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負笈西行
關燈
小
中
大
我拿出一部分錢，買了衣帽雜物和一張往舊金山的頭等船票，其餘的錢就以兩塊墨西哥鷹洋對一元美金的比例兌取美鈔。
上船前，找了一家理發店剪去辮子。
理發匠舉起利剪，抓住我的辮子時，我簡直有上斷頭台的感覺，全身汗毛直豎。
咔嚓兩聲，辮子剪斷了，我的腦袋也像是随着剪聲落了地。
理發匠用紙把辮子包好還給我。
上船後，我把這包辮子丢入大海，讓它随波逐浪而去。
我拿到醫生證明書和護照之後，到上海的美國總領事館請求簽證，按照移民條例第六節規定，申請以學生身份赴美。
簽證後買好船票，搭乘美國郵船公司的輪船往舊金山。
那時是1908年8月底。
同船有十來位中國同學。
郵船啟碇，慢慢駛離祖國海岸，我的早年生活也就此告一段落。
在上船前，我曾經練了好幾個星期的秋千，所以在24天的航程中，一直沒有暈船。
這隻郵船比我前一年赴神戶時所搭的那艘日本輪船遠為寬大豪華。
船上最使我驚奇的事是跳舞。
我生長在男女授受不親的社會裡，初次看到男女相偎相依，婆娑起舞的情形，覺得非常不順眼。
旁觀了幾次之後，我才慢慢開始欣賞跳舞的優美。
船到舊金山，一位港口醫生上船來檢查健康，對中國學生的眼睛檢查得特别仔細，惟恐有人患沙眼。
我上岸時第一個印象是移民局官員和警察所反映的國家權力。
美國這個共和政體的國家，她的人民似乎比君主專制的中國人民更少個人自由，這簡直弄得我莫名其妙。
我們在中國時，天高皇帝遠，一向很少感受國家權力的拘束。
我們在舊金山逗留了幾個鐘頭，還到唐人街轉了一趟。
我和另一位也預備進加州大學的同學，由加大中國同學會主席領路到了蔔技利（Berkeley）。
晚飯在夏德克路的天光餐館吃，每人付二角五分錢，吃的有湯、紅燒牛肉、一塊蘋果餅和一杯咖啡。
我租了班克洛夫路的柯爾太太的一間房子。
柯爾太太已有相當年紀，但是很健談，對中國學生很關切。
她吩咐我出門以前必定要關燈；洗東西以後必定要關好自來水龍頭；花生殼決不能丢到抽水馬桶裡；銀錢決不能随便丢在桌子上；出門時不必鎖門；如果我願意鎖門，就把鑰匙留下藏在地毯下面。
她說：“如果你需要什麼，你隻管告訴我就是了。
我很了解客居異國的心情。
你就拿我的家當自己的家好了，不必客氣。
”随後她向我道了晚安才走。
到蔔技利時，加大秋季班已經開學，因此我隻好等到春季再說。
我請了加大的一位女同學給我補習英文，學費每小時五毛錢。
這段時間内，我把全部精力花在英文上。
每天早晨必讀舊金山紀事報，另外還訂了一份《展望》（TheOutlook）周刊，作為精讀的資料。
《韋氏大學字典》一直不離手，碰到稍有疑問的字就打開字典來查，四個月下來，居然字彙大增，讀報紙雜志也不覺得吃力了。
初到美國時，就英文而論，我簡直是半盲、半聾、半啞。
如果我希望能在學校裡跟得上功課，這些障礙必須先行克服。
頭一重障礙，經過四個月的不斷努力，總算大緻克服了，完全克服它也不過是時間問題而已。
第二重障礙要靠多聽人家談話和教授講課才能慢慢克服。
教授講課還算比較容易懂，因為教授們的演講，思想有系統，語調比較慢，發音也清晰。
普通談話的範圍比較廣泛，而且包括一連串互不銜接而且五花八門的觀念，要抓住談話的線索頗不容易。
到劇院去聽話劇對白，其難易則介于演講與談話之間。
最困難的是克服開不得口的難關。
主要的原因是我在中國時一開始就走錯了路。
錯誤的習慣已經根深蒂固，必須花很長的時間才能矯正過來。
其次是我根本不懂語音學的方法，單憑模仿，不一定能得到準确的發音。
因為口中發出的聲音與耳朵聽到的聲音之間，以及耳朵與口舌之間，究竟還有很大的差别。
耳朵不一定能夠抓住正确的音調，口舌也不一定能夠遵照耳朵的指示發出正确的聲音。
此外，加利福尼亞這個地方對中國人并不太親熱，難得使人不生身處異地、萬事小心的感覺。
我更特别敏感，不敢貿然與美國人厮混，别人想接近我時，我也很怕羞。
許多可貴的社會關系都因此斷絕了。
語言隻有多與人接觸才能進步，我既然這樣固步自封，這方面的進步自然慢之又慢。
後來我進了加大，這種口語上的缺陷，嚴重地影響了我在課内課外參加讨論的機會。
有人問我問題時，我常常是臉一紅，頭一低，不知如何回答。
教授們總算特别客氣，從來不勉強我回答任何問題。
也許他們了解我處境的窘困，也許是他們知道我是外國人，所以特别加以原諒。
無論如何，他們知道，我雖然噤若寒蟬，對功課仍舊很用心，因為我的考試成績多半列在乙等以上。
日月如梭，不久聖誕節就到了。
聖誕前夕，我獨自在一家餐館裡吃晚餐，
上船前，找了一家理發店剪去辮子。
理發匠舉起利剪，抓住我的辮子時，我簡直有上斷頭台的感覺，全身汗毛直豎。
咔嚓兩聲，辮子剪斷了，我的腦袋也像是随着剪聲落了地。
理發匠用紙把辮子包好還給我。
上船後，我把這包辮子丢入大海，讓它随波逐浪而去。
我拿到醫生證明書和護照之後，到上海的美國總領事館請求簽證，按照移民條例第六節規定，申請以學生身份赴美。
簽證後買好船票，搭乘美國郵船公司的輪船往舊金山。
那時是1908年8月底。
同船有十來位中國同學。
郵船啟碇，慢慢駛離祖國海岸，我的早年生活也就此告一段落。
在上船前，我曾經練了好幾個星期的秋千，所以在24天的航程中，一直沒有暈船。
這隻郵船比我前一年赴神戶時所搭的那艘日本輪船遠為寬大豪華。
船上最使我驚奇的事是跳舞。
我生長在男女授受不親的社會裡，初次看到男女相偎相依，婆娑起舞的情形，覺得非常不順眼。
旁觀了幾次之後，我才慢慢開始欣賞跳舞的優美。
船到舊金山，一位港口醫生上船來檢查健康，對中國學生的眼睛檢查得特别仔細，惟恐有人患沙眼。
我上岸時第一個印象是移民局官員和警察所反映的國家權力。
美國這個共和政體的國家，她的人民似乎比君主專制的中國人民更少個人自由，這簡直弄得我莫名其妙。
我們在中國時，天高皇帝遠，一向很少感受國家權力的拘束。
我們在舊金山逗留了幾個鐘頭，還到唐人街轉了一趟。
我和另一位也預備進加州大學的同學，由加大中國同學會主席領路到了蔔技利（Berkeley）。
晚飯在夏德克路的天光餐館吃，每人付二角五分錢，吃的有湯、紅燒牛肉、一塊蘋果餅和一杯咖啡。
我租了班克洛夫路的柯爾太太的一間房子。
柯爾太太已有相當年紀，但是很健談，對中國學生很關切。
她吩咐我出門以前必定要關燈；洗東西以後必定要關好自來水龍頭；花生殼決不能丢到抽水馬桶裡；銀錢決不能随便丢在桌子上；出門時不必鎖門；如果我願意鎖門，就把鑰匙留下藏在地毯下面。
她說：“如果你需要什麼，你隻管告訴我就是了。
我很了解客居異國的心情。
你就拿我的家當自己的家好了，不必客氣。
”随後她向我道了晚安才走。
到蔔技利時，加大秋季班已經開學，因此我隻好等到春季再說。
我請了加大的一位女同學給我補習英文，學費每小時五毛錢。
這段時間内，我把全部精力花在英文上。
每天早晨必讀舊金山紀事報，另外還訂了一份《展望》（TheOutlook）周刊，作為精讀的資料。
《韋氏大學字典》一直不離手，碰到稍有疑問的字就打開字典來查，四個月下來，居然字彙大增，讀報紙雜志也不覺得吃力了。
初到美國時，就英文而論，我簡直是半盲、半聾、半啞。
如果我希望能在學校裡跟得上功課，這些障礙必須先行克服。
頭一重障礙，經過四個月的不斷努力，總算大緻克服了，完全克服它也不過是時間問題而已。
第二重障礙要靠多聽人家談話和教授講課才能慢慢克服。
教授講課還算比較容易懂，因為教授們的演講，思想有系統，語調比較慢，發音也清晰。
普通談話的範圍比較廣泛，而且包括一連串互不銜接而且五花八門的觀念，要抓住談話的線索頗不容易。
到劇院去聽話劇對白，其難易則介于演講與談話之間。
最困難的是克服開不得口的難關。
主要的原因是我在中國時一開始就走錯了路。
錯誤的習慣已經根深蒂固，必須花很長的時間才能矯正過來。
其次是我根本不懂語音學的方法，單憑模仿，不一定能得到準确的發音。
因為口中發出的聲音與耳朵聽到的聲音之間，以及耳朵與口舌之間，究竟還有很大的差别。
耳朵不一定能夠抓住正确的音調，口舌也不一定能夠遵照耳朵的指示發出正确的聲音。
此外，加利福尼亞這個地方對中國人并不太親熱，難得使人不生身處異地、萬事小心的感覺。
我更特别敏感，不敢貿然與美國人厮混，别人想接近我時，我也很怕羞。
許多可貴的社會關系都因此斷絕了。
語言隻有多與人接觸才能進步，我既然這樣固步自封，這方面的進步自然慢之又慢。
後來我進了加大，這種口語上的缺陷，嚴重地影響了我在課内課外參加讨論的機會。
有人問我問題時，我常常是臉一紅，頭一低，不知如何回答。
教授們總算特别客氣，從來不勉強我回答任何問題。
也許他們了解我處境的窘困，也許是他們知道我是外國人，所以特别加以原諒。
無論如何，他們知道，我雖然噤若寒蟬，對功課仍舊很用心，因為我的考試成績多半列在乙等以上。
日月如梭，不久聖誕節就到了。
聖誕前夕，我獨自在一家餐館裡吃晚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