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武帝時期的民族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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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四年（前119年）漢武帝派大将軍衛青和骠騎将軍霍去病率十萬騎兵擊匈奴，加上步兵及辎重運輸的部隊共數十萬人。
因匈奴根據地已遷至漠北，所以此次出擊也決定深入漠北。
衛青、霍去病率軍分别出定襄、代郡長驅進擊。
衛青一路穿過戈壁在沙漠中行進千餘裡，才與匈奴單于伊稚斜所率主力相遇，一場鏖戰就在茫茫大漠中展開，在暮色蒼茫中“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書·衛青霍去病傳》）。
衛青以武剛車（兵車的一種）自環為營，以五千兵同匈奴萬騎對陣，而以重兵埋伏于兩翼。
大戰一日，漢兵兩翼伏兵将匈奴團團圍住。
漢兵愈戰愈勇，“士馬尚強”（同上）。
匈奴力不能支，“單于自度戰不能與漢兵”（《漢書·匈奴傳》），遂與數百名親信衛士向西北突圍而逃。
衛青率兵追之二百餘裡，邊追邊戰，俘虜、斬首匈奴達一萬九千餘。
至顔山趙信城（今鄂爾渾河以南，系趙信所建）終未追到單于，而得到匈奴貯存在這裡的糧食。
漢軍在這裡留一日，食其積粟後，“悉燒其城餘粟以歸”（《漢書·衛青霍去病傳》），這次對匈奴的打擊是沉重的，以至匈奴部衆都以為單于伊稚斜已經被殺，其右谷蠡王竟自立為單于。
後來，伊稚斜逃回後，才複其故位。
另一路由霍去病率的軍隊也取得很大勝利。
大軍出代二千餘裡，在狼居胥山瀚海沙漠（今内蒙古自治區蘇尼特旗北）大敗匈奴左賢王，俘七萬餘人。
霍去病親自到狼居胥山和姑衍山封禅，祭告天地表示将此地收歸漢朝，然後班師回朝。
這次大戰雙方損失都不小，匈奴軍隊損失達八九萬；漢朝損傷軍隊也達一萬餘，馬匹十餘萬。
而由衛青指揮的前将軍李廣，因所率部隊迷路，未能參與戰鬥，得罪被迫自殺。
[158] 然而，此次戰役是漢武帝時期&mdash&mdash也是西漢時期對匈奴打擊最為沉重的一次，從此以後匈奴再不敢貿然進犯，向北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書·匈奴傳》）。
百餘年的匈奴為患，至此基本得到解決。
四 雙方暫時休戰（前116年至前101年） 沉寂的前線 自漢武帝元鼎元年（前116年）至太初四年（前101年）漢與匈奴基本上停止了大規模戰争，出現了暫時的平靜。
當然，所謂“沉寂”并非沒有一點戰鬥，隻是形勢稍有緩和而已。
這是因為雙方都需要休戰。
匈奴自遭到幾次打擊，特别經過元狩二年（前121年）和元狩四年（前119年）河西、漠北兩次戰役以後，從根本上改變了自秦以來同中原王朝的力量對比，其勢力範圍也不得不大幅度地向西、向北轉移。
據《漢書·匈奴傳》記載：西漢初，匈奴“諸左王将居東方，直上谷以東，接貉，朝鮮；右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而單于庭直代、雲中”。
這裡說左賢王轄地東界是貉、朝鮮，西界是“直上谷”即今張家口市以北的蒙古高原地區。
而經過河西、漠北戰役“匈奴遠遁，幕南無王庭”，“自是後（元封六年），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
此時其勢力範圍已西移至“雲中”即今呼和浩特市至包頭以北的蒙古高原地區。
而匈奴的王庭更在遙遠的北方，可見，匈奴已喪失大片地區，軍事實力遭到嚴重損失。
他們暫時已無力單獨進攻漢朝邊境，隻能一面恢複喘息；一面繼續壓迫、聯絡其統治下的西域各屬國，以便共同進擾漢王朝，所以，匈奴需要暫時的休戰。
在漢王朝這一面，也同樣需要休戰。
首先，因在幾次戰役中，消耗大量人力、物力，緻使國庫空虛，“大司農陳臧錢經用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漢書·食貨志》），不得不暫時收縮陣線。
而由于匈奴勢力向西轉移，漢王朝的軍事戰略部署也不能不随之将重心西移，而西線的戰略布置重要的内容即聯絡西域諸國，但聯絡西域諸國的前提必須開發中原通往西域的通道河西走廊：“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
”（《漢書·西域傳》）為“斷匈奴右臂”，必須做大量的準備工作，此刻漢王朝政府還要應付其他方面的戰事“又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漢書·衛青霍去病傳》）。
這樣，漢朝也需要把同匈奴的正面戰争暫時停止下來。
當然，這并不是說雙方完全停止了沖突，事實上，邊境上的零星戰鬥仍在不斷。
漢王朝還準備着繼續向匈奴進攻。
在這段戰争低沉時期，兩位抗擊匈奴的名将霍去病和衛青先後于元狩六年（前117年）和元封五年（前106年）去世。
史載：“漢方複收士馬，會骠騎将軍去病死，于是漢久不北擊胡”（《漢書·匈奴傳》），看來對伐匈奴也有影響。
開發河西的措施 為鞏固新取得的河西走廊，保衛通向西域的交通要道，以“斷匈奴右臂”，漢王朝在此期間大力開發河西。
其具體措施有以下幾項： 置郡。
收複河西後，漢王朝先後在這裡置酒泉、張掖、敦煌、武威四郡。
[159]置郡後，河西地區同内地一樣，在統一的郡縣制行政系統下正式納入漢王朝統治版圖，這就進一步加強了中國的統治，從而促進了各族勞動人民經濟、文化的交流，對生産進步，文化發展和增進各民族團結都具有深遠影響。
漢代烽燧遺址（甘肅安西西部） 徙民。
置郡以後，漢王朝有計劃地向這裡進行移民：據《漢書·食貨志》載：元狩年間“山東被水災，民多饑乏&hellip&hellip乃徙貧民于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資治通鑒》元鼎六年（前111年）中記載：“乃于渾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發徙民以充實之。
”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武都氐族起事，被鎮壓後，也“分徙酒泉郡”（《漢書·武帝紀》），還有一些罪犯“武帝時遭刑，屯田敦煌界”（《漢書·武帝紀》元鼎四年師古注）。
以後還不斷有貧民、刑徒等被遷徙到這裡。
不斷向河西移民的結果，使這裡戶口數迅速上升，改變了人煙稀少的狀況。
至西漢末年河西四郡的人口已達二十八萬多人（見《漢書·地理志》），有人估計連同戍卒則達“五十萬人”（劉光華《漢武帝對河西的開發及其意義》，見《蘭州大學學報》1980年第2期）。
這無疑對發展生産和鞏固邊防都有重要作用。
屯墾。
開發河西的另一項重要措施是進行屯墾。
建郡、移民以後在當地墾田生産，這是十分自然的事。
河西地區自然條件良好，土地肥沃、水草豐美，本就宜于農牧生産。
移民後，漢政府又給徙民和田卒提供必需的農具，并注意開發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史記·河渠書》）。
河西的屯墾在武帝晚年取得成績最大，将在下章詳叙。
由于上述諸項措施，河西的防務工程建設也大規模地興建起來，“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裡，乘塞列燧”，“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漢書·趙充國傳》《史記·大宛列傳》）。
防禦體系的建設和完善，對保障中原與西域的交通，有直接作用。
“和親”的試探 在此期間，匈奴有意回避漢軍，無意進行戰争。
如元鼎六年（前111年）漢遣浮沮将軍公孫賀及匈河将軍趙破奴分别率兵出九原和令居擊匈奴，結果“皆二千餘裡，不見虜而還”（《漢書·武帝紀》）。
顯然是匈奴不願交戰。
相反，他們不斷向漢王朝作“和親”的試探。
約在元狩末年，伊稚斜單于“遣使好辭請和親”。
這是趙信出的主意，其目的無非是恢複武帝之前漢與匈奴的不平等關系。
這當然是行不通的。
因此，漢朝廷大臣雖有認為可以恢複“和親”的人，但占上風的意見則是丞相長史任敞所提的“匈奴新困，宜使為外臣，朝請于邊”（《漢書·匈奴傳》），即應臣服于漢王朝才能通好。
這一方案同樣也不為匈奴接受。
結果，談判破裂，使于匈奴的任敞亦被扣留。
元鼎三年（前114年）匈奴伊稚斜單于死，子烏維單于立。
漢、匈雙方仍在不斷進行通好的試探，但均因各自堅持原來的立場而無結果。
如烏維單于初立，武帝即親自巡狩邊郡，三年以後又巡邊至朔方，并率兵十八萬向匈奴示威，同時派使臣郭吉親見匈奴單于。
郭吉至匈奴雖“卑禮好言”，但口氣十分強硬，條件不能動搖，他對烏維單于說：“（今）南越王頭已縣于漢北阙下。
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将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于漢。
何但遠走，亡匿于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漢書·匈奴傳》）告訴匈奴：是歸服還是決戰由其選擇。
結果匈奴單于大怒，扣留郭吉“遷辱之北海上”（同上）。
但仍不擾掠漢邊境，并繼續不斷派使來漢請求和親。
後來，武帝又先後派王烏、楊信出使匈奴，提出令匈奴太子入質方可議和親，匈奴亦不肯。
雙方使者往還，也相互扣留使者“必得當乃止”（同上）。
總觀元鼎至元封十餘年間，匈奴不斷作和親的試探，漢朝也有意休戰。
但始終未能達到目的，其原因在于雙方的要求不同：匈奴企圖恢複與漢朝大戰以前的關系，這在形勢早已變化的當時自然是不可能的，而漢朝則以勝利者自居，要以匈奴為“外臣”，這在一貫以漢王朝為掠奪對象的匈奴來說，也是不能接受的。
因此，“和親”當然是不可能成功的。
和議破裂準備再戰 曠日持久的“和親”試探，終于因無共同基礎而破裂，至太初年間（前104年至前101年）雙方又開始準備開戰。
元封四年（前107年）武帝派王烏出使匈奴，烏維單于僞稱願親自入漢，“見天子，面結為兄弟”（《漢書·匈奴傳》）。
武帝表示歡迎，專為其在長安建邸。
但單于又以種種借口不來，而派匈奴“貴人”入漢。
不料這位“貴人”在長安患病而死。
漢朝派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绶，持厚币以隆重禮儀還送其喪。
但烏維單于仍懷疑“貴人”為漢害死，扣留路充國，此後既不提入漢事，亦不派太子來漢，并開始向漢邊境騷擾。
漢朝于是拜郭昌為拔胡将軍，與浞野侯趙破奴屯守朔方，準備出擊匈奴。
形勢開始緊張起來。
元封六年（前105）烏維單于死，子詹師廬立。
此後和議已陷中斷，漢王朝一面加強邊防力量，修建工事，如“（太初）三年&hellip&hellip遣光祿勳徐自為築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盧朐。
遊擊将軍韓說将兵屯之。
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漢書·武帝紀》）；另一方面，漢朝又加緊分化匈奴力量，因詹師廬初立，年幼，匈奴左大都尉有殺之降漢意，武帝即極力策動，築受降城迎接，太初二年（前103年）特派浞野侯趙破奴率二萬騎出朔方迎接。
不過，由于匈奴單于及時發覺，殺左大都尉，出兵擊趙破奴，結果破奴所率之軍全軍覆沒。
分化匈奴之計劃遂告破産。
次年詹師廬單于攻受降城，尚未至就死去。
此後，漢與匈奴的戰幕又拉開了。
五 戰局重開及漢軍失利（前100年至前87年） 武帝末年，自天漢（前100年至前97年）經太始（前96年至前93年）、征和（前92年至前89年）至後元（前88年至87年）年間，漢與匈奴重開戰局，但漢軍已不能保持前一時期的優勢，而不斷失利。
蘇武出使匈奴 公元前100年漢武帝派貳師将軍李廣利征大宛，取得很大勝利（見下節），武帝欲以李廣利得勝之師制服匈奴。
當時匈奴且鞮侯單于初立，假意對漢卑謙，聲稱“我兒子，安敢望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
”（《漢書·匈奴傳》）并将以前扣留而并降服的漢使放回。
武帝見匈奴表示和好，就派中郎将蘇武為使，以中郎将張勝和假使常惠為副出使匈奴，送回以前扣留的匈奴使臣，并持厚禮作答。
不料，蘇武等到匈奴後，單于态度十分傲慢，正巧在匈奴中又有人準備謀劫單于母阏支而降漢，事未成被單于發覺，連及副使張勝。
單于怒欲殺死蘇武等漢使，經匈奴貴人勸阻，決定召蘇武等投降。
蘇武為杜陵人蘇建之子，為人重氣節，堅不投降，自稱“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漢書·李廣蘇建傳》），決定自殺。
經搶救才得脫險。
匈奴以威脅利誘的方法勸蘇武投降，均遭到蘇武義正辭嚴的拒絕。
後來，單于将蘇武囚禁于曾裝米的空窖中，不供給飲食。
天降雨雪，蘇武就吃雪，吞旃毛充饑，竟數日不死，這種堅強意志和不屈精神，使匈奴大驚，就将蘇武遷至北海（今貝加爾湖一帶）無人處牧羊，并規定；要公羊産子才得歸。
這顯然是決意将蘇武無限期流放下去。
蘇武在北海曆盡艱辛，常掘野鼠穴覓食，但所持之漢節，從不離身，表示不辱使命之堅貞意志。
後來，丁零人又将蘇武所牧之牛羊盜走，使他更加困窘。
但任何困苦亦未動搖蘇武對漢朝的忠心。
在蘇武使匈奴的次年，漢将李陵投降匈奴，匈奴單于企圖利用李陵勸蘇武投降，蘇武向李陵曉以大義，結果李陵不僅未能使蘇武投降反而被蘇武的精神所感動。
蘇武在匈奴被扣19年，至昭帝時才得歸還，出使時尚是壯年的蘇武，回來時“須發盡白”（《漢書·李廣蘇建傳》）。
蘇武出使匈奴，堅貞不屈，在威脅利誘之下不辱使命，這種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氣節，在曆史上留下耀目的光輝。
是我們中華民族永遠應當繼承和發揚的愛國主義精神。
李廣利失敗和李陵投降 就在蘇武出使匈奴的次年，即天漢二年（前99年）五月，武帝又派貳師将軍李廣利率三萬騎出酒泉。
李廣利是武帝寵後李夫人之兄，曾率兵伐大宛（見下節）。
但此次出擊匈奴，結果被匈奴包圍，幾乎全軍覆沒，最後随百餘壯士突圍，才得生還，“漢兵物故什六七”（《漢書·匈奴傳》）。
盡管李廣利打了敗仗，歸來後仍受到漢武帝的安慰，并拜為中郎将。
接着，漢武帝又派因禛将軍公孫敖出西河，與強弩都尉路博德會涿邪山；共擊匈奴，無所得而還。
同時，武帝又派騎都尉李陵率五千步兵出居延。
李陵是名将李廣之孫，字少卿，“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漢書·李廣蘇建傳》）。
曾奉武帝命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裡，後在酒泉、張掖統五千精兵備匈奴。
當天漢二年武帝派李廣利出兵酒泉時，曾令李陵為李廣利負責後勤，運輸糧饷。
李陵請求自率一隊，武帝命強弩都尉路博德接應，但路博德不願為李陵作援兵。
最後李陵隻好自率五千步兵孤軍深入。
李陵軍出居延行三十餘日至浚稽山與單于兵相遇，匈奴兵三萬餘騎兵将李陵率之五千步兵圍住，但李陵布陣嚴密，千弩俱發，将匈奴兵擊退，并追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又召集八萬餘騎兵包圍李陵軍。
李陵率兵邊戰邊退，退至山谷中，殺匈奴首級數千餘，最後，五十萬矢皆盡，戰士用車輻、尺刀與匈奴拼搏，敗局無法挽回。
李陵原欲自殺，後來想到若能有幸脫圍，歸漢也好向武帝報告戰況。
于是令戰士尚能突圍者，準備糧和水，相約突圍至遮虜鄣會合。
夜半，李陵與壯士十餘人突圍，匈奴數千兵追擊，結果被匈奴生俘。
李陵被俘後覺得“無面目報陛下”（《漢書·李廣蘇建傳》），遂投降匈奴。
李陵的失敗固然有一定客觀原因，在其投降匈奴後也曾長期感到内疚和不安，痛恨自己失節，甚至伺機反正歸漢。
因此，當時為太史令的司馬遷曾上書為李陵辯解，認為李陵之投降“欲得其當而報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于天下”（《報任少卿書》）。
因而使武帝大怒，至将司馬遷處以宮刑。
司馬遷為李陵的辯解情辭懇切，是一篇名作。
但無論如何李陵之投降卻是不能原諒的，這同蘇武之堅持不屈服的氣節，成為鮮明的對照。
李陵在匈奴中曾與蘇武會面，其對蘇武的氣節敬佩也反映他本不甘心降敵，隻是由于漢武帝得到李陵投降的消息後将其老母及全家殺死，使李陵絕望，從而斷絕回歸之念。
[160]然叛變已成事實，無論其主觀意圖如何，均改變不了變節之罪名。
李廣利投降匈奴 李陵降匈奴後，武帝于天漢四年（前97年）派李廣利、路博德、韓說等率兵分别出朔方及五原，派公孫敖率兵出雁門。
李廣利與匈奴戰十餘日，其他各軍與匈奴接戰，均無所得而還。
此後五六年雙方無甚沖突。
這時，匈奴且鞮侯單于在公元前96年死去，狐鹿姑單于立，匈奴内部忙于繼位問題，暫時停止進攻。
漢王朝方面也因發生“巫蠱之禍”而無暇外顧。
征和二年（前91年）匈奴狐鹿姑單于多次向上谷、酒泉、五原進攻，殺死吏民甚衆。
次年（前90年）三月武帝派李廣利率七萬人出五原，派商丘成率二萬人出西河、派馬通率四萬騎出酒泉擊匈奴。
匈奴将部衆遠徙而北，商丘成追至邪徑，未遇匈奴。
還軍時遭到匈奴派來降将李陵率兵襲擊。
馬通軍亦一無所獲。
李廣利一軍在羊句山，遇到匈奴，大破之，乘勝追至範夫人城。
正當李廣利乘勝追擊之時，傳來李廣利的妻子被漢朝政府逮捕的消息。
原來李廣利出師之前，曾與丞相劉屈暗中約定，望劉屈 設法立李夫人之子昌邑王為太子，李夫人即李廣利之妹，而李廣利之女又是劉屈兒子之妻。
所以二人謀圖立李夫人之子昌邑王為太子。
不料，此事被内者令郭穰告發，丞相劉屈以大逆不道罪，在六月被斬于東市，而貳師将軍李廣利之妻子亦被捕入獄。
正在前線的李廣利聞此消息十分憂懼。
部屬中有人勸李廣利降匈奴，廣利動搖不定，又欲深入邀功，希冀以此救妻子。
于是深入追擊匈奴至郅居水上。
逢左賢王、左大将率二萬騎軍與漢軍大戰一日，李廣利部下又有人圖謀不軌，被發覺處死。
漢軍撤至速烏邪燕然山，此時漢軍已勞倦，單于親率五萬騎殺來，前後夾擊，漢軍大亂。
早已動搖的李廣利終于投降匈奴。
李廣利之為将，本因李夫人之寵，其伐大宛，擊匈奴均系武帝有意安排，使其立功得爵。
因而不惜授以精兵重權。
但李廣利貪欲無限，終因妻子被囚而動搖投敵，投敵後妻單于之女。
李陵、李廣利相繼投降匈奴，标志着漢王朝同匈奴的戰争處于失利時期，這個時期雖然漢王朝也不免有小勝，但總的趨勢乃是失敗。
因此，武帝末年，匈奴對漢朝的态度又傲慢起來，曾遣使緻書漢廷，聲稱：“南有大漢，北有強胡。
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以自煩。
”同時還要求“取漢女為妻，歲給我蘖酒萬石，稷米五千斛，雜缯萬匹”（《漢書·匈奴傳》）。
漢武帝雖未答應這一無理要求，但也可看出匈奴又漸漸兇橫起來。
不過，終武帝之世，雙方未發生大戰。
輪台“罪己诏”[161]由于對匈奴長期戰争，消耗了漢王朝大量的人力、物力，加重了人民的賦稅徭役負擔，結果激化了階級矛盾，到武帝統治末期，國庫空虛，各地農民起義風起雲湧，漢武帝忙于鎮壓人民的反抗，不得不停止對匈奴的用兵。
尤其在征和三年（前90年）李廣利投降匈奴之後，漢武帝“悔遠征伐”（《漢書·西域傳》），對無限制地同匈奴的戰争感到得不償失，正在這時搜粟都尉桑弘羊等上書，請遣屯田卒在輪台以東屯田，他們提出：“故輪台以東捷枝、渠犁皆故國，地廣，
因匈奴根據地已遷至漠北，所以此次出擊也決定深入漠北。
衛青、霍去病率軍分别出定襄、代郡長驅進擊。
衛青一路穿過戈壁在沙漠中行進千餘裡，才與匈奴單于伊稚斜所率主力相遇，一場鏖戰就在茫茫大漠中展開，在暮色蒼茫中“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書·衛青霍去病傳》）。
衛青以武剛車（兵車的一種）自環為營，以五千兵同匈奴萬騎對陣，而以重兵埋伏于兩翼。
大戰一日，漢兵兩翼伏兵将匈奴團團圍住。
漢兵愈戰愈勇，“士馬尚強”（同上）。
匈奴力不能支，“單于自度戰不能與漢兵”（《漢書·匈奴傳》），遂與數百名親信衛士向西北突圍而逃。
衛青率兵追之二百餘裡，邊追邊戰，俘虜、斬首匈奴達一萬九千餘。
至顔山趙信城（今鄂爾渾河以南，系趙信所建）終未追到單于，而得到匈奴貯存在這裡的糧食。
漢軍在這裡留一日，食其積粟後，“悉燒其城餘粟以歸”（《漢書·衛青霍去病傳》），這次對匈奴的打擊是沉重的，以至匈奴部衆都以為單于伊稚斜已經被殺，其右谷蠡王竟自立為單于。
後來，伊稚斜逃回後，才複其故位。
另一路由霍去病率的軍隊也取得很大勝利。
大軍出代二千餘裡，在狼居胥山瀚海沙漠（今内蒙古自治區蘇尼特旗北）大敗匈奴左賢王，俘七萬餘人。
霍去病親自到狼居胥山和姑衍山封禅，祭告天地表示将此地收歸漢朝，然後班師回朝。
這次大戰雙方損失都不小，匈奴軍隊損失達八九萬；漢朝損傷軍隊也達一萬餘，馬匹十餘萬。
而由衛青指揮的前将軍李廣，因所率部隊迷路，未能參與戰鬥，得罪被迫自殺。
[158] 然而，此次戰役是漢武帝時期&mdash&mdash也是西漢時期對匈奴打擊最為沉重的一次，從此以後匈奴再不敢貿然進犯，向北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書·匈奴傳》）。
百餘年的匈奴為患，至此基本得到解決。
四 雙方暫時休戰（前116年至前101年） 沉寂的前線 自漢武帝元鼎元年（前116年）至太初四年（前101年）漢與匈奴基本上停止了大規模戰争，出現了暫時的平靜。
當然，所謂“沉寂”并非沒有一點戰鬥，隻是形勢稍有緩和而已。
這是因為雙方都需要休戰。
匈奴自遭到幾次打擊，特别經過元狩二年（前121年）和元狩四年（前119年）河西、漠北兩次戰役以後，從根本上改變了自秦以來同中原王朝的力量對比，其勢力範圍也不得不大幅度地向西、向北轉移。
據《漢書·匈奴傳》記載：西漢初，匈奴“諸左王将居東方，直上谷以東，接貉，朝鮮；右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而單于庭直代、雲中”。
這裡說左賢王轄地東界是貉、朝鮮，西界是“直上谷”即今張家口市以北的蒙古高原地區。
而經過河西、漠北戰役“匈奴遠遁，幕南無王庭”，“自是後（元封六年），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
此時其勢力範圍已西移至“雲中”即今呼和浩特市至包頭以北的蒙古高原地區。
而匈奴的王庭更在遙遠的北方，可見，匈奴已喪失大片地區，軍事實力遭到嚴重損失。
他們暫時已無力單獨進攻漢朝邊境，隻能一面恢複喘息；一面繼續壓迫、聯絡其統治下的西域各屬國，以便共同進擾漢王朝，所以，匈奴需要暫時的休戰。
在漢王朝這一面，也同樣需要休戰。
首先，因在幾次戰役中，消耗大量人力、物力，緻使國庫空虛，“大司農陳臧錢經用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漢書·食貨志》），不得不暫時收縮陣線。
而由于匈奴勢力向西轉移，漢王朝的軍事戰略部署也不能不随之将重心西移，而西線的戰略布置重要的内容即聯絡西域諸國，但聯絡西域諸國的前提必須開發中原通往西域的通道河西走廊：“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
”（《漢書·西域傳》）為“斷匈奴右臂”，必須做大量的準備工作，此刻漢王朝政府還要應付其他方面的戰事“又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漢書·衛青霍去病傳》）。
這樣，漢朝也需要把同匈奴的正面戰争暫時停止下來。
當然，這并不是說雙方完全停止了沖突，事實上，邊境上的零星戰鬥仍在不斷。
漢王朝還準備着繼續向匈奴進攻。
在這段戰争低沉時期，兩位抗擊匈奴的名将霍去病和衛青先後于元狩六年（前117年）和元封五年（前106年）去世。
史載：“漢方複收士馬，會骠騎将軍去病死，于是漢久不北擊胡”（《漢書·匈奴傳》），看來對伐匈奴也有影響。
開發河西的措施 為鞏固新取得的河西走廊，保衛通向西域的交通要道，以“斷匈奴右臂”，漢王朝在此期間大力開發河西。
其具體措施有以下幾項： 置郡。
收複河西後，漢王朝先後在這裡置酒泉、張掖、敦煌、武威四郡。
[159]置郡後，河西地區同内地一樣，在統一的郡縣制行政系統下正式納入漢王朝統治版圖，這就進一步加強了中國的統治，從而促進了各族勞動人民經濟、文化的交流，對生産進步，文化發展和增進各民族團結都具有深遠影響。
漢代烽燧遺址（甘肅安西西部） 徙民。
置郡以後，漢王朝有計劃地向這裡進行移民：據《漢書·食貨志》載：元狩年間“山東被水災，民多饑乏&hellip&hellip乃徙貧民于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資治通鑒》元鼎六年（前111年）中記載：“乃于渾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發徙民以充實之。
”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武都氐族起事，被鎮壓後，也“分徙酒泉郡”（《漢書·武帝紀》），還有一些罪犯“武帝時遭刑，屯田敦煌界”（《漢書·武帝紀》元鼎四年師古注）。
以後還不斷有貧民、刑徒等被遷徙到這裡。
不斷向河西移民的結果，使這裡戶口數迅速上升，改變了人煙稀少的狀況。
至西漢末年河西四郡的人口已達二十八萬多人（見《漢書·地理志》），有人估計連同戍卒則達“五十萬人”（劉光華《漢武帝對河西的開發及其意義》，見《蘭州大學學報》1980年第2期）。
這無疑對發展生産和鞏固邊防都有重要作用。
屯墾。
開發河西的另一項重要措施是進行屯墾。
建郡、移民以後在當地墾田生産，這是十分自然的事。
河西地區自然條件良好，土地肥沃、水草豐美，本就宜于農牧生産。
移民後，漢政府又給徙民和田卒提供必需的農具，并注意開發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史記·河渠書》）。
河西的屯墾在武帝晚年取得成績最大，将在下章詳叙。
由于上述諸項措施，河西的防務工程建設也大規模地興建起來，“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裡，乘塞列燧”，“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漢書·趙充國傳》《史記·大宛列傳》）。
防禦體系的建設和完善，對保障中原與西域的交通，有直接作用。
“和親”的試探 在此期間，匈奴有意回避漢軍，無意進行戰争。
如元鼎六年（前111年）漢遣浮沮将軍公孫賀及匈河将軍趙破奴分别率兵出九原和令居擊匈奴，結果“皆二千餘裡，不見虜而還”（《漢書·武帝紀》）。
顯然是匈奴不願交戰。
相反，他們不斷向漢王朝作“和親”的試探。
約在元狩末年，伊稚斜單于“遣使好辭請和親”。
這是趙信出的主意，其目的無非是恢複武帝之前漢與匈奴的不平等關系。
這當然是行不通的。
因此，漢朝廷大臣雖有認為可以恢複“和親”的人，但占上風的意見則是丞相長史任敞所提的“匈奴新困，宜使為外臣，朝請于邊”（《漢書·匈奴傳》），即應臣服于漢王朝才能通好。
這一方案同樣也不為匈奴接受。
結果，談判破裂，使于匈奴的任敞亦被扣留。
元鼎三年（前114年）匈奴伊稚斜單于死，子烏維單于立。
漢、匈雙方仍在不斷進行通好的試探，但均因各自堅持原來的立場而無結果。
如烏維單于初立，武帝即親自巡狩邊郡，三年以後又巡邊至朔方，并率兵十八萬向匈奴示威，同時派使臣郭吉親見匈奴單于。
郭吉至匈奴雖“卑禮好言”，但口氣十分強硬，條件不能動搖，他對烏維單于說：“（今）南越王頭已縣于漢北阙下。
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将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于漢。
何但遠走，亡匿于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漢書·匈奴傳》）告訴匈奴：是歸服還是決戰由其選擇。
結果匈奴單于大怒，扣留郭吉“遷辱之北海上”（同上）。
但仍不擾掠漢邊境，并繼續不斷派使來漢請求和親。
後來，武帝又先後派王烏、楊信出使匈奴，提出令匈奴太子入質方可議和親，匈奴亦不肯。
雙方使者往還，也相互扣留使者“必得當乃止”（同上）。
總觀元鼎至元封十餘年間，匈奴不斷作和親的試探，漢朝也有意休戰。
但始終未能達到目的，其原因在于雙方的要求不同：匈奴企圖恢複與漢朝大戰以前的關系，這在形勢早已變化的當時自然是不可能的，而漢朝則以勝利者自居，要以匈奴為“外臣”，這在一貫以漢王朝為掠奪對象的匈奴來說，也是不能接受的。
因此，“和親”當然是不可能成功的。
和議破裂準備再戰 曠日持久的“和親”試探，終于因無共同基礎而破裂，至太初年間（前104年至前101年）雙方又開始準備開戰。
元封四年（前107年）武帝派王烏出使匈奴，烏維單于僞稱願親自入漢，“見天子，面結為兄弟”（《漢書·匈奴傳》）。
武帝表示歡迎，專為其在長安建邸。
但單于又以種種借口不來，而派匈奴“貴人”入漢。
不料這位“貴人”在長安患病而死。
漢朝派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绶，持厚币以隆重禮儀還送其喪。
但烏維單于仍懷疑“貴人”為漢害死，扣留路充國，此後既不提入漢事，亦不派太子來漢，并開始向漢邊境騷擾。
漢朝于是拜郭昌為拔胡将軍，與浞野侯趙破奴屯守朔方，準備出擊匈奴。
形勢開始緊張起來。
元封六年（前105）烏維單于死，子詹師廬立。
此後和議已陷中斷，漢王朝一面加強邊防力量，修建工事，如“（太初）三年&hellip&hellip遣光祿勳徐自為築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盧朐。
遊擊将軍韓說将兵屯之。
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漢書·武帝紀》）；另一方面，漢朝又加緊分化匈奴力量，因詹師廬初立，年幼，匈奴左大都尉有殺之降漢意，武帝即極力策動，築受降城迎接，太初二年（前103年）特派浞野侯趙破奴率二萬騎出朔方迎接。
不過，由于匈奴單于及時發覺，殺左大都尉，出兵擊趙破奴，結果破奴所率之軍全軍覆沒。
分化匈奴之計劃遂告破産。
次年詹師廬單于攻受降城，尚未至就死去。
此後，漢與匈奴的戰幕又拉開了。
五 戰局重開及漢軍失利（前100年至前87年） 武帝末年，自天漢（前100年至前97年）經太始（前96年至前93年）、征和（前92年至前89年）至後元（前88年至87年）年間，漢與匈奴重開戰局，但漢軍已不能保持前一時期的優勢，而不斷失利。
蘇武出使匈奴 公元前100年漢武帝派貳師将軍李廣利征大宛，取得很大勝利（見下節），武帝欲以李廣利得勝之師制服匈奴。
當時匈奴且鞮侯單于初立，假意對漢卑謙，聲稱“我兒子，安敢望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
”（《漢書·匈奴傳》）并将以前扣留而并降服的漢使放回。
武帝見匈奴表示和好，就派中郎将蘇武為使，以中郎将張勝和假使常惠為副出使匈奴，送回以前扣留的匈奴使臣，并持厚禮作答。
不料，蘇武等到匈奴後，單于态度十分傲慢，正巧在匈奴中又有人準備謀劫單于母阏支而降漢，事未成被單于發覺，連及副使張勝。
單于怒欲殺死蘇武等漢使，經匈奴貴人勸阻，決定召蘇武等投降。
蘇武為杜陵人蘇建之子，為人重氣節，堅不投降，自稱“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漢書·李廣蘇建傳》），決定自殺。
經搶救才得脫險。
匈奴以威脅利誘的方法勸蘇武投降，均遭到蘇武義正辭嚴的拒絕。
後來，單于将蘇武囚禁于曾裝米的空窖中，不供給飲食。
天降雨雪，蘇武就吃雪，吞旃毛充饑，竟數日不死，這種堅強意志和不屈精神，使匈奴大驚，就将蘇武遷至北海（今貝加爾湖一帶）無人處牧羊，并規定；要公羊産子才得歸。
這顯然是決意将蘇武無限期流放下去。
蘇武在北海曆盡艱辛，常掘野鼠穴覓食，但所持之漢節，從不離身，表示不辱使命之堅貞意志。
後來，丁零人又将蘇武所牧之牛羊盜走，使他更加困窘。
但任何困苦亦未動搖蘇武對漢朝的忠心。
在蘇武使匈奴的次年，漢将李陵投降匈奴，匈奴單于企圖利用李陵勸蘇武投降，蘇武向李陵曉以大義，結果李陵不僅未能使蘇武投降反而被蘇武的精神所感動。
蘇武在匈奴被扣19年，至昭帝時才得歸還，出使時尚是壯年的蘇武，回來時“須發盡白”（《漢書·李廣蘇建傳》）。
蘇武出使匈奴，堅貞不屈，在威脅利誘之下不辱使命，這種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氣節，在曆史上留下耀目的光輝。
是我們中華民族永遠應當繼承和發揚的愛國主義精神。
李廣利失敗和李陵投降 就在蘇武出使匈奴的次年，即天漢二年（前99年）五月，武帝又派貳師将軍李廣利率三萬騎出酒泉。
李廣利是武帝寵後李夫人之兄，曾率兵伐大宛（見下節）。
但此次出擊匈奴，結果被匈奴包圍，幾乎全軍覆沒，最後随百餘壯士突圍，才得生還，“漢兵物故什六七”（《漢書·匈奴傳》）。
盡管李廣利打了敗仗，歸來後仍受到漢武帝的安慰，并拜為中郎将。
接着，漢武帝又派因禛将軍公孫敖出西河，與強弩都尉路博德會涿邪山；共擊匈奴，無所得而還。
同時，武帝又派騎都尉李陵率五千步兵出居延。
李陵是名将李廣之孫，字少卿，“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漢書·李廣蘇建傳》）。
曾奉武帝命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裡，後在酒泉、張掖統五千精兵備匈奴。
當天漢二年武帝派李廣利出兵酒泉時，曾令李陵為李廣利負責後勤，運輸糧饷。
李陵請求自率一隊，武帝命強弩都尉路博德接應，但路博德不願為李陵作援兵。
最後李陵隻好自率五千步兵孤軍深入。
李陵軍出居延行三十餘日至浚稽山與單于兵相遇，匈奴兵三萬餘騎兵将李陵率之五千步兵圍住，但李陵布陣嚴密，千弩俱發，将匈奴兵擊退，并追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又召集八萬餘騎兵包圍李陵軍。
李陵率兵邊戰邊退，退至山谷中，殺匈奴首級數千餘，最後，五十萬矢皆盡，戰士用車輻、尺刀與匈奴拼搏，敗局無法挽回。
李陵原欲自殺，後來想到若能有幸脫圍，歸漢也好向武帝報告戰況。
于是令戰士尚能突圍者，準備糧和水，相約突圍至遮虜鄣會合。
夜半，李陵與壯士十餘人突圍，匈奴數千兵追擊，結果被匈奴生俘。
李陵被俘後覺得“無面目報陛下”（《漢書·李廣蘇建傳》），遂投降匈奴。
李陵的失敗固然有一定客觀原因，在其投降匈奴後也曾長期感到内疚和不安，痛恨自己失節，甚至伺機反正歸漢。
因此，當時為太史令的司馬遷曾上書為李陵辯解，認為李陵之投降“欲得其當而報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于天下”（《報任少卿書》）。
因而使武帝大怒，至将司馬遷處以宮刑。
司馬遷為李陵的辯解情辭懇切，是一篇名作。
但無論如何李陵之投降卻是不能原諒的，這同蘇武之堅持不屈服的氣節，成為鮮明的對照。
李陵在匈奴中曾與蘇武會面，其對蘇武的氣節敬佩也反映他本不甘心降敵，隻是由于漢武帝得到李陵投降的消息後将其老母及全家殺死，使李陵絕望，從而斷絕回歸之念。
[160]然叛變已成事實，無論其主觀意圖如何，均改變不了變節之罪名。
李廣利投降匈奴 李陵降匈奴後，武帝于天漢四年（前97年）派李廣利、路博德、韓說等率兵分别出朔方及五原，派公孫敖率兵出雁門。
李廣利與匈奴戰十餘日，其他各軍與匈奴接戰，均無所得而還。
此後五六年雙方無甚沖突。
這時，匈奴且鞮侯單于在公元前96年死去，狐鹿姑單于立，匈奴内部忙于繼位問題，暫時停止進攻。
漢王朝方面也因發生“巫蠱之禍”而無暇外顧。
征和二年（前91年）匈奴狐鹿姑單于多次向上谷、酒泉、五原進攻，殺死吏民甚衆。
次年（前90年）三月武帝派李廣利率七萬人出五原，派商丘成率二萬人出西河、派馬通率四萬騎出酒泉擊匈奴。
匈奴将部衆遠徙而北，商丘成追至邪徑，未遇匈奴。
還軍時遭到匈奴派來降将李陵率兵襲擊。
馬通軍亦一無所獲。
李廣利一軍在羊句山，遇到匈奴，大破之，乘勝追至範夫人城。
正當李廣利乘勝追擊之時，傳來李廣利的妻子被漢朝政府逮捕的消息。
原來李廣利出師之前，曾與丞相劉屈暗中約定，望劉屈 設法立李夫人之子昌邑王為太子，李夫人即李廣利之妹，而李廣利之女又是劉屈兒子之妻。
所以二人謀圖立李夫人之子昌邑王為太子。
不料，此事被内者令郭穰告發，丞相劉屈以大逆不道罪，在六月被斬于東市，而貳師将軍李廣利之妻子亦被捕入獄。
正在前線的李廣利聞此消息十分憂懼。
部屬中有人勸李廣利降匈奴，廣利動搖不定，又欲深入邀功，希冀以此救妻子。
于是深入追擊匈奴至郅居水上。
逢左賢王、左大将率二萬騎軍與漢軍大戰一日，李廣利部下又有人圖謀不軌，被發覺處死。
漢軍撤至速烏邪燕然山，此時漢軍已勞倦，單于親率五萬騎殺來，前後夾擊，漢軍大亂。
早已動搖的李廣利終于投降匈奴。
李廣利之為将，本因李夫人之寵，其伐大宛，擊匈奴均系武帝有意安排，使其立功得爵。
因而不惜授以精兵重權。
但李廣利貪欲無限，終因妻子被囚而動搖投敵，投敵後妻單于之女。
李陵、李廣利相繼投降匈奴，标志着漢王朝同匈奴的戰争處于失利時期，這個時期雖然漢王朝也不免有小勝，但總的趨勢乃是失敗。
因此，武帝末年，匈奴對漢朝的态度又傲慢起來，曾遣使緻書漢廷，聲稱：“南有大漢，北有強胡。
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以自煩。
”同時還要求“取漢女為妻，歲給我蘖酒萬石，稷米五千斛，雜缯萬匹”（《漢書·匈奴傳》）。
漢武帝雖未答應這一無理要求，但也可看出匈奴又漸漸兇橫起來。
不過，終武帝之世，雙方未發生大戰。
輪台“罪己诏”[161]由于對匈奴長期戰争，消耗了漢王朝大量的人力、物力，加重了人民的賦稅徭役負擔，結果激化了階級矛盾，到武帝統治末期，國庫空虛，各地農民起義風起雲湧，漢武帝忙于鎮壓人民的反抗，不得不停止對匈奴的用兵。
尤其在征和三年（前90年）李廣利投降匈奴之後，漢武帝“悔遠征伐”（《漢書·西域傳》），對無限制地同匈奴的戰争感到得不償失，正在這時搜粟都尉桑弘羊等上書，請遣屯田卒在輪台以東屯田，他們提出：“故輪台以東捷枝、渠犁皆故國，地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