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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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5月作。
此篇系“文革”中為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所寫交代材料。
此次出版為第一次公開發表，保持原貌，沒有做任何改動。
在解放後的大事記 1949年 56歲 在大中國圖書局工作。
應誠明文學院院長蔣維喬聘，任中文系教授兼主任。
南京臨近解放時，朱家骅逃赴台灣，經過上海，要求和我一見，我急遽避開，實在這十餘年裡，他害得我夠苦了。
許多逃往台灣的人把“共産黨鬥&lsquo三資&rsquo（資産、資格、資望）”的話恫吓我，要我随他們走，我不為所動，因為我确實不願為國民黨殉葬。
有人聽北京廣播，要我不離開大陸，又在報紙上看到人民政府的布告，說是從前任過國民參政員的、國大代表的，都不要走，我心更定。
5月25日，上海解放，我到淮海路上看解放軍入城，市廛不驚，闾閻安堵。
上海市市長在舊中央研究院中，接見張元濟和我。
是年春，台中大學招我任教，又吳康所辦的中國文化學院遷到香港，亦來招我，陳可忠主持中山大學亦來招我，均未接受。
秋，到北京，開設大中國圖書局北京分店。
歸途遊蚌埠及懷遠，登荊山、塗山，入禹廟，觀啟母石，望禹會村。
将抗戰中所作筆記，整理為《浪口村随筆》六卷，油印百冊，分贈同好，作抗戰八年之紀念。
我家遷居武康路袁帥南家。
他逃往台灣，要有可靠的人住，由葉揆初介紹，于3月中遷入。
出資，交張雁秋、姜又安開北海油店以自活。
1950年 57歲 在大中國工作。
上半年在誠明文學院任教。
秋，該院并入“上海學院”，我但任教，不兼主任。
由王善業任中文系主任。
?1955年6月，顧颉剛與于省吾、陳夢家等人在一起。
“蘇州人民代表大會”選我為特邀代表，回蘇開會，晤潘昌煦、屈伯剛、謝孝思等。
夏，上海市長陳毅聘我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委員。
該會的主任委員是李亞農，副主任委員為徐森玉，委員有沈尹默、尹石公、汪旭初、程演生、柳翼謀等。
李亞農常和我讨論古史問題，使我稍稍知道新史學的方向。
“中國史學會上海分會”成立，推舉周谷城為主席，我和呂思勉等為常務理事。
作《昆侖傳說和西羌文化》一文未畢。
山東大學《文史哲》索稿，因将其中一章《〈穆天子傳〉的著作時代》寄與。
秋，與靜秋同到北京，住西郊公園北平研究院曆史所尚愛松室。
前，燕京大學對每一教職員扣工資百分之五，校中再加上同樣數目，并交美國保險公司存儲，做養老金。
我在該校任職8年，加上離校13年的利息，以美金折合人民币，約有1000萬元（即7000元），來信囑我前往領取。
我因出席出版總署召集的出版會議，因偕靜秋到京接受。
我因組織農業挂圖稿件，與辛樹幟同到西北農學院，商定合作辦法。
她回上海後，聽信人言，在黑市中購買黃金廿餘兩，而所托匪人，竟買得假金，外面鍍金而本質為鐵。
這是不信任人民币的結果。
抗美援朝志願軍大量開赴東北，我從西安上鐵棚車，席地坐。
夜中不堪嚴寒，飲白酒取暖。
1951年 58歲 在大中國圖書局工作。
我獨自住入多倫路，閉門讀書。
在上海學院任教。
在上海文管會工作。
開始與章巽合編《中國曆史地圖》。
譯《尚書》中《周诰》五篇，未發表。
上海《大公報》王芸生召集各校教授批判胡适，我被邀參加。
同會有沈尹默、周谷城、林同濟等，約八人。
批判文即在該報發表。
是年春，與靜秋、潮兒同遊西湖，遇張儒秀，她在浙江大學任教，請我至其家飯，同座有錢寶瓊等。
我的妻兄張雁秋在舊社會曆任縣長，因他不貪污，不向上級送錢，曾為河南省主席劉峙監禁。
後到黑龍江，與馬占山共同抗日。
失敗後，流轉桂、蜀，賣油條度日。
抗戰勝利後，連雲市長張振漢請他做秘書主任。
今年《反革命登記條例》公布後，他往登記後被捕。
又我的姨甥姜又安曾任連雲市公安局長，登記後亦被捕。
姜又安查無劣迹，且曾保護地下黨員四人有功，不久即行釋放，判令回鄉生産；但他迷戀都市，依我為生。
張雁秋因曆史較為複雜，判刑12年，他的家中用度亦由我擔任。
我每為不平，因連雲市長張振漢逍遙法外，而令幕友張雁秋代負責任，我一時想不通。
抗美援朝戰士到上海，講戰事的艱苦過程，如說該地氣候嚴寒，衣服裡邊是汗，外面是冰，而偶一停止活動，則内衣的汗亦已成冰，我聽了十分感動。
上海學院叫我向戰士獻旗。
1952年 59歲 在滬參與職務如前。
夏，在大中國圖書局參加“五反”運動，因我隻負編輯責任，名為資方而實是勞方，所以隻批判了一次。
他們為我造一“”字，讀音如“糟”。
在上海學院參加“三反”運動和思想改造運動，我直陳我和胡适、朱家骅、蔣介石的關系，因我所說比較徹底，運動完畢時得領導的表揚。
運動後，上海學院解散，教員分配到各大學，我仍歸複旦。
我因住居徐家彙區，離江灣太遠，所以和校長陳望道說明，未開課程。
《中國曆史地圖》編竣。
1953年 60歲 工作同前。
秋，李亞農到京，開“中國科學院院部”會，議決令我到曆史研究所工作。
冬，我同丁君匋夫婦及林蘭同到京，與尹達、劉大年會晤，接受這項任務。
因上海有經手未了事項，約定明秋到京供職。
和尹、劉見面時，他們問我在上海收入多少，我答500元。
他們以為我要求到京後工資要這許多，周總理把這事提到了國務會議，說他要五百就給他五百。
北京各方面傳播開來，就成為我勒索高價。
大中國圖書局前曾由我編輯《曆史小叢書》二十餘種。
這時出版分工，将書籍部門的資産與廣益書局合并，組織“四聯出版社”，因此我亦被分配到該社，名為編輯主任，實際隻每星期前往開會一次。
大中國的地圖部分已于上年合并到地圖出版社，其制造地球儀部分
此篇系“文革”中為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所寫交代材料。
此次出版為第一次公開發表，保持原貌，沒有做任何改動。
在解放後的大事記 1949年 56歲 在大中國圖書局工作。
應誠明文學院院長蔣維喬聘，任中文系教授兼主任。
南京臨近解放時，朱家骅逃赴台灣，經過上海，要求和我一見，我急遽避開，實在這十餘年裡，他害得我夠苦了。
許多逃往台灣的人把“共産黨鬥&lsquo三資&rsquo（資産、資格、資望）”的話恫吓我，要我随他們走，我不為所動，因為我确實不願為國民黨殉葬。
有人聽北京廣播，要我不離開大陸，又在報紙上看到人民政府的布告，說是從前任過國民參政員的、國大代表的，都不要走，我心更定。
5月25日，上海解放，我到淮海路上看解放軍入城，市廛不驚，闾閻安堵。
上海市市長在舊中央研究院中，接見張元濟和我。
是年春，台中大學招我任教，又吳康所辦的中國文化學院遷到香港，亦來招我，陳可忠主持中山大學亦來招我，均未接受。
秋，到北京，開設大中國圖書局北京分店。
歸途遊蚌埠及懷遠，登荊山、塗山，入禹廟，觀啟母石，望禹會村。
将抗戰中所作筆記，整理為《浪口村随筆》六卷，油印百冊，分贈同好，作抗戰八年之紀念。
我家遷居武康路袁帥南家。
他逃往台灣，要有可靠的人住，由葉揆初介紹，于3月中遷入。
出資，交張雁秋、姜又安開北海油店以自活。
1950年 57歲 在大中國工作。
上半年在誠明文學院任教。
秋，該院并入“上海學院”，我但任教，不兼主任。
由王善業任中文系主任。
?1955年6月，顧颉剛與于省吾、陳夢家等人在一起。
“蘇州人民代表大會”選我為特邀代表，回蘇開會，晤潘昌煦、屈伯剛、謝孝思等。
夏，上海市長陳毅聘我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委員。
該會的主任委員是李亞農，副主任委員為徐森玉，委員有沈尹默、尹石公、汪旭初、程演生、柳翼謀等。
李亞農常和我讨論古史問題，使我稍稍知道新史學的方向。
“中國史學會上海分會”成立，推舉周谷城為主席，我和呂思勉等為常務理事。
作《昆侖傳說和西羌文化》一文未畢。
山東大學《文史哲》索稿，因将其中一章《〈穆天子傳〉的著作時代》寄與。
秋，與靜秋同到北京，住西郊公園北平研究院曆史所尚愛松室。
前，燕京大學對每一教職員扣工資百分之五，校中再加上同樣數目，并交美國保險公司存儲，做養老金。
我在該校任職8年，加上離校13年的利息，以美金折合人民币，約有1000萬元（即7000元），來信囑我前往領取。
我因出席出版總署召集的出版會議，因偕靜秋到京接受。
我因組織農業挂圖稿件，與辛樹幟同到西北農學院，商定合作辦法。
她回上海後，聽信人言，在黑市中購買黃金廿餘兩，而所托匪人，竟買得假金，外面鍍金而本質為鐵。
這是不信任人民币的結果。
抗美援朝志願軍大量開赴東北，我從西安上鐵棚車，席地坐。
夜中不堪嚴寒，飲白酒取暖。
1951年 58歲 在大中國圖書局工作。
我獨自住入多倫路，閉門讀書。
在上海學院任教。
在上海文管會工作。
開始與章巽合編《中國曆史地圖》。
譯《尚書》中《周诰》五篇，未發表。
上海《大公報》王芸生召集各校教授批判胡适，我被邀參加。
同會有沈尹默、周谷城、林同濟等，約八人。
批判文即在該報發表。
是年春，與靜秋、潮兒同遊西湖，遇張儒秀，她在浙江大學任教，請我至其家飯，同座有錢寶瓊等。
我的妻兄張雁秋在舊社會曆任縣長，因他不貪污，不向上級送錢，曾為河南省主席劉峙監禁。
後到黑龍江，與馬占山共同抗日。
失敗後，流轉桂、蜀，賣油條度日。
抗戰勝利後，連雲市長張振漢請他做秘書主任。
今年《反革命登記條例》公布後，他往登記後被捕。
又我的姨甥姜又安曾任連雲市公安局長，登記後亦被捕。
姜又安查無劣迹，且曾保護地下黨員四人有功，不久即行釋放，判令回鄉生産；但他迷戀都市，依我為生。
張雁秋因曆史較為複雜，判刑12年，他的家中用度亦由我擔任。
我每為不平，因連雲市長張振漢逍遙法外，而令幕友張雁秋代負責任，我一時想不通。
抗美援朝戰士到上海，講戰事的艱苦過程，如說該地氣候嚴寒，衣服裡邊是汗，外面是冰，而偶一停止活動，則内衣的汗亦已成冰，我聽了十分感動。
上海學院叫我向戰士獻旗。
1952年 59歲 在滬參與職務如前。
夏，在大中國圖書局參加“五反”運動，因我隻負編輯責任，名為資方而實是勞方，所以隻批判了一次。
他們為我造一“”字，讀音如“糟”。
在上海學院參加“三反”運動和思想改造運動，我直陳我和胡适、朱家骅、蔣介石的關系，因我所說比較徹底，運動完畢時得領導的表揚。
運動後，上海學院解散，教員分配到各大學，我仍歸複旦。
我因住居徐家彙區，離江灣太遠，所以和校長陳望道說明，未開課程。
《中國曆史地圖》編竣。
1953年 60歲 工作同前。
秋，李亞農到京，開“中國科學院院部”會，議決令我到曆史研究所工作。
冬，我同丁君匋夫婦及林蘭同到京，與尹達、劉大年會晤，接受這項任務。
因上海有經手未了事項，約定明秋到京供職。
和尹、劉見面時，他們問我在上海收入多少，我答500元。
他們以為我要求到京後工資要這許多，周總理把這事提到了國務會議，說他要五百就給他五百。
北京各方面傳播開來，就成為我勒索高價。
大中國圖書局前曾由我編輯《曆史小叢書》二十餘種。
這時出版分工，将書籍部門的資産與廣益書局合并，組織“四聯出版社”，因此我亦被分配到該社，名為編輯主任，實際隻每星期前往開會一次。
大中國的地圖部分已于上年合并到地圖出版社，其制造地球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