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蒙古人的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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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弦更張，既要對付中國廣泛的疆域和内中各種複雜的情形，又受限于當日技術上能支持的程度（有如交通通訊），也就不合實際亦沒有初看起來的容易了。
中國在蒙古人統治時期又在技術上有了進展：造船技術達到了最高峰，直到十五世紀中葉明朝時才開始衰退；中國很多橋梁，尤以在長江之南的，在碑鑴上皆提及系元代所造；元朝開始由北京通南方的大運河，其河道中途通過高峰；日本的書刊與馬可波羅同樣對元軍所用的抛射榴彈和縱火炸彈表示印象深刻；郭守敬是天文學家、數學家和水力工程師，曾在忽必烈朝中服務，今日仍有人認為他是當時世界上科學家的最先驅，而元朝創業之主，也欽定編修《農桑輯要》，以後出版多次，公元一三一五年的印數更達一萬部。
書中有很多農具圖解，看來與本世紀上半期在中國使用的仍是一般無二，而這中間已有了六百多年的距離。
此間也值得提出：元朝時的兩種農作物──棉花與高粱，此時開始輸入中國，它們對億萬中國人之衣食影響深切，至今已有好幾個世紀。
可是忽必烈和他的繼承者，并沒有創造一種社會環境去持續這種發展。
他不願接受儒教的首一地位，因為由他看來，儒教的出頭等于中國人的出頭；他治下人民不僅種族的來源不同，即生活方式也各不相同，他企圖找到一種精神上的信仰力量，足以全國通行。
在他為中國之主以前，他曾央請馬可波羅的父親和叔父替他召集“一百個精通基督之法的明哲之士”，隻是我們無法确悉他是否一度考慮讓全民都信基督教。
但他接受喇嘛教，則無疑的有政治動機在。
除了任命八思巴為“國師”之外，他也命令南宋在杭州降元的小皇帝和他的母親同去西藏進修喇嘛教。
雖說以後下落如何不見于經傳，曆史家卻因這段記載推動了好奇心：要是這年幼的先朝舊主，雖退位仍有亡宋遺臣的愛戴，從此成了宗教領袖，回頭又向異族入主之天子保佑祈福，這是何等高妙的如意算盤！可是我們也無法知悉這故事的下文了。
八思巴雖為國師，他和喇嘛教給中國人的影響也和儒教給蒙古人西藏人的影響相似──鮮有功效。
初淺看來，因果報應的觀念，又糾纏著重生轉世，足以将精神上的力量兌現而成為來生再世的威權，加上巫術式儀節，應當對不識字的中國農民極具魅力。
可是要有政治上的功效，則必須政教合一，同時也要将中層的知識分子鏟除。
曆史證明，這套作法隻有在一個原始的經濟圈内有效。
中國的十三世紀，已不适用于此種體制。
忽必烈有意不讓中國人的影響過于濃厚，于是向各方求才。
聘任于政府的有波斯人、回纥人、東歐人等。
這些人統稱“色目”。
大概有“各色諸目”之意。
不過整個說來他們影響并不過大。
當中有好幾個成為忽必烈的親信，以後也遭殺身之禍。
當左丞相阿合馬（AhmedBenaketi）被一個中國軍官刺死時，元主将刺客處死，可是後來為息衆怒，他也以剖棺戮屍的辦法對付阿合馬。
桑哥（Sangha）以平章政事（副丞相）倉庫财物，因為群臣參劾，也被處死。
兩人都被控有罪，然則事後真相則是他們兩人都企圖擴充稅收，增廣财政範圍，所以極不孚人望。
因為元政府具有國際色彩，其組織極難控制。
因此這兩人的部屬在都城之外“貪饕邀利”，事當有之。
不過根據《元史》裡面的紀載，文化上的隔閡，才是他們産生悲劇的原因。
即使我們今日遇到書中此類事迹，也要将原文反複閱讀、才了解傳統政體之中，甯失于松懈，不能求效過功。
如果領導者放棄了雍容大方的寬恕态度，其下屬則無所不用其極。
阿合馬和桑哥看來都沒有掌握到此中情節的微妙之處。
他們在企圖提高行政效率時，可能脫離了傳統忠恕的範疇，他們的對頭即可因為他們技術上的錯誤，擴大而成為道德上的問題，謂之死有應得。
【财政問題】 經過很多改革的失敗，元朝财政一直沒有成為定型的機會。
華北的稅收即與華南不同，在華北租庸調成為一種體系的制度，亦就是稅收以戶為單位，雖說内中仍有差别，但盡其可能的使各戶所出相等。
這是契丹與女真留下來的遺物，他們需要同等簡單的稅制支持他們的軍事動員。
可是在華南，
中國在蒙古人統治時期又在技術上有了進展：造船技術達到了最高峰，直到十五世紀中葉明朝時才開始衰退；中國很多橋梁，尤以在長江之南的，在碑鑴上皆提及系元代所造；元朝開始由北京通南方的大運河，其河道中途通過高峰；日本的書刊與馬可波羅同樣對元軍所用的抛射榴彈和縱火炸彈表示印象深刻；郭守敬是天文學家、數學家和水力工程師，曾在忽必烈朝中服務，今日仍有人認為他是當時世界上科學家的最先驅，而元朝創業之主，也欽定編修《農桑輯要》，以後出版多次，公元一三一五年的印數更達一萬部。
書中有很多農具圖解，看來與本世紀上半期在中國使用的仍是一般無二，而這中間已有了六百多年的距離。
此間也值得提出：元朝時的兩種農作物──棉花與高粱，此時開始輸入中國，它們對億萬中國人之衣食影響深切，至今已有好幾個世紀。
可是忽必烈和他的繼承者，并沒有創造一種社會環境去持續這種發展。
他不願接受儒教的首一地位，因為由他看來，儒教的出頭等于中國人的出頭；他治下人民不僅種族的來源不同，即生活方式也各不相同，他企圖找到一種精神上的信仰力量，足以全國通行。
在他為中國之主以前，他曾央請馬可波羅的父親和叔父替他召集“一百個精通基督之法的明哲之士”，隻是我們無法确悉他是否一度考慮讓全民都信基督教。
但他接受喇嘛教，則無疑的有政治動機在。
除了任命八思巴為“國師”之外，他也命令南宋在杭州降元的小皇帝和他的母親同去西藏進修喇嘛教。
雖說以後下落如何不見于經傳，曆史家卻因這段記載推動了好奇心：要是這年幼的先朝舊主，雖退位仍有亡宋遺臣的愛戴，從此成了宗教領袖，回頭又向異族入主之天子保佑祈福，這是何等高妙的如意算盤！可是我們也無法知悉這故事的下文了。
八思巴雖為國師，他和喇嘛教給中國人的影響也和儒教給蒙古人西藏人的影響相似──鮮有功效。
初淺看來，因果報應的觀念，又糾纏著重生轉世，足以将精神上的力量兌現而成為來生再世的威權，加上巫術式儀節，應當對不識字的中國農民極具魅力。
可是要有政治上的功效，則必須政教合一，同時也要将中層的知識分子鏟除。
曆史證明，這套作法隻有在一個原始的經濟圈内有效。
中國的十三世紀，已不适用于此種體制。
忽必烈有意不讓中國人的影響過于濃厚，于是向各方求才。
聘任于政府的有波斯人、回纥人、東歐人等。
這些人統稱“色目”。
大概有“各色諸目”之意。
不過整個說來他們影響并不過大。
當中有好幾個成為忽必烈的親信，以後也遭殺身之禍。
當左丞相阿合馬（AhmedBenaketi）被一個中國軍官刺死時，元主将刺客處死，可是後來為息衆怒，他也以剖棺戮屍的辦法對付阿合馬。
桑哥（Sangha）以平章政事（副丞相）倉庫财物，因為群臣參劾，也被處死。
兩人都被控有罪，然則事後真相則是他們兩人都企圖擴充稅收，增廣财政範圍，所以極不孚人望。
因為元政府具有國際色彩，其組織極難控制。
因此這兩人的部屬在都城之外“貪饕邀利”，事當有之。
不過根據《元史》裡面的紀載，文化上的隔閡，才是他們産生悲劇的原因。
即使我們今日遇到書中此類事迹，也要将原文反複閱讀、才了解傳統政體之中，甯失于松懈，不能求效過功。
如果領導者放棄了雍容大方的寬恕态度，其下屬則無所不用其極。
阿合馬和桑哥看來都沒有掌握到此中情節的微妙之處。
他們在企圖提高行政效率時，可能脫離了傳統忠恕的範疇，他們的對頭即可因為他們技術上的錯誤，擴大而成為道德上的問題，謂之死有應得。
【财政問題】 經過很多改革的失敗，元朝财政一直沒有成為定型的機會。
華北的稅收即與華南不同，在華北租庸調成為一種體系的制度，亦就是稅收以戶為單位，雖說内中仍有差别，但盡其可能的使各戶所出相等。
這是契丹與女真留下來的遺物，他們需要同等簡單的稅制支持他們的軍事動員。
可是在華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