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北京大學和學生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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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丢一塊石子在一池止水的中央，一圈又一圈的微波就會從中蕩漾開來，而且愈漾愈遠，愈漾愈大。
北京曾為五朝京城，曆時1000餘年，因此成為保守勢力的中心，慈禧太後就在這裡的龍座上統治着全中國。
光緒皇帝在1898年變法維新，結果有如昙花一現，所留下的唯一痕迹隻是國立北京大學，當時稱為“京師大學堂”或直呼為“大學堂”，維新運動短暫的潮水已經消退而成為曆史陳迹，隻留下一些貝殼，星散在這恬靜的古都裡，供人憑吊。
但是在北京大學裡，卻結集着好些蘊蓄珍珠的活貝；由于命運之神的擺布，北京大學終于在短短30年曆史之内對中國文化與思想提供了重大的貢獻。
在靜水中投下知識革命之石的是蔡孑民（元培）先生。
蔡先生在1916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他是中國文化所孕育出來的著名學者，但是充滿了西洋學人的精神，尤其是古希臘文化的自由研究精神。
他的“為學問而學問”的信仰，植根于對古希臘文化的透徹了解，這種信仰與中國“學以緻用”的思想适成強烈的對照。
蔡先生對學問的看法，基本上是與中山先生的看法一緻的，不過孫先生的見解來自自然科學，蔡先生的見解則導源于希臘哲學。
這位著名的學者認為美的欣賞比宗教信仰更重要。
這是希臘文化交融的一個耐人尋味的實例。
蔡先生的思想中融合着中國學者對自然的傳統愛好和希臘人對美的敏感，結果産生對西洋雕塑和中國雕刻的愛好；他喜愛中國的山水畫，也喜愛西洋油畫；對中西建築和中西音樂都一樣喜歡。
他對宗教的看法基本上是中國人的傳統見解，認為宗教不過是道德的一部分。
他希望以愛美的習慣來提高青年的道德觀念。
這也就是古語所謂“移風易俗莫大于樂”的傳統信念。
高尚的道德基于七情調和，要做到七情調和則必須透過藝術和音樂或與音樂有密切關系的詩歌。
蔡先生崇信自然科學。
他不但相信科學可以産生發明、機器，以及其他實益，他并且相信科學可以培養有系統的思想和研究的心理習慣，有了系統的思想和研究，才有定理定則的發現，定理定則則是一切真知灼見的基礎。
蔡先生年輕時鋒芒很露。
他在紹興中西學堂當校長時，有一天晚上參加一個宴會，酒過三巡之後，他推杯而起，高聲批評康有為、梁啟超維新運動的不徹底，因為他們主張保存滿清皇室來領導維新。
說到激烈時，他高舉右臂大喊道：“我蔡元培可不這樣。
除非你推翻滿清，否則任何改革都不可能！” 蔡先生在早年寫過許多才華橫溢，見解精辟的文章，與當時四平八穩，言之無物的科舉八股适成強烈的對照。
有一位浙江省老舉人曾經告訴我，蔡元培寫過一篇怪文，一開頭就引用《禮記》裡的“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句。
繳卷時間到時，他就把這篇文章繳給考官。
蔡先生就在這場鄉試裡中了舉人。
後來他又考取進士，當時他不過30歲左右。
以後就成為翰林。
蔡先生晚年表現了中國文人的一切優點，同時虛懷若谷，樂于接受西洋觀念。
他那從眼鏡上面望出來的兩隻眼睛，機警而沉着；他的語調雖然平闆，但是從容、清晰、流利而懇摯。
他從來不疾言厲色對人，但是在氣憤時，他的話也會變得非常快捷、嚴厲、扼要&mdash&mdash像法官宣判一樣的簡單明了，也像絨布下面冒出來的匕首那樣的尖銳。
他的身材矮小，但是行動沉穩。
他讀書時，伸出纖細的手指迅速地翻着書頁，似乎是一目十行地讀，而且有過目不忘之稱。
他對自然和藝術的愛好使他的心境平靜，思想崇高，趣味雅潔，态度懇切而平和，生活樸素而謙抑。
他虛懷若谷，對于任何意見、批評，或建議都欣然接納。
當時的總統黎元洪選派了這位傑出的學者出任北京大學校長。
北大在蔡校長主持之下，開始一連串的重大改革。
自古以來，中國的知識領域一直是由文學獨霸的，現在，北京大學卻使科學與文學分庭抗禮了。
曆史、哲學，和“四書五經”也要根據現代的科學方法來研究。
為學問而學問的精神蓬勃一時。
保守派、維新派和激進派都同樣有機會争一日之短長。
背後拖着長辮，心裡眷戀帝制的老先生與思想激進的新人物并坐讨論，同席笑谑。
教室裡，座談會上，社交場合裡，到處讨論着知識、文化、家庭、社會關系和政治制度等等問題。
這情形很像中國先秦時代，或者古希臘蘇格拉底和亞裡士多德時代的重演。
蔡先生就是中國的老哲人蘇格拉底，同時，如果不是全國到處有同情他的人，蔡先生也很可能遭遇蘇格拉底同樣的命運。
在
北京曾為五朝京城，曆時1000餘年，因此成為保守勢力的中心，慈禧太後就在這裡的龍座上統治着全中國。
光緒皇帝在1898年變法維新，結果有如昙花一現，所留下的唯一痕迹隻是國立北京大學，當時稱為“京師大學堂”或直呼為“大學堂”，維新運動短暫的潮水已經消退而成為曆史陳迹，隻留下一些貝殼，星散在這恬靜的古都裡，供人憑吊。
但是在北京大學裡，卻結集着好些蘊蓄珍珠的活貝；由于命運之神的擺布，北京大學終于在短短30年曆史之内對中國文化與思想提供了重大的貢獻。
在靜水中投下知識革命之石的是蔡孑民（元培）先生。
蔡先生在1916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他是中國文化所孕育出來的著名學者，但是充滿了西洋學人的精神，尤其是古希臘文化的自由研究精神。
他的“為學問而學問”的信仰，植根于對古希臘文化的透徹了解，這種信仰與中國“學以緻用”的思想适成強烈的對照。
蔡先生對學問的看法，基本上是與中山先生的看法一緻的，不過孫先生的見解來自自然科學，蔡先生的見解則導源于希臘哲學。
這位著名的學者認為美的欣賞比宗教信仰更重要。
這是希臘文化交融的一個耐人尋味的實例。
蔡先生的思想中融合着中國學者對自然的傳統愛好和希臘人對美的敏感，結果産生對西洋雕塑和中國雕刻的愛好；他喜愛中國的山水畫，也喜愛西洋油畫；對中西建築和中西音樂都一樣喜歡。
他對宗教的看法基本上是中國人的傳統見解，認為宗教不過是道德的一部分。
他希望以愛美的習慣來提高青年的道德觀念。
這也就是古語所謂“移風易俗莫大于樂”的傳統信念。
高尚的道德基于七情調和，要做到七情調和則必須透過藝術和音樂或與音樂有密切關系的詩歌。
蔡先生崇信自然科學。
他不但相信科學可以産生發明、機器，以及其他實益，他并且相信科學可以培養有系統的思想和研究的心理習慣，有了系統的思想和研究，才有定理定則的發現，定理定則則是一切真知灼見的基礎。
蔡先生年輕時鋒芒很露。
他在紹興中西學堂當校長時，有一天晚上參加一個宴會，酒過三巡之後，他推杯而起，高聲批評康有為、梁啟超維新運動的不徹底，因為他們主張保存滿清皇室來領導維新。
說到激烈時，他高舉右臂大喊道：“我蔡元培可不這樣。
除非你推翻滿清，否則任何改革都不可能！” 蔡先生在早年寫過許多才華橫溢，見解精辟的文章，與當時四平八穩，言之無物的科舉八股适成強烈的對照。
有一位浙江省老舉人曾經告訴我，蔡元培寫過一篇怪文，一開頭就引用《禮記》裡的“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句。
繳卷時間到時，他就把這篇文章繳給考官。
蔡先生就在這場鄉試裡中了舉人。
後來他又考取進士，當時他不過30歲左右。
以後就成為翰林。
蔡先生晚年表現了中國文人的一切優點，同時虛懷若谷，樂于接受西洋觀念。
他那從眼鏡上面望出來的兩隻眼睛，機警而沉着；他的語調雖然平闆，但是從容、清晰、流利而懇摯。
他從來不疾言厲色對人，但是在氣憤時，他的話也會變得非常快捷、嚴厲、扼要&mdash&mdash像法官宣判一樣的簡單明了，也像絨布下面冒出來的匕首那樣的尖銳。
他的身材矮小，但是行動沉穩。
他讀書時，伸出纖細的手指迅速地翻着書頁，似乎是一目十行地讀，而且有過目不忘之稱。
他對自然和藝術的愛好使他的心境平靜，思想崇高，趣味雅潔，态度懇切而平和，生活樸素而謙抑。
他虛懷若谷，對于任何意見、批評，或建議都欣然接納。
當時的總統黎元洪選派了這位傑出的學者出任北京大學校長。
北大在蔡校長主持之下，開始一連串的重大改革。
自古以來，中國的知識領域一直是由文學獨霸的，現在，北京大學卻使科學與文學分庭抗禮了。
曆史、哲學，和“四書五經”也要根據現代的科學方法來研究。
為學問而學問的精神蓬勃一時。
保守派、維新派和激進派都同樣有機會争一日之短長。
背後拖着長辮，心裡眷戀帝制的老先生與思想激進的新人物并坐讨論，同席笑谑。
教室裡，座談會上，社交場合裡，到處讨論着知識、文化、家庭、社會關系和政治制度等等問題。
這情形很像中國先秦時代，或者古希臘蘇格拉底和亞裡士多德時代的重演。
蔡先生就是中國的老哲人蘇格拉底，同時，如果不是全國到處有同情他的人，蔡先生也很可能遭遇蘇格拉底同樣的命運。
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