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繁榮興旺的“昭宣中興”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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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後元二年（前87年），七十一歲的漢武帝在銩稨五柞宮離開人世，由少子弗陵繼位，是為昭帝。
由于漢武帝統治後期，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内部矛盾就逐漸加劇，社會呈現動蕩不安的形勢，為緩和矛盾、穩定地主階級統治，在漢昭帝（前86年至前74前）、宣帝（前73年至前49年）統治時期又采取了一些“與民休息”（《漢書·昭帝紀》贊）的政策，使社會生産又有一定程度的發展，漢王朝的興盛局面又延續了幾十年。
因此，史稱昭、宣“中興”（《漢書·宣帝紀》贊）。
第一節 武帝末年的社會矛盾 一 逐步尖銳的階級矛盾 階級對立的深化武帝時期連年的戰争以及種種好大喜功的舉動，使“海内虛耗，戶口減半”（《漢書·昭帝紀》）。
雖然政府在财政方面施行了一些措施，部分地解除了危機。
但也僅僅是使漢王朝暫時渡過“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漢書·食貨志》）的難關。
而整個社會上，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之間的矛盾則愈來愈尖銳。
武帝時期的貴族官僚地主對人民的掠奪，是促使階級矛盾尖銳化的主要原因。
一些官僚地主，常常依持權勢掠奪民财，兼并土地，任意殺人，如濟東王彭離“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财物以為好。
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史記·梁孝王世家》）。
這些貴族殺人掠财是肆無忌憚的，他們掠奪财物的主要目标是土地，如衡山王“數侵奪人田，壞人冢以為田”（《史記·淮南衡山王列傳》），武安侯窦嬰“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丞相公孫賀“倚舊故乘高勢而為邪，興美田以利子弟賓客”（《漢書·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等等不勝枚舉。
[175]地主階級的掠奪和土地兼并，使财富迅速集中，貴族、官僚、地主将剝削來的财富肆意揮霍，過着荒淫、腐朽的奢侈生活，漢武帝就是為首的一個。
他在位時“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胡、禦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而東，周袤數百裡&hellip&hellip遊觀侈靡，窮妙極麗”（《漢書·揚雄傳》），為滿足其嗜欲，大修苑囿，廣搜奇珍不惜使農、工失業、百姓流離。
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地主貴族競相奢侈。
揮金如土，如“魯恭王好鬥雞、鴨及鵝、雁，養孔雀、鵁鶄，俸谷一年費二千石”（《西京雜記》卷2）。
大地主“韓嫣好彈，常以金為丸，所失者日有十餘，長安為之語曰：&lsquo苦饑寒，逐彈丸。
&rsquo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辄随之，望丸之所落辄拾焉”（《西京雜記》卷4）。
類似的記載在史籍中還可舉出很多。
[176]地主階級的奢侈享樂，自然是同加重對人民剝削緊密相連的。
封建政府在政治上的苛暴，更加重了人民的苦難，嚴刑峻法，沉重的賦稅、徭役以及貪官聚斂在武帝統治時期成為政治上突出的特點，董仲舒就明确地對漢武帝說：“今吏既亡教訓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
暴虐百姓，與奸為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
”（《漢書·董仲舒傳》）《漢書·刑法志》記載：“及至季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奸軌不勝。
” 在地主階級殘酷剝削和壓迫之下，人民陷于水深火熱之中。
據記載：武帝初年“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史記·汲鄭列傳》）。
這種悲慘現象愈到後來愈普遍：武帝初年有數年災荒“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漢書·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
以後凡遇水旱災荒就有大批饑民被餓死、凍死，甚至人吃人的現象，見于記載的有： 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饑，人相食。
（《漢書·武帝紀》） 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十二月，大雨雪，民凍死。
（《漢書·武帝紀》及《漢書·五行志》） 武帝元鼎二年（前115年）三月，大雨雪。
夏，大水，關東餓死者以千數。
（《漢書·武帝紀》） 武帝元鼎二年（前115年），平原、渤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餓死于道路。
（《漢書·魏相丙吉傳》） 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三月水冰，四月雨雪，關東十餘郡人相食。
（《漢書·五行志》及《漢書·武帝紀》） 到後來連關中首都附近地區也發生大批凍死人的現象：“元封二年（前109年）大寒，雪深五尺，野鳥獸皆死，牛馬皆踡蹜如蝟，三輔人民凍死者十有二三。
”（《西京雜記》卷2）到武帝末年、昭帝初年，這種悲慘狀況愈演愈烈：“（武帝元封四年，前107年）夏，大旱，民多暍死”（《漢書·武帝紀》）；“（昭帝始元四年，前83年）比歲不登，民匮于食，流庸未盡還。
”（《漢書·昭帝紀》）上述記載當然隻是實際情況的很小部分。
但從這些片斷的記載中，就可窺見：在漢武帝時代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對立日趨深化，到武帝末年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一方面是荒淫無恥的享樂，一方面是“窮急愁苦”（《漢書·董仲舒傳》）；一方面是“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漢書·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另一方面則“天下虛耗，人複相食”（《漢書·食貨志》）。
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逐漸深化的階級對立，必然導緻以對抗形式出現的階級鬥争。
農民階級的反抗鬥争 廣大的被壓迫群衆，首先是農民對地主階級的壓迫、剝削，始終堅持以各種形式進行鬥争。
這種鬥争在武帝統治初期，表現為個别的、或局部地區的人民逃亡，或武裝鬥争。
到武帝統治末年，便發展為大規模的脫離戶籍流亡和舉行武裝起義。
如武帝即位不久，就有“盜賊并起，亡命者衆”（《漢書·貢禹傳》）。
元狩年間（前122年至前117年）也有“寇賊并起”（《漢書·賈捐之傳》）。
這裡所記的“寇”“賊”就是進行武裝反抗的勞動人民。
“亡命”者就是逃亡的人民。
他們用這種手段反抗地主階級的壓迫和剝削，在漢武帝統治的幾十年中是史不絕書的。
如《漢書·西域傳》贊：“（武帝時）民力屈，财力竭，因之以兇年，寇盜并起&hellip&hellip”《鹽鐵論·西域》記文學曰：“（武帝伐大宛）當此之時&hellip&hellip黎人困苦，奸僞萌生，盜賊并起，守尉不能禁，城邑不能止。
”這時的反抗鬥争已經發展到不小的規模，地方官已經無力鎮壓了。
到武帝末年，人民的反抗鬥争發展為大規模的流徙、逃亡以至聚衆起義，使得統治者心驚膽戰，不得不設法尋找對策。
如元封四年（前107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
這樣多的“流民”使統治者不能不慎重對待，就連丞相石慶也不得不引咎自責，承認自己“罷驽無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hellip&hellip”（《史記·萬石張叔列傳》）盡管如此，依然不能制止住人民的流徙、逃亡，而且鬥争的烈火愈燒愈旺，終于發展為武裝起義。
“武帝末&hellip&hellip郡國盜賊群起”（《漢書·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這些“群起”的“盜賊”中，見于史冊記載的：“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範生之屬”，其中“大群至數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群以百數，掠鹵鄉裡者，不可勝數也。
”（《史記·酷吏列傳》）。
這些起義的農民同地主階級武裝展開殊死戰鬥，此伏彼起，成為武帝統治末期階級鬥争的主要内容，如：天漢二年（前99年）“泰山、琅邪群盜徐?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漢書·武帝紀》），天漢四年（前97年）“&hellip&hellip其後奸邪橫暴，群盜并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漢書·蕭望之傳》）。
起義遍及各郡，已不是零星的、小股的活動，而往往是各郡同時爆發，或前後呼應，使地主階級政府的官吏十分懼怕：“十賊弩，百吏不敢前。
”（《漢書·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就連皇帝也憂心忡忡：“盜賊并起，逋亡不止，良家被害，為聖主憂。
”（《全漢文》卷24《詣丞相公孫弘記室書》）。
漢武帝憂心忡忡是有緣由的，因為這些起義群衆，斬不盡，殺不絕，地方官吏畏罪不敢如實報告，“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
”結果“盜賊寖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史記·酷吏列傳》）。
後來，武帝派繡衣使者到各地督戰，将鎮壓農民起義不力的地方官吏處以重刑，“殺二千石，誅千石以下，及通行飲食坐連及者，大部至斬萬餘人”（《漢書·元後傳》），但這也并未能撲滅農民起義的火焰。
最後，逼得武帝不得不罷兵，下罪己诏，對人民施行一點讓步，以緩和階級矛盾“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全漢文》卷73《難夏育請伐鮮卑議》），“是以末年遂棄輪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漢書·西域傳》贊）。
然而，漢武帝的“與民休息”政策尚未及實行，就已離開人世。
于是，漢昭帝就“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内虛耗，戶口減半”（《漢書·昭帝紀》贊）的局面，登上了帝位。
二 皇室内部的殘殺 統治階級内部矛盾的新形式 漢武帝統治時期，中央集權與地方割據勢力的鬥争基本上得到解決。
但是，中央集權的加強并不意味着統治階級内部矛盾徹底解決，隻不過是矛盾的範圍縮小了而已。
漢武帝統治後期，統治階級内部矛盾集中地表現在皇室内部的殘殺。
這種鬥争的意義及其對曆史的影響，比起中央集權與地方割據的鬥争，當然不可同日而語，但對西漢皇室内部則影響至為深遠，因而對武帝死後的西漢政局，也有一定影響。
皇室内部的相互殘殺，是封建專制統治的必然産物。
皇親、貴戚、王子、後妃之間的鬥争是同封建專制主義集權制度相始終的。
不過各個時期内容和表現形式不同。
漢武帝時期皇室内部的矛盾鬥争集中地表現為後妃之間的沖突，其形式則為巫蠱祝詛之禍。
而其實質則是外戚争權，以及兩種不同的統治思想之間的鬥争。
造成這種形式的内部紛争其根本原因在于當時的最高統治者&mdash&mdash漢武帝。
作為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漢武帝除了一般帝王所共有的貪欲以外，有兩點則特别突出：一是他迷戀女色，二是追求成仙長生不老。
據《武帝故事》記載：“&hellip&hellip又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
率取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滿四十者出嫁。
掖庭令總其籍，時有死出者補之。
凡諸宮美女可有七八千。
&hellip&hellip常從行郡國，載之後車；與上同辇者十六人，員數恒使滿，皆自然美麗，不假粉白黛黑。
侍衣軒者亦如之。
上能三日不食，不能一日無婦人；善行導養術，故體常壯悅。
”這段話雖出于後人記載，但卻是武帝荒淫生活的真實反映。
武帝“内寵”之多是漢代皇帝中較為少有的。
如最初，陳皇後阿嬌有寵，不久武帝在平陽主家“幸”讴者衛子夫，即召入宮中“尊寵”，“後色衰，趙之王夫人、中山李夫人有寵”，“後有尹倢伃、鉤弋夫人更幸”（《漢書·外戚傳》）。
武帝如此多的“内寵”，必然加劇宮内後妃之間勾心鬥角。
武帝追求長生而進行的迷信活動，是他一生曆史上的另一重要内容，《史記·封禅書》記載：“今天子（指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
他一生不斷請方士求仙，不斷受騙而終不知悔。
在他的提倡下，當時的社會上尤其在貴族社會迷信之風特盛。
所以，統治階級内部的矛盾鬥争，也利用迷信的形式進行。
宮廷内部鬥争的起因要追溯到很久以前。
當漢景帝在位時，最初立的太子不是後來的漢武帝劉徹，而是齊栗姬之子。
但是，景帝的姐姐長公主嫖則十分希望将劉徹立為太子，因為她早就想把自己的女兒阿嬌嫁給劉徹，如果劉徹立為太子，阿嬌将成為皇後，所以長公主嫖極力慫恿景帝改立劉徹為太子。
由于長公主的母親是那位信奉黃老，又喜歡專權的窦太後，長公主的丈夫陳午又是漢初開國功臣陳嬰之孫，所以她在宮内、朝中均有很大勢力。
武帝劉徹的母親王夫人也極力巴結長公主嫖，企圖利用她争得後位。
于是，嫖就經常在景帝面前替武帝鼓吹：“日譽王夫人男之美”（《漢書·外戚傳》）。
在長公主同王夫人勾結下，景帝終于廢掉原來立的太子，而立王夫人之子劉徹為太子。
“武帝得立為太子，長主有力”（同上）。
阿嬌被立為武帝後，自然就“時得幸”（司馬相如《長門賦序》，見《昭明文選》卷16）而“擅寵驕貴”（《漢書·外戚傳》）了。
但是，這位貴胄出身的陳皇後在武帝身邊卻“十餘年無子”（同上），而一個出身低微的衛子夫偏偏“得幸”，被武帝“尊寵”，遂使陳皇後不勝其怒。
由于嫉妒，陳皇後就以“巫蠱祠祭祝詛”（同上）妄圖暗害衛子夫。
所謂“巫蠱”和“祝詛”乃是一種巫術迷信活動。
這種活動就是利用巫師對某人進行詛咒，或将某人名字刻于木偶上埋之地下，對其詛咒。
當時人們相信這樣做會給被詛咒對象帶來災難，甚至因而死亡。
所以漢代法律規定對進行“巫蠱”“祝詛”者給以嚴厲制裁。
[177]元光五年（前130年）陳皇後的“巫蠱”活動被武帝得知，遂令侍禦史張湯“治陳皇後巫蠱獄”，張湯受命後“深竟黨與”（《史記·酷吏列傳》），大肆株連。
在他的“窮治”之下，陳皇後被判“大逆無道”之罪，“相連及誅者”竟達“三百餘人”（《漢書·外戚傳》）。
陳皇後的“巫蠱之獄”實際上是武帝借機誅殺窦太後在宮内餘黨的一次鬥争。
如前所述：武帝即位之初，窦太後權勢很大，在統治思想上堅持黃老之學，同武帝直接對立。
她死之後在宮内必然仍有一批餘黨，而其中應以她的外孫女“擅寵驕貴”（《漢書·外戚傳》）的陳皇後最為尊貴。
因此，武帝大興“巫蠱之獄”懲治陳皇後，實則掃清窦太後的勢力。
這是漢武帝時期統治階級内部第一次以“巫蠱”的形式進行的大規模殘殺。
巫蠱之禍 曆史上稱為“巫蠱之禍”的事件，發生在武帝征和二年（前91年）。
這次統治階級内部殘殺，直接影響漢武帝死後的繼位人的确定。
因此，在曆史上有較大的影響。
武帝前後共有六個兒子：衛夫人生太子據；趙倢伃生弗陵；王夫人生齊懷王闳；李姬生燕剌王旦，廣陵王胥；李夫人生昌邑哀王髆。
元狩元年（前122年）衛皇後所生之子劉據被立為太子。
太子據的性格、作風雖與武帝完全不同，但武帝最初對他特别喜歡。
如果沒有意外，武帝死後由劉據繼位是毫無問題的。
征和年間發生了“巫蠱之禍”，皇室内部一場大屠殺開始了。
衛皇後之姐君孺，嫁與丞相公孫賀為妻，生子公孫敬聲。
公孫敬聲倚恃與武帝的特殊關系橫行不法，曾盜用北軍錢一千九百萬，事發被捕下獄。
當時漢政府正在緝拿一名逃犯朱安世，公孫賀請求捕拿朱安世贖子敬聲之罪。
後來，朱安世果然被捕。
朱安世被捕後在獄中上書，揭發公孫敬聲與武帝女陽石公主私通，并在武帝經過之甘泉宮馳道下埋偶人“祝詛有惡言”（《漢書·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武帝得知後，令人搜查。
征和二年（前91年）正月，武帝将公孫賀父子及其家族處死。
衛皇後弟子長平侯伉及諸邑公主、陽石公主皆被牽連而被誅。
事過之後，漢武帝對“巫蠱”的疑心更大了。
當時，各地方士及巫師也多聚于京師，不少女巫往來宮中，有些嫔妃在宮内埋偶人詛咒所嫉妒的仇人，有的則向武帝告發。
于是，武帝就将後宮及有牽連之大臣數百名以“巫蠱祝詛”之罪處死。
“巫蠱之禍”的範圍逐漸擴大。
這時又有一個“善迎人意”的江充為武帝所信任。
江充本名江齊，字次倩，為趙邯鄲人，有妹嫁與趙太子丹，因而江齊得幸于趙敬肅王。
後因得罪趙太子丹被追捕，西入關改名江充。
并向武帝告發趙太子
由于漢武帝統治後期，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内部矛盾就逐漸加劇，社會呈現動蕩不安的形勢，為緩和矛盾、穩定地主階級統治，在漢昭帝（前86年至前74前）、宣帝（前73年至前49年）統治時期又采取了一些“與民休息”（《漢書·昭帝紀》贊）的政策，使社會生産又有一定程度的發展，漢王朝的興盛局面又延續了幾十年。
因此，史稱昭、宣“中興”（《漢書·宣帝紀》贊）。
第一節 武帝末年的社會矛盾 一 逐步尖銳的階級矛盾 階級對立的深化武帝時期連年的戰争以及種種好大喜功的舉動，使“海内虛耗，戶口減半”（《漢書·昭帝紀》）。
雖然政府在财政方面施行了一些措施，部分地解除了危機。
但也僅僅是使漢王朝暫時渡過“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漢書·食貨志》）的難關。
而整個社會上，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之間的矛盾則愈來愈尖銳。
武帝時期的貴族官僚地主對人民的掠奪，是促使階級矛盾尖銳化的主要原因。
一些官僚地主，常常依持權勢掠奪民财，兼并土地，任意殺人，如濟東王彭離“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财物以為好。
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史記·梁孝王世家》）。
這些貴族殺人掠财是肆無忌憚的，他們掠奪财物的主要目标是土地，如衡山王“數侵奪人田，壞人冢以為田”（《史記·淮南衡山王列傳》），武安侯窦嬰“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丞相公孫賀“倚舊故乘高勢而為邪，興美田以利子弟賓客”（《漢書·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等等不勝枚舉。
[175]地主階級的掠奪和土地兼并，使财富迅速集中，貴族、官僚、地主将剝削來的财富肆意揮霍，過着荒淫、腐朽的奢侈生活，漢武帝就是為首的一個。
他在位時“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胡、禦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而東，周袤數百裡&hellip&hellip遊觀侈靡，窮妙極麗”（《漢書·揚雄傳》），為滿足其嗜欲，大修苑囿，廣搜奇珍不惜使農、工失業、百姓流離。
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地主貴族競相奢侈。
揮金如土，如“魯恭王好鬥雞、鴨及鵝、雁，養孔雀、鵁鶄，俸谷一年費二千石”（《西京雜記》卷2）。
大地主“韓嫣好彈，常以金為丸，所失者日有十餘，長安為之語曰：&lsquo苦饑寒，逐彈丸。
&rsquo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辄随之，望丸之所落辄拾焉”（《西京雜記》卷4）。
類似的記載在史籍中還可舉出很多。
[176]地主階級的奢侈享樂，自然是同加重對人民剝削緊密相連的。
封建政府在政治上的苛暴，更加重了人民的苦難，嚴刑峻法，沉重的賦稅、徭役以及貪官聚斂在武帝統治時期成為政治上突出的特點，董仲舒就明确地對漢武帝說：“今吏既亡教訓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
暴虐百姓，與奸為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
”（《漢書·董仲舒傳》）《漢書·刑法志》記載：“及至季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奸軌不勝。
” 在地主階級殘酷剝削和壓迫之下，人民陷于水深火熱之中。
據記載：武帝初年“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史記·汲鄭列傳》）。
這種悲慘現象愈到後來愈普遍：武帝初年有數年災荒“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漢書·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
以後凡遇水旱災荒就有大批饑民被餓死、凍死，甚至人吃人的現象，見于記載的有： 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饑，人相食。
（《漢書·武帝紀》） 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十二月，大雨雪，民凍死。
（《漢書·武帝紀》及《漢書·五行志》） 武帝元鼎二年（前115年）三月，大雨雪。
夏，大水，關東餓死者以千數。
（《漢書·武帝紀》） 武帝元鼎二年（前115年），平原、渤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餓死于道路。
（《漢書·魏相丙吉傳》） 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三月水冰，四月雨雪，關東十餘郡人相食。
（《漢書·五行志》及《漢書·武帝紀》） 到後來連關中首都附近地區也發生大批凍死人的現象：“元封二年（前109年）大寒，雪深五尺，野鳥獸皆死，牛馬皆踡蹜如蝟，三輔人民凍死者十有二三。
”（《西京雜記》卷2）到武帝末年、昭帝初年，這種悲慘狀況愈演愈烈：“（武帝元封四年，前107年）夏，大旱，民多暍死”（《漢書·武帝紀》）；“（昭帝始元四年，前83年）比歲不登，民匮于食，流庸未盡還。
”（《漢書·昭帝紀》）上述記載當然隻是實際情況的很小部分。
但從這些片斷的記載中，就可窺見：在漢武帝時代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對立日趨深化，到武帝末年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一方面是荒淫無恥的享樂，一方面是“窮急愁苦”（《漢書·董仲舒傳》）；一方面是“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漢書·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另一方面則“天下虛耗，人複相食”（《漢書·食貨志》）。
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逐漸深化的階級對立，必然導緻以對抗形式出現的階級鬥争。
農民階級的反抗鬥争 廣大的被壓迫群衆，首先是農民對地主階級的壓迫、剝削，始終堅持以各種形式進行鬥争。
這種鬥争在武帝統治初期，表現為個别的、或局部地區的人民逃亡，或武裝鬥争。
到武帝統治末年，便發展為大規模的脫離戶籍流亡和舉行武裝起義。
如武帝即位不久，就有“盜賊并起，亡命者衆”（《漢書·貢禹傳》）。
元狩年間（前122年至前117年）也有“寇賊并起”（《漢書·賈捐之傳》）。
這裡所記的“寇”“賊”就是進行武裝反抗的勞動人民。
“亡命”者就是逃亡的人民。
他們用這種手段反抗地主階級的壓迫和剝削，在漢武帝統治的幾十年中是史不絕書的。
如《漢書·西域傳》贊：“（武帝時）民力屈，财力竭，因之以兇年，寇盜并起&hellip&hellip”《鹽鐵論·西域》記文學曰：“（武帝伐大宛）當此之時&hellip&hellip黎人困苦，奸僞萌生，盜賊并起，守尉不能禁，城邑不能止。
”這時的反抗鬥争已經發展到不小的規模，地方官已經無力鎮壓了。
到武帝末年，人民的反抗鬥争發展為大規模的流徙、逃亡以至聚衆起義，使得統治者心驚膽戰，不得不設法尋找對策。
如元封四年（前107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
這樣多的“流民”使統治者不能不慎重對待，就連丞相石慶也不得不引咎自責，承認自己“罷驽無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hellip&hellip”（《史記·萬石張叔列傳》）盡管如此，依然不能制止住人民的流徙、逃亡，而且鬥争的烈火愈燒愈旺，終于發展為武裝起義。
“武帝末&hellip&hellip郡國盜賊群起”（《漢書·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這些“群起”的“盜賊”中，見于史冊記載的：“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範生之屬”，其中“大群至數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群以百數，掠鹵鄉裡者，不可勝數也。
”（《史記·酷吏列傳》）。
這些起義的農民同地主階級武裝展開殊死戰鬥，此伏彼起，成為武帝統治末期階級鬥争的主要内容，如：天漢二年（前99年）“泰山、琅邪群盜徐?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漢書·武帝紀》），天漢四年（前97年）“&hellip&hellip其後奸邪橫暴，群盜并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漢書·蕭望之傳》）。
起義遍及各郡，已不是零星的、小股的活動，而往往是各郡同時爆發，或前後呼應，使地主階級政府的官吏十分懼怕：“十賊弩，百吏不敢前。
”（《漢書·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就連皇帝也憂心忡忡：“盜賊并起，逋亡不止，良家被害，為聖主憂。
”（《全漢文》卷24《詣丞相公孫弘記室書》）。
漢武帝憂心忡忡是有緣由的，因為這些起義群衆，斬不盡，殺不絕，地方官吏畏罪不敢如實報告，“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
”結果“盜賊寖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史記·酷吏列傳》）。
後來，武帝派繡衣使者到各地督戰，将鎮壓農民起義不力的地方官吏處以重刑，“殺二千石，誅千石以下，及通行飲食坐連及者，大部至斬萬餘人”（《漢書·元後傳》），但這也并未能撲滅農民起義的火焰。
最後，逼得武帝不得不罷兵，下罪己诏，對人民施行一點讓步，以緩和階級矛盾“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全漢文》卷73《難夏育請伐鮮卑議》），“是以末年遂棄輪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漢書·西域傳》贊）。
然而，漢武帝的“與民休息”政策尚未及實行，就已離開人世。
于是，漢昭帝就“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内虛耗，戶口減半”（《漢書·昭帝紀》贊）的局面，登上了帝位。
二 皇室内部的殘殺 統治階級内部矛盾的新形式 漢武帝統治時期，中央集權與地方割據勢力的鬥争基本上得到解決。
但是，中央集權的加強并不意味着統治階級内部矛盾徹底解決，隻不過是矛盾的範圍縮小了而已。
漢武帝統治後期，統治階級内部矛盾集中地表現在皇室内部的殘殺。
這種鬥争的意義及其對曆史的影響，比起中央集權與地方割據的鬥争，當然不可同日而語，但對西漢皇室内部則影響至為深遠，因而對武帝死後的西漢政局，也有一定影響。
皇室内部的相互殘殺，是封建專制統治的必然産物。
皇親、貴戚、王子、後妃之間的鬥争是同封建專制主義集權制度相始終的。
不過各個時期内容和表現形式不同。
漢武帝時期皇室内部的矛盾鬥争集中地表現為後妃之間的沖突，其形式則為巫蠱祝詛之禍。
而其實質則是外戚争權，以及兩種不同的統治思想之間的鬥争。
造成這種形式的内部紛争其根本原因在于當時的最高統治者&mdash&mdash漢武帝。
作為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漢武帝除了一般帝王所共有的貪欲以外，有兩點則特别突出：一是他迷戀女色，二是追求成仙長生不老。
據《武帝故事》記載：“&hellip&hellip又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
率取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滿四十者出嫁。
掖庭令總其籍，時有死出者補之。
凡諸宮美女可有七八千。
&hellip&hellip常從行郡國，載之後車；與上同辇者十六人，員數恒使滿，皆自然美麗，不假粉白黛黑。
侍衣軒者亦如之。
上能三日不食，不能一日無婦人；善行導養術，故體常壯悅。
”這段話雖出于後人記載，但卻是武帝荒淫生活的真實反映。
武帝“内寵”之多是漢代皇帝中較為少有的。
如最初，陳皇後阿嬌有寵，不久武帝在平陽主家“幸”讴者衛子夫，即召入宮中“尊寵”，“後色衰，趙之王夫人、中山李夫人有寵”，“後有尹倢伃、鉤弋夫人更幸”（《漢書·外戚傳》）。
武帝如此多的“内寵”，必然加劇宮内後妃之間勾心鬥角。
武帝追求長生而進行的迷信活動，是他一生曆史上的另一重要内容，《史記·封禅書》記載：“今天子（指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
他一生不斷請方士求仙，不斷受騙而終不知悔。
在他的提倡下，當時的社會上尤其在貴族社會迷信之風特盛。
所以，統治階級内部的矛盾鬥争，也利用迷信的形式進行。
宮廷内部鬥争的起因要追溯到很久以前。
當漢景帝在位時，最初立的太子不是後來的漢武帝劉徹，而是齊栗姬之子。
但是，景帝的姐姐長公主嫖則十分希望将劉徹立為太子，因為她早就想把自己的女兒阿嬌嫁給劉徹，如果劉徹立為太子，阿嬌将成為皇後，所以長公主嫖極力慫恿景帝改立劉徹為太子。
由于長公主的母親是那位信奉黃老，又喜歡專權的窦太後，長公主的丈夫陳午又是漢初開國功臣陳嬰之孫，所以她在宮内、朝中均有很大勢力。
武帝劉徹的母親王夫人也極力巴結長公主嫖，企圖利用她争得後位。
于是，嫖就經常在景帝面前替武帝鼓吹：“日譽王夫人男之美”（《漢書·外戚傳》）。
在長公主同王夫人勾結下，景帝終于廢掉原來立的太子，而立王夫人之子劉徹為太子。
“武帝得立為太子，長主有力”（同上）。
阿嬌被立為武帝後，自然就“時得幸”（司馬相如《長門賦序》，見《昭明文選》卷16）而“擅寵驕貴”（《漢書·外戚傳》）了。
但是，這位貴胄出身的陳皇後在武帝身邊卻“十餘年無子”（同上），而一個出身低微的衛子夫偏偏“得幸”，被武帝“尊寵”，遂使陳皇後不勝其怒。
由于嫉妒，陳皇後就以“巫蠱祠祭祝詛”（同上）妄圖暗害衛子夫。
所謂“巫蠱”和“祝詛”乃是一種巫術迷信活動。
這種活動就是利用巫師對某人進行詛咒，或将某人名字刻于木偶上埋之地下，對其詛咒。
當時人們相信這樣做會給被詛咒對象帶來災難，甚至因而死亡。
所以漢代法律規定對進行“巫蠱”“祝詛”者給以嚴厲制裁。
[177]元光五年（前130年）陳皇後的“巫蠱”活動被武帝得知，遂令侍禦史張湯“治陳皇後巫蠱獄”，張湯受命後“深竟黨與”（《史記·酷吏列傳》），大肆株連。
在他的“窮治”之下，陳皇後被判“大逆無道”之罪，“相連及誅者”竟達“三百餘人”（《漢書·外戚傳》）。
陳皇後的“巫蠱之獄”實際上是武帝借機誅殺窦太後在宮内餘黨的一次鬥争。
如前所述：武帝即位之初，窦太後權勢很大，在統治思想上堅持黃老之學，同武帝直接對立。
她死之後在宮内必然仍有一批餘黨，而其中應以她的外孫女“擅寵驕貴”（《漢書·外戚傳》）的陳皇後最為尊貴。
因此，武帝大興“巫蠱之獄”懲治陳皇後，實則掃清窦太後的勢力。
這是漢武帝時期統治階級内部第一次以“巫蠱”的形式進行的大規模殘殺。
巫蠱之禍 曆史上稱為“巫蠱之禍”的事件，發生在武帝征和二年（前91年）。
這次統治階級内部殘殺，直接影響漢武帝死後的繼位人的确定。
因此，在曆史上有較大的影響。
武帝前後共有六個兒子：衛夫人生太子據；趙倢伃生弗陵；王夫人生齊懷王闳；李姬生燕剌王旦，廣陵王胥；李夫人生昌邑哀王髆。
元狩元年（前122年）衛皇後所生之子劉據被立為太子。
太子據的性格、作風雖與武帝完全不同，但武帝最初對他特别喜歡。
如果沒有意外，武帝死後由劉據繼位是毫無問題的。
征和年間發生了“巫蠱之禍”，皇室内部一場大屠殺開始了。
衛皇後之姐君孺，嫁與丞相公孫賀為妻，生子公孫敬聲。
公孫敬聲倚恃與武帝的特殊關系橫行不法，曾盜用北軍錢一千九百萬，事發被捕下獄。
當時漢政府正在緝拿一名逃犯朱安世，公孫賀請求捕拿朱安世贖子敬聲之罪。
後來，朱安世果然被捕。
朱安世被捕後在獄中上書，揭發公孫敬聲與武帝女陽石公主私通，并在武帝經過之甘泉宮馳道下埋偶人“祝詛有惡言”（《漢書·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武帝得知後，令人搜查。
征和二年（前91年）正月，武帝将公孫賀父子及其家族處死。
衛皇後弟子長平侯伉及諸邑公主、陽石公主皆被牽連而被誅。
事過之後，漢武帝對“巫蠱”的疑心更大了。
當時，各地方士及巫師也多聚于京師，不少女巫往來宮中，有些嫔妃在宮内埋偶人詛咒所嫉妒的仇人，有的則向武帝告發。
于是，武帝就将後宮及有牽連之大臣數百名以“巫蠱祝詛”之罪處死。
“巫蠱之禍”的範圍逐漸擴大。
這時又有一個“善迎人意”的江充為武帝所信任。
江充本名江齊，字次倩，為趙邯鄲人，有妹嫁與趙太子丹，因而江齊得幸于趙敬肅王。
後因得罪趙太子丹被追捕，西入關改名江充。
并向武帝告發趙太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