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北京大學和學生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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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演說中，有如下一段： &hellip&hellip故諸君當以學問為莫大的任務。
西洋文化先進國家到今日之地位，系累世文化積聚而成，非旦夕可幾。
千百年來，經多少學問家累世不斷的勞苦工作而始成今日之文化。
故救國之要道，在從事增進文化之基礎工作，而以自己的學問功夫為立腳點，此豈搖旗呐喊之運動所可幾？當法國之圍困德國時，有德國學者費希德在圍城中之大學講演，而作緻國民書曰：“增進德國之文化，以救德國。
”國人行之，遂樹普魯士敗法之基礎。
故救國當謀文化之增進，而負此增進文化之責者，惟有青年學生。
&hellip&hellip 暴風雨過去以後，烏雲漸散，霁日重現，蔡先生也于9月間重回北大複職視事。
北大再度改組，基礎益臻健全。
新設總務處，由總務長處理校中庶務。
原有處室也有所調整，使成為一個系統化的有機體，教務長負責教務。
校中最高立法機構是評議會，會員由教授互選；教務長、總務長，以及各院院長為當然會員。
評議會有權制訂各項規程，授予學位，并維持學生風紀。
各行政委員會則負責行政工作。
北大于是走上教授治校的道路。
學術自由、教授治校，以及無畏地追求真理，成為治校的準則。
學生自治會受到鼓勵，以實現民主精神。
此後七年中，雖然政治上狂風暴雨疊起，北大卻在有勇氣、有遠見的人士主持下，引滿帆篷，安穩前進。
圖書館的藏書大量增加，實驗設備也大見改善。
國際知名學者如杜威和羅素，相繼應邀來校擔任客座教授。
這兩位西方的哲學家，對中國的文化運動各有貢獻。
杜威引導中國青年，根據個人和社會的需要，來研究教育和社會問題。
毋庸諱言地，以這樣的方式來考慮問題，自然要引起許多其他的問題。
在當時變化比較遲鈍的中國實際社會中自然會産生許多糾紛。
國民黨的一位領袖胡漢民先生有一次對我說，各校風潮疊起，就是受了杜威學說的影響。
此可以代表一部分人士，對于杜威影響的估計。
他的學說使學生對社會問題發生興趣也是事實。
這種情緒對後來的反軍閥運動卻有很大的貢獻。
羅素則使青年人開始對社會進化的原理發生興趣。
研究這些進化的原理的結果，使青年人同時反對宗教和帝國主義。
傳教士和英國使館都不歡迎羅素。
他住在一個中國旅館裡，拒絕接見他本國使館的官員。
我曾經聽到一位英國使館的官員表示，他們很後悔讓羅素先生來華訪問。
羅素教授曾在北京染患嚴重的肺炎，醫生們一度認為已經無可救藥。
他病愈後，我聽到一位女傳教士說：“他好了麼？那是很可惜的。
”我轉告羅素先生，他聽了哈哈大笑。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國的思想界，自由風氣非常濃厚，無論是研究社會問題或社會原理，總使慣于思索的人們難于安枕，使感情奔放的人們趨向行動。
戰後歐洲的西洋思想就是在這種氣氛下介紹進來的。
各式各樣的“主義”都在中國活躍一時。
大體而論，知識分子大都循着西方民主途徑前進，但是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受到1917年俄國革命的鼓勵而向往馬克思主義。
《新青年》的主編陳獨秀辭去北大文學院院長的職務，成為中國共産運動的領袖。
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運動也促使知識分子普遍同情俄國革命。
第三國際于1923年派越飛到北京與中國知識分子接觸。
某晚，北京撷英飯店有一次歡迎越飛的宴會。
蔡校長于席中緻歡迎詞說：“俄國革命已經予中國的革命運動極大的鼓勵。
” 俄國曾經一再宣布，準備把北滿的中東鐵路歸還中國，并且希望中國能夠順利掃除軍閥，驅除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
蘇俄對中國的這番好意，受到所有知識分子以及一般老百姓的歡迎。
這種表面上友好表示的後果之一，就是為蘇俄式的共産主義在中國鋪了一條路。
在這同時，許多留學歐美大學的傑出科學家也紛紛回國領導學生，從事科學研究。
教員與學生都出了許多刊物。
音樂協會、藝術協會、體育協會、圖書館協會紛紛成立，多如雨後春筍。
教授李守常（大钊）并領導組織了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當時北京報紙附欄，稱這研究會為“馬神廟某大學之牛克斯研究會”，不過作為嘲笑之對象而已。
“馬神廟”者，北京大學所在地也。
此時北大已經敞開大門招收女生。
北大是中國教育史上第一所給男女學生同等待遇的高等學府。
教員和學生在學術自由和自由研究的空氣裡，工作得非常和諧而愉快。
北大所發生的影響非常深遠。
北京古都靜水中所投下的每一塊知識之石，餘波都會到達
當時的演說中，有如下一段： &hellip&hellip故諸君當以學問為莫大的任務。
西洋文化先進國家到今日之地位，系累世文化積聚而成，非旦夕可幾。
千百年來，經多少學問家累世不斷的勞苦工作而始成今日之文化。
故救國之要道，在從事增進文化之基礎工作，而以自己的學問功夫為立腳點，此豈搖旗呐喊之運動所可幾？當法國之圍困德國時，有德國學者費希德在圍城中之大學講演，而作緻國民書曰：“增進德國之文化，以救德國。
”國人行之，遂樹普魯士敗法之基礎。
故救國當謀文化之增進，而負此增進文化之責者，惟有青年學生。
&hellip&hellip 暴風雨過去以後，烏雲漸散，霁日重現，蔡先生也于9月間重回北大複職視事。
北大再度改組，基礎益臻健全。
新設總務處，由總務長處理校中庶務。
原有處室也有所調整，使成為一個系統化的有機體，教務長負責教務。
校中最高立法機構是評議會，會員由教授互選；教務長、總務長，以及各院院長為當然會員。
評議會有權制訂各項規程，授予學位，并維持學生風紀。
各行政委員會則負責行政工作。
北大于是走上教授治校的道路。
學術自由、教授治校，以及無畏地追求真理，成為治校的準則。
學生自治會受到鼓勵，以實現民主精神。
此後七年中，雖然政治上狂風暴雨疊起，北大卻在有勇氣、有遠見的人士主持下，引滿帆篷，安穩前進。
圖書館的藏書大量增加，實驗設備也大見改善。
國際知名學者如杜威和羅素，相繼應邀來校擔任客座教授。
這兩位西方的哲學家，對中國的文化運動各有貢獻。
杜威引導中國青年，根據個人和社會的需要，來研究教育和社會問題。
毋庸諱言地，以這樣的方式來考慮問題，自然要引起許多其他的問題。
在當時變化比較遲鈍的中國實際社會中自然會産生許多糾紛。
國民黨的一位領袖胡漢民先生有一次對我說，各校風潮疊起，就是受了杜威學說的影響。
此可以代表一部分人士，對于杜威影響的估計。
他的學說使學生對社會問題發生興趣也是事實。
這種情緒對後來的反軍閥運動卻有很大的貢獻。
羅素則使青年人開始對社會進化的原理發生興趣。
研究這些進化的原理的結果，使青年人同時反對宗教和帝國主義。
傳教士和英國使館都不歡迎羅素。
他住在一個中國旅館裡，拒絕接見他本國使館的官員。
我曾經聽到一位英國使館的官員表示，他們很後悔讓羅素先生來華訪問。
羅素教授曾在北京染患嚴重的肺炎，醫生們一度認為已經無可救藥。
他病愈後，我聽到一位女傳教士說：“他好了麼？那是很可惜的。
”我轉告羅素先生，他聽了哈哈大笑。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國的思想界，自由風氣非常濃厚，無論是研究社會問題或社會原理，總使慣于思索的人們難于安枕，使感情奔放的人們趨向行動。
戰後歐洲的西洋思想就是在這種氣氛下介紹進來的。
各式各樣的“主義”都在中國活躍一時。
大體而論，知識分子大都循着西方民主途徑前進，但是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受到1917年俄國革命的鼓勵而向往馬克思主義。
《新青年》的主編陳獨秀辭去北大文學院院長的職務，成為中國共産運動的領袖。
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運動也促使知識分子普遍同情俄國革命。
第三國際于1923年派越飛到北京與中國知識分子接觸。
某晚，北京撷英飯店有一次歡迎越飛的宴會。
蔡校長于席中緻歡迎詞說：“俄國革命已經予中國的革命運動極大的鼓勵。
” 俄國曾經一再宣布，準備把北滿的中東鐵路歸還中國，并且希望中國能夠順利掃除軍閥，驅除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
蘇俄對中國的這番好意，受到所有知識分子以及一般老百姓的歡迎。
這種表面上友好表示的後果之一，就是為蘇俄式的共産主義在中國鋪了一條路。
在這同時，許多留學歐美大學的傑出科學家也紛紛回國領導學生，從事科學研究。
教員與學生都出了許多刊物。
音樂協會、藝術協會、體育協會、圖書館協會紛紛成立，多如雨後春筍。
教授李守常（大钊）并領導組織了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當時北京報紙附欄，稱這研究會為“馬神廟某大學之牛克斯研究會”，不過作為嘲笑之對象而已。
“馬神廟”者，北京大學所在地也。
此時北大已經敞開大門招收女生。
北大是中國教育史上第一所給男女學生同等待遇的高等學府。
教員和學生在學術自由和自由研究的空氣裡，工作得非常和諧而愉快。
北大所發生的影響非常深遠。
北京古都靜水中所投下的每一塊知識之石，餘波都會到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