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北京大學和學生運動
關燈
小
中
大
南方建有堅強根據地的國民黨黨員中，同情蔡先生的人尤其多。
但是中國的和外國的保守人士卻一直指責北京大學鼓吹“三無主義”&mdash&mdash無宗教、無政府、無家庭&mdash&mdash與蘇格拉底被古希臘人指責戕害青年心靈的情形如出一轍。
争辯不足以消除這些毫無根據的猜疑，隻有曆史才能證明它們的虛妄。
曆史不是已經證明了蘇格拉底的清白無罪嗎？ 我已經提到蔡先生提倡美學以替代宗教，提倡自由研究以追求真理。
北大文學院院長陳仲甫（獨秀）則提倡賽先生和德先生，認為那是使中國現代化的兩種武器。
自由研究導緻思想自由；科學破壞了舊信仰，民主則确立了民權的主張。
同時，哲學教授胡适之（适）那時正在進行文學革命，主張以白話文代替文言作表情達意的工具。
白話比較接近中國的口語，因此比較易學，易懂。
它是表達思想的比較良好也比較容易的工具。
在過去知識原是士大夫階級的專利品，推行白話的目的就是普及知識。
白話運動推行的結果，全國各地産生了無數的青年作家。
幾年之後，教育部并下令全國中小學校一律采用白話為教學工具。
北大是北京知識沙漠上的綠洲。
知識革命的種子在這塊小小的綠洲上很快地就發育滋長。
三年之中，知識革命的風氣已經遍布整個北京大學。
這裡讓我們追述一些往事。
一個運動的發生，絕不是偶然的，必有其前因與後果。
在知識活動的蓬勃氣氛下，一種思想上和道德上的不安迅即在學生中發展開來。
我曾經談過學生如何因細故而鬧學潮的情形，那主要是受了18世紀以自由、平等、博愛為口号的法國政治思想的影響，同時青年們認為中國的遲遲沒有進步，并且因而招緻外國侵略應由清廷負其咎，因此掀起學潮表示反抗。
第一次學潮于1902年發生于上海南洋公學，即所謂罷學風潮。
我在前篇已經講過。
幾年之後，這種學生反抗運動終至變質而流為對付學校廚子的“飯廳風潮”。
最後學校當局想出“請君入甕”的辦法，把夥食交由學生自己辦理。
不過零星的風潮仍舊持續了十五六年之久。
有一次“飯廳風潮”甚至導緻慘劇。
杭州的一所中學，學生與廚子發生糾紛，廚子憤而在飯裡下了毒藥，結果十多位學生中毒而死。
我在慘案發生後去過這所中學，發現許多學生正在卧床呻吟，另有十多具棺木停放在操場上，等待死者家屬前來認領葬殓。
表現于學潮的反抗情緒固然漸成過去，反抗力量卻轉移到革命思想上的發展，而且在學校之外獲得廣大的支持，終至發展為政治革命而于1911年推翻滿清。
第二度的學生反抗運動突然在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發。
此即所謂“五四運動”。
事情經過是這樣的：消息從巴黎和會傳到中國，說歐戰中的戰勝國已經決定把山東半島上的青島送給日本。
青島原是由中國租借給德國的海港，歐戰期間，日本從德國手中奪取青島。
中國已經對德宣戰，戰後這塊租地自然毫無疑問地應該歸還中國。
消息傳來，舉國騷然。
北京學生在一群北大學生領導下舉行示威，反對簽訂凡爾賽和約。
三千學生舉行群衆大會，并在街頭遊行示威，反對接受喪權辱國的條件，高喊“還我青島！”“抵制日貨！”“打倒賣國賊！”寫着同樣标語的旗幟滿街飄揚。
當時的北京政府仍舊在軍人的掌握之下，僅有民主政體和議會政治的外表，在廣州的中山先生的國民黨以及其餘各地的擁護者，雖然努力設法維護辛亥革命所艱辛締造的民主政制，卻未著實效。
北京政府的要員中有三位敢犯衆怒的親日分子。
他們的政治立場是盡人皆知的。
這三位親日分子&mdash&mdash交通總長曹汝霖，駐日公使陸宗輿，和另一位要員章宗樣&mdash&mdash結果就成為學生憤恨的對象，群衆蜂擁到曹宅，因為傳說那裡正在舉行秘密會議。
學生破門而入，滿屋子搜索這三位“賣國賊”。
曹汝霖和陸宗輿從後門溜走了；章宗祥則被群衆抓到打傷。
學生們以為已經把他打死了，于是一哄而散，離去前把所有的東西砸得稀爛，并且在屋子裡放了一把火。
這時武裝警察和憲兵已經趕到，把屋子圍得水洩不通。
他們逮捕了近60位學生帶往司令部，其餘的1000多名學生跟在後面不肯散，各人自承應對這次事件負責，要求入獄。
結果全體被關到北京大學第三院（法學院），外面由憲警嚴密駐守。
有關這次遊行示威的消息，遭到嚴密的檢查與封鎖。
但是有幾個學生終于蒙過政府的耳目，透過天津租界的一個外國機構發出一通
但是中國的和外國的保守人士卻一直指責北京大學鼓吹“三無主義”&mdash&mdash無宗教、無政府、無家庭&mdash&mdash與蘇格拉底被古希臘人指責戕害青年心靈的情形如出一轍。
争辯不足以消除這些毫無根據的猜疑，隻有曆史才能證明它們的虛妄。
曆史不是已經證明了蘇格拉底的清白無罪嗎？ 我已經提到蔡先生提倡美學以替代宗教，提倡自由研究以追求真理。
北大文學院院長陳仲甫（獨秀）則提倡賽先生和德先生，認為那是使中國現代化的兩種武器。
自由研究導緻思想自由；科學破壞了舊信仰，民主則确立了民權的主張。
同時，哲學教授胡适之（适）那時正在進行文學革命，主張以白話文代替文言作表情達意的工具。
白話比較接近中國的口語，因此比較易學，易懂。
它是表達思想的比較良好也比較容易的工具。
在過去知識原是士大夫階級的專利品，推行白話的目的就是普及知識。
白話運動推行的結果，全國各地産生了無數的青年作家。
幾年之後，教育部并下令全國中小學校一律采用白話為教學工具。
北大是北京知識沙漠上的綠洲。
知識革命的種子在這塊小小的綠洲上很快地就發育滋長。
三年之中，知識革命的風氣已經遍布整個北京大學。
這裡讓我們追述一些往事。
一個運動的發生，絕不是偶然的，必有其前因與後果。
在知識活動的蓬勃氣氛下，一種思想上和道德上的不安迅即在學生中發展開來。
我曾經談過學生如何因細故而鬧學潮的情形，那主要是受了18世紀以自由、平等、博愛為口号的法國政治思想的影響，同時青年們認為中國的遲遲沒有進步，并且因而招緻外國侵略應由清廷負其咎，因此掀起學潮表示反抗。
第一次學潮于1902年發生于上海南洋公學，即所謂罷學風潮。
我在前篇已經講過。
幾年之後，這種學生反抗運動終至變質而流為對付學校廚子的“飯廳風潮”。
最後學校當局想出“請君入甕”的辦法，把夥食交由學生自己辦理。
不過零星的風潮仍舊持續了十五六年之久。
有一次“飯廳風潮”甚至導緻慘劇。
杭州的一所中學，學生與廚子發生糾紛，廚子憤而在飯裡下了毒藥，結果十多位學生中毒而死。
我在慘案發生後去過這所中學，發現許多學生正在卧床呻吟，另有十多具棺木停放在操場上，等待死者家屬前來認領葬殓。
表現于學潮的反抗情緒固然漸成過去，反抗力量卻轉移到革命思想上的發展，而且在學校之外獲得廣大的支持，終至發展為政治革命而于1911年推翻滿清。
第二度的學生反抗運動突然在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發。
此即所謂“五四運動”。
事情經過是這樣的：消息從巴黎和會傳到中國，說歐戰中的戰勝國已經決定把山東半島上的青島送給日本。
青島原是由中國租借給德國的海港，歐戰期間，日本從德國手中奪取青島。
中國已經對德宣戰，戰後這塊租地自然毫無疑問地應該歸還中國。
消息傳來，舉國騷然。
北京學生在一群北大學生領導下舉行示威，反對簽訂凡爾賽和約。
三千學生舉行群衆大會，并在街頭遊行示威，反對接受喪權辱國的條件，高喊“還我青島！”“抵制日貨！”“打倒賣國賊！”寫着同樣标語的旗幟滿街飄揚。
當時的北京政府仍舊在軍人的掌握之下，僅有民主政體和議會政治的外表，在廣州的中山先生的國民黨以及其餘各地的擁護者，雖然努力設法維護辛亥革命所艱辛締造的民主政制，卻未著實效。
北京政府的要員中有三位敢犯衆怒的親日分子。
他們的政治立場是盡人皆知的。
這三位親日分子&mdash&mdash交通總長曹汝霖，駐日公使陸宗輿，和另一位要員章宗樣&mdash&mdash結果就成為學生憤恨的對象，群衆蜂擁到曹宅，因為傳說那裡正在舉行秘密會議。
學生破門而入，滿屋子搜索這三位“賣國賊”。
曹汝霖和陸宗輿從後門溜走了；章宗祥則被群衆抓到打傷。
學生們以為已經把他打死了，于是一哄而散，離去前把所有的東西砸得稀爛，并且在屋子裡放了一把火。
這時武裝警察和憲兵已經趕到，把屋子圍得水洩不通。
他們逮捕了近60位學生帶往司令部，其餘的1000多名學生跟在後面不肯散，各人自承應對這次事件負責，要求入獄。
結果全體被關到北京大學第三院（法學院），外面由憲警嚴密駐守。
有關這次遊行示威的消息，遭到嚴密的檢查與封鎖。
但是有幾個學生終于蒙過政府的耳目，透過天津租界的一個外國機構發出一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