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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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之遠。
正如一位外國學者所說的：“中國在許多世紀以來，一直是人類文明和科學的巨大中心之一。
”[（英）貝爾納（J.D.Bernal）《曆史上的科學·為中文譯本寫的序》，科學出版社1959年出版]秦漢就是這樣的時代。
（3）在對抗中進步。
文明的進步，是在對抗中實現的，這本是一條普遍的規律。
不過，在秦漢時這條規律表現得更加清楚。
所以也不妨作為特點之一，加以研讨。
所謂對抗，包括新與舊、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生産力和生産關系以及各民族間的矛盾、鬥争。
這些矛盾、鬥争在秦漢十分明顯地推動着文明的進步，如秦王朝之建立就是封建統一的新制度代替舊的諸侯割據，是新、舊制度鬥争的結果，秦漢時代建立的一系列政治、經濟制度，即是生産力和生産關系、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矛盾發展的産物。
秦漢王朝同匈奴、羌、西南夷的軍事、政治鬥争，不僅促進了民族融合，而且在客觀上加速了文明的傳播。
如《史記·大宛列傳》中記載的，大宛之所以學會鑿井技術，就是在同漢軍交戰中“新得秦人”而掌握的。
當然，對抗的最重要形式是階級鬥争，秦漢時代階級鬥争對文明發展的促進作用是巨大的，這個問題将在下面叙述。
總之，秦漢時代文明的發展已顯示出了上述特點。
而這些特點也是中國曆史上強大的封建王朝&mdash&mdash即所謂“盛世”所共有的。
因此，研究秦漢時代文明的發展，對認識此後中國文明發展的曆史具有重要作用。
階級鬥争的基本規律 在秦漢四百年間，曾發生過多次農民起義和農民戰争。
其中最重要的是秦末、西漢末和東漢末的三次大規模農民戰争。
秦漢時代的農民戰争是此後兩千多年封建社會千百次農民戰争的序幕和縮影。
以後的多次農民起義和農民戰争，雖然形式、規模不同，綱領、口号、戰略、策略逐漸向高級發展，但其基本規律已在秦漢農民戰争中顯示出來。
因此，研究秦漢時代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争，也具有普遍意義。
秦漢時代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争表現了哪些基本規律呢？ （1）地主階級的殘酷壓榨，造成千百萬人民起義。
無論是秦漢三次大規模農民戰争，還是其間的零星、分散的小規模起義，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地主階級及其封建政府對人民的過分殘酷壓榨，使得“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結果“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漢書·食貨志》）。
所謂“官逼民反”就是說地主階級及其政府是造成農民起義的根本原因。
（2）隻有全國性的起義，才能推翻統治政權。
秦漢時代農民起義雖然不下數十次，但能夠推翻當時統治政權的隻有秦末陳勝、吳廣、劉邦、項羽的起義和西漢末綠林、赤眉起義。
東漢末的黃巾起義也隻是加速了東漢的滅亡。
絕大多數農民起義都被封建統治者鎮壓下去而歸于失敗。
其原因主要是封建統治者的勢力相當強大，從秦代開始建立的統治機器相當嚴密，在“令民為什伍”（《史記·商君列傳》）的編制下，各地人民被牢牢地控制于封建政府統治之下，所以個别地區的小規模起義很難成功。
另一方面，由于“什伍”編制，使散漫的個體農民聯合起來，統一的政治和便利的交通，又為各地農民鬥争彼此呼應創造了條件。
因此，農民起義動辄萬人，甚至數十萬人參加，而隻有這樣大規模的全國性起義，才能動搖或推翻封建王朝。
（3）農民起義的結果，不能改變封建統治的性質，隻能成為改朝換代的工具。
除去被鎮壓而失敗的農民起義之外，就是取得勝利的農民戰争，如秦末和西漢末年的農民起義，最後舊王朝雖然被推翻，但結果還是不能改變封建制度，繼之而建立起的西漢、東漢王朝仍然是封建政權。
這是由于農民階級不代表新的生産力，不能建立與封建制不同的社會制度。
所以農民起義的領袖不是因失敗而犧牲，就是在勝利後成為新的封建統治者。
（4）盡管農民起義不能徹底改變封建制度，但農民起義對推動社會曆史發展有巨大作用。
每一次農民起義的結果都或多或少地打擊了封建統治階級，迫使統治者采取較為緩和的政策；或将統治秩序徹底打亂，從而調整了束縛生産力發展的生産關系，使社會生産得到恢複和發展。
西漢初年的“文景之治”和東漢初年的“光武中興”所出現的社會穩定和走向繁榮的局面，就是秦末和西漢末年農民起義的結果。
上述秦漢時期農民起義所表現出的基本規律，在以後數千年的封建社會中一再出現。
因此，它們也是中國封建社會農民起義和農民戰争的基本規律。
總之，秦漢時期在中國古代曆史長河中，占有重要地位，研究這個時期的曆史對了解整個封建社會的曆史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節 秦漢史基本史料介紹 與其他斷代史相較，秦漢史的基本史料有兩個特點：（1）文獻資料較少；（2）文物和新出土的考古資料較多。
因此，研究秦漢史不僅應注意傳統的文獻資料，而且不應忽略文物、考古資料。
一 文獻資料 這裡所說的文獻資料，是指曆代流傳下來有關秦漢史方面的古籍，至于近年來出土的帛書、簡牍中新發現的資料，則在文物、考古資料中加以介紹。
《史記》《漢書》《後漢書》這是中國古代“二十四史”中的前三部，也是研究秦漢史的最基本史料。
關于《史記》和《漢書》的作者、内容、成書經過及評價，在本書中專門留有篇幅介紹，這裡僅将《史記》《漢書》可供學習用的版本及《後漢書》情況簡介于後： 《史記》一百三十卷，西漢司馬遷撰。
目前國内最好的版本是1959年中華書局出版的标點本（全十冊）。
本書由顧颉剛先生等分段标點，由中華書局編輯部整理加工，為最适宜學習和研究秦漢史之較好版本。
查閱《史記》的工具書，主要有： 《史記及注釋綜合引得》，哈佛燕京學社編，1947年出版； 《史記索引》，香港中文大學崇基書院遠東學術研究所1963年出版； 《史記人名索引》，中華書局1977年出版。
《漢書》又稱《前漢書》，東漢班固撰，一百卷。
目前國内通行版本為1962年中華書局出版、由西北大學曆史系分段标點的《漢書》（平裝本全十二冊）。
查閱《漢書》的工具書主要有： 《漢書及補注綜合引得》，哈佛燕京學社編輯，1966年台灣出版； 《漢書索引》，黃福銮編，香港中文大學崇基書院遠東學術研究所1966年出版； 《漢書人名索引》，魏連科編，中華書局1979年出版。
《後漢書》，南朝宋範晔（398&mdash445）撰。
共九十卷，包括《紀》十卷，《傳》八十卷。
今書中又有《志》二十卷，為西晉司馬彪撰。
南朝梁劉昭為《後漢書》作注時，以範書無《志》，乃取司馬彪《續漢書》之《志》以補之。
北宋真宗乾興元年（1022年）合刊為一書。
目前國内通行本為中華書局1965年出版的校點本《後漢書》（全十二冊）。
本書為紀傳體斷代史，記事起于東漢光武帝劉秀，終于獻帝劉協，首尾近二百年，包括整個東漢一代的曆史。
有關《後漢書》的工具書有： 《後漢書及注釋綜合引得》，哈佛燕京學社編，1966年台北出版； 《後漢書語彙集成》（共三冊），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編，1960年出版； 《後漢書人名索引》，李裕民編，中華書局1979年出版。
《漢紀》《後漢紀》《楚漢春秋》這是三部編年體史書。
《漢紀》，又名《前漢紀》，共三十卷，東漢荀悅（148&mdash209）撰，為記載西漢史實的編年體史書。
《漢紀》主要内容是以《漢書》中紀為主體，将各傳、志、表中的材料按時代先後加以剪裁删略，編排在帝紀之内，其文字僅為《漢書》的四分之一，有關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民族關系等重要史迹，均已述及，簡明扼要，便于查閱，可視為初讀《漢書》的入門書。
通行版本有《四部叢刊初編》本及《四部備要》本、《叢書集成初編》本。
《後漢紀》，共三十卷，東晉袁宏（328&mdash376）撰。
體例仿《漢紀》，内容為記述東漢一代史迹的編年體史書。
不過，《後漢紀》所用功力較《漢紀》為大，其資料不僅取材《後漢書》，而且依據許多今已佚失之重要史書，如《漢靈獻起居注》等等。
在史料和觀點方面，均有《後漢書》無法代替之處，可與《後漢書》相互補充和參證，一向為曆代學者所重視。
曆來多将《漢紀》及《後漢紀》二書合刊，稱為《兩漢紀》。
目前國内已經出版了校點本。
《楚漢春秋》，西漢陸賈撰。
原本為九卷，但該書後世佚散，今本為《史記》及其他逸文之輯錄，僅存一卷。
内容為叙述秦末劉邦和項羽進行戰争之事迹，作者陸賈原是楚人，為劉邦開國功臣之一，所記楚漢相争史實當為第一手之可靠資料。
《史記》的相應部分即以本書作為原始資料加以征引。
有些記載不見于《史記》《漢書》，僅從目前所見之輯本中即有多處，如有關劉邦、項羽與樊哙、蕭何之間關系之記述，《史記》、《漢書》便多有未記者。
《楚漢春秋》輯本主要有： 清洪頤煊輯《楚漢春秋》一卷，收入《問經堂從書》； 清黃奭輯《楚漢春秋》一卷，收入《漢學堂叢書》； 清茆泮林輯《楚漢春秋》一卷，該書最後附有《疑義》，作了題解和考證。
收入《十種古逸書》《後知不足齋叢書》《槐廬叢書》《龍溪精舍叢書》等叢書内。
《七家後漢書》《西京雜記》《東觀漢記》這是幾部已散佚的古書輯本。
《七家後漢書》是清代人汪文台輯的七部《後漢書》佚本。
其中包括：吳謝承《後漢書》八卷（原書一百三十卷），吳薛瑩《後漢書》一卷（原書六十五卷），吳華峤《後漢書》二卷（原書九十七卷），晉司馬彪《續漢書》五卷（原書八十三卷），晉謝沈《後漢書》一卷（原書一百二十二卷），晉袁山松《後漢書》二卷（原書九十五卷），佚名氏《後漢書》一卷等，共七家《後漢書》的佚文。
此書資料與《後漢書》相參照，頗有價值。
此外，清人姚之骃還輯有謝承《後漢書》，孫志祖增訂《謝氏後漢書補逸》五卷，黃奭輯錄有薛瑩《後漢書》一卷、華峤《後漢書注》一卷、謝沈《後漢書》一卷、袁山松《後漢書》一卷，均收入《漢學堂叢書》。
還有清人王谟輯《袁山松郡國志》一卷。
上述諸散佚之《後漢書》輯本，可與範晔之《後漢書》相參照，供研究東漢史用。
《西京雜記》，六卷，署名劉歆作。
但自宋以來就有人對此書作者提出懷疑，故曆來被視為“僞書”。
晉葛洪輯佚文二卷，宋以後又增輯為六卷。
據近人洪業研究、考證：此書當為葛洪僞托劉歆之名所作。
[5]雖然如此，因本書中記載西漢時代首都長安的宮室、苑囿、輿服制度，尤其是未央宮、昆明池、上林苑等情況頗詳，故有一定參考價值。
《四部叢刊》和《漢魏叢書》收錄此書。
《東觀漢記》，這是一部東漢官修的本朝國史。
唐中葉以後逐漸散佚。
至南宋時僅存八卷，後經人輯錄，今有武英殿聚珍版本，系從明《永樂大典》中輯出，增為二十四卷。
這雖為原書中的很小一部分，但其中保存了《後漢書》中所缺載的資料，所以仍有一定史料價值。
近人從《文選》李善注中輯出《東觀漢記拾遺》，從《後漢書》李賢注中輯出《東觀漢記》，均收入《輯佚叢書》。
此外，《四部備要》《叢書集成初編》《國學基本叢書》中均收有《東觀漢記》輯本。
《風俗通義》《三輔黃圖》這是兩部研究漢代社會風俗、禮儀和長安附近地理、形勢的重要史書。
《風俗通義》，原三十卷，今僅存十卷，作者應劭。
書中内容比較豐富，主要記載漢代社會生活和風俗禮儀，也有關于樂器、地理、山林河薮和祀神活動的記述，以及零星的曆史事件、人物、鬼怪神異的資料。
後世研究、輯佚、校訂《風俗通義》的著作甚多。
現代人吳樹平撰《風俗通義校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為最佳版本。
《三輔黃圖》，六卷，著者不詳。
或認為六朝人撰寫，又有人認為今本《三輔黃圖》為“中唐以後人所作”（見陳直《三輔黃圖校證》序言，陝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從内容上判斷，此書可能始作于漢代，自魏晉至隋唐不斷補充而成。
其中記載三輔地區，即西漢首都長安附近之地理沿革、治所、宮城、苑囿、風俗等共三十六項，雖比較簡單，但其中引用之書籍有許多已為今日所不見，故為研究秦漢史之重要資料。
近人陳直之《三輔黃圖校證》為最新校本。
《三輔決錄》《三輔舊事》《三輔故事》這三部書也早已佚散，現僅有輯本。
《三輔決錄》，漢趙岐撰，晉摯虞注。
三輔地區為漢代貴族官僚聚居之地。
趙岐評論有關官僚、貴族，以其人已死，褒貶可定論，故稱為“決錄”。
清張澍有輯佚文二卷，收入《二酉堂叢書》。
《三輔舊事》，清張澍據《三輔黃圖》《太平禦覽》《北堂書鈔》《長安志》等輯出。
書中保存了秦漢時代長安及其附近地區的宮殿、橋梁建築和長安城内的情況以及一些掌故的資料。
《三輔故事》，清張澍輯，書中保存了西漢時長安及其附近地區宮殿、樓台、池苑等資料。
以上二書均收入《二酉堂叢書》。
這三部佚書雖僅保存有零星史料，但不妨作為閱讀有關史籍時的參考。
《漢官七種》《秦會要訂補》《西漢會要》《東漢會要》這是幾部研究秦漢制度方面的資料書。
《漢官七種》，清孫星衍輯，為研究漢代官制方面的史料，均為已散佚之古籍。
其中有：漢王通《漢禮器制度》一卷；漢阙名《漢官》一卷；漢王隆著、胡廣注《漢官解诂》一卷；漢衛宏《漢舊儀》二卷，補遺二卷；漢應劭《漢官儀》二卷；漢蔡質《漢官典職儀式選用》一卷；吳丁孚《漢儀》一卷。
以上諸書中《漢舊儀》記載西漢一代官職制度，兼述其他雜事。
其餘諸書均為專門記載兩漢官制及禮器制度。
這七種書早已散佚，經孫星衍輯佚成《漢官七種》，雖皆非原書全貌，但仍不失為研究兩漢官制及其他方面制度之重要資料。
《平津館叢書》《漢學堂叢書》《知服齋叢書》《叢書集成初編》均收有《漢官七種》。
巴黎大學漢學研究所編、1962年出版之《漢官七種通考》，為索引式的工具書。
《會要》也屬于研究典章制度的工具書。
《秦會要訂補》共二十六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近人徐複著；《西漢會要》七十卷，宋徐天麟著；《東漢會要》四十卷，宋徐天麟著。
有關秦漢世系、禮、樂、服輿、學校、曆數、職官、選舉、民政、經濟、兵、刑、方域、民族等方面的制度及史迹均可在這三本《會要》内查索。
中華書局1955年出版之精裝标點本《秦會要訂補》《西漢會要》《東漢會要》為最通行之版本。
有關思想史方面的著作《春秋繁露》，漢董仲舒撰，今本十七卷，八十二篇。
清人有許多校注本。
中法漢學研究所編《春秋繁露通檢》（1944年出版）為查檢本書之工具書。
《白虎通義》，四卷，又稱《白虎通德論》，由班固編撰。
哈佛燕
正如一位外國學者所說的：“中國在許多世紀以來，一直是人類文明和科學的巨大中心之一。
”[（英）貝爾納（J.D.Bernal）《曆史上的科學·為中文譯本寫的序》，科學出版社1959年出版]秦漢就是這樣的時代。
（3）在對抗中進步。
文明的進步，是在對抗中實現的，這本是一條普遍的規律。
不過，在秦漢時這條規律表現得更加清楚。
所以也不妨作為特點之一，加以研讨。
所謂對抗，包括新與舊、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生産力和生産關系以及各民族間的矛盾、鬥争。
這些矛盾、鬥争在秦漢十分明顯地推動着文明的進步，如秦王朝之建立就是封建統一的新制度代替舊的諸侯割據，是新、舊制度鬥争的結果，秦漢時代建立的一系列政治、經濟制度，即是生産力和生産關系、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矛盾發展的産物。
秦漢王朝同匈奴、羌、西南夷的軍事、政治鬥争，不僅促進了民族融合，而且在客觀上加速了文明的傳播。
如《史記·大宛列傳》中記載的，大宛之所以學會鑿井技術，就是在同漢軍交戰中“新得秦人”而掌握的。
當然，對抗的最重要形式是階級鬥争，秦漢時代階級鬥争對文明發展的促進作用是巨大的，這個問題将在下面叙述。
總之，秦漢時代文明的發展已顯示出了上述特點。
而這些特點也是中國曆史上強大的封建王朝&mdash&mdash即所謂“盛世”所共有的。
因此，研究秦漢時代文明的發展，對認識此後中國文明發展的曆史具有重要作用。
階級鬥争的基本規律 在秦漢四百年間，曾發生過多次農民起義和農民戰争。
其中最重要的是秦末、西漢末和東漢末的三次大規模農民戰争。
秦漢時代的農民戰争是此後兩千多年封建社會千百次農民戰争的序幕和縮影。
以後的多次農民起義和農民戰争，雖然形式、規模不同，綱領、口号、戰略、策略逐漸向高級發展，但其基本規律已在秦漢農民戰争中顯示出來。
因此，研究秦漢時代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争，也具有普遍意義。
秦漢時代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争表現了哪些基本規律呢？ （1）地主階級的殘酷壓榨，造成千百萬人民起義。
無論是秦漢三次大規模農民戰争，還是其間的零星、分散的小規模起義，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地主階級及其封建政府對人民的過分殘酷壓榨，使得“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結果“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漢書·食貨志》）。
所謂“官逼民反”就是說地主階級及其政府是造成農民起義的根本原因。
（2）隻有全國性的起義，才能推翻統治政權。
秦漢時代農民起義雖然不下數十次，但能夠推翻當時統治政權的隻有秦末陳勝、吳廣、劉邦、項羽的起義和西漢末綠林、赤眉起義。
東漢末的黃巾起義也隻是加速了東漢的滅亡。
絕大多數農民起義都被封建統治者鎮壓下去而歸于失敗。
其原因主要是封建統治者的勢力相當強大，從秦代開始建立的統治機器相當嚴密，在“令民為什伍”（《史記·商君列傳》）的編制下，各地人民被牢牢地控制于封建政府統治之下，所以個别地區的小規模起義很難成功。
另一方面，由于“什伍”編制，使散漫的個體農民聯合起來，統一的政治和便利的交通，又為各地農民鬥争彼此呼應創造了條件。
因此，農民起義動辄萬人，甚至數十萬人參加，而隻有這樣大規模的全國性起義，才能動搖或推翻封建王朝。
（3）農民起義的結果，不能改變封建統治的性質，隻能成為改朝換代的工具。
除去被鎮壓而失敗的農民起義之外，就是取得勝利的農民戰争，如秦末和西漢末年的農民起義，最後舊王朝雖然被推翻，但結果還是不能改變封建制度，繼之而建立起的西漢、東漢王朝仍然是封建政權。
這是由于農民階級不代表新的生産力，不能建立與封建制不同的社會制度。
所以農民起義的領袖不是因失敗而犧牲，就是在勝利後成為新的封建統治者。
（4）盡管農民起義不能徹底改變封建制度，但農民起義對推動社會曆史發展有巨大作用。
每一次農民起義的結果都或多或少地打擊了封建統治階級，迫使統治者采取較為緩和的政策；或将統治秩序徹底打亂，從而調整了束縛生産力發展的生産關系，使社會生産得到恢複和發展。
西漢初年的“文景之治”和東漢初年的“光武中興”所出現的社會穩定和走向繁榮的局面，就是秦末和西漢末年農民起義的結果。
上述秦漢時期農民起義所表現出的基本規律，在以後數千年的封建社會中一再出現。
因此，它們也是中國封建社會農民起義和農民戰争的基本規律。
總之，秦漢時期在中國古代曆史長河中，占有重要地位，研究這個時期的曆史對了解整個封建社會的曆史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節 秦漢史基本史料介紹 與其他斷代史相較，秦漢史的基本史料有兩個特點：（1）文獻資料較少；（2）文物和新出土的考古資料較多。
因此，研究秦漢史不僅應注意傳統的文獻資料，而且不應忽略文物、考古資料。
一 文獻資料 這裡所說的文獻資料，是指曆代流傳下來有關秦漢史方面的古籍，至于近年來出土的帛書、簡牍中新發現的資料，則在文物、考古資料中加以介紹。
《史記》《漢書》《後漢書》這是中國古代“二十四史”中的前三部，也是研究秦漢史的最基本史料。
關于《史記》和《漢書》的作者、内容、成書經過及評價，在本書中專門留有篇幅介紹，這裡僅将《史記》《漢書》可供學習用的版本及《後漢書》情況簡介于後： 《史記》一百三十卷，西漢司馬遷撰。
目前國内最好的版本是1959年中華書局出版的标點本（全十冊）。
本書由顧颉剛先生等分段标點，由中華書局編輯部整理加工，為最适宜學習和研究秦漢史之較好版本。
查閱《史記》的工具書，主要有： 《史記及注釋綜合引得》，哈佛燕京學社編，1947年出版； 《史記索引》，香港中文大學崇基書院遠東學術研究所1963年出版； 《史記人名索引》，中華書局1977年出版。
《漢書》又稱《前漢書》，東漢班固撰，一百卷。
目前國内通行版本為1962年中華書局出版、由西北大學曆史系分段标點的《漢書》（平裝本全十二冊）。
查閱《漢書》的工具書主要有： 《漢書及補注綜合引得》，哈佛燕京學社編輯，1966年台灣出版； 《漢書索引》，黃福銮編，香港中文大學崇基書院遠東學術研究所1966年出版； 《漢書人名索引》，魏連科編，中華書局1979年出版。
《後漢書》，南朝宋範晔（398&mdash445）撰。
共九十卷，包括《紀》十卷，《傳》八十卷。
今書中又有《志》二十卷，為西晉司馬彪撰。
南朝梁劉昭為《後漢書》作注時，以範書無《志》，乃取司馬彪《續漢書》之《志》以補之。
北宋真宗乾興元年（1022年）合刊為一書。
目前國内通行本為中華書局1965年出版的校點本《後漢書》（全十二冊）。
本書為紀傳體斷代史，記事起于東漢光武帝劉秀，終于獻帝劉協，首尾近二百年，包括整個東漢一代的曆史。
有關《後漢書》的工具書有： 《後漢書及注釋綜合引得》，哈佛燕京學社編，1966年台北出版； 《後漢書語彙集成》（共三冊），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編，1960年出版； 《後漢書人名索引》，李裕民編，中華書局1979年出版。
《漢紀》《後漢紀》《楚漢春秋》這是三部編年體史書。
《漢紀》，又名《前漢紀》，共三十卷，東漢荀悅（148&mdash209）撰，為記載西漢史實的編年體史書。
《漢紀》主要内容是以《漢書》中紀為主體，将各傳、志、表中的材料按時代先後加以剪裁删略，編排在帝紀之内，其文字僅為《漢書》的四分之一，有關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民族關系等重要史迹，均已述及，簡明扼要，便于查閱，可視為初讀《漢書》的入門書。
通行版本有《四部叢刊初編》本及《四部備要》本、《叢書集成初編》本。
《後漢紀》，共三十卷，東晉袁宏（328&mdash376）撰。
體例仿《漢紀》，内容為記述東漢一代史迹的編年體史書。
不過，《後漢紀》所用功力較《漢紀》為大，其資料不僅取材《後漢書》，而且依據許多今已佚失之重要史書，如《漢靈獻起居注》等等。
在史料和觀點方面，均有《後漢書》無法代替之處，可與《後漢書》相互補充和參證，一向為曆代學者所重視。
曆來多将《漢紀》及《後漢紀》二書合刊，稱為《兩漢紀》。
目前國内已經出版了校點本。
《楚漢春秋》，西漢陸賈撰。
原本為九卷，但該書後世佚散，今本為《史記》及其他逸文之輯錄，僅存一卷。
内容為叙述秦末劉邦和項羽進行戰争之事迹，作者陸賈原是楚人，為劉邦開國功臣之一，所記楚漢相争史實當為第一手之可靠資料。
《史記》的相應部分即以本書作為原始資料加以征引。
有些記載不見于《史記》《漢書》，僅從目前所見之輯本中即有多處，如有關劉邦、項羽與樊哙、蕭何之間關系之記述，《史記》、《漢書》便多有未記者。
《楚漢春秋》輯本主要有： 清洪頤煊輯《楚漢春秋》一卷，收入《問經堂從書》； 清黃奭輯《楚漢春秋》一卷，收入《漢學堂叢書》； 清茆泮林輯《楚漢春秋》一卷，該書最後附有《疑義》，作了題解和考證。
收入《十種古逸書》《後知不足齋叢書》《槐廬叢書》《龍溪精舍叢書》等叢書内。
《七家後漢書》《西京雜記》《東觀漢記》這是幾部已散佚的古書輯本。
《七家後漢書》是清代人汪文台輯的七部《後漢書》佚本。
其中包括：吳謝承《後漢書》八卷（原書一百三十卷），吳薛瑩《後漢書》一卷（原書六十五卷），吳華峤《後漢書》二卷（原書九十七卷），晉司馬彪《續漢書》五卷（原書八十三卷），晉謝沈《後漢書》一卷（原書一百二十二卷），晉袁山松《後漢書》二卷（原書九十五卷），佚名氏《後漢書》一卷等，共七家《後漢書》的佚文。
此書資料與《後漢書》相參照，頗有價值。
此外，清人姚之骃還輯有謝承《後漢書》，孫志祖增訂《謝氏後漢書補逸》五卷，黃奭輯錄有薛瑩《後漢書》一卷、華峤《後漢書注》一卷、謝沈《後漢書》一卷、袁山松《後漢書》一卷，均收入《漢學堂叢書》。
還有清人王谟輯《袁山松郡國志》一卷。
上述諸散佚之《後漢書》輯本，可與範晔之《後漢書》相參照，供研究東漢史用。
《西京雜記》，六卷，署名劉歆作。
但自宋以來就有人對此書作者提出懷疑，故曆來被視為“僞書”。
晉葛洪輯佚文二卷，宋以後又增輯為六卷。
據近人洪業研究、考證：此書當為葛洪僞托劉歆之名所作。
[5]雖然如此，因本書中記載西漢時代首都長安的宮室、苑囿、輿服制度，尤其是未央宮、昆明池、上林苑等情況頗詳，故有一定參考價值。
《四部叢刊》和《漢魏叢書》收錄此書。
《東觀漢記》，這是一部東漢官修的本朝國史。
唐中葉以後逐漸散佚。
至南宋時僅存八卷，後經人輯錄，今有武英殿聚珍版本，系從明《永樂大典》中輯出，增為二十四卷。
這雖為原書中的很小一部分，但其中保存了《後漢書》中所缺載的資料，所以仍有一定史料價值。
近人從《文選》李善注中輯出《東觀漢記拾遺》，從《後漢書》李賢注中輯出《東觀漢記》，均收入《輯佚叢書》。
此外，《四部備要》《叢書集成初編》《國學基本叢書》中均收有《東觀漢記》輯本。
《風俗通義》《三輔黃圖》這是兩部研究漢代社會風俗、禮儀和長安附近地理、形勢的重要史書。
《風俗通義》，原三十卷，今僅存十卷，作者應劭。
書中内容比較豐富，主要記載漢代社會生活和風俗禮儀，也有關于樂器、地理、山林河薮和祀神活動的記述，以及零星的曆史事件、人物、鬼怪神異的資料。
後世研究、輯佚、校訂《風俗通義》的著作甚多。
現代人吳樹平撰《風俗通義校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為最佳版本。
《三輔黃圖》，六卷，著者不詳。
或認為六朝人撰寫，又有人認為今本《三輔黃圖》為“中唐以後人所作”（見陳直《三輔黃圖校證》序言，陝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從内容上判斷，此書可能始作于漢代，自魏晉至隋唐不斷補充而成。
其中記載三輔地區，即西漢首都長安附近之地理沿革、治所、宮城、苑囿、風俗等共三十六項，雖比較簡單，但其中引用之書籍有許多已為今日所不見，故為研究秦漢史之重要資料。
近人陳直之《三輔黃圖校證》為最新校本。
《三輔決錄》《三輔舊事》《三輔故事》這三部書也早已佚散，現僅有輯本。
《三輔決錄》，漢趙岐撰，晉摯虞注。
三輔地區為漢代貴族官僚聚居之地。
趙岐評論有關官僚、貴族，以其人已死，褒貶可定論，故稱為“決錄”。
清張澍有輯佚文二卷，收入《二酉堂叢書》。
《三輔舊事》，清張澍據《三輔黃圖》《太平禦覽》《北堂書鈔》《長安志》等輯出。
書中保存了秦漢時代長安及其附近地區的宮殿、橋梁建築和長安城内的情況以及一些掌故的資料。
《三輔故事》，清張澍輯，書中保存了西漢時長安及其附近地區宮殿、樓台、池苑等資料。
以上二書均收入《二酉堂叢書》。
這三部佚書雖僅保存有零星史料，但不妨作為閱讀有關史籍時的參考。
《漢官七種》《秦會要訂補》《西漢會要》《東漢會要》這是幾部研究秦漢制度方面的資料書。
《漢官七種》，清孫星衍輯，為研究漢代官制方面的史料，均為已散佚之古籍。
其中有：漢王通《漢禮器制度》一卷；漢阙名《漢官》一卷；漢王隆著、胡廣注《漢官解诂》一卷；漢衛宏《漢舊儀》二卷，補遺二卷；漢應劭《漢官儀》二卷；漢蔡質《漢官典職儀式選用》一卷；吳丁孚《漢儀》一卷。
以上諸書中《漢舊儀》記載西漢一代官職制度，兼述其他雜事。
其餘諸書均為專門記載兩漢官制及禮器制度。
這七種書早已散佚，經孫星衍輯佚成《漢官七種》，雖皆非原書全貌，但仍不失為研究兩漢官制及其他方面制度之重要資料。
《平津館叢書》《漢學堂叢書》《知服齋叢書》《叢書集成初編》均收有《漢官七種》。
巴黎大學漢學研究所編、1962年出版之《漢官七種通考》，為索引式的工具書。
《會要》也屬于研究典章制度的工具書。
《秦會要訂補》共二十六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近人徐複著；《西漢會要》七十卷，宋徐天麟著；《東漢會要》四十卷，宋徐天麟著。
有關秦漢世系、禮、樂、服輿、學校、曆數、職官、選舉、民政、經濟、兵、刑、方域、民族等方面的制度及史迹均可在這三本《會要》内查索。
中華書局1955年出版之精裝标點本《秦會要訂補》《西漢會要》《東漢會要》為最通行之版本。
有關思想史方面的著作《春秋繁露》，漢董仲舒撰，今本十七卷，八十二篇。
清人有許多校注本。
中法漢學研究所編《春秋繁露通檢》（1944年出版）為查檢本書之工具書。
《白虎通義》，四卷，又稱《白虎通德論》，由班固編撰。
哈佛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