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武帝時期的民族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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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早亡，昆莫就準備将王位傳與太子之子岑陬，但昆莫之次子大祿不服，擁衆萬餘騎謀攻岑陬，老王昆莫見此情形就分給岑陬萬餘騎，自己也掌握萬餘騎自備。
一時國内分成三派。
這樣，張骞同烏孫談判結盟問題，當然不會得到熱烈響應。
同時，烏孫距漢較遠，又臣服匈奴較久，其大臣多願維持現狀，不欲同匈奴動幹戈。
因此，盡管漢朝提出：若能共擊匈奴“則漢遣公主為夫人，結為昆弟”（《漢書·西域傳》），但仍未得到烏孫的允諾。
聯絡烏孫共擊匈奴的目的雖未達到，但張骞這次出使的作用是很大的。
首先是遠離漢廷的烏孫國王，首次看到漢朝天子派來使節及其所攜帶豐厚禮物，覺得漢朝的富足，是個了不起的大國。
于是，特派使将張骞送回，并獻馬數十匹給漢天子。
到長安來的烏孫使臣，見到這裡人多物産豐富，回國後向烏孫王報告，從此，烏孫對漢王朝更加信賴，為以後的通好奠定基礎。
其次，此次随同張骞出使的副使，其活動範圍遠遠超過烏孫。
他們通過烏孫分赴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扜彌等國。
張骞于公元前115年歸漢，其副使在兩年多以後才陸續歸來，這些距漢廷十分遙遠的國家，通過漢使知道漢王朝的情況，大部分均願與漢通使往來，有的國家就派使節同漢使一起來至長安：“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史記·大宛列傳》），從此開始了漢與西域諸國的正式往來。
張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歸來後，被拜為大行一年以後，即元鼎三年（前114年）這位大探險家去世，結束了他充滿艱難險厄的一生。
張骞前後兩次出使西域，正式開辟了西漢王朝同西域的往來通道。
因之史稱“鑿空”（《漢書·張骞李廣利傳》）。
因張骞曾封為博望侯，在其死後，漢通西域之使者“往往皆稱博望侯”以取信于外國。
可見張骞在西域影響之大。
經其“鑿空”，漢與西域的關系正式開始了。
二 征樓蘭、破姑師、通烏孫 自張骞兩次通西域後，漢王朝就進一步加強同西域的聯系，打破這條通路上的障礙，削弱匈奴的勢力。
征樓蘭破姑師 據《史記·大宛列傳》記載：“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
”鹽澤即今之羅布泊，漢代的樓蘭就在羅布泊北岸，孔雀河入海處，正當由漢去西域的必經之路。
[167]姑師後稱車師，在今新疆吐魯番盆地，為當時出玉門通天山之要沖。
樓蘭自漢初至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前“為匈奴屬國”（黃文弼《古樓蘭國曆史及其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姑師則更是直接受控于匈奴：其前庭在通天山山路的南谷口，南行可至焉耆，其後庭在北谷口，西行三百裡可達烏魯木齊，東行七百餘裡可達蒲類海。
這都是匈奴的勢力範圍，其負責奴役、統治西域各國的僮仆都尉，就“常居焉耆、危須、尉犁間”（《漢書·西域傳》），而蒲類海即匈奴右部之南邊。
匈奴人對這一地區控制得十分嚴密，普遍實行奴隸制的統治。
從出土的佉盧文簡牍中，可以看到樓蘭的奴隸買賣和使用十分盛行[168]，姑師當也相去不遠。
由于這兩個小國處于漢王朝去西域的必經之路上，必須承擔迎送漢朝使節的任務，而漢使往來頻繁“一歲中多至十餘輩”（《漢書·西域傳》），使這兩國“不勝其苦”，再加上匈奴對他們一直不放松控制，所以樓蘭和姑師常常充當匈奴耳目，替他們刺探情報，甚至劫殺漢使。
于是，樓蘭和姑師成了通往西域道上的嚴重障礙。
元封三年（前108年）漢王朝派大将趙破奴率漢王朝屬下的少數民族組成的軍隊“屬國騎”和郡兵共數萬人向姑師進攻，漢使王恢曾多次被樓蘭留難，這次也被派來佐趙破奴統兵。
趙破奴先以七百輕騎突襲樓蘭，俘樓蘭王，接着又破姑師。
漢軍勝利的捷報，遠傳至烏孫、大宛等國，漢朝更将邊防要塞向西修至玉門關。
從此敦煌以西的通路較為安全了。
樓蘭被漢征服後，向漢王朝貢獻禮品，并将樓蘭王一個兒子送至長安為質。
這樣一來匈奴當然不滿，于是發兵攻樓蘭，樓蘭王又将一子送匈奴為質。
後來樓蘭就不得不追随匈奴，如太初四年（前101年）當漢朝派李廣利征大宛時，匈奴即令樓蘭襲擊漢軍，阻止其通過。
武帝得知這一消息後，立刻命駐守玉門關的将軍任文率兵至樓蘭，将樓蘭王捕至長安審訊。
樓蘭王對漢武帝直言不諱，他說：小國在大國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漢書·西域傳》），不得不如此，并表示願将其國遷入漢王朝内地。
武帝也隻好将其放回。
可見，樓蘭也自有其苦衷，其對匈奴和漢王朝的态度實取決于雙方軍事力量的對比。
不過，自此以後直至漢武帝末年，樓蘭對漢朝基本是服從的，由是匈奴“不甚親信樓蘭”（同上）。
毋庸諱言，作為封建專制主義的漢王朝，對于少數民族地區和屬國的統治，是建立在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的大漢族主義基礎之上的。
這當然不能将雙方的關系處理得很恰當。
同樓蘭的關系就鮮明地反映出這個問題。
樓蘭歸漢後，長期有一王子在長安為質。
征和元年（前92年）樓蘭王死，其國派人來請求将為質的王子放回繼位。
誰知這一王子因犯漢法被處以宮刑，漢王朝不願讓樓蘭國得知，僞稱這個王子“天子愛之，不能遣”（《漢書·西域傳》），令樓蘭另立國王。
在新立的樓蘭王即位後，漢王朝又責令其派一子入漢為質。
樓蘭王隻得從命，同時為維持與匈奴的關系，樓蘭又派一子至匈奴為質。
不久，樓蘭王又死，匈奴先得到消息，立即派為質的王子歸國繼位。
漢王朝得知後就令新王入漢，宣稱“天子将加厚賞”（同上）。
但是，樓蘭的統治者見先後二王子入漢皆不歸，當然有所猜忌，然又不敢公開拒絕，隻好拖延，托辭“新立，國未定”（同上）。
答應後年再入朝。
更為樓蘭不堪忍受者，是漢朝官兵的騷擾。
雖樓蘭王曾有遷居之請求，但終未得到允許，所以其國始終居于西漢王朝入西域的東端，這裡漢使、漢軍往來不斷，樓蘭要負責迎送，負水擔糧，招待住宿以及當向導。
而其國所處之白龍堆又是極為貧瘠之地“乏水草”，特别又常常“為吏卒所寇”（《漢書·西域傳》），這是漢武帝實行的專制主義民族政策的必然結果。
正因為這樣，樓蘭的統治者對西漢王朝和匈奴總是首鼠兩端。
他們多次為匈奴内應，“遮殺漢使”（同上），暗地幫助匈奴為患。
盡管如此，自元封三年（前108年）破樓蘭和姑師以後，在通往西域的大門口的障礙，總算掃除了。
與烏孫的和親 征服樓蘭和姑師以後，漢王朝在西域的影響迅速擴大。
當時漢王朝的使節有的已越過蔥嶺，到達裡海南部的安息。
由于通道已開，安息以及附近之諸小國皆随漢使至長安，入見天子。
安息還以鴕鳥卵，黎軒國還以雜技演員獻給武帝。
好大喜功的漢武帝也常常率遠方來的使者“巡狩海上”，并在這些使者面前顯示漢王朝的“富厚”。
這些使者“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史記·大宛列傳》）。
這些使者歸國後自然盛言漢朝之強大。
早在元鼎二年（前115年）烏孫就曾派使随張骞入漢，當時的烏孫對漢尚抱觀望态度。
但其使者到漢以後，見漢王朝之殷盛，歸國向烏孫王報告，從此烏孫對漢王朝更加信賴。
然而，匈奴得知烏孫欲與漢通好以後，竟準備發兵攻擊，對烏孫施加壓力。
匈奴這樣做不僅未能阻止烏孫與漢通好，反而起了加速作用。
烏孫為取得漢王朝的保護，特派使獻馬給漢王朝，并請求與漢和親“願得尚漢公主，為昆弟”（《漢書·西域傳》）。
漢王朝答應了烏孫的請求，元封六年（前105年），烏孫獻良馬千匹為聘，漢王朝則把江都王劉建之女細君作為公主嫁與烏孫王昆莫，又“賜乘輿服禦物，為備官屬宦官侍禦數百人”（《漢書·西域傳》），贈送了豐厚的禮物。
匈奴見漢與烏孫和親，也趕忙把女兒送給昆莫。
結果烏孫昆莫就以細君為右夫人，而以匈奴女為左夫人。
可以看出：漢與烏孫的和親同以前與匈奴和親的性質是完全不同的。
這是建立在友好的基礎上的關系，是有利于兩個民族團結的。
細君出嫁烏孫在政治上是有積極意義的。
她至烏孫後“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以币帛賜王左右貴人”（《漢書·西域傳》），加強了漢王朝與烏孫的聯盟。
但細君在政治上發揮的作用，與其個人生活的悲歡并不是一回事。
當時的昆莫已老，加之語言不通，細君的悲愁是不難想象的，其痛苦心境從她自作的歌中充分地表達出來：“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托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牆，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居常土思兮心内傷，願為黃鹄兮歸故鄉。
”（《漢書·西域傳》）為安慰她，漢武帝每隔一年便派人給她送去“帷帳錦繡”等。
後來，烏孫王昆莫由于年老，欲将細君嫁給自己的孫子岑陬，細君不願，上書向武帝報告。
武帝答複說：要從其國俗，以便鞏固與烏孫的聯盟，共同對付匈奴。
細君顧全大局遂為岑陬之妻。
老王昆莫死後，岑陬繼位，細君生一女名少夫。
不久，悲痛思鄉的細君便離開了人世。
細君死後，漢王朝又将楚王劉戊之女解憂嫁給岑陬。
後岑陬死，傳位給其叔父之子翁歸靡，按照烏孫之習慣，解憂公主又嫁與翁歸靡為妻。
解憂同翁歸靡共生三男二女：長子叫元貴靡、次子叫萬年，後為莎車王，三子叫大樂，為左大将。
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绛賓妻，小女素光為若呼翎侯妻。
他們在加強漢王朝與西域各國聯盟、發展雙方經濟文化交流方面都曾起過重要的作用。
漢武帝時同烏孫的和親，對加強封建中央集權、鞏固雙方友好關系，進一步打擊匈奴，以及促進各族人民的團結都是有積極意義的。
盡管對于漢代的貴族公主來說，離開漢王朝前往“蠻夷”之地的西域，并不都是十分惬意的，但和親這一措施還是值得肯定的。
三 伐大宛、争姑師 漢王朝的勢力在西域雖有所增強，但匈奴對這裡的控制仍遠未消除，故漢王朝又有伐大宛、争車師之舉。
伐大宛的原因 大宛為蔥嶺以西之一小國，距長安萬裡，曠漠阻隔、人迹罕至。
漢武帝為何興師動衆大張撻伐呢？ 首先由于漢王朝欲驅逐匈奴在西域的勢力。
盡管烏孫等國與漢通好，但大宛以西即蔥嶺以外的國家，尤其是地近匈奴的小國，仍然對漢王朝懷有異心，而順服于匈奴之統治。
匈奴之使節持單于一信，在這些國暢行無阻，迎送招待，不敢留難。
但漢王朝之使節至此，則“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史記·大宛列傳》）。
可見，這些距漢較遠的國家畏匈奴甚于畏漢。
欲改變這種形勢就得動武。
其次，大宛及其附近的物産，對漢代統治者也有極大的誘惑力，如這裡“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以及馬喜吃的苜蓿，都是漢朝所無。
漢朝的使節曾帶回苜蓿和蒲陶種子，在長安種植。
尤其是聽說大宛産善馬，名汗血馬，更令愛馬的武帝動心。
這就更刺激了漢武帝伐大宛的欲望，除此，當時的方士對武帝灌輸的求神成仙的思想，認為大宛馬是“天馬”“神馬”（《史記·大宛列傳》）。
漢武帝決心已下，認為小國大宛如果不能攻下，将會使大夏等國輕漢，于是堅持繼續攻大宛，并把主張與大宛停戰的鄧光等治罪，釋放囚徒材官，征發惡少年及壯丁，籌集馬匹準備再戰。
太初四年（前101年）武帝令李廣利再次攻大宛。
這次征大宛之軍隊達六萬人，牛十萬，馬三萬匹，驢、駱駝等萬數。
為支援伐大宛的軍事行動，征兵集糧，運輸供應“天下騷動”（《漢書·張骞李廣利傳》）。
兵源不足竟至“發天下七科谪”（同上）以補充。
這一浩蕩的隊伍，對沿途小國發生了震懾作用，所至之處無不争先迎送，隻有輪台不睬，漢軍攻數日“屠之”（《史記·大宛列傳》），從此直到大宛一路毫無阻礙。
不過即使如此，到達大宛的漢軍也隻剩三萬人了。
在大宛城下，漢軍遇到激烈的抵抗，攻四十餘日不下。
最後還是大宛貴族殺掉國王毋寡求和，漢軍才得取勝。
大宛投降後，漢軍挑選善馬數十匹，中等良馬牡牝三千餘匹，并立與漢友善的大宛将味蔡為王，然後結盟而還。
武帝原以為取勝是輕而易舉的，故派李廣利統兵，并拜其為“貳師将軍”，以取悅于廣利之姊，武帝寵姬李夫人。
誰知，李廣利此次出征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難。
漢軍經過沙漠和鹽澤就已疲憊不堪。
一出鹽澤就碰到當道諸國的阻擋，這些小國“各堅城守，不肯給食”（《史記·大宛列傳》）。
漢軍必須攻下這些小國才能取得糧食、給養，隻好邊戰邊進，及至到達郁成國時，饑乏的漢軍士卒又被“殺傷甚衆”（《漢書·張骞李廣利傳》）。
李廣利見取勝無望，隻好率殘兵敗将撤回。
太初三年（前102年）漢軍退至敦煌時，所剩的士卒隻有十分之一二了。
漢武帝原想給李廣利立功的機會，沒想到他卻大敗而回。
所以，當李廣利派人向朝廷報告并要求罷兵時，漢武帝大怒，竟派人在玉門關阻止李廣利等入關，并宣布“軍有敢入者辄斬之”（《史記·大宛列傳》）。
這時，趙破奴所率之二萬漢軍也被匈奴所敗，朝廷大臣有的主張先放棄攻大宛而專力攻匈奴。
但武帝不聽，又有方士在一旁鼓動也許對漢武帝決心征大宛起了一點作用。
[169] 總之，鞏固漢王朝對西域的統治，加強中央集權的客觀需要，加上封建統治者的貪欲，就是漢王朝遠征大宛的原因。
李廣利兩次征大宛 太初元年（前104年）武帝派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等到大宛，欲換取大宛之貳師（今蘇聯境内之Mapxa-MaT）出的名為“汗血馬”的善馬。
但大宛國王認為漢遠在沙漠和鹽澤之東，很難派兵出擊，就拒絕漢使要求。
漢使車令遭到拒絕後大怒，口出不遜，并“椎金馬而去”（《史記·大宛列傳》）。
大宛統治者就聯絡其東鄰郁成國劫奪漢使财物，并殺死漢使。
消息傳至長安後，武帝大怒，立刻發兵攻大宛。
他輕信浞野侯姚定漢所妄言“兵不過三千人”“即盡虜破宛矣”（《史記·大宛列傳》）。
馬上派李廣利率“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漢書·張骞李廣利傳》）出征。
李廣利得勝歸來，受到武帝厚賞：封為海西侯，食邑八千戶。
不過，這次勝利乃是武帝傾全國之力，“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傳》）換來的。
李廣利并無統帥的德才。
所以，11年後這個依裙帶關系而成名的将軍，終于成了投降匈奴的變節者。
盡管漢武帝耗費巨大的人力、财力征大宛，有其好大喜功的一面，但在客觀上也有益于削弱匈奴在西域的勢力。
自漢征大宛勝利後“匈奴失魄，奔走遁逃”（《鹽鐵論·西域》），西域諸小國紛紛派人入質，與漢通好。
漢朝也在敦煌以西至西域的路上置亭障，設田卒，并“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漢書·西域傳》），使西域同漢王朝的聯系更加緊密了。
争姑師 漢武帝統治時期，在伐大宛以後，對西域的重大軍事行動，還有二次出兵車師。
早在元封三年，漢就在征樓蘭時，破姑師（即車師）。
不過那隻是給車師以初次打擊。
由于車師所處的位置正在匈奴控制之下，所以車師往往站在匈奴一方與漢為敵。
而漢軍征匈奴時，也不能不同時進攻車師。
天漢二年（前99年），當李廣利、李陵率軍攻匈奴時，同時派匈奴降者開陵侯率樓蘭兵伐車師。
如前所述，此次出擊匈奴的漢軍大敗而回，開陵侯所率擊車師之軍也因匈奴數萬騎援軍救車師，而無功返回。
漢再次攻車師也是在擊匈奴之時，征和四年（前89年）李廣利率兵出五原、商丘成出西河、莽通出酒泉擊匈奴。
莽通所率之四萬騎必須經過車師，所以在進軍中特派開陵侯率樓蘭、尉犁、危須等六地兵攻車師，以防車師襲擊，結果車師王降，漢軍得以順利通過。
從二次攻車師的原因可以看出：漢攻車師主要在于匈奴在這裡的勢力很大，成為牽制漢軍的力量。
不将匈奴從這裡趕跑，車師是很難站到漢朝方面的。
但是，在漢武帝時并沒有達到趕走匈奴的目的，所以，争奪車師的戰略任務并沒有完成。
第三節 漢王朝統治下的西南、東南和東北各民族 漢武帝時期，漢王朝同西南、南方、東南、東北地區的各族關系也有了新的發展。
一 通“西南夷” 處于今雲、貴、川一帶的少數民族即所謂“西南夷”地區，早在秦代就已置于中央封建王朝的政治統治之下。
秦亡以後，中央王朝對這裡的統治曾一度中斷。
漢初，雖然民間往來并未中斷，但西漢政府隻是在高後六年（前182年）于僰道（今四川宜賓）和青衣（今四川雅安）置關市，管理貿易，此外就顧不上這些地區了。
唐蒙出使夜郎 漢初，“西南夷”地區有許多部落，其中有滇、夜郎、邛都、嶲、昆明、徙和笮都、冉駹、白馬等等。
其中“西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
據考證，夜郎原屬于百越中的駱越族，到漢初才形成一個新興的夜郎部落聯盟，故其名稱不見于西漢以前之史籍。
到漢武帝時，夜郎國已據有今貴州興義與廣西淩雲一帶，即桂之西北角與黔之西南角均為夜郎國，成為西南地區的大國（朱俊明《夜郎族屬為駱越證》，載《廣西民族研究參考資料》第一輯）。
盡管這樣，漢初統治者對西南地區的情況，包括夜郎國在内是不甚了解的。
到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漢王朝派大行王恢擊破東粵後，王恢派番陽令唐蒙出使南粵勸其内屬。
唐蒙在南粵吃到枸（jǔ音矩）醬，詢問此物從何而來，才知枸醬是蜀之特産，商販從蜀地将其運往夜郎，再從夜郎的牂牁江（今北盤江）運至南粵的。
回到長安後，唐蒙又從蜀地來的商人報告中得知：從夜郎通向南粵的牂牁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
于是就向武帝上書“通夜郎道，置吏”（同上）以利用夜郎十萬精兵，沿江而下，征服南粵。
武帝即刻批準唐蒙之建策，拜其為中郎将。
率兵千人，後勤部隊萬餘人，經巴苻關進入夜郎。
統治該地的夜郎侯多同原不知漢有多大。
唐蒙到後，贈給他豐厚禮物，宣揚漢王朝“威德”。
多同見漢軍威武之陣營，聽到漢王朝之強大、富饒，自然甘心向漢。
唐蒙與其約定：在該地依漢制度置吏，并答應讓其子任縣令。
唐蒙完成使命回到長安後，漢王朝就在夜郎地區置犍為郡，并派巴蜀士卒修築由僰道至牂牁江的道路，這就是史稱的“南夷道”。
在唐蒙通使夜郎之時，曾征發蜀地大量士卒，又曾以法誅殺了一些部落首領，引起巴蜀當地居民驚恐。
武帝得知此情況後，立即派為郎的蜀郡成都人司馬相如前往安撫。
司馬相如到蜀地後，以武帝名義發布檄文，說明唐蒙興師動衆，“驚懼子弟，憂患長老”（《漢書·司馬相如傳》）并非皇帝本意，敦令當地官吏曉谕百姓安心生産，勿生異心。
這件事反映了漢王朝對西南地區問題的處理是十分謹慎的。
自唐蒙通夜郎以後，漢王朝同西南地區的聯系密切多了，犍為郡的設置，标志着“西南
一時國内分成三派。
這樣，張骞同烏孫談判結盟問題，當然不會得到熱烈響應。
同時，烏孫距漢較遠，又臣服匈奴較久，其大臣多願維持現狀，不欲同匈奴動幹戈。
因此，盡管漢朝提出：若能共擊匈奴“則漢遣公主為夫人，結為昆弟”（《漢書·西域傳》），但仍未得到烏孫的允諾。
聯絡烏孫共擊匈奴的目的雖未達到，但張骞這次出使的作用是很大的。
首先是遠離漢廷的烏孫國王，首次看到漢朝天子派來使節及其所攜帶豐厚禮物，覺得漢朝的富足，是個了不起的大國。
于是，特派使将張骞送回，并獻馬數十匹給漢天子。
到長安來的烏孫使臣，見到這裡人多物産豐富，回國後向烏孫王報告，從此，烏孫對漢王朝更加信賴，為以後的通好奠定基礎。
其次，此次随同張骞出使的副使，其活動範圍遠遠超過烏孫。
他們通過烏孫分赴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扜彌等國。
張骞于公元前115年歸漢，其副使在兩年多以後才陸續歸來，這些距漢廷十分遙遠的國家，通過漢使知道漢王朝的情況，大部分均願與漢通使往來，有的國家就派使節同漢使一起來至長安：“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史記·大宛列傳》），從此開始了漢與西域諸國的正式往來。
張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歸來後，被拜為大行一年以後，即元鼎三年（前114年）這位大探險家去世，結束了他充滿艱難險厄的一生。
張骞前後兩次出使西域，正式開辟了西漢王朝同西域的往來通道。
因之史稱“鑿空”（《漢書·張骞李廣利傳》）。
因張骞曾封為博望侯，在其死後，漢通西域之使者“往往皆稱博望侯”以取信于外國。
可見張骞在西域影響之大。
經其“鑿空”，漢與西域的關系正式開始了。
二 征樓蘭、破姑師、通烏孫 自張骞兩次通西域後，漢王朝就進一步加強同西域的聯系，打破這條通路上的障礙，削弱匈奴的勢力。
征樓蘭破姑師 據《史記·大宛列傳》記載：“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
”鹽澤即今之羅布泊，漢代的樓蘭就在羅布泊北岸，孔雀河入海處，正當由漢去西域的必經之路。
[167]姑師後稱車師，在今新疆吐魯番盆地，為當時出玉門通天山之要沖。
樓蘭自漢初至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前“為匈奴屬國”（黃文弼《古樓蘭國曆史及其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姑師則更是直接受控于匈奴：其前庭在通天山山路的南谷口，南行可至焉耆，其後庭在北谷口，西行三百裡可達烏魯木齊，東行七百餘裡可達蒲類海。
這都是匈奴的勢力範圍，其負責奴役、統治西域各國的僮仆都尉，就“常居焉耆、危須、尉犁間”（《漢書·西域傳》），而蒲類海即匈奴右部之南邊。
匈奴人對這一地區控制得十分嚴密，普遍實行奴隸制的統治。
從出土的佉盧文簡牍中，可以看到樓蘭的奴隸買賣和使用十分盛行[168]，姑師當也相去不遠。
由于這兩個小國處于漢王朝去西域的必經之路上，必須承擔迎送漢朝使節的任務，而漢使往來頻繁“一歲中多至十餘輩”（《漢書·西域傳》），使這兩國“不勝其苦”，再加上匈奴對他們一直不放松控制，所以樓蘭和姑師常常充當匈奴耳目，替他們刺探情報，甚至劫殺漢使。
于是，樓蘭和姑師成了通往西域道上的嚴重障礙。
元封三年（前108年）漢王朝派大将趙破奴率漢王朝屬下的少數民族組成的軍隊“屬國騎”和郡兵共數萬人向姑師進攻，漢使王恢曾多次被樓蘭留難，這次也被派來佐趙破奴統兵。
趙破奴先以七百輕騎突襲樓蘭，俘樓蘭王，接着又破姑師。
漢軍勝利的捷報，遠傳至烏孫、大宛等國，漢朝更将邊防要塞向西修至玉門關。
從此敦煌以西的通路較為安全了。
樓蘭被漢征服後，向漢王朝貢獻禮品，并将樓蘭王一個兒子送至長安為質。
這樣一來匈奴當然不滿，于是發兵攻樓蘭，樓蘭王又将一子送匈奴為質。
後來樓蘭就不得不追随匈奴，如太初四年（前101年）當漢朝派李廣利征大宛時，匈奴即令樓蘭襲擊漢軍，阻止其通過。
武帝得知這一消息後，立刻命駐守玉門關的将軍任文率兵至樓蘭，将樓蘭王捕至長安審訊。
樓蘭王對漢武帝直言不諱，他說：小國在大國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漢書·西域傳》），不得不如此，并表示願将其國遷入漢王朝内地。
武帝也隻好将其放回。
可見，樓蘭也自有其苦衷，其對匈奴和漢王朝的态度實取決于雙方軍事力量的對比。
不過，自此以後直至漢武帝末年，樓蘭對漢朝基本是服從的，由是匈奴“不甚親信樓蘭”（同上）。
毋庸諱言，作為封建專制主義的漢王朝，對于少數民族地區和屬國的統治，是建立在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的大漢族主義基礎之上的。
這當然不能将雙方的關系處理得很恰當。
同樓蘭的關系就鮮明地反映出這個問題。
樓蘭歸漢後，長期有一王子在長安為質。
征和元年（前92年）樓蘭王死，其國派人來請求将為質的王子放回繼位。
誰知這一王子因犯漢法被處以宮刑，漢王朝不願讓樓蘭國得知，僞稱這個王子“天子愛之，不能遣”（《漢書·西域傳》），令樓蘭另立國王。
在新立的樓蘭王即位後，漢王朝又責令其派一子入漢為質。
樓蘭王隻得從命，同時為維持與匈奴的關系，樓蘭又派一子至匈奴為質。
不久，樓蘭王又死，匈奴先得到消息，立即派為質的王子歸國繼位。
漢王朝得知後就令新王入漢，宣稱“天子将加厚賞”（同上）。
但是，樓蘭的統治者見先後二王子入漢皆不歸，當然有所猜忌，然又不敢公開拒絕，隻好拖延，托辭“新立，國未定”（同上）。
答應後年再入朝。
更為樓蘭不堪忍受者，是漢朝官兵的騷擾。
雖樓蘭王曾有遷居之請求，但終未得到允許，所以其國始終居于西漢王朝入西域的東端，這裡漢使、漢軍往來不斷，樓蘭要負責迎送，負水擔糧，招待住宿以及當向導。
而其國所處之白龍堆又是極為貧瘠之地“乏水草”，特别又常常“為吏卒所寇”（《漢書·西域傳》），這是漢武帝實行的專制主義民族政策的必然結果。
正因為這樣，樓蘭的統治者對西漢王朝和匈奴總是首鼠兩端。
他們多次為匈奴内應，“遮殺漢使”（同上），暗地幫助匈奴為患。
盡管如此，自元封三年（前108年）破樓蘭和姑師以後，在通往西域的大門口的障礙，總算掃除了。
與烏孫的和親 征服樓蘭和姑師以後，漢王朝在西域的影響迅速擴大。
當時漢王朝的使節有的已越過蔥嶺，到達裡海南部的安息。
由于通道已開，安息以及附近之諸小國皆随漢使至長安，入見天子。
安息還以鴕鳥卵，黎軒國還以雜技演員獻給武帝。
好大喜功的漢武帝也常常率遠方來的使者“巡狩海上”，并在這些使者面前顯示漢王朝的“富厚”。
這些使者“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史記·大宛列傳》）。
這些使者歸國後自然盛言漢朝之強大。
早在元鼎二年（前115年）烏孫就曾派使随張骞入漢，當時的烏孫對漢尚抱觀望态度。
但其使者到漢以後，見漢王朝之殷盛，歸國向烏孫王報告，從此烏孫對漢王朝更加信賴。
然而，匈奴得知烏孫欲與漢通好以後，竟準備發兵攻擊，對烏孫施加壓力。
匈奴這樣做不僅未能阻止烏孫與漢通好，反而起了加速作用。
烏孫為取得漢王朝的保護，特派使獻馬給漢王朝，并請求與漢和親“願得尚漢公主，為昆弟”（《漢書·西域傳》）。
漢王朝答應了烏孫的請求，元封六年（前105年），烏孫獻良馬千匹為聘，漢王朝則把江都王劉建之女細君作為公主嫁與烏孫王昆莫，又“賜乘輿服禦物，為備官屬宦官侍禦數百人”（《漢書·西域傳》），贈送了豐厚的禮物。
匈奴見漢與烏孫和親，也趕忙把女兒送給昆莫。
結果烏孫昆莫就以細君為右夫人，而以匈奴女為左夫人。
可以看出：漢與烏孫的和親同以前與匈奴和親的性質是完全不同的。
這是建立在友好的基礎上的關系，是有利于兩個民族團結的。
細君出嫁烏孫在政治上是有積極意義的。
她至烏孫後“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以币帛賜王左右貴人”（《漢書·西域傳》），加強了漢王朝與烏孫的聯盟。
但細君在政治上發揮的作用，與其個人生活的悲歡并不是一回事。
當時的昆莫已老，加之語言不通，細君的悲愁是不難想象的，其痛苦心境從她自作的歌中充分地表達出來：“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托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牆，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居常土思兮心内傷，願為黃鹄兮歸故鄉。
”（《漢書·西域傳》）為安慰她，漢武帝每隔一年便派人給她送去“帷帳錦繡”等。
後來，烏孫王昆莫由于年老，欲将細君嫁給自己的孫子岑陬，細君不願，上書向武帝報告。
武帝答複說：要從其國俗，以便鞏固與烏孫的聯盟，共同對付匈奴。
細君顧全大局遂為岑陬之妻。
老王昆莫死後，岑陬繼位，細君生一女名少夫。
不久，悲痛思鄉的細君便離開了人世。
細君死後，漢王朝又将楚王劉戊之女解憂嫁給岑陬。
後岑陬死，傳位給其叔父之子翁歸靡，按照烏孫之習慣，解憂公主又嫁與翁歸靡為妻。
解憂同翁歸靡共生三男二女：長子叫元貴靡、次子叫萬年，後為莎車王，三子叫大樂，為左大将。
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绛賓妻，小女素光為若呼翎侯妻。
他們在加強漢王朝與西域各國聯盟、發展雙方經濟文化交流方面都曾起過重要的作用。
漢武帝時同烏孫的和親，對加強封建中央集權、鞏固雙方友好關系，進一步打擊匈奴，以及促進各族人民的團結都是有積極意義的。
盡管對于漢代的貴族公主來說，離開漢王朝前往“蠻夷”之地的西域，并不都是十分惬意的，但和親這一措施還是值得肯定的。
三 伐大宛、争姑師 漢王朝的勢力在西域雖有所增強，但匈奴對這裡的控制仍遠未消除，故漢王朝又有伐大宛、争車師之舉。
伐大宛的原因 大宛為蔥嶺以西之一小國，距長安萬裡，曠漠阻隔、人迹罕至。
漢武帝為何興師動衆大張撻伐呢？ 首先由于漢王朝欲驅逐匈奴在西域的勢力。
盡管烏孫等國與漢通好，但大宛以西即蔥嶺以外的國家，尤其是地近匈奴的小國，仍然對漢王朝懷有異心，而順服于匈奴之統治。
匈奴之使節持單于一信，在這些國暢行無阻，迎送招待，不敢留難。
但漢王朝之使節至此，則“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史記·大宛列傳》）。
可見，這些距漢較遠的國家畏匈奴甚于畏漢。
欲改變這種形勢就得動武。
其次，大宛及其附近的物産，對漢代統治者也有極大的誘惑力，如這裡“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以及馬喜吃的苜蓿，都是漢朝所無。
漢朝的使節曾帶回苜蓿和蒲陶種子，在長安種植。
尤其是聽說大宛産善馬，名汗血馬，更令愛馬的武帝動心。
這就更刺激了漢武帝伐大宛的欲望，除此，當時的方士對武帝灌輸的求神成仙的思想，認為大宛馬是“天馬”“神馬”（《史記·大宛列傳》）。
漢武帝決心已下，認為小國大宛如果不能攻下，将會使大夏等國輕漢，于是堅持繼續攻大宛，并把主張與大宛停戰的鄧光等治罪，釋放囚徒材官，征發惡少年及壯丁，籌集馬匹準備再戰。
太初四年（前101年）武帝令李廣利再次攻大宛。
這次征大宛之軍隊達六萬人，牛十萬，馬三萬匹，驢、駱駝等萬數。
為支援伐大宛的軍事行動，征兵集糧，運輸供應“天下騷動”（《漢書·張骞李廣利傳》）。
兵源不足竟至“發天下七科谪”（同上）以補充。
這一浩蕩的隊伍，對沿途小國發生了震懾作用，所至之處無不争先迎送，隻有輪台不睬，漢軍攻數日“屠之”（《史記·大宛列傳》），從此直到大宛一路毫無阻礙。
不過即使如此，到達大宛的漢軍也隻剩三萬人了。
在大宛城下，漢軍遇到激烈的抵抗，攻四十餘日不下。
最後還是大宛貴族殺掉國王毋寡求和，漢軍才得取勝。
大宛投降後，漢軍挑選善馬數十匹，中等良馬牡牝三千餘匹，并立與漢友善的大宛将味蔡為王，然後結盟而還。
武帝原以為取勝是輕而易舉的，故派李廣利統兵，并拜其為“貳師将軍”，以取悅于廣利之姊，武帝寵姬李夫人。
誰知，李廣利此次出征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難。
漢軍經過沙漠和鹽澤就已疲憊不堪。
一出鹽澤就碰到當道諸國的阻擋，這些小國“各堅城守，不肯給食”（《史記·大宛列傳》）。
漢軍必須攻下這些小國才能取得糧食、給養，隻好邊戰邊進，及至到達郁成國時，饑乏的漢軍士卒又被“殺傷甚衆”（《漢書·張骞李廣利傳》）。
李廣利見取勝無望，隻好率殘兵敗将撤回。
太初三年（前102年）漢軍退至敦煌時，所剩的士卒隻有十分之一二了。
漢武帝原想給李廣利立功的機會，沒想到他卻大敗而回。
所以，當李廣利派人向朝廷報告并要求罷兵時，漢武帝大怒，竟派人在玉門關阻止李廣利等入關，并宣布“軍有敢入者辄斬之”（《史記·大宛列傳》）。
這時，趙破奴所率之二萬漢軍也被匈奴所敗，朝廷大臣有的主張先放棄攻大宛而專力攻匈奴。
但武帝不聽，又有方士在一旁鼓動也許對漢武帝決心征大宛起了一點作用。
[169] 總之，鞏固漢王朝對西域的統治，加強中央集權的客觀需要，加上封建統治者的貪欲，就是漢王朝遠征大宛的原因。
李廣利兩次征大宛 太初元年（前104年）武帝派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等到大宛，欲換取大宛之貳師（今蘇聯境内之Mapxa-MaT）出的名為“汗血馬”的善馬。
但大宛國王認為漢遠在沙漠和鹽澤之東，很難派兵出擊，就拒絕漢使要求。
漢使車令遭到拒絕後大怒，口出不遜，并“椎金馬而去”（《史記·大宛列傳》）。
大宛統治者就聯絡其東鄰郁成國劫奪漢使财物，并殺死漢使。
消息傳至長安後，武帝大怒，立刻發兵攻大宛。
他輕信浞野侯姚定漢所妄言“兵不過三千人”“即盡虜破宛矣”（《史記·大宛列傳》）。
馬上派李廣利率“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漢書·張骞李廣利傳》）出征。
李廣利得勝歸來，受到武帝厚賞：封為海西侯，食邑八千戶。
不過，這次勝利乃是武帝傾全國之力，“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傳》）換來的。
李廣利并無統帥的德才。
所以，11年後這個依裙帶關系而成名的将軍，終于成了投降匈奴的變節者。
盡管漢武帝耗費巨大的人力、财力征大宛，有其好大喜功的一面，但在客觀上也有益于削弱匈奴在西域的勢力。
自漢征大宛勝利後“匈奴失魄，奔走遁逃”（《鹽鐵論·西域》），西域諸小國紛紛派人入質，與漢通好。
漢朝也在敦煌以西至西域的路上置亭障，設田卒，并“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漢書·西域傳》），使西域同漢王朝的聯系更加緊密了。
争姑師 漢武帝統治時期，在伐大宛以後，對西域的重大軍事行動，還有二次出兵車師。
早在元封三年，漢就在征樓蘭時，破姑師（即車師）。
不過那隻是給車師以初次打擊。
由于車師所處的位置正在匈奴控制之下，所以車師往往站在匈奴一方與漢為敵。
而漢軍征匈奴時，也不能不同時進攻車師。
天漢二年（前99年），當李廣利、李陵率軍攻匈奴時，同時派匈奴降者開陵侯率樓蘭兵伐車師。
如前所述，此次出擊匈奴的漢軍大敗而回，開陵侯所率擊車師之軍也因匈奴數萬騎援軍救車師，而無功返回。
漢再次攻車師也是在擊匈奴之時，征和四年（前89年）李廣利率兵出五原、商丘成出西河、莽通出酒泉擊匈奴。
莽通所率之四萬騎必須經過車師，所以在進軍中特派開陵侯率樓蘭、尉犁、危須等六地兵攻車師，以防車師襲擊，結果車師王降，漢軍得以順利通過。
從二次攻車師的原因可以看出：漢攻車師主要在于匈奴在這裡的勢力很大，成為牽制漢軍的力量。
不将匈奴從這裡趕跑，車師是很難站到漢朝方面的。
但是，在漢武帝時并沒有達到趕走匈奴的目的，所以，争奪車師的戰略任務并沒有完成。
第三節 漢王朝統治下的西南、東南和東北各民族 漢武帝時期，漢王朝同西南、南方、東南、東北地區的各族關系也有了新的發展。
一 通“西南夷” 處于今雲、貴、川一帶的少數民族即所謂“西南夷”地區，早在秦代就已置于中央封建王朝的政治統治之下。
秦亡以後，中央王朝對這裡的統治曾一度中斷。
漢初，雖然民間往來并未中斷，但西漢政府隻是在高後六年（前182年）于僰道（今四川宜賓）和青衣（今四川雅安）置關市，管理貿易，此外就顧不上這些地區了。
唐蒙出使夜郎 漢初，“西南夷”地區有許多部落，其中有滇、夜郎、邛都、嶲、昆明、徙和笮都、冉駹、白馬等等。
其中“西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
據考證，夜郎原屬于百越中的駱越族，到漢初才形成一個新興的夜郎部落聯盟，故其名稱不見于西漢以前之史籍。
到漢武帝時，夜郎國已據有今貴州興義與廣西淩雲一帶，即桂之西北角與黔之西南角均為夜郎國，成為西南地區的大國（朱俊明《夜郎族屬為駱越證》，載《廣西民族研究參考資料》第一輯）。
盡管這樣，漢初統治者對西南地區的情況，包括夜郎國在内是不甚了解的。
到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漢王朝派大行王恢擊破東粵後，王恢派番陽令唐蒙出使南粵勸其内屬。
唐蒙在南粵吃到枸（jǔ音矩）醬，詢問此物從何而來，才知枸醬是蜀之特産，商販從蜀地将其運往夜郎，再從夜郎的牂牁江（今北盤江）運至南粵的。
回到長安後，唐蒙又從蜀地來的商人報告中得知：從夜郎通向南粵的牂牁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
于是就向武帝上書“通夜郎道，置吏”（同上）以利用夜郎十萬精兵，沿江而下，征服南粵。
武帝即刻批準唐蒙之建策，拜其為中郎将。
率兵千人，後勤部隊萬餘人，經巴苻關進入夜郎。
統治該地的夜郎侯多同原不知漢有多大。
唐蒙到後，贈給他豐厚禮物，宣揚漢王朝“威德”。
多同見漢軍威武之陣營，聽到漢王朝之強大、富饒，自然甘心向漢。
唐蒙與其約定：在該地依漢制度置吏，并答應讓其子任縣令。
唐蒙完成使命回到長安後，漢王朝就在夜郎地區置犍為郡，并派巴蜀士卒修築由僰道至牂牁江的道路，這就是史稱的“南夷道”。
在唐蒙通使夜郎之時，曾征發蜀地大量士卒，又曾以法誅殺了一些部落首領，引起巴蜀當地居民驚恐。
武帝得知此情況後，立即派為郎的蜀郡成都人司馬相如前往安撫。
司馬相如到蜀地後，以武帝名義發布檄文，說明唐蒙興師動衆，“驚懼子弟，憂患長老”（《漢書·司馬相如傳》）并非皇帝本意，敦令當地官吏曉谕百姓安心生産，勿生異心。
這件事反映了漢王朝對西南地區問題的處理是十分謹慎的。
自唐蒙通夜郎以後，漢王朝同西南地區的聯系密切多了，犍為郡的設置，标志着“西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