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在康奈爾教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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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授和他的家人，有時我帶着他的女兒路易絲和裘麗亞去看電影。
我看到康奈爾高班同學R.W.King，一九一二年班，我想是在紐約看到他。
我給他看“我的格言”，他也給我看“偉大人物可能想到的思想”。
我不能稱之為朋友的一位訪客是南京來的蔔萊斯（Price）先生，我和他用我家鄉江蘇常州話暢談。
另外一位訪客我知道得倒是很清楚，他是青年會的羅勃生博士，他到物理實驗室拜訪我。
幾年前我聽過他在南京演講，我注意到他說的中國話完美無疵，帶一點我出生地天津的口音。
在那時我的年齡，我該對女孩子發生興趣，我也的确如此。
我常和李（MableLee）、鄭（T.N.Kwong）、瑞葩·貝夫見面，尤其和周淑安見面時候最多。
我也和歐莉芳（RobertaOliphant以後為Merrihew太太）及許海倫（HelenHuie）約會，并帶邝小姐去看HuckleberryFinn電影（譯者按：此電影為美國作家馬克·吐溫所寫小說改編）。
我和比我大幾歲的菲珀黛保持友誼，在我割除盲腸的時候，她是照看我的護士。
在康奈爾那一年，多數時候我專和周淑安約會，每當我去劍橋，必去看她，并和她一起到紐約遊玩。
我寫長信給她，在若幹日記上以第二人稱稱呼她，在幾天樂趣之後回到伊薩卡，我便覺得asortofVague-mutschleichtmiroccasionallyinsHerzhinein（譯者孤陋，不解其意，經請教懂德文友人，據告：此句德文混以英文，大意為某種勇氣不時襲上心頭）。
但或不敢太接近她，因為第一，在那個年代，處世的标準遠比以後嚴格，任何身體上的親近極不尋常；第二，我們兩人都已訂婚：我在兒童時代即和一個我從未見過的女孩訂婚，前文我曾提到過，淑安和我的朋友胡宣明訂了婚，她的未婚夫是一九一〇年送來美國的清華同學。
我的确給我舅父馮聃生及其他親戚寫過信要求解除婚約，可是他們和我自己都不太認真辦理這件事，直到我返國後和别人發生感情。
我在康奈爾做講師，當然是每年簽約。
一九二〇年春，我接到施贊元自華盛頓來信謂嚴鶴齡博士拍電給他，要我下年到清華教數學。
我向墨瑞特教授咨商，他告訴我，我可以向康奈爾要求休假一年，然後再來。
我尋思了幾天，最後接受清華的邀請。
去國十年，我覺得回國确具極大吸引力，此外，回國還有解決我個人問題的機會。
在康奈爾這一年，我的猶豫不決以及内向個性不似在芝加哥和柏克萊“旅行”那一年那麼壞，可是我的日記上仍有這樣幾段：“決心徹底改革，返回以前自我，以前我行事如聖徒”（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八日日記）（譯者按：年代似有錯誤）；又：“我懷抱樂觀的固執态度，和組織一切經驗使之成為一個大計劃、讓每件事物均有其地位與比重的習慣，使我心境平衡，充滿和平，我覺得在生理上對我發生極大影響，至少使我免除焦躁不安呻吟恐懼的煩惱”。
（一九二〇年七月廿四日日記）（上段是我決定回國後不久所寫。
約一年後，我在日記中尋找以上兩段，并未找到。
但我确曾寫過，一定誤放在其他筆記簿内，而未放在日記簿中。
） 一旦我決定返回中國，縱然最後準備倉促，一切總算進行順利。
我發出幾十個變更地址的明信片，裝上手提包和衣箱準備随身攜帶，另外一隻大衣箱和一個大皮箱托運到舊金山，還有三箱書籍及打字機裝船海運。
當我橫越北美大陸之際，在換車地點，我還有時間訪問威斯康辛州麥迪遜城，并和葉企孫在曼多塔湖（MendotaLake）上蕩舟。
我在舊金山搭乘中國郵船公司一萬四千噸的“尼羅”号，于一九二〇年七月廿五日下午一點十二分在手帕揮舞、彩帶飄揚、汽笛長鳴聲中緩緩駛離我停留十年的美國。
我看到康奈爾高班同學R.W.King，一九一二年班，我想是在紐約看到他。
我給他看“我的格言”，他也給我看“偉大人物可能想到的思想”。
我不能稱之為朋友的一位訪客是南京來的蔔萊斯（Price）先生，我和他用我家鄉江蘇常州話暢談。
另外一位訪客我知道得倒是很清楚，他是青年會的羅勃生博士，他到物理實驗室拜訪我。
幾年前我聽過他在南京演講，我注意到他說的中國話完美無疵，帶一點我出生地天津的口音。
在那時我的年齡，我該對女孩子發生興趣，我也的确如此。
我常和李（MableLee）、鄭（T.N.Kwong）、瑞葩·貝夫見面，尤其和周淑安見面時候最多。
我也和歐莉芳（RobertaOliphant以後為Merrihew太太）及許海倫（HelenHuie）約會，并帶邝小姐去看HuckleberryFinn電影（譯者按：此電影為美國作家馬克·吐溫所寫小說改編）。
我和比我大幾歲的菲珀黛保持友誼，在我割除盲腸的時候，她是照看我的護士。
在康奈爾那一年，多數時候我專和周淑安約會，每當我去劍橋，必去看她，并和她一起到紐約遊玩。
我寫長信給她，在若幹日記上以第二人稱稱呼她，在幾天樂趣之後回到伊薩卡，我便覺得asortofVague-mutschleichtmiroccasionallyinsHerzhinein（譯者孤陋，不解其意，經請教懂德文友人，據告：此句德文混以英文，大意為某種勇氣不時襲上心頭）。
但或不敢太接近她，因為第一，在那個年代，處世的标準遠比以後嚴格，任何身體上的親近極不尋常；第二，我們兩人都已訂婚：我在兒童時代即和一個我從未見過的女孩訂婚，前文我曾提到過，淑安和我的朋友胡宣明訂了婚，她的未婚夫是一九一〇年送來美國的清華同學。
我的确給我舅父馮聃生及其他親戚寫過信要求解除婚約，可是他們和我自己都不太認真辦理這件事，直到我返國後和别人發生感情。
我在康奈爾做講師，當然是每年簽約。
一九二〇年春，我接到施贊元自華盛頓來信謂嚴鶴齡博士拍電給他，要我下年到清華教數學。
我向墨瑞特教授咨商，他告訴我，我可以向康奈爾要求休假一年，然後再來。
我尋思了幾天，最後接受清華的邀請。
去國十年，我覺得回國确具極大吸引力，此外，回國還有解決我個人問題的機會。
在康奈爾這一年，我的猶豫不決以及内向個性不似在芝加哥和柏克萊“旅行”那一年那麼壞，可是我的日記上仍有這樣幾段：“決心徹底改革，返回以前自我，以前我行事如聖徒”（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八日日記）（譯者按：年代似有錯誤）；又：“我懷抱樂觀的固執态度，和組織一切經驗使之成為一個大計劃、讓每件事物均有其地位與比重的習慣，使我心境平衡，充滿和平，我覺得在生理上對我發生極大影響，至少使我免除焦躁不安呻吟恐懼的煩惱”。
（一九二〇年七月廿四日日記）（上段是我決定回國後不久所寫。
約一年後，我在日記中尋找以上兩段，并未找到。
但我确曾寫過，一定誤放在其他筆記簿内，而未放在日記簿中。
） 一旦我決定返回中國，縱然最後準備倉促，一切總算進行順利。
我發出幾十個變更地址的明信片，裝上手提包和衣箱準備随身攜帶，另外一隻大衣箱和一個大皮箱托運到舊金山，還有三箱書籍及打字機裝船海運。
當我橫越北美大陸之際，在換車地點，我還有時間訪問威斯康辛州麥迪遜城，并和葉企孫在曼多塔湖（MendotaLake）上蕩舟。
我在舊金山搭乘中國郵船公司一萬四千噸的“尼羅”号，于一九二〇年七月廿五日下午一點十二分在手帕揮舞、彩帶飄揚、汽笛長鳴聲中緩緩駛離我停留十年的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