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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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調劉起釺來京，助我整理《尚書》。
其後和他商定，《虞夏書》、《商書》9篇歸他整理，《周書》19篇歸我負擔。
10月，我到中華書局辦公。
後因天寒路遠，仍在家工作。
冬，民進開五屆三中全會，我因病未得終會。
學部《文史》征稿，将《世俘篇的校訂和批評》交之，登入第2期。
6月，中宣部為我工作事，由康生同志召集一會讨論。
第二日，又到他家，與之商讨，并招中華書局總經理金燦然共同讨論。
決議秋後我到局辦公。
春，政協開擴大會議，要求會中同仁暢所欲言，即說錯了話也不扣帽子。
我因上年民進秘書長徐伯昕告我，尹達和他及中華書局總經理金燦然商定，說：“顧颉剛的學習由民進領導，業務由中華領導，工資歸曆史所發給。
”把我同曆史所的關系局限在工資，不要我為本所做一點工作。
又在這八九年中，尹達對我的說話永遠是諷刺性的，從不做正面的領導，把這些氣憤話全在小組裡講出了。
會将閉幕時，碰見陳毅同志，他說：“想不到你有這種境遇。
”當時即把我的事交給康生同志，請他處理。
國務院參事廖華介紹他的同鄉林劍華來，助我抄寫，我見他能寫篆、隸各體，古書也念得較多，介紹與尹達。
經他派李士敏調查後，說他有些政治問題，但問題不大，可以用，就任他為臨時雇員，做了我的助手。
這是本所給我用的，我和本所的關系就不限于領工資了。
印度侵華失敗，我國将獲得的軍火退還，使我氣壯。
1963年 70歲 《尚書》二稿送中華後，該局又提意見，重寫為三稿，牽涉的問題益多，分量益重。
凡不易用文字說明的，都列成圖表插入。
?1975年10月，顧颉剛與助手劉起釪在幹面胡同寓所。
《史林雜識》（即《浪口村随筆》的改本）初編，中華已印就，因其中涉及少數民族，多方審查，未見違礙處，得于明年發行。
“全國文史資料會”召集全國主持文史資料人員在社會主義學院開會，囑我講“中國史料的範圍及其已有的成績”，我寫了8000字念了。
主持這會的是申伯純。
黎錦熙自告奮勇，為作《大诰語法圖》，楊伯峻為作《大诰詞類》。
我以為如能把全部《尚書》這樣做了，就可以提到科學性的高度，連帶可以解決甲金文和其他古籍的問題，歡欣地接受了。
山東曆史學會派人來邀我到濟南，參加“孔子學說讨論會”，我因孔子的偶像早已在我的頭腦裡打破，沒有答應。
9月，政協同仁出外參觀，我因靜秋病近于食道癌，未參加，隻在北京市區參觀了工礦衛生諸建設和官廳水庫。
學部開擴大會議，我未全部參加。
10月，政協開大會，我發言，題目是“為了迎接社會主義文化高潮，應建立中國古籍研究所，并大量出版古籍，供應全國以至全世界人民的需要”，大大表現了資産階級知識分子的複古思想，比了我在本崗位開書單更為反動。
以兩月積勞，得便血症，至12月底進北京醫院治療。
政協開大會，我因和中華書局往來兩年，深知他們人力不足，大多數依靠外稿，而外稿水平不齊，水平高的很少，一般須大量加工；該局職工替它加工，沒有研究的時間就做不好，因此名為出版古籍，而重要的古籍則都擱置沒有動手。
于是我在大會中建議設置“古籍研究所”，希望集中局外可以工作的人士互相讨論，共同提高，以應出版的需要。
自經這次運動，我才覺得這是表現了資産階級知識分子的崇古思想，應當批判。
1964年 71歲 1月、2月住醫院，因院中汽爐溫度高，生活輕松，便血自愈。
醫生檢驗數次也未獲結果。
3月初出院。
北大“古典專業”要我去講“經學”已曆數年，我皆以病未應；本年有一班畢業，該校教授陰法魯到醫院來看我，要我必去，并說已和曆史所領導說好。
我想便血已止，就答應下來。
3月初去，每周四小時，分兩次講。
哪知不到一個月，病又發了，方知我這身體已經不起勞累，當即停課，就在北大招待所裡整理《尚書》。
自夏至秋，到青島休養，改作《周公東征史事考索》。
一經勞累，依然發病。
冬，到濟南，參觀博物館、圖書館，遊趵突泉、大明湖。
我所住的幹面胡同宿舍，天花闆高至一丈三尺，四面玻璃窗，又是統間，冬天生了火爐也不暖，我的氣管支炎症每年必發，有時轉為肺炎，甚為苦痛，曾請學部設法，另找一四合院子居住。
學部說北京房屋緊張，不如把舊屋修理，派董謙等看過，他們也感到确實不适居住。
當時有一個懂得建築的朋友來，他說：玻璃門窗多，可以裝在南面，成一走廊，後邊造牆，并把天花闆降低，如此用料不多，就可保暖禦寒，當即由他畫一圖樣。
那時建國門外宿舍剛蓋好，學部黨委副書記張仲才來，說：“你的書多，可給兩個單元，不必改造了。
”他陪我去看，我看到那裡有暖氣、煤氣的設備，可省勞動力，當即答應遷去。
後來尹達和學部商量，為了照顧我，還是修改，至浪費國家資财達一萬餘元。
這充分說明我慣享特殊待遇，和工農兵的差距太遠，而我所以要住大房，就為書籍太多，這些書除了祖父和父親的遺留外，都是我一生取高工資、領兼薪剝削人民的财富得來的，我想待運動結束後還之于人民，使我減少内疚和負擔，得以輕裝前進。
這年，李址麟到京，告我去年到中國東北考古，發掘到許多古物，足以證明中國東北是古朝鮮族住居之地。
他送我一本他所著的《古朝鮮研究》。
我雖不懂得朝鮮文，但看書中插圖直把中國東北和朝鮮聯成一片，深恐将來成為國際糾紛，因此寫了一封長信，把這本書一同送到中華書局，請他們送給高級領導，做一個适當的處理。
1965年 72歲 1月開政協大會，在小組會上，李平心問我對尹達态度有改變否，我又把六二年所說的話重複了一遍。
歸後，告家中人，妻子兒女齊向我鬥争，我當夜寫一檢讨，翌日在小組中宣讀。
隔了幾天，我到尹達家請罪，說：我自到所以來，不認識你是無産階級，我是資産階級；你是領導者，我是被領導者，以緻犯
其後和他商定，《虞夏書》、《商書》9篇歸他整理，《周書》19篇歸我負擔。
10月，我到中華書局辦公。
後因天寒路遠，仍在家工作。
冬，民進開五屆三中全會，我因病未得終會。
學部《文史》征稿，将《世俘篇的校訂和批評》交之，登入第2期。
6月，中宣部為我工作事，由康生同志召集一會讨論。
第二日，又到他家，與之商讨，并招中華書局總經理金燦然共同讨論。
決議秋後我到局辦公。
春，政協開擴大會議，要求會中同仁暢所欲言，即說錯了話也不扣帽子。
我因上年民進秘書長徐伯昕告我，尹達和他及中華書局總經理金燦然商定，說：“顧颉剛的學習由民進領導，業務由中華領導，工資歸曆史所發給。
”把我同曆史所的關系局限在工資，不要我為本所做一點工作。
又在這八九年中，尹達對我的說話永遠是諷刺性的，從不做正面的領導，把這些氣憤話全在小組裡講出了。
會将閉幕時，碰見陳毅同志，他說：“想不到你有這種境遇。
”當時即把我的事交給康生同志，請他處理。
國務院參事廖華介紹他的同鄉林劍華來，助我抄寫，我見他能寫篆、隸各體，古書也念得較多，介紹與尹達。
經他派李士敏調查後，說他有些政治問題，但問題不大，可以用，就任他為臨時雇員，做了我的助手。
這是本所給我用的，我和本所的關系就不限于領工資了。
印度侵華失敗，我國将獲得的軍火退還，使我氣壯。
1963年 70歲 《尚書》二稿送中華後，該局又提意見，重寫為三稿，牽涉的問題益多，分量益重。
凡不易用文字說明的，都列成圖表插入。
?1975年10月，顧颉剛與助手劉起釪在幹面胡同寓所。
《史林雜識》（即《浪口村随筆》的改本）初編，中華已印就，因其中涉及少數民族，多方審查，未見違礙處，得于明年發行。
“全國文史資料會”召集全國主持文史資料人員在社會主義學院開會，囑我講“中國史料的範圍及其已有的成績”，我寫了8000字念了。
主持這會的是申伯純。
黎錦熙自告奮勇，為作《大诰語法圖》，楊伯峻為作《大诰詞類》。
我以為如能把全部《尚書》這樣做了，就可以提到科學性的高度，連帶可以解決甲金文和其他古籍的問題，歡欣地接受了。
山東曆史學會派人來邀我到濟南，參加“孔子學說讨論會”，我因孔子的偶像早已在我的頭腦裡打破，沒有答應。
9月，政協同仁出外參觀，我因靜秋病近于食道癌，未參加，隻在北京市區參觀了工礦衛生諸建設和官廳水庫。
學部開擴大會議，我未全部參加。
10月，政協開大會，我發言，題目是“為了迎接社會主義文化高潮，應建立中國古籍研究所，并大量出版古籍，供應全國以至全世界人民的需要”，大大表現了資産階級知識分子的複古思想，比了我在本崗位開書單更為反動。
以兩月積勞，得便血症，至12月底進北京醫院治療。
政協開大會，我因和中華書局往來兩年，深知他們人力不足，大多數依靠外稿，而外稿水平不齊，水平高的很少，一般須大量加工；該局職工替它加工，沒有研究的時間就做不好，因此名為出版古籍，而重要的古籍則都擱置沒有動手。
于是我在大會中建議設置“古籍研究所”，希望集中局外可以工作的人士互相讨論，共同提高，以應出版的需要。
自經這次運動，我才覺得這是表現了資産階級知識分子的崇古思想，應當批判。
1964年 71歲 1月、2月住醫院，因院中汽爐溫度高，生活輕松，便血自愈。
醫生檢驗數次也未獲結果。
3月初出院。
北大“古典專業”要我去講“經學”已曆數年，我皆以病未應；本年有一班畢業，該校教授陰法魯到醫院來看我，要我必去，并說已和曆史所領導說好。
我想便血已止，就答應下來。
3月初去，每周四小時，分兩次講。
哪知不到一個月，病又發了，方知我這身體已經不起勞累，當即停課，就在北大招待所裡整理《尚書》。
自夏至秋，到青島休養，改作《周公東征史事考索》。
一經勞累，依然發病。
冬，到濟南，參觀博物館、圖書館，遊趵突泉、大明湖。
我所住的幹面胡同宿舍，天花闆高至一丈三尺，四面玻璃窗，又是統間，冬天生了火爐也不暖，我的氣管支炎症每年必發，有時轉為肺炎，甚為苦痛，曾請學部設法，另找一四合院子居住。
學部說北京房屋緊張，不如把舊屋修理，派董謙等看過，他們也感到确實不适居住。
當時有一個懂得建築的朋友來，他說：玻璃門窗多，可以裝在南面，成一走廊，後邊造牆，并把天花闆降低，如此用料不多，就可保暖禦寒，當即由他畫一圖樣。
那時建國門外宿舍剛蓋好，學部黨委副書記張仲才來，說：“你的書多，可給兩個單元，不必改造了。
”他陪我去看，我看到那裡有暖氣、煤氣的設備，可省勞動力，當即答應遷去。
後來尹達和學部商量，為了照顧我，還是修改，至浪費國家資财達一萬餘元。
這充分說明我慣享特殊待遇，和工農兵的差距太遠，而我所以要住大房，就為書籍太多，這些書除了祖父和父親的遺留外，都是我一生取高工資、領兼薪剝削人民的财富得來的，我想待運動結束後還之于人民，使我減少内疚和負擔，得以輕裝前進。
這年，李址麟到京，告我去年到中國東北考古，發掘到許多古物，足以證明中國東北是古朝鮮族住居之地。
他送我一本他所著的《古朝鮮研究》。
我雖不懂得朝鮮文，但看書中插圖直把中國東北和朝鮮聯成一片，深恐将來成為國際糾紛，因此寫了一封長信，把這本書一同送到中華書局，請他們送給高級領導，做一個适當的處理。
1965年 72歲 1月開政協大會，在小組會上，李平心問我對尹達态度有改變否，我又把六二年所說的話重複了一遍。
歸後，告家中人，妻子兒女齊向我鬥争，我當夜寫一檢讨，翌日在小組中宣讀。
隔了幾天，我到尹達家請罪，說：我自到所以來，不認識你是無産階級，我是資産階級；你是領導者，我是被領導者，以緻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