，探題立就，斐然可觀。
”此風漸及民間，結果是如沈德符所說：“今天下賭博盛行，其始失貨财，甚則鬻田宅，又甚則為穿窬，浸成大夥劫賊，蓋因本朝法輕，愚民易犯。
”（《野獲編補遺》卷三） 自命清雅一點的則專務搜古董，巧取豪奪：“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園亭教歌舞之際，間及古玩。
如吳中吳文恪之孫，溧陽史尚寶之子，皆世藏珍秘，不假外索。
延陵則稽太史應科，雲間則朱太史大韶，攜李項太學，錫山安太學華戶部輩不吝重資收購，名播江南。
南部則姚太史汝循、胡太史汝嘉亦稱好事。
若輩下則此風稍遜，惟分宜嚴相國父子、朱成公兄弟并以将相當途，富貴盈溢，旁及雅道，于是嚴以勢劫，朱以貨賄，所蓄幾及天府。
張江陵當國亦有此嗜。
董其昌最後起，名亦最重，人以法眼歸之。
”（《野獲編》卷二六）年輕氣盛少肯讀書的則組織文社，自相标榜，以為名高。
《消夏閑記》下：“文社始于天啟甲子張天如等之應社&hellip&hellip推大訖于四海。
于是有廣應社、複社、雲間有幾社，浙江有聞社，江北有南社，江西有則社，又有曆亭席社，昆陽雲簪社，而吳門别有羽朋社，武林有讀書社，山左有大社，佥會于吳，統于複社。
”以譏彈罵詈為事，黃宗羲譏為學罵，他說：“昔之學者學道者也，今之學者學罵者也。
矜氣節者則罵為标榜，志經世者則罵為功利，讀書作文者則罵為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罵為俗吏，接庸僧數輩則罵考亭為不足學矣，讀艾千子定待之尾，則罵象山陽明為禅學矣。
濂溪之主靜則盤桓于腔子中者也，洛下之持敬則曰是有方所之學也。
遜志罵其學誤主，東林罵其黨亡國，相訟不決，以後息者為勝。
”（《南雷文案》卷一七）老成人物則僞标講學，内行不修。
艾南英《天傭子集》曾提及江右士夫情形：“敞鄉理學之盛，無過吉安，嘉隆以前，大概質行質言，以身踐之。
近歲自愛者多而亦不無仰愧前哲者。
田土之訟，子女之争，告讦把持之風日有見聞，不肖視其人皆正襟危坐以持論相高者也。
” （艾南英：《天傭子集》卷六，《複陳怡雲公祖書》） 仕宦階級有特殊地位，也自有他們的特殊風氣。
《小柴桑喃喃錄》卷下說：“士大夫膏肓之病，隻是一俗，世有稍自脫者即共命為迂為疏為腐，于是一入仕途，則相師相仿，以求入乎俗而後已。
如相率而飲狂泉，亦可悲矣。
”在這情形的社會，謝肇淛說得最妙：“燕雲隻有四種人多，奄豎多于缙紳，婦女多于男子，倡伎多于良家，乞丐多于商賈。
”（《五雜俎》卷三） 注釋 [1]南京，古稱金陵、建康、建業，元代時稱集慶路，朱元璋攻克集慶後稱應天。
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改稱南京，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改稱京師，朱棣遷都北京後，又稱南京。
本文為行文方便，除引文外，一律稱南京。
&mdash&mdash編者注 [2]應為公元1524年。
&mdash&mdash編者注 [3]此條引文出處似有誤。
&mdash&mdash編者注
屬官有貼刑，以錦衣衛千百戶充任，所不同的是用内臣提督，通常都以司禮監秉筆太監第二人或第三人派充，關系和皇帝最密切，威權也最重（《明史》，《刑法志》和《職官志》）。
以後雖有時廢罷，名義也有時更換為西廠或外廠，或東西廠、内外廠并設，或在東西廠之上加設内行廠，連東西廠也在伺察之下。
但在實際上，廠的使命是沒有什麼變更的。
廠與衛成為皇帝私人的特種偵探機關，其系統是錦衣衛監察偵伺一切官民，東（西）廠偵察一切官民及錦衣衛，有時或加設一最高機構，偵探一切官民和廠衛，如劉瑾的内行廠和馮保的内廠，皇帝則直接監督一切偵緝機關。
如此層層緝伺，層層作惡，人人自疑，人人自危，造成了政治恐怖。
二 廠衛同時也是最高法庭，有任意逮捕官吏平民，加以刑訊判罪和行刑的最高法律以外的權力。
衛的長官是指揮使，其下有官校，專司偵察，名為缇騎。
嘉靖時陸炳官缇帥，所選用衛士缇騎皆都中大豪，善把持長短，多布耳目，所睚眦無不立碎。
所召募畿輔秦晉魯衛骈脅超乘迹射之士以千計。
衛之人鮮衣怒馬而仰度支者凡十五六萬人（王世貞：《錦衣志》）。
四出迹訪：“凡緝紳之門，各有數人往來其間，而凡所緝訪，止屬風聞，多涉暧昧，雖有心口，無可辯白。
各類計所獲功次，以為升授。
憑其可逞之勢，而邀其必獲之功，捕風捉影，每附會以仇其奸，非法拷訊，時威逼以強其認。
”（傅維麟：《明書》卷七十三）結果，一般仕宦階級都吓得提心吊膽，“常晏起早阖，毋敢偶語，旗校過門，如被大盜”（《明史·刑法志》）。
抓到了人時先找一個空廟祠宇榜掠了一頓，名為打樁，“有真盜幸免，故令多攀平民以足數者，有括家囊為盜賊，而通棍惡以證其事者，有潛種圖書陷人于妖言之律者，有懷挾僞批坐人以假印之科者，有姓名仿佛而荼毒連累以死者”。
訪拿所及，則“家資一空，甚至并同室之有而席卷以去，輕則匿于檔頭火長校尉之手，重則官與瓜分”。
被訪拿的一入獄門，便無生理，“五毒備嘗，肢體不全。
其最酷者曰琵琶，每上百骨盡脫，汗下如水，死而複生，如是者二三次，荼酷之下，何獄不成”（《明書》卷七十三）。
其提人則止憑駕帖，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刑部尚書何喬新奏：“舊制提人，所在官司必驗精微批文，與符号相合，然後發遣，近者中外提人，隻憑駕帖，既不用符，真僞莫辨，奸人矯命，何以拒之？”當時雖然明令恢複批文提人的制度，可是錦衣旗校卻依舊隻憑駕帖拘捕（《明史·刑法志》）。
正德初周玺所說：“迩者皇親貴幸有所奏陳，陛下據其一面之詞，即行差官赍駕帖拿人于數百裡之外，驚駭黎庶之心，甚非新政美事。
”（《垂光集》一，《論治化疏》）便是一個例子。
東廠的體制，在内廷衙門中最為隆重。
凡内官奉差關防皆曰某處内官關防，唯東廠篆文為“欽差監督東廠官校辦事太監關防”（劉若愚：《酌中志》十六）。
《明史》記“其隸役皆取給于衛，最輕巧儇佶者乃充之。
役長曰檔頭，帽上銳，衣青素褲褶，系小縧，白皮靴，專主伺察。
其下番子數人為幹事，京師亡命诓财挾仇視幹事者為窟穴，得一陰事，由之以密白于檔頭，檔頭視其事大小先予之金，事曰起數，金曰買起數。
既得事，帥番子至所犯家，左右坐曰打樁，番子即突入執訊之無有左證符碟，賄如數徑去，少不如意，榜治之名曰乾酢酒，亦曰搬罾兒，痛楚十倍官刑，且授意使牽有力者，有力者予多金即無事，或靳不予，予不足，立聞上，下鎮撫司獄，立死矣”。
對于行政官吏所在，也到處派人伺察：“每月旦，廠役數百人掣簽庭中，分瞰官府。
”有聽記坐記之别，“其視中府諸處會審大獄，北鎮撫司拷訊重犯者曰聽記，他官府及各城門緝訪曰坐記”。
所得秘密名為打事件，即時由東廠轉呈皇帝，甚至深更半夜也可随時呈進，“以故事無大小，天子皆得聞之，家人米鹽猥事，宮中或傳為笑谑，上下惴惴，無不畏打事件者”（《明史·刑法志》）。
錦衣衛到底是比不上東廠親近，報告要用奏疏，東廠則可以直達。
以此，廠權就高于衛。
東廠的淫威，試舉一例。
當天啟時，有四個平民半夜裡偷偷在密室喝酒談心。
酒酣耳熱，有一人大罵魏忠賢，餘三人聽了不敢出聲。
罵猶未了，便有番子突入，把四人都捉去，在魏忠賢面前把發話這人剝了皮，餘三人賞一點錢放還，這三人吓得魂不附體，差一點變成瘋子。
錦衣衛獄即世所稱诏獄，由北鎮撫司專領。
北鎮撫司本來是錦衣衛指揮使的屬官，品秩極低，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增鑄北司印信，一切刑獄不必關白本衛，連衛所行下的公事也可直接上請皇帝裁決，衛指揮使不敢幹預，因之權勢日重（《明史》卷九十五）。
外廷的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不敢與抗。
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刑科給事中劉濟上言：“國家置三法司以理刑獄，其後乃有錦衣衛鎮撫司專理诏獄，緝訪于羅織之門，鍛煉于诏獄之手，裁決于内降之旨，而三法司幾于虛設矣。
”（《明世宗實錄》）其用刑之慘酷，有非人類所能想象，沈德符記：“凡廠衛所廉謀反殺逆及強盜等重辟，始下錦衣之鎮撫司拷問，尋常止曰打着問，重者加好生二字，其最重大者則曰好生着實打着問，必用刑一套，凡十八種，無不試之。
”（《野獲編》卷二十一）用刑一套為全刑，曰械，曰鐐，曰棍，曰桚，曰夾棍，五毒備具，呼号聲沸然，血肉潰爛，宛轉求死不得（《明史·刑法志》）。
诏獄“室卑入地，牆厚數仞，即隔壁号呼，悄不聞聲，每市一物入内，必經數處檢查，飲食之屬十不能得一，又不得自舉火，雖嚴寒不過啖冷炙披冷衲而已。
家人輩不但不得随入，亦不許相面。
惟于拷問之期，得遙于堂下相見”（《野獲編》）。
天啟五年（公元1625年）遭黨禍被害的顧大章所作《獄中雜記》裡說：“予入诏獄百日而奉旨暫發（刑）部者十日，有此十日之生，并前之百日皆生矣。
何則，與家人相見，前之遙聞者皆親證也。
”拿诏獄和刑部獄相比，竟有天堂地獄之别。
瞿式耜在他的《陳時政急著疏》中也說：“往者魏崔之世，凡屬兇網，即煩缇騎，一屬缇騎，即下鎮撫，魂飛湯火，慘毒難言，苟得一送法司，便不啻天堂之樂矣。
”（《瞿忠宣公集》卷一）被提者一入撫獄，便無申訴餘地，坐受榜掠。
魏大中《自記年譜》：“十三日入都羁錦衣衛東司房，二十八日許顯純崔應元奉旨嚴鞫，許既迎二魏（忠賢、廣微）意，構汪文言招辭而急斃之以滅口。
對簿時遂龂龂如兩造之相質，一桚敲一百，穿梭一夾，敲五十闆子，打四十棍，慘酷備至，而抗辨之語不得宣。
”“六君子”被坐的罪名是受熊廷弼的賄賂，有的被刑自忖無生理，不得已承順，希望能轉刑部得生路，不料結果更壞，廠衛勒令追贓，“遂五日一比，慘毒更甚。
比時累累跪階前，诃诟百出，裸體辱之，弛杻則受桚，弛桚則受夾，弛桚與夾則仍戴杻鐐以受棍，創痛未複，不再宿複加榜掠。
後訊時皆不能跪起荷桎梏，平卧堂下”（《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一）。
終于由獄卒之手秘密處死，死者家人至不知其死法及死期，葦席裹屍出牢戶，蟲蛆腐體。
“六君子”是楊漣、左光鬥、顧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都是當時的清流領袖，朝野表率，為魏忠賢所忌，天啟五年（公元1625年）相繼死于诏獄。
除了在獄中的非刑以外，和廠衛互相表裡的一件惡政是廷杖，錦衣衛始自明太祖，東廠為明成祖所創設，廷杖卻是抄襲元朝的。
在元朝以前，君臣之間的距離還不十分懸絕，三公坐而論道，和皇帝是師友，宋朝雖然臣僚在殿廷無坐處，卻也還禮貌大臣，絕不加以非禮的行為，“士可殺不可辱”這一傳統的觀念，上下都能體會。
蒙古人可不同了，他們根本不了解士的地位，也不能用理論來裝飾殿廷的莊嚴。
他們起自馬上，生活在馬上，政府中的臣僚也就是軍隊中的将校，一有過錯，拉下來打一頓，打完照舊辦事，不論是中央官、地方官在平時，或是在戰時，臣僚挨打是家常便飯，甚至中書省的長官，也有在殿廷被杖的記載。
明太祖繼元而起，雖然一力“複漢官之威儀”，摒棄胡俗胡化，對于杖責大臣這一故事，卻習慣地繼承下來，著名的例子，被杖死的如親侄大都督朱文正、工部尚書薛祥、永嘉侯朱亮祖父子，部曹被廷杖的如主事茹太素。
從此殿陛行杖，習為祖制。
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以南巡廷杖舒芬等百四十六人，死者十一人。
嘉靖三年（公元1523年[2]）以大禮之争廷杖豐熙等百三十四人，死者十六人。
循至方面大臣多斃杖下，幸而不死，犯公過的仍須到官辦事，犯私仇者再下诏獄處死（《明史·刑法志》）。
至于前期和後期廷杖之不同，是去衣和不去衣，沈德符說：“成化以前諸臣被杖者皆帶衣裹氈，不損膚膜，然猶内傷困卧，需數旬而後起，若去衣受笞，則始于逆瑾用事，名賢多死，今遂不改。
”（《野獲編》卷十八）廷杖的情形，據艾穆所說，行刑的是錦衣官校，監刑的是司禮監：“司禮大珰數十輩捧駕帖來，首喝曰帶上犯人來，每一喝則千百人一大喊以應，聲震甸服，初喝跪下，宣駕帖杖吾二人，着實打八十棍，五棍一換，總之八十棍換十六人。
喝着實打，喝打閣上棍，次第凡四十六聲，皆大喊應如前首喝時，喝閣上棍者閣棍在股上也。
杖畢喝踩下去，校尉四人以布袱曳之而行。
”（《熙亭先生文集》四，《恩譴記》）天啟時萬璟被杖死的情形，樊良材撰《萬忠貞公傳》說：“初璟劾魏珰疏上，珰恚甚，矯旨廷杖一百。
褫斥為民。
彼一時也，缇騎甫出，群聚蜂擁，繞舍驟禽，飽恣拳棒，摘發捉肘，拖沓摧殘，曳至午門，已無完膚。
迨行杖時逆珰領小豎數十輩奮袂而前，執金吾（錦衣衛指揮使）止之曰留人受杖，逆珰瞋目監視，倒杖張威，施辣手而甘心焉。
杖已，血肉淋漓，奄奄待盡。
” 廷杖之外，還有立枷，創自劉瑾，錦衣衛常用之：“其重枷頭号者至三百斤，為期至二月，已無一全。
而最毒者為立枷，不旬日必絕。
偶有稍延者，命放低三數寸，則頃刻殒矣。
凡枷未滿期而死，則守者掊土掩之，俟期滿以請，始奏聞領埋，若值炎暑，則所存僅空骸耳，故談者謂重于大辟雲。
”（《野獲編》卷十八） 诏獄、廷杖、立枷之下，士大夫不但可殺，而且可辱，君臣間的距離愈來愈遠，“天皇聖明，臣罪當誅”，打得快死而猶美名之曰恩譴，曰賜杖，禮貌固然談不到，連主奴間的恩意也因之而蕩然無存了。
三 廠衛之弊，是當時人抗議最集中的一個問題，但是毫無效果，并且愈演愈烈。
著例如商辂《請革西廠疏》說：“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網太密，官校提拿職官，事皆出于風聞，暮夜搜檢家财，初不見有駕帖，人心洶洶各懷疑畏，内外文武重臣，托之為股肱心膂者也，亦皆不安于位，有司庶府之官，資之以建立政事者也，舉皆不安于職。
商賈不安于市，行旅不安于塗，士卒不安于伍，黎民不安于業。
”（《商文毅公集》卷一）在這情形下，任何人都有時時被捕的危險。
反之，真是作惡多端的巨奸大憝，隻要能得到宮廷的諒解，更可置身法外。
《明史·刑法志》說：“英憲以後，欽恤之意微，偵伺之風熾，巨惡大憝，案如山積，而旨從中下，縱不之問。
或本無死理，而片紙付诏獄，為禍尤烈。
”明代二祖設立廠衛之本意，原在偵察不軌，尤其是注意官吏的行動。
隆慶中刑科給事中舒化上疏隻憑表面事理立論，恰中君主所忌，他說：“朝廷設立廠衛，所以捕盜防奸細，非以察百官也。
駕馭百官乃天子之權，而奏劾諸司責在台谏，朝廷自有公論。
今以暗訪之權歸諸廠衛，萬一人非正直，事出冤誣，是非颠倒，殃及善良，陛下何由知之。
且朝廷既憑廠衛，廠衛必委之番役，此輩貪殘，何所不至！人心憂危，衆目睚眦，非盛世所宜有也。
”（《春明夢餘錄》卷六十三）至于苛擾平民，則更非宮廷所計及，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中曾特别指出：“東廠原以察奸細，備非常，非擾平民也。
自忠賢受事，雞犬不甯，而且直以快恩怨，行傾陷，片語違，則駕帖立下，造謀告密，日夜未已。
”（《楊忠烈公文集》二）甚至在魏忠賢失敗以後，廠衛的權力仍不因之動搖，劉宗周上疏論其侵法司權限，譏為人主私刑，他說：“我國家設立三法司以治庶獄，視前代為獨詳，蓋曰刑部所不能決者，都察院得而決之，部院所不能平者，大理寺得而平之，其寓意至深遠。
開國之初，高皇帝不廢重典以懲巨惡，于是有錦衣之獄。
至東廠緝事，亦國初定都時偶一行之于大逆大奸，事出一時權宜，後日遂相沿而不複改，得與錦衣衛比周用事，緻人主有私刑。
自皇上禦極以後，此曹猶肆羅織之威，日以風聞事件上塵睿覽，辇毂之下，人人重足。
”結果是：“自廠衛司譏訪而告奸之風熾，自诏獄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夷，自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盛，自事事仰承獨斷而谄谀之風日長，自三尺法不伸于司寇而犯者日衆。
” （《劉子全書》十六《痛陳時艱疏》，十七《敬循職掌疏》） 廠衛威權日盛，使廠衛二字成為兇險恐怖的象征，破膽的霹靂，遊民奸棍遂假為恐詐之工具，京師外郡并受荼毒，其禍較真廠衛更甚。
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給事中許國榮《論廠衛疏》曆舉例證說：“如綢商劉文鬥行貨到京，奸棍趙瞎子等口稱廠衛，捏指漏稅，密擒于崇文門東小橋廟門，詐銀二千餘兩。
長子縣教官推升縣令，忽有數棍擁入其寓内，口稱廠衛，指為營幹得來，詐銀五百兩。
山西解官買辦黑鉛照數交足，衆棍窺有餘剩在潞鋪内，口稱廠衛，指克官物，捉拿王鋪等四家，各詐銀千餘兩&hellip&hellip薊門孔道，假偵邊庭，往來如織&hellip&hellip至于散在各衙門者，借口密探，故露蹤迹，紀言紀事，筆底可操禍福，書吏畏其播弄風波，不得不醵金陰餌之，遂相沿為例而莫可問。
”（《春明夢餘錄》卷六十三）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禦史楊仁願疏《論假番及東廠之害》說：“臣待罪南城，所閱詞訟多以假番故稱冤，夫假稱東廠，害猶如此，況其真乎？此由積重之勢然也。
所謂積重之勢者，功令比較事件，番役每懸價以買事件，受買者至誘人為奸盜而賣之，番役不問其從來，誘者分利去矣。
挾忿首告，誣以重法，挾者志無不逞矣。
伏願寬東廠事件而後東廠之比較可緩，東廠之比較緩而番役之買事件與賣事件者俱可息，積重之勢庶可稍輕。
”（《明史》，《刑法志》三）抗議者的理由縱然充分到極點，也不能消除統治者孤立自危的心理。
《明史》說：“然帝（思宗）倚廠衛益甚，至國亡乃已。
” 晚明仕宦階級的生活 一 晚明仕宦階級的生活，除了少數的例外（如劉宗周之清修刻苦，黃道周之笃學正身），可以用“驕奢淫佚”四字盡之。
田藝衡《留青日劄》記：“嚴嵩孫嚴紹庚、嚴鹄等嘗對人言，一年盡費二萬金，尚苦多藏無可用處。
于是競相窮奢極欲。
”《明史·嚴嵩傳》記*懋卿之豪奢說：“*懋卿持嚴嵩之勢，總理兩浙兩淮長蘆河東鹽政，其按部嘗與妻偕行，制五彩輿，令十二女子舁之。
”萬曆初名相張居正奉旨歸葬時：“真定守錢普創為坐輿，前輿後室，旁有兩庑，各立一童子供使令，凡用舁夫三十二人。
所過牙盤上食味逾百品，猶以為無下箸處。
”（《明史》卷二一三，《張居正傳》）[3]這種鬧闊的風氣，愈來愈厲害，直到李自成、張獻忠等起來，這風氣和它的提倡者同歸于盡。
其實，說晚明才有這樣的放縱生活，也不盡然，周玺《垂光集·論治化疏》說：“中外臣僚士庶之家，靡麗奢華，彼此相尚，而借貸費用，習以為常。
居室則一概雕畫，首飾則濫用金寶，倡優下賤以绫緞為袴，市井光棍以錦繡緣襪，工匠役之人任意制造，殊不畏憚。
雖朝廷禁止之诏屢下，而奢靡僭用之習自如。
”（《垂光集》卷一。
）周玺是弘正時人（？&mdash1508），可見在16世紀初期的仕宦生活已經到這地步。
風俗之侈靡，自上而下，風行草偃，漸漸地浸透了整個社會。
堵允錫曾暢論其弊，他說：“冠裳之輩，怡堂成習，厝火忘危，膏粱文繡厭于口體，宮室妻妾昏于志慮，一簋之費數金，一日之供中産，聲伎優樂，日緣而盛。
夫缙紳者士民之表，表之不戒，尤以成風。
于是有纨绔子弟，益侈豪華之志以先其父兄，溫飽少年亦競習裘馬之容以破其家業，挾彈垆頭，籲廬伎室，意氣已驕，心神俱潰，賢者喪志，不肖傾家，此士人之蠹也。
于是又有遊手之輩，習諧媚以蠱良家子弟，市井之徒，咨兇谲以行無賴之事，白日思群，昏夜伏莽，不耕不織，生涯問諸傥來，非士非商，自業寄于亡命，狐面狼心，冶服盜質，此庶人之蠹也。
如是而風俗不緻頹壞，士民不緻饑寒，盜賊不緻風起者未之有也。
”（《堵文忠公集·救時十二議疏》） 二 大人先生有了身份、有了錢以後，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自然而然會刻意去謀生活的舒适，于是營居室，樂園亭，侈飲食，備仆從，再進而養優伶，召伎女，事博弈，蓄姬妾，雅緻一點的更提倡玩古董，講版刻，組文會，究音律，這一集團人的興趣，使文學、美術、工藝、金石學、戲曲、版本學等部門有了飛躍的進展。
八股家幸而碰上了機會，得了科第時，第一步是先娶一個姨太太（以今較昔，他們的黃臉婆還有不緻被休的運氣），王崇簡《冬夜筆記》： “明末習尚，士人登第後，多易号娶妾。
故京師諺曰：改個号，娶個小。
”第二步是廣營居室，做大官的邸舍之多，往往駭人聽聞，田藝蘅記嚴嵩籍沒時之家産，光是第宅房屋一項，在江西原籍共有六千七百四間，在北京共一千七百餘間（《留青日劄》）。
陸炳當事時，營别宅至十餘所，莊園遍四方（《明史》卷三〇七，《陸炳傳》）。
鄭芝龍田園遍閩粵，在唐王偏安一隅的小朝廷下，秉政數月，增置倉莊至五百餘所（林時對：《荷锸叢談》卷四）。
士大夫園亭之盛，大概是嘉靖以後的事。
陶奭齡說：“少時越中絕無園亭，近亦多有。
”（《小柴桑喃喃錄》下）奭齡是萬曆時代人，可見在嘉隆前，即素稱繁庶的越中，士大夫尚未有經營園亭的風氣。
園亭的布置，除自己出資建置外，大抵多出于門生故吏的報效。
顧公燮《消夏閑記》卷上說：“前明缙紳雖素負清名者，其華屋園亭佳城南畝，無不攬名勝，連阡陌。
推原其故，皆系門生故吏代為經營，非盡出己資也。
”王世貞《遊金陵諸園記》記南京名園除王公貴戚所有者外，有王貢士杞園、吳孝廉園、何參知露園、蔔太學味齋園、許典客長卿園、李象先茂才園、湯太守熙召園、陸文學園、張保禦園等。
《婁東園亭志》僅太倉一邑有田氏園、安氏園、王錫爵園、楊氏日涉園、吳氏園、季氏園、曹氏杜家橋園、王世貞弇州園、王士骐約園、琅玡離園、王敬美澹園等數十園。
園亭既盛，張南垣至以疊石成名：“三吳大家名園，皆出其手。
其後東至于越，北至于燕，召之者無虛日。
”（黃宗羲：《撰杖集·張南垣傳》。
） 對于飲食衣服尤刻意求精，互相侈尚。
《小柴桑喃喃錄》卷上記：“近來人家酒席，專事華侈，非數日治具，水陸畢集，不敢輕易速客。
湯餌肴，源源而來，非惟口不給嘗，兼亦目不周視，一筵之費，少亦數金。
”平居則“耽耽逐逐，日為口腹謀”。
張岱《陶庵夢憶》自述：“越中清饞無過餘者，喜啖方物。
北京則蘋婆果、黃巤、馬牙松；山東則羊肚菜、秋白梨、文官果、甜子；福建則福橘、福橘餅、牛皮糖、紅腐乳；江西則青根、豐城脯；山西則天花菜；蘇州則帶骨鮑螺、山查丁、山查糕、松子糖、白圓、橄榄脯；嘉興則馬交魚脯、陶莊黃雀；南京則套櫻桃、桃門棗、地栗團、窩筍團、山查糖；杭州則西瓜、雞豆子、花下藕、韭芽、元筍、塘栖蜜橘；蕭山則楊梅、莼菜、鸠鳥、青鲫、方柿；諸暨則香狸、櫻桃、虎栗；嵊則蕨粉、細榧、龍遊糖；臨海則枕頭瓜；台州則瓦楞蚶、江瑤柱；浦江則火肉；東陽财南棗；山陰則破塘筍、謝橘、獨山菱、河蟹、三江屯蛏、白蛤、江魚、鲥魚、裡河螆。
遠則歲緻之，近則月緻之，日緻之。
”（張岱：《陶庵夢憶》卷四，《方物》）衣服則由布袍而為絹，由淺色而改淡紅。
範濂《雲間據目鈔》記雲間風俗，雖然隻是指一個地方而言，也足以代表這種由儉樸而趨奢華的時代趨勢。
他說：“布袍乃儒家常服，周年鄙為寒酸，貧者必用綢絹色衣，謂之薄華麗。
而惡少且從典肆中覓舊段舊服翻改新起，與豪華公子列坐，亦一奇也。
春元必用大紅履，儒童年少者必穿淺紅道袍，上海生員冬必穿絨道袍，暑必用绉巾綠傘，雖貧如思丹，亦不能免。
稍富則絨衣巾，蓋益加盛矣。
餘最貧，尚儉樸，年來亦強服色衣，乃知習俗移人，賢者不免。
”明代制定士庶服飾，不許混淆，嘉靖以後，這種規定亦複不能維持，上下群趨時髦，巾履無别。
範濂又記：“餘始為諸生時，見朋輩戴橋梁絨線巾，春元戴金線巾，缙紳戴忠靖巾。
自後以為煩俗，易高士巾素方巾，複變為唐巾晉巾漢巾褊巾。
丙午（公元1606年）以來皆用不唐不晉之巾，兩邊玉屏花一雙，而年少貌美者加犀玉奇簪貫發。
”他又很憤慨地說：“所可恨者，大家奴皆用三鑲宦履，與士官漫無分别，而士官亦喜奴輩穿着，此俗之最惡者也。
” 三 士大夫居官則狎優縱博，退休則廣蓄聲伎，宣德間都禦史劉觀每赴人邀請，辄以妓自随。
戶部郎中肖翔等不理職務，日唯挾妓酣飲恣樂（《明宣宗實錄》卷五六）。
曾下饬禁止：“宣德四年八月丙申，上谕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祖宗時文武官之家不得挾妓飲宴。
近聞大小官私家飲酒，辄命妓歌唱，沉酣終日，怠廢政事。
甚者留宿，敗禮壞俗。
爾禮部揭榜禁約，再犯者必罪之。
”（《明宣宗實錄》卷五七）妓女被禁後，一變而為小唱，沈德符說：“京師自宣德顧佐疏後，嚴禁官妓，缙紳無以為娛，于是小唱盛行，至今日幾如西晉太康矣。
”（《野獲編》卷二四）實際上這項禁令也隻及于京師居官者，易代之後，勾欄盛況依然。
《冰華梅史》有《燕都妓品序》：“燕趙佳人，顔美如玉，蓋自古豔之。
矧帝都建鼎，于今為盛，而南人風緻，又複襲染熏陶，其色豔宜驚天下無疑。
萬曆丁酉庚子（1597&mdash1600）其妖冶已極。
”所定花榜借用科名條例有狀元、榜眼、探花之目。
稱妓則曰老幾，茅元儀《暇老齊雜記》卷四：“近來士人稱妓每曰老，如老一老二之類。
”同時曹大章有《秦淮士女表》，《萍鄉花史》有《廣陵士女殿最序》。
餘懷《闆橋雜記》記南京教坊之盛：“南曲衣裳妝束，四方取以為式。
”崇祯中四方兵起，南京不受絲毫影響，依然征歌召妓：“宗室王孫，翩翩裘馬，以及烏衣子弟湖海賓遊，靡不挾彈吹箫，經過趙李，每開筵宴，則傳呼樂籍，羅绮芬芳，行酒糾觞，留髡送客，酒闌棋罷，堕珥遺簪，真欲界之仙都，升平之樂國也！”（餘懷：《闆橋雜記》） 私家則多蓄聲伎，窮極奢侈。
萬曆時理學名臣張元忭後人的家伎在當時最負盛名。
《陶庵夢憶》卷四《張氏聲伎》條記：“我家聲伎，前世無之。
自大父于萬曆年間與範長白鄒愚公黃貞父包涵所諸先生講究此道，遂破天荒為之。
有可餐班，次則武陵班&hellip&hellip再次則梯仙班&hellip&hellip再次則吳郡班&hellip&hellip再次則蘇小小班&hellip&hellip再次則平子茂苑班&hellip&hellip主人解事日精一日，而傒僮伎藝則愈出奇愈。
”阮大铖是當時最負盛名的戲曲作家，他的家伎的表演最為張宗子所稱道。
同書卷八記：“阮元海家優講關目，講情理，講筋節，與他班孟浪不同。
然其所打院本又皆主人自制，筆筆勾勒，苦心盡出，與他班鹵莽者又不同。
故所搬演本本出色，腳腳出色，出出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
”士大夫不但蓄優自娛，譜制劇曲，并能自己度曲，壓倒伶工。
沈德符記：“近年士大夫享太平之樂，以其聰明寄之剩技。
吳中缙紳留意音律，如太倉張工部新、吳江沈吏部璟、無錫吳進士澄時俱工度曲，每廣座命伎，即老優名倡俱皇遽失措，真不減江東公瑾。
”（《野獲編》卷二四）風氣所趨，使梨園大盛，所演若《紅梅》《桃花》《玉簪》《綠袍》等記不啻百種：“括共大意，則皆一女遊園，一生窺見而悅之，遂約為夫婦。
其後及第而歸，即成好合。
皆徒撰詭名，毫無古事可考，且意俱相同，毫無足喜。
”鄉村每演劇以禱神：“謂不以戲為禱，則居民難免疾病，商賈必值風濤。
”（湯來賀：《梨園說》）豪家則延緻名優，陳懋仁《泉南雜志》：“優伶媚趣者不吝高價，豪奢家攘而有之，婵鬓傅粉，日以為常。
”使一向被賤視的伶工，一旦氣焰千丈。
徐樹丕《識小錄》記吳中在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奇荒後的情形：“辛巳奇荒之後&hellip&hellip優人鮮衣美食，橫行裡中。
人家做戲一台，一本費至十餘金，而諸優猶恨恨嫌少。
甚至有乘馬者、乘輿者、在戲房索人參湯者，種種惡狀。
然必有鄉紳主之，人家惴惴奉之，得一日無事便為厚矣。
”優人服節有至千金以上者（黃宗羲：《南雷集子·劉子行狀》）。
男優之外，又有女戲：“十餘年來蘇城女戲盛行，必有鄉紳主之。
蓋以倡兼優而缙紳為之主。
”（《識小錄》卷二）亦有缙紳自教家姬演戲者，張岱記朱雲崃女戲，“西施歌舞，對舞者五人，長袖緩帶，繞身若環，曾撓摩地，扶旋猗那，弱如秋樂；女官内侍，執扇葆璇蓋、金蓮寶炬、纨扇宮燈二十餘人，光焰熒煌，錦繡紛疊，見者錯愕”（《陶庵夢憶》卷二）。
劉晖吉女戲則以布景著：“劉晖吉奇情幻想，欲補從來梨園之缺陷；如唐明皇遊月宮，葉法善作，場上一時黑魆地暗，手起劍落，霹靂一聲，黑幔忽收，露出一月，其圓如規，四下以其羊角染五色雲氣，中坐常儀，桂樹吳剛，白兔搗藥。
輕紗缦之内，燃賽月明數株，光焰青黎，色如初曙，撤布成梁，遂蹑月窟，境界神奇，忘其為戲也。
”（《陶庵夢憶》卷五） 四 士大夫的另一種娛樂是賭博。
顧炎武《日知錄》記：“萬曆之末太平無事，士大夫無所用心，間有相從賭博者。
至天啟中始行馬吊之戲，而今之朝士若江南、山東幾于無人不為此。
有如韋昭論所雲窮日盡明，繼以脂燭，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阙而不接。
”甚至有“進士有以不工賭博為恥”的情形。
吳偉業又記當時有葉子戲：“萬曆末年，民間好葉子戲，圖趙宋時山東群盜姓名于牌而鬥之，至崇祯時大盛。
有曰闖，有曰獻，有曰大順，初不知所自起，後皆驗。
”（《綏寇紀略》卷一二）缙紳士大夫以縱博為風流，《列朝詩集小傳》記：“福清何士壁跅弛放迹，使酒縱博。
”“皇甫沖博綜群籍，通挾凡擊毯音樂博弈之戲，吳中輕俠少年鹹推服之。
”“萬曆間韓上桂為詩多倚待急就，方與人縱談大噱，呼号飲博，探題立就，斐然可觀。
”此風漸及民間，結果是如沈德符所說：“今天下賭博盛行，其始失貨财，甚則鬻田宅，又甚則為穿窬，浸成大夥劫賊，蓋因本朝法輕，愚民易犯。
”（《野獲編補遺》卷三） 自命清雅一點的則專務搜古董，巧取豪奪：“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園亭教歌舞之際，間及古玩。
如吳中吳文恪之孫，溧陽史尚寶之子，皆世藏珍秘，不假外索。
延陵則稽太史應科，雲間則朱太史大韶，攜李項太學，錫山安太學華戶部輩不吝重資收購，名播江南。
南部則姚太史汝循、胡太史汝嘉亦稱好事。
若輩下則此風稍遜，惟分宜嚴相國父子、朱成公兄弟并以将相當途，富貴盈溢，旁及雅道，于是嚴以勢劫，朱以貨賄，所蓄幾及天府。
張江陵當國亦有此嗜。
董其昌最後起，名亦最重，人以法眼歸之。
”（《野獲編》卷二六）年輕氣盛少肯讀書的則組織文社，自相标榜，以為名高。
《消夏閑記》下：“文社始于天啟甲子張天如等之應社&hellip&hellip推大訖于四海。
于是有廣應社、複社、雲間有幾社，浙江有聞社，江北有南社，江西有則社，又有曆亭席社，昆陽雲簪社，而吳門别有羽朋社，武林有讀書社，山左有大社，佥會于吳，統于複社。
”以譏彈罵詈為事，黃宗羲譏為學罵，他說：“昔之學者學道者也，今之學者學罵者也。
矜氣節者則罵為标榜，志經世者則罵為功利，讀書作文者則罵為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罵為俗吏，接庸僧數輩則罵考亭為不足學矣，讀艾千子定待之尾，則罵象山陽明為禅學矣。
濂溪之主靜則盤桓于腔子中者也，洛下之持敬則曰是有方所之學也。
遜志罵其學誤主，東林罵其黨亡國，相訟不決，以後息者為勝。
”（《南雷文案》卷一七）老成人物則僞标講學，内行不修。
艾南英《天傭子集》曾提及江右士夫情形：“敞鄉理學之盛，無過吉安，嘉隆以前，大概質行質言，以身踐之。
近歲自愛者多而亦不無仰愧前哲者。
田土之訟，子女之争，告讦把持之風日有見聞，不肖視其人皆正襟危坐以持論相高者也。
” （艾南英：《天傭子集》卷六，《複陳怡雲公祖書》） 仕宦階級有特殊地位，也自有他們的特殊風氣。
《小柴桑喃喃錄》卷下說：“士大夫膏肓之病，隻是一俗，世有稍自脫者即共命為迂為疏為腐，于是一入仕途，則相師相仿，以求入乎俗而後已。
如相率而飲狂泉，亦可悲矣。
”在這情形的社會，謝肇淛說得最妙：“燕雲隻有四種人多，奄豎多于缙紳，婦女多于男子，倡伎多于良家，乞丐多于商賈。
”（《五雜俎》卷三） 注釋 [1]南京，古稱金陵、建康、建業，元代時稱集慶路，朱元璋攻克集慶後稱應天。
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改稱南京，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改稱京師，朱棣遷都北京後，又稱南京。
本文為行文方便，除引文外，一律稱南京。
&mdash&mdash編者注 [2]應為公元1524年。
&mdash&mdash編者注 [3]此條引文出處似有誤。
&mdash&mdash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