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繁榮興旺的“昭宣中興”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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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而登至尊&hellip&hellip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hellip&hellip”（《漢書·循吏傳》）；“宣帝親政，又以其舊勞于外，知民生之疾苦，與吏治之得失，頗能綜核名實之故也”（《秦漢史》第158頁）。
不可否認，“昭宣中興”是封建秩序穩定、社會生産發展較為迅速的時期，而這種局面的出現與昭、宣帝和霍光等這一些封建統治者有很大的關系。
但是，如果把“中興”的局面出現全都歸結在個别帝王将相身上，顯然是不正确的。
這不僅因為直接創造物質和精神财富的是廣大勞動群衆，所謂“流民稍還，田野益辟，頗有畜積”（《漢書·食貨志》）的記載，就反映出“流民”即勞動群衆與财富增長的密切關系，而且就是昭、宣這些帝王将相也是“一定的階級和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們時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們的動機不是從瑣碎的個人欲望中，而正是從他們所處的曆史潮流中得來的”（恩格斯《緻斐·拉薩爾》，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43&mdash344頁）。
從昭宣時期的曆史潮流考察，當時的西漢社會尚有發展的餘地，這是由于漢初七十年的休養生息，使社會積累一定的财富“民人給家足”（《漢書·食貨志》），生産有進一步發展的可能。
雖然經過武帝幾十年的揮霍，緻使财政經濟出現危機，階級矛盾尖銳化。
然而社會生産力畢竟沒有到達發展的盡頭。
因此，當武帝死前幾年“悔征伐之事”（《漢書·食貨志》），停止了大規模戰争，調整了政策以後，使生産關系适應了生産力發展。
所以，在昭、宣時期很快又出現繁榮、興旺的社會景象。
昭、宣時期的社會發展，歸根到底仍是在人民群衆推動下的結果。
而昭、宣帝及霍光等地主階級代表人物則是适應了這一曆史潮流，完成了他們各自的曆史使命。
第三節 昭宣時期的民族關系 這一時期的民族關系，主要是漢同匈奴、烏桓、羌、西域及西南各族之間戰争和友好往來的關系。
一 漢王朝和匈奴、烏桓的關系 匈奴實力的衰弱昭宣時期的匈奴，其政治、經濟、軍事實力已進入衰弱的階段（見歐陽熙《匈奴社會的發展》，載《華東師大學報》1958年第4期）。
這首先是由于遭到西漢王朝的打擊，尤其是漢武帝時幾次大的戰役“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罷極苦之”（《漢書·匈奴傳》），損失很大。
尤其是失去陰山以後，喪失了經濟重心，使它經濟發展受到嚴重阻礙，這對匈奴社會的影響是相當大的，所以“邊長老言，匈奴自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
其次，匈奴内部階級矛盾加深，也是其衰弱的重要原因。
由于長期戰争，使得匈奴“兵數困，國益貧”，“民衆困乏”，“百姓未附”，“國中多不安”（《漢書·匈奴傳》）。
這種尖銳的階級矛盾，無疑嚴重地削弱着匈奴的實力。
匈奴貴族内部的尖銳矛盾，則是他們無力與漢王朝為敵的直接原因。
匈奴社會内部，自冒頓至軍臣單于（前174至前126年）是其鼎盛時期，由于當時剛剛進入階級社會，私有财産不夠顯著，内部的團結使統一尚能維持。
随着私有财産的增加，匈奴貴族内部争權奪利的鬥争日漸頻繁，相互厮殺和分裂成了匈奴史上的重要内容。
始元二年（前85年）匈奴狐鹿姑單于（前96至前85年）死前曾遺言“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
但單于死後，衛律與颛渠阏氏不立右谷蠡王，而立子左谷蠡王為壺衍鞮單于（前85至前68年）。
壺衍鞮單于即位，就有同漢和親的願望。
這時，匈奴右谷蠡王、左賢王因未被立，而心懷不滿[183]，欲歸漢，恐不能自緻，即準備降烏孫以擊匈奴。
事洩，單于問罪，于是二王“去居其所”，不會龍城之祭。
此時，匈奴内部分裂之迹象日益明顯，而實力更衰了。
蘇武回歸及匈奴屢敗 壺衍鞮單于統治時期的匈奴，對漢王朝已無主動進攻之力。
因“國内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漢書·匈奴傳》）。
時時以防漢軍進攻為務。
先是在其轄區内穿井築城，治樓、積谷以防漢兵，後又恐城不能守，即試探與漢通好、講和。
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西漢王朝遣使向匈奴要蘇武。
在此之前，漢曾多次索蘇武歸國，匈奴皆僞稱武已死。
此次漢使來匈奴後，常惠私見漢使，告以實情。
漢使責問匈奴單于。
單于恐，才将拘留匈奴十九年的蘇武及被俘不降的馬宏放歸。
蘇武在匈奴曆盡艱辛，出使時尚當壯年，歸來後須發盡白。
至京師後被封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得到漢王朝的褒獎。
匈奴放回蘇武等人，表示與漢朝有通好之意。
當時，在匈奴内部力主與漢和親的有衛律和左谷蠡王。
但其統治階級内部主張尚不一緻，欲和親者又恐漢王朝不準。
故匈奴一方面不斷向漢使作種種試探，一面又不斷在邊地騷亂。
如元鳳元年（前80年）匈奴兩萬騎入寇，被漢軍擊敗，斬首、俘虜九千人，生俘瓯脫王。
次年（前79年）匈奴又派九千騎屯受降城（在今内蒙古烏拉特中、後旗東陰山北）主要是防禦性質，并随時準備棄城而走。
元鳳三年（前78年）匈奴犁汙王率四千騎進攻張掖郡之日勒、屋蘭、番和。
又被漢軍大敗“得脫者數百人”（《漢書·匈奴傳》）。
自此以後“匈奴不敢入張掖”（同上）。
匈奴、烏桓相互攻擊 烏桓原在匈奴統治之下，自漢武帝時霍去病大敗匈奴左賢王兵，使烏桓得以從匈奴奴隸制政權下解脫出來，接受西漢政權的管轄。
漢武帝令烏桓“不得與匈奴交通”并負責“偵察匈奴動靜”（《後漢書·烏桓傳》）。
從此，烏桓社會經濟得到較快的發展，各部日漸強大。
但強大起來的烏桓，各部大人逐漸貴族化，成為奴隸主貴族，他們恃強驕鄰，開始背叛漢王朝，也與匈奴為敵。
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烏桓挖了匈奴單于祖墳，引起匈奴發兵兩萬擊烏桓。
匈奴同烏桓戰争，在漢朝統治者中引起不同看法：大将軍霍光和中郎将範明友認為可趁機攻匈奴，護軍都尉趙充國則主張讓“蠻夷自相攻擊”（《漢書·匈奴傳》）。
最後決定派範明友率兩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退走。
于是範明友就向剛被匈奴打擊的烏桓進攻，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得勝而歸。
從此，烏桓一面“降附”于漢，為漢朝“保塞”，一面又被迫向匈奴納“皮布稅”，甚至“與匈奴連兵為寇”，在邊境騷擾掠奪。
而匈奴則仍舊繼續試探與漢和親，同時在邊境及西域各地掠奪騷擾。
漢與烏孫共擊匈奴 匈奴屢遭漢王朝打擊，不敢大規模侵犯内地，就向西域擴展勢力。
昭帝末烏孫受到匈奴攻擊，向漢王朝求援。
宣帝本始二年（前72年）漢發五将軍擊匈奴：禦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将軍，率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将軍範明友率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将軍韓增率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将軍趙充國為蒲類将軍，率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為虎牙将軍，率三萬餘騎出五原。
這十萬餘騎，再加上校尉常惠發烏孫西域兵共二十餘萬衆，出塞兩千餘裡。
但匈奴聞風，“老弱奔走，驅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一般史書均據《漢書》所記，謂“五将少所得”（呂思勉《秦漢史》第162頁）。
實際上認真計算，這次匈奴的損失是相當慘重的：“度遼将軍&hellip&hellip虜獲馬牛羊萬餘&hellip&hellip前将軍&hellip&hellip虜馬牛羊二千餘&hellip&hellip蒲類将軍&hellip&hellip虜獲馬牛羊七千餘&hellip&hellip虎牙将軍&hellip&hellip虜馬牛羊七萬餘，校尉常惠與烏孫兵至右谷蠡王庭&hellip&hellip（斬）都尉、千長、将以下三萬九千餘級，虜馬、牛、羊、驢、騾、橐駝七十萬。
&hellip&hellip匈奴民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産遠移死亡，不可勝數。
”（《漢書·匈奴傳》）匈奴這次損失的牲畜就有八九十萬，大大地削弱了實力。
是年冬，單于又率萬騎擊烏孫，正值天大雪，“人民畜産凍死，還者不能什一”（同上）。
丁零、烏桓和烏孫又從北、東、西三面夾擊匈奴。
結果，匈奴被殺達數萬人，損失馬萬匹。
民衆死掉十分之三，畜産損失一半。
被匈奴奴役的各屬國紛紛瓦解。
以後，漢又出三千餘騎攻匈奴，俘獲數千人，匈奴不敢還擊。
邊境終于安甯下來。
匈奴内亂及呼韓邪歸漢 匈奴連接遭到失敗，促使其内部矛盾進一步激化。
宣帝地節二年（前68年），被匈奴征服的、被迫遷往左地的西嗕部落數千人，沖破匈奴控制“皆驅畜産行”歸降漢王朝。
這實質是反抗匈奴奴隸主的階級鬥争。
在匈奴統治階級内部也發生了長期紛争。
壺衍鞮單于在地節二年（前68年）死後，虛闾權渠單于立（前68年至前60年）。
黜前單于所幸之渠阏氏，而以右大将女為大阏氏。
渠阏氏乃與右賢王私通。
神爵二年（前60年）虛闾權渠死後，在渠阏氏與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策劃下，右賢王屠耆堂被立，是為握衍朐鞮單于（前60年至前58年）。
握衍朐鞮單于在位時，對漢王朝表示和親修好。
但對匈奴貴族内部，則盡殺虛闾權渠時的貴人，盡免其子弟近親，而以渠阏氏之弟都隆奇和自己子弟代之，虛闾權渠單于之子因不得立，亡歸于妻父烏禅幕。
烏禅幕之妻弟為日逐王先賢撣。
先賢撣本就與握衍朐鞮單于有隙，即率其衆數萬騎歸漢，被漢朝封為歸德侯。
單于又立其從兄薄胥堂為日逐王。
次年，單于又殺先賢撣兩弟。
後來，左奧鞬王死，單于自立其小子為奧鞬王，而奧鞬貴人則徑立故奧鞬王子為王，單于派兵攻擊，亦未能取勝。
由于握衍朐鞮單于的暴虐殺伐，國内已呈四分五裂狀況。
神爵四年（前58年）東邊姑夕王與烏禅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為呼韓邪單于，并發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朐鞮單于。
未戰，握衍鞬鞮就敗走，自殺，民衆盡歸呼韓邪單于。
呼韓邪單于（前58年至前31年）立後，匈奴内部繼續分裂：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呼揭王自立烏藉單于，右奧鞬王自立為車犁單于；烏藉都尉自立為烏藉單于。
于是五單于并立，相互攻擊混戰不休。
混戰的結果，或敗降，或自殺，而匈奴人民“死者以萬數，畜産大耗什八九，人民饑餓，相燔燒以求食”（《漢書·宣帝紀》）。
最後，郅支單于擊敗呼韓邪單于，占領王庭及漠北廣大地區。
呼韓邪失敗後，其内部有兩種主張，左伊秩訾王勸令稱臣入朝事漢。
多數大臣則反對。
最後，呼韓邪終于接受了左伊秩訾王的建議，決定歸屬漢王朝。
甘露元年（前53年）遣子右賢王铢婁渠堂入侍。
三年（前51年）呼韓邪又親至長安對漢宣帝“贊谒稱臣”。
漢王朝也對其優禮有加，“位在諸侯王上”，并賜以“匈奴單于玺”。
從此，匈奴呼韓邪政權正式成為西漢王朝的藩屬。
呼韓邪單于的歸屬，是漢與匈奴關系史中重要的裡程碑。
自此，結束了匈奴政權與西漢政權之間一百餘年的戰争狀态，使大漠以南廣大地區與中原進一步統一。
這對兩族經濟、政治和文化的交流，促進社會經濟和生産的發展，均是有好處的。
二 漢王朝同西域諸國關系的新發展 在昭、宣時期，西域諸國同西漢王朝的關系有了劃時代的進展。
車師和烏孫 車師自武帝征和四年（前89年）降漢後，昭帝時匈奴又派四千騎屯田車師。
車師被迫順從匈奴，宣帝時，五将軍擊匈奴（見本節一），屯田車師之匈奴敗走。
車師複歸屬漢。
如前所述：這次匈奴敗走損失甚巨。
然而車師為西域要沖，匈奴是不會輕易放棄的。
車師屬漢後，匈奴欲以其太子軍宿為質，要挾車師。
軍宿亡走焉耆。
車師更立烏貴為太子，及烏貴立為王，與匈奴聯姻，經常劫奪漢通烏孫之使者和糧饷。
這樣，車師就成了西漢王朝同西域諸國聯系中的主要障礙。
宣帝地節二年（前68年）侍郎鄭吉奉命率免刑罪人屯田渠犁，做進攻車師的準備。
秋後，鄭吉率田卒一千五百人及西域兵三萬餘人擊車師。
車師王降漢。
鄭吉以三百人屯田車師故地。
匈奴複立車師王弟兜莫為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
這是以屯田解決軍糧後取得進攻車師的一次勝利。
鄭吉因此而升為衛司馬，為護鄯善以西使者，護南道。
但是，此後匈奴一直未放棄奪回車師之企圖，至元康四年（前62年）因兵少無援，漢不得不放棄車師。
然而，随着匈奴實力衰弱、内部分裂及漢王朝的打擊。
終于在神爵二年（前60年）因日逐王投降漢朝（見本節一）而使車師複歸于漢。
漢與烏孫的關系，也逐漸由聯盟發展為“烏孫對漢朝的隸屬關系”（新疆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編《新疆簡史》第一冊34頁）。
解憂公主在烏孫前後生活了50年，對鞏固這種關系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宣帝本始二年（前72年），漢與烏孫聯合擊匈奴，取得決定性勝利。
就是因烏孫昆莫翁歸靡和解憂公主上書求援而開始行動的。
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70歲的解憂公主回到内地，烏孫已成為西漢王朝版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龜茲歸屬西漢王朝 龜茲是西域大國。
武帝時，一些西域小國也送質于龜茲。
扜彌王太子賴丹就是在龜茲作人質的一個。
當李廣利征大宛回師龜茲時，發現賴丹在此為質，就指責龜茲王說，西域皆臣屬于漢，“龜茲何以得受禛彌質”（《漢書·西域傳》）。
于是就将賴丹帶回長安。
昭帝時，西漢政府派賴丹率軍在輪台屯田，并負責控制西域諸國。
龜茲貴人姑翼慫恿龜茲王殺掉賴丹。
宣帝時，西漢政府派常惠使烏孫還，龜茲王後将姑翼執送與常惠謝罪，表示與漢友善。
當時烏孫解憂公主遣女至長安學鼓琴，歸國時漢派人送公主女過龜茲，龜茲王留住不放，并派使去烏孫求婚，解憂公主許之。
後公主上書請以宗室身份讓其女入朝。
龜茲王亦上書願與公主女入朝。
得到宣帝準許，元康元年（前65年）龜茲王绛賓及解憂公主之女前來長安朝賀。
居留一年，漢王朝賜之甚厚，绛賓從長安歸國後，就将西漢王朝的禮儀制度及衣服、宮室之式樣傳回本國，并仿西漢制度“作繳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漢書·西域傳》）。
以後又數次來賀，及绛賓死，其子丞德自稱漢外孫。
直至成、哀帝時，龜茲與漢王朝始終保持着密切的往來關系。
龜茲歸屬于漢，對雙方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和融合，有極顯著作用。
樓蘭更名鄯善 樓蘭雖在武帝時即已降漢，但又常常為匈奴利用，劫殺漢朝使者。
樓蘭王弟尉屠耆降漢，将樓蘭這種首鼠兩端的态度向漢王朝報告。
使西漢王朝統治者下決心徹底解決樓蘭的問題。
昭帝元鳳四年（前77年）霍光派平樂監傅介子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
介子與樓蘭王飲酒，趁其醉令壯士将其刺死。
并宣布樓蘭州“負漢”之罪，立其弟尉屠耆為王。
尉屠耆自長安來即王位，漢王朝為他刻印章，賜宮女為夫人。
丞相百官為其送行。
并更樓蘭國名為鄯善。
尉屠耆請求将國都移至伊循城，并要求漢王朝派兵在此“屯田積谷”（《漢書·西域傳》）。
漢王朝應其請派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後又增都尉一人屯田伊循。
“伊循官置始此矣”（同上）。
伊循城在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若羌縣境内，據黃文弼先生實地考察“定為即今之密遠廢墟，大緻可以确定”（《西北史地論叢》第184頁）。
伊循屯田是武帝末年在輪台、渠犁（今庫爾勒境内）一帶屯田的進一步擴大，對于加強西域與内地聯系，發展當地農業生産具有重要意義。
解放前後，考古工作者在這裡多次發現漢代屯田遺址和古代溝渠、田界的痕迹，在出土的羅布淖爾漢簡中還可看到不少“倉”的名稱，反映了糧食的積貯相當豐富（見新疆人民出版社《新疆史論文集》，載王炳華《從出土文物看唐以前新疆的政治、經濟》）。
西域都護的設立 西漢政府的政令在西域推行的主要障礙是匈奴，自匈奴失去對樓蘭控制，特别是自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日逐王降漢以後，匈奴的勢力在西域大部分地區基本上被掃除。
西漢政府廢除了匈奴奴隸主設立的“僮仆都尉”，命令鄭吉除以“護鄯善以西使者”身份，管理鄯善以西的“南道諸地”外，還負責“護”北道諸地。
所以稱為“都護”。
此後，“都護”就成為西漢派駐西域的最高長官的正式官名。
“西域都護”設置年代，史書記載不一。
據最新研究成果《新疆簡史》作者研究确定，當在宣帝神爵三
不可否認，“昭宣中興”是封建秩序穩定、社會生産發展較為迅速的時期，而這種局面的出現與昭、宣帝和霍光等這一些封建統治者有很大的關系。
但是，如果把“中興”的局面出現全都歸結在個别帝王将相身上，顯然是不正确的。
這不僅因為直接創造物質和精神财富的是廣大勞動群衆，所謂“流民稍還，田野益辟，頗有畜積”（《漢書·食貨志》）的記載，就反映出“流民”即勞動群衆與财富增長的密切關系，而且就是昭、宣這些帝王将相也是“一定的階級和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們時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們的動機不是從瑣碎的個人欲望中，而正是從他們所處的曆史潮流中得來的”（恩格斯《緻斐·拉薩爾》，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43&mdash344頁）。
從昭宣時期的曆史潮流考察，當時的西漢社會尚有發展的餘地，這是由于漢初七十年的休養生息，使社會積累一定的财富“民人給家足”（《漢書·食貨志》），生産有進一步發展的可能。
雖然經過武帝幾十年的揮霍，緻使财政經濟出現危機，階級矛盾尖銳化。
然而社會生産力畢竟沒有到達發展的盡頭。
因此，當武帝死前幾年“悔征伐之事”（《漢書·食貨志》），停止了大規模戰争，調整了政策以後，使生産關系适應了生産力發展。
所以，在昭、宣時期很快又出現繁榮、興旺的社會景象。
昭、宣時期的社會發展，歸根到底仍是在人民群衆推動下的結果。
而昭、宣帝及霍光等地主階級代表人物則是适應了這一曆史潮流，完成了他們各自的曆史使命。
第三節 昭宣時期的民族關系 這一時期的民族關系，主要是漢同匈奴、烏桓、羌、西域及西南各族之間戰争和友好往來的關系。
一 漢王朝和匈奴、烏桓的關系 匈奴實力的衰弱昭宣時期的匈奴，其政治、經濟、軍事實力已進入衰弱的階段（見歐陽熙《匈奴社會的發展》，載《華東師大學報》1958年第4期）。
這首先是由于遭到西漢王朝的打擊，尤其是漢武帝時幾次大的戰役“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罷極苦之”（《漢書·匈奴傳》），損失很大。
尤其是失去陰山以後，喪失了經濟重心，使它經濟發展受到嚴重阻礙，這對匈奴社會的影響是相當大的，所以“邊長老言，匈奴自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
其次，匈奴内部階級矛盾加深，也是其衰弱的重要原因。
由于長期戰争，使得匈奴“兵數困，國益貧”，“民衆困乏”，“百姓未附”，“國中多不安”（《漢書·匈奴傳》）。
這種尖銳的階級矛盾，無疑嚴重地削弱着匈奴的實力。
匈奴貴族内部的尖銳矛盾，則是他們無力與漢王朝為敵的直接原因。
匈奴社會内部，自冒頓至軍臣單于（前174至前126年）是其鼎盛時期，由于當時剛剛進入階級社會，私有财産不夠顯著，内部的團結使統一尚能維持。
随着私有财産的增加，匈奴貴族内部争權奪利的鬥争日漸頻繁，相互厮殺和分裂成了匈奴史上的重要内容。
始元二年（前85年）匈奴狐鹿姑單于（前96至前85年）死前曾遺言“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
但單于死後，衛律與颛渠阏氏不立右谷蠡王，而立子左谷蠡王為壺衍鞮單于（前85至前68年）。
壺衍鞮單于即位，就有同漢和親的願望。
這時，匈奴右谷蠡王、左賢王因未被立，而心懷不滿[183]，欲歸漢，恐不能自緻，即準備降烏孫以擊匈奴。
事洩，單于問罪，于是二王“去居其所”，不會龍城之祭。
此時，匈奴内部分裂之迹象日益明顯，而實力更衰了。
蘇武回歸及匈奴屢敗 壺衍鞮單于統治時期的匈奴，對漢王朝已無主動進攻之力。
因“國内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漢書·匈奴傳》）。
時時以防漢軍進攻為務。
先是在其轄區内穿井築城，治樓、積谷以防漢兵，後又恐城不能守，即試探與漢通好、講和。
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西漢王朝遣使向匈奴要蘇武。
在此之前，漢曾多次索蘇武歸國，匈奴皆僞稱武已死。
此次漢使來匈奴後，常惠私見漢使，告以實情。
漢使責問匈奴單于。
單于恐，才将拘留匈奴十九年的蘇武及被俘不降的馬宏放歸。
蘇武在匈奴曆盡艱辛，出使時尚當壯年，歸來後須發盡白。
至京師後被封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得到漢王朝的褒獎。
匈奴放回蘇武等人，表示與漢朝有通好之意。
當時，在匈奴内部力主與漢和親的有衛律和左谷蠡王。
但其統治階級内部主張尚不一緻，欲和親者又恐漢王朝不準。
故匈奴一方面不斷向漢使作種種試探，一面又不斷在邊地騷亂。
如元鳳元年（前80年）匈奴兩萬騎入寇，被漢軍擊敗，斬首、俘虜九千人，生俘瓯脫王。
次年（前79年）匈奴又派九千騎屯受降城（在今内蒙古烏拉特中、後旗東陰山北）主要是防禦性質，并随時準備棄城而走。
元鳳三年（前78年）匈奴犁汙王率四千騎進攻張掖郡之日勒、屋蘭、番和。
又被漢軍大敗“得脫者數百人”（《漢書·匈奴傳》）。
自此以後“匈奴不敢入張掖”（同上）。
匈奴、烏桓相互攻擊 烏桓原在匈奴統治之下，自漢武帝時霍去病大敗匈奴左賢王兵，使烏桓得以從匈奴奴隸制政權下解脫出來，接受西漢政權的管轄。
漢武帝令烏桓“不得與匈奴交通”并負責“偵察匈奴動靜”（《後漢書·烏桓傳》）。
從此，烏桓社會經濟得到較快的發展，各部日漸強大。
但強大起來的烏桓，各部大人逐漸貴族化，成為奴隸主貴族，他們恃強驕鄰，開始背叛漢王朝，也與匈奴為敵。
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烏桓挖了匈奴單于祖墳，引起匈奴發兵兩萬擊烏桓。
匈奴同烏桓戰争，在漢朝統治者中引起不同看法：大将軍霍光和中郎将範明友認為可趁機攻匈奴，護軍都尉趙充國則主張讓“蠻夷自相攻擊”（《漢書·匈奴傳》）。
最後決定派範明友率兩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退走。
于是範明友就向剛被匈奴打擊的烏桓進攻，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得勝而歸。
從此，烏桓一面“降附”于漢，為漢朝“保塞”，一面又被迫向匈奴納“皮布稅”，甚至“與匈奴連兵為寇”，在邊境騷擾掠奪。
而匈奴則仍舊繼續試探與漢和親，同時在邊境及西域各地掠奪騷擾。
漢與烏孫共擊匈奴 匈奴屢遭漢王朝打擊，不敢大規模侵犯内地，就向西域擴展勢力。
昭帝末烏孫受到匈奴攻擊，向漢王朝求援。
宣帝本始二年（前72年）漢發五将軍擊匈奴：禦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将軍，率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将軍範明友率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将軍韓增率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将軍趙充國為蒲類将軍，率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為虎牙将軍，率三萬餘騎出五原。
這十萬餘騎，再加上校尉常惠發烏孫西域兵共二十餘萬衆，出塞兩千餘裡。
但匈奴聞風，“老弱奔走，驅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一般史書均據《漢書》所記，謂“五将少所得”（呂思勉《秦漢史》第162頁）。
實際上認真計算，這次匈奴的損失是相當慘重的：“度遼将軍&hellip&hellip虜獲馬牛羊萬餘&hellip&hellip前将軍&hellip&hellip虜馬牛羊二千餘&hellip&hellip蒲類将軍&hellip&hellip虜獲馬牛羊七千餘&hellip&hellip虎牙将軍&hellip&hellip虜馬牛羊七萬餘，校尉常惠與烏孫兵至右谷蠡王庭&hellip&hellip（斬）都尉、千長、将以下三萬九千餘級，虜馬、牛、羊、驢、騾、橐駝七十萬。
&hellip&hellip匈奴民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産遠移死亡，不可勝數。
”（《漢書·匈奴傳》）匈奴這次損失的牲畜就有八九十萬，大大地削弱了實力。
是年冬，單于又率萬騎擊烏孫，正值天大雪，“人民畜産凍死，還者不能什一”（同上）。
丁零、烏桓和烏孫又從北、東、西三面夾擊匈奴。
結果，匈奴被殺達數萬人，損失馬萬匹。
民衆死掉十分之三，畜産損失一半。
被匈奴奴役的各屬國紛紛瓦解。
以後，漢又出三千餘騎攻匈奴，俘獲數千人，匈奴不敢還擊。
邊境終于安甯下來。
匈奴内亂及呼韓邪歸漢 匈奴連接遭到失敗，促使其内部矛盾進一步激化。
宣帝地節二年（前68年），被匈奴征服的、被迫遷往左地的西嗕部落數千人，沖破匈奴控制“皆驅畜産行”歸降漢王朝。
這實質是反抗匈奴奴隸主的階級鬥争。
在匈奴統治階級内部也發生了長期紛争。
壺衍鞮單于在地節二年（前68年）死後，虛闾權渠單于立（前68年至前60年）。
黜前單于所幸之渠阏氏，而以右大将女為大阏氏。
渠阏氏乃與右賢王私通。
神爵二年（前60年）虛闾權渠死後，在渠阏氏與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策劃下，右賢王屠耆堂被立，是為握衍朐鞮單于（前60年至前58年）。
握衍朐鞮單于在位時，對漢王朝表示和親修好。
但對匈奴貴族内部，則盡殺虛闾權渠時的貴人，盡免其子弟近親，而以渠阏氏之弟都隆奇和自己子弟代之，虛闾權渠單于之子因不得立，亡歸于妻父烏禅幕。
烏禅幕之妻弟為日逐王先賢撣。
先賢撣本就與握衍朐鞮單于有隙，即率其衆數萬騎歸漢，被漢朝封為歸德侯。
單于又立其從兄薄胥堂為日逐王。
次年，單于又殺先賢撣兩弟。
後來，左奧鞬王死，單于自立其小子為奧鞬王，而奧鞬貴人則徑立故奧鞬王子為王，單于派兵攻擊，亦未能取勝。
由于握衍朐鞮單于的暴虐殺伐，國内已呈四分五裂狀況。
神爵四年（前58年）東邊姑夕王與烏禅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為呼韓邪單于，并發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朐鞮單于。
未戰，握衍鞬鞮就敗走，自殺，民衆盡歸呼韓邪單于。
呼韓邪單于（前58年至前31年）立後，匈奴内部繼續分裂：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呼揭王自立烏藉單于，右奧鞬王自立為車犁單于；烏藉都尉自立為烏藉單于。
于是五單于并立，相互攻擊混戰不休。
混戰的結果，或敗降，或自殺，而匈奴人民“死者以萬數，畜産大耗什八九，人民饑餓，相燔燒以求食”（《漢書·宣帝紀》）。
最後，郅支單于擊敗呼韓邪單于，占領王庭及漠北廣大地區。
呼韓邪失敗後，其内部有兩種主張，左伊秩訾王勸令稱臣入朝事漢。
多數大臣則反對。
最後，呼韓邪終于接受了左伊秩訾王的建議，決定歸屬漢王朝。
甘露元年（前53年）遣子右賢王铢婁渠堂入侍。
三年（前51年）呼韓邪又親至長安對漢宣帝“贊谒稱臣”。
漢王朝也對其優禮有加，“位在諸侯王上”，并賜以“匈奴單于玺”。
從此，匈奴呼韓邪政權正式成為西漢王朝的藩屬。
呼韓邪單于的歸屬，是漢與匈奴關系史中重要的裡程碑。
自此，結束了匈奴政權與西漢政權之間一百餘年的戰争狀态，使大漠以南廣大地區與中原進一步統一。
這對兩族經濟、政治和文化的交流，促進社會經濟和生産的發展，均是有好處的。
二 漢王朝同西域諸國關系的新發展 在昭、宣時期，西域諸國同西漢王朝的關系有了劃時代的進展。
車師和烏孫 車師自武帝征和四年（前89年）降漢後，昭帝時匈奴又派四千騎屯田車師。
車師被迫順從匈奴，宣帝時，五将軍擊匈奴（見本節一），屯田車師之匈奴敗走。
車師複歸屬漢。
如前所述：這次匈奴敗走損失甚巨。
然而車師為西域要沖，匈奴是不會輕易放棄的。
車師屬漢後，匈奴欲以其太子軍宿為質，要挾車師。
軍宿亡走焉耆。
車師更立烏貴為太子，及烏貴立為王，與匈奴聯姻，經常劫奪漢通烏孫之使者和糧饷。
這樣，車師就成了西漢王朝同西域諸國聯系中的主要障礙。
宣帝地節二年（前68年）侍郎鄭吉奉命率免刑罪人屯田渠犁，做進攻車師的準備。
秋後，鄭吉率田卒一千五百人及西域兵三萬餘人擊車師。
車師王降漢。
鄭吉以三百人屯田車師故地。
匈奴複立車師王弟兜莫為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
這是以屯田解決軍糧後取得進攻車師的一次勝利。
鄭吉因此而升為衛司馬，為護鄯善以西使者，護南道。
但是，此後匈奴一直未放棄奪回車師之企圖，至元康四年（前62年）因兵少無援，漢不得不放棄車師。
然而，随着匈奴實力衰弱、内部分裂及漢王朝的打擊。
終于在神爵二年（前60年）因日逐王投降漢朝（見本節一）而使車師複歸于漢。
漢與烏孫的關系，也逐漸由聯盟發展為“烏孫對漢朝的隸屬關系”（新疆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編《新疆簡史》第一冊34頁）。
解憂公主在烏孫前後生活了50年，對鞏固這種關系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宣帝本始二年（前72年），漢與烏孫聯合擊匈奴，取得決定性勝利。
就是因烏孫昆莫翁歸靡和解憂公主上書求援而開始行動的。
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70歲的解憂公主回到内地，烏孫已成為西漢王朝版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龜茲歸屬西漢王朝 龜茲是西域大國。
武帝時，一些西域小國也送質于龜茲。
扜彌王太子賴丹就是在龜茲作人質的一個。
當李廣利征大宛回師龜茲時，發現賴丹在此為質，就指責龜茲王說，西域皆臣屬于漢，“龜茲何以得受禛彌質”（《漢書·西域傳》）。
于是就将賴丹帶回長安。
昭帝時，西漢政府派賴丹率軍在輪台屯田，并負責控制西域諸國。
龜茲貴人姑翼慫恿龜茲王殺掉賴丹。
宣帝時，西漢政府派常惠使烏孫還，龜茲王後将姑翼執送與常惠謝罪，表示與漢友善。
當時烏孫解憂公主遣女至長安學鼓琴，歸國時漢派人送公主女過龜茲，龜茲王留住不放，并派使去烏孫求婚，解憂公主許之。
後公主上書請以宗室身份讓其女入朝。
龜茲王亦上書願與公主女入朝。
得到宣帝準許，元康元年（前65年）龜茲王绛賓及解憂公主之女前來長安朝賀。
居留一年，漢王朝賜之甚厚，绛賓從長安歸國後，就将西漢王朝的禮儀制度及衣服、宮室之式樣傳回本國，并仿西漢制度“作繳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漢書·西域傳》）。
以後又數次來賀，及绛賓死，其子丞德自稱漢外孫。
直至成、哀帝時，龜茲與漢王朝始終保持着密切的往來關系。
龜茲歸屬于漢，對雙方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和融合，有極顯著作用。
樓蘭更名鄯善 樓蘭雖在武帝時即已降漢，但又常常為匈奴利用，劫殺漢朝使者。
樓蘭王弟尉屠耆降漢，将樓蘭這種首鼠兩端的态度向漢王朝報告。
使西漢王朝統治者下決心徹底解決樓蘭的問題。
昭帝元鳳四年（前77年）霍光派平樂監傅介子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
介子與樓蘭王飲酒，趁其醉令壯士将其刺死。
并宣布樓蘭州“負漢”之罪，立其弟尉屠耆為王。
尉屠耆自長安來即王位，漢王朝為他刻印章，賜宮女為夫人。
丞相百官為其送行。
并更樓蘭國名為鄯善。
尉屠耆請求将國都移至伊循城，并要求漢王朝派兵在此“屯田積谷”（《漢書·西域傳》）。
漢王朝應其請派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後又增都尉一人屯田伊循。
“伊循官置始此矣”（同上）。
伊循城在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若羌縣境内，據黃文弼先生實地考察“定為即今之密遠廢墟，大緻可以确定”（《西北史地論叢》第184頁）。
伊循屯田是武帝末年在輪台、渠犁（今庫爾勒境内）一帶屯田的進一步擴大，對于加強西域與内地聯系，發展當地農業生産具有重要意義。
解放前後，考古工作者在這裡多次發現漢代屯田遺址和古代溝渠、田界的痕迹，在出土的羅布淖爾漢簡中還可看到不少“倉”的名稱，反映了糧食的積貯相當豐富（見新疆人民出版社《新疆史論文集》，載王炳華《從出土文物看唐以前新疆的政治、經濟》）。
西域都護的設立 西漢政府的政令在西域推行的主要障礙是匈奴，自匈奴失去對樓蘭控制，特别是自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日逐王降漢以後，匈奴的勢力在西域大部分地區基本上被掃除。
西漢政府廢除了匈奴奴隸主設立的“僮仆都尉”，命令鄭吉除以“護鄯善以西使者”身份，管理鄯善以西的“南道諸地”外，還負責“護”北道諸地。
所以稱為“都護”。
此後，“都護”就成為西漢派駐西域的最高長官的正式官名。
“西域都護”設置年代，史書記載不一。
據最新研究成果《新疆簡史》作者研究确定，當在宣帝神爵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