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第二帝國：已有突破，但未竟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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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祿山的叛變被敉平，他的兒子安慶緒和其他番将的變亂也終被解決。
可是唐代朝廷從此未再重新掌握到過去所把持的中央威勢。
在剿蕩以上叛變的時候，政府不能不倚重邊區的雜牌隊伍，有的算是中國人，有的則屬于少數民族。
實際這也是在小處一再隐忍妥協，而将問題延擱。
隻是安祿山和他的效尤者也無能力，甚至缺乏組織上的邏輯去推翻李唐政權，或者統一北方。
唐代的後期可說生存在一種不穩的平衡之中。
唐朝組織的基本法包括均田制，跟随著而來的租庸調稅制和府兵并未明令廢止，隻是任之用進而廢退。
公元七八○年總算産生了一項新法規。
所謂“兩稅”從現有的土地持有人手上征收，而放棄了有名無實的均田人戶。
這辦法沒有全國标準，中央政府不過将數額分配于各道（較以後之省為小，較州為大），責成地方官作内部分配。
實際上全國三分之一的道，大多數在北方，從未繳稅于中央。
即是南方，繳納的品物也采取一種進貢的形式，主要在使地方首長得到中樞的借重，而算不上執行國家權責。
【不穩定的平衡】 地方上各自為政的情形與以後一百五十年共始終。
可是這與第二帝國成立之前的分裂局面不同。
華族大姓與上述的發展全不相關，舞台上主要的人物為軍人，可是也沒有繼續不斷的戰事。
叙述這段曆史時，我們可以參考賴孝和（EdwinReischauer）教授所說：“此中的情節必有相對性。
”唐初的壯麗繁華經過誇張的鋪陳；說到後期的凋零和敗壞也可能說得過度。
事實上地方分權也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看。
譬如說成德鎮下轄四州，在今日河北之東南，即始終由同一個王家掌握超過一百年，這就不是不穩定的征象了。
魏博鎮的何進滔于公元八二九年由軍人推戴才由中央承認任節度使，下轄七州跨于今日河北河南之間。
傳統曆史也說他深得民心，是以能将職位傳至子孫。
這種發展證實了一個亘古不變的一般原則：誰有能力征稅，誰就能掌握稅收所及的地區。
這時候管理注重地方上的特殊情形，以代替由一種抽象觀念組成的大帝國，其管制的範圍縮小，行政的效率必較前提高。
可是一個孱弱的中央，也有它的缺點。
公元七六三年吐蕃入寇，在西安市掠奪；七六五年他們又和回纥在郊外集結，準備再來一次洗劫。
唐将郭子儀時年七十，不顧本身危險，單騎無武裝的來到回纥陣營之前。
過去他曾率領唐帝國的少數民族部隊，這次他也獲得成功，他以口語重申中國天子“天可汗”的地位，使回纥首領再度羅拜稱臣。
回纥既已歸服，吐蕃被孤立，隻好拔營離去。
在這情形之下，郭子儀個人的英勇受到崇拜，可是他的壯舉與盛唐的情形比較已是今不如昔。
試想初唐帝國藉著一個異民族的力量壓倒另一個，把自己的權威擴充到一千哩以上的國界邊境外去，這已是無可比拟了。
事實上自安祿山叛變之後，黃河上遊以西的地區已永遠被藏民族占據，邊境沖突也經常發生。
七八七年的談判失敗之後，藏族部隊俘獲了一萬多中國人交付與其部落為奴。
當通過一段峽谷之前，這些吐蕃藏人讓俘虜東向父母之鄉辭别，史籍上提及有好幾百人哭昏過去，也有不少人跳崖。
唐朝又以和親政策讓家公主嫁與回纥酋領（如肅宗李亨之女甯國公主，憲宗李純之女太和公主）。
這幾位年輕女人在胡人毳幔之下别唐使“悲啼眷慕”的事迹，至今讀來令人心折。
【黃巢與民變】 九世紀内大規模的民變出現，當中最著名的乃是黃巢。
雖說他的故事經過再三的讨論，我們對他的身世仍無定論。
《舊唐書》和《新唐書》裡面的兩篇“黃巢傳”，就有很大的出入。
兩傳同叙他以販鹽為業，一傳把他說得聲望低微，好像走私負販的模樣；另一傳則說他家裡世代經營，頗雄于赀。
這中間的差異，顯示其中詳情可能永為讀者之謎。
公元八七五年，黃巢響應另一個流寇運動，從此被人注意。
當日中央的力量衰弱，地方政權又缺乏各單位間協定才使他坐大。
雖然一再受創，他也仍然能夠卷土重來。
他從華中向東南移動時，揭橥打破官僚的貪污無能為标榜，一面收容匪盜；一面感化官兵。
公元八七九年他入廣州，至此已集結五十萬人。
可是他也在此間遇挫。
他原希望朝廷招安，讓他為廣州節度使，此計未成，加以軍中疫疾流行。
一種阿拉伯文的資料說他在廣州屠殺十二萬回教徒、猶太人、基督徒和波斯人，可是中國方面的資料無此記載。
黃巢被迫北撤之後，他于公元八八○年入西安，據說他擁有兵衆六十萬人，西安也被他占領了兩年多。
起先他還企圖争取一般市民，可是一入國都，黃巢被自己所設的陷阱困住，從此失去流動性，于是被忠于唐室的幾個部隊集中攻擊，對方也有突厥語系的部隊。
黃的給養既成問題，他就更大開殺戒，因之他和居民的關系日益惡化。
八八三年的年初，黃巢離西安東去。
八八四年夏天，這流寇的領袖和他幾個随從在今日山東境内授首，于是這場在中國曆史上影響長遠的民變至此才得結束。
黃巢的故事暴露了中國長期左右為難的地方。
一個有效的中央政府财政開支極高；可是若沒有負責的中樞，其結果也不堪設想。
如果擺在美國的地圖上，黃巢流竄的路線有如從美國的中西部進軍喬治亞，又西南行而入紐奧良，北去入田納西，又再度自西徂東，經過維吉尼亞、馬利蘭和肯德基之各部，最後還以曲折之行道通過伊利諾而入愛荷華的德蒙因。
換言之，超過南北戰争時謝爾曼突入南方的好幾倍。
黃巢渡過長江四次、黃河兩次。
這位曆史上空前絕後的流寇發現唐帝國中有無數的罅隙可供他自由來去。
各處地方官員隻顧得本區的安全，從未構成一種有效的戰略将他網羅。
可是黃巢在各處來往，不應當認作土匪行徑的最高紀錄。
他之能統率大軍縱橫南北，表現出構成一個大帝國的紀律依然存在，所需要的是構成大帝國的新邏輯将各種因素組合起來。
當黃巢揭竿而起的時候，距安祿山之反叛又已一百三十年。
唐帝國的低層機構已經發育成長，超過當初的設計很多，已不是現有的高級權威所能管制。
雖說黃巢沒有隻手摧毀唐朝，這朝代也在他造反之後崩潰。
茲後各州向宮廷所繳納的稅收愈來愈少，這朝代隻掙紮著約二十年。
公元九○四年朱全忠──過去是黃巢手下的将領後來降唐，至此命令唐朝皇帝和他同去洛陽，此乃朱自己以軍閥的姿态可能确實控制的地盤。
于是距他篡唐而代之的行動隻差一步。
兩年之後，他終采取了這步驟，正式結束了二八八年前李淵和李世民所建立的王朝。
【曆史重心向東移】 公元九○六年之後，西安再未曾成為中國的國都。
當中國即将進入本千年之際，情況愈為明顯，國都必須接近經濟條件方便之處。
中國的重心已移至東邊。
東南區域尤以土地肥沃水道交通便利而有吸引力。
即使化外的遊牧民族，也以當中獲有農業經驗者占優勢。
自然之選擇已使東北為他們理想的基地，遠超過幹旱的西北，那是吐蕃、突厥繁盛之區。
所以中國多數民族與少數民族在今後四百年的争鬥中，采取一種南北為軸心的戰線，與西安漸漸遠隔。
這座古老的國都，也已在曆史中充分的表現過它上下浮沉的經曆了。
可是唐代朝廷從此未再重新掌握到過去所把持的中央威勢。
在剿蕩以上叛變的時候，政府不能不倚重邊區的雜牌隊伍，有的算是中國人，有的則屬于少數民族。
實際這也是在小處一再隐忍妥協，而将問題延擱。
隻是安祿山和他的效尤者也無能力，甚至缺乏組織上的邏輯去推翻李唐政權，或者統一北方。
唐代的後期可說生存在一種不穩的平衡之中。
唐朝組織的基本法包括均田制，跟随著而來的租庸調稅制和府兵并未明令廢止，隻是任之用進而廢退。
公元七八○年總算産生了一項新法規。
所謂“兩稅”從現有的土地持有人手上征收，而放棄了有名無實的均田人戶。
這辦法沒有全國标準，中央政府不過将數額分配于各道（較以後之省為小，較州為大），責成地方官作内部分配。
實際上全國三分之一的道，大多數在北方，從未繳稅于中央。
即是南方，繳納的品物也采取一種進貢的形式，主要在使地方首長得到中樞的借重，而算不上執行國家權責。
【不穩定的平衡】 地方上各自為政的情形與以後一百五十年共始終。
可是這與第二帝國成立之前的分裂局面不同。
華族大姓與上述的發展全不相關，舞台上主要的人物為軍人，可是也沒有繼續不斷的戰事。
叙述這段曆史時，我們可以參考賴孝和（EdwinReischauer）教授所說：“此中的情節必有相對性。
”唐初的壯麗繁華經過誇張的鋪陳；說到後期的凋零和敗壞也可能說得過度。
事實上地方分權也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看。
譬如說成德鎮下轄四州，在今日河北之東南，即始終由同一個王家掌握超過一百年，這就不是不穩定的征象了。
魏博鎮的何進滔于公元八二九年由軍人推戴才由中央承認任節度使，下轄七州跨于今日河北河南之間。
傳統曆史也說他深得民心，是以能将職位傳至子孫。
這種發展證實了一個亘古不變的一般原則：誰有能力征稅，誰就能掌握稅收所及的地區。
這時候管理注重地方上的特殊情形，以代替由一種抽象觀念組成的大帝國，其管制的範圍縮小，行政的效率必較前提高。
可是一個孱弱的中央，也有它的缺點。
公元七六三年吐蕃入寇，在西安市掠奪；七六五年他們又和回纥在郊外集結，準備再來一次洗劫。
唐将郭子儀時年七十，不顧本身危險，單騎無武裝的來到回纥陣營之前。
過去他曾率領唐帝國的少數民族部隊，這次他也獲得成功，他以口語重申中國天子“天可汗”的地位，使回纥首領再度羅拜稱臣。
回纥既已歸服，吐蕃被孤立，隻好拔營離去。
在這情形之下，郭子儀個人的英勇受到崇拜，可是他的壯舉與盛唐的情形比較已是今不如昔。
試想初唐帝國藉著一個異民族的力量壓倒另一個，把自己的權威擴充到一千哩以上的國界邊境外去，這已是無可比拟了。
事實上自安祿山叛變之後，黃河上遊以西的地區已永遠被藏民族占據，邊境沖突也經常發生。
七八七年的談判失敗之後，藏族部隊俘獲了一萬多中國人交付與其部落為奴。
當通過一段峽谷之前，這些吐蕃藏人讓俘虜東向父母之鄉辭别，史籍上提及有好幾百人哭昏過去，也有不少人跳崖。
唐朝又以和親政策讓家公主嫁與回纥酋領（如肅宗李亨之女甯國公主，憲宗李純之女太和公主）。
這幾位年輕女人在胡人毳幔之下别唐使“悲啼眷慕”的事迹，至今讀來令人心折。
【黃巢與民變】 九世紀内大規模的民變出現，當中最著名的乃是黃巢。
雖說他的故事經過再三的讨論，我們對他的身世仍無定論。
《舊唐書》和《新唐書》裡面的兩篇“黃巢傳”，就有很大的出入。
兩傳同叙他以販鹽為業，一傳把他說得聲望低微，好像走私負販的模樣；另一傳則說他家裡世代經營，頗雄于赀。
這中間的差異，顯示其中詳情可能永為讀者之謎。
公元八七五年，黃巢響應另一個流寇運動，從此被人注意。
當日中央的力量衰弱，地方政權又缺乏各單位間協定才使他坐大。
雖然一再受創，他也仍然能夠卷土重來。
他從華中向東南移動時，揭橥打破官僚的貪污無能為标榜，一面收容匪盜；一面感化官兵。
公元八七九年他入廣州，至此已集結五十萬人。
可是他也在此間遇挫。
他原希望朝廷招安，讓他為廣州節度使，此計未成，加以軍中疫疾流行。
一種阿拉伯文的資料說他在廣州屠殺十二萬回教徒、猶太人、基督徒和波斯人，可是中國方面的資料無此記載。
黃巢被迫北撤之後，他于公元八八○年入西安，據說他擁有兵衆六十萬人，西安也被他占領了兩年多。
起先他還企圖争取一般市民，可是一入國都，黃巢被自己所設的陷阱困住，從此失去流動性，于是被忠于唐室的幾個部隊集中攻擊，對方也有突厥語系的部隊。
黃的給養既成問題，他就更大開殺戒，因之他和居民的關系日益惡化。
八八三年的年初，黃巢離西安東去。
八八四年夏天，這流寇的領袖和他幾個随從在今日山東境内授首，于是這場在中國曆史上影響長遠的民變至此才得結束。
黃巢的故事暴露了中國長期左右為難的地方。
一個有效的中央政府财政開支極高；可是若沒有負責的中樞，其結果也不堪設想。
如果擺在美國的地圖上，黃巢流竄的路線有如從美國的中西部進軍喬治亞，又西南行而入紐奧良，北去入田納西，又再度自西徂東，經過維吉尼亞、馬利蘭和肯德基之各部，最後還以曲折之行道通過伊利諾而入愛荷華的德蒙因。
換言之，超過南北戰争時謝爾曼突入南方的好幾倍。
黃巢渡過長江四次、黃河兩次。
這位曆史上空前絕後的流寇發現唐帝國中有無數的罅隙可供他自由來去。
各處地方官員隻顧得本區的安全，從未構成一種有效的戰略将他網羅。
可是黃巢在各處來往，不應當認作土匪行徑的最高紀錄。
他之能統率大軍縱橫南北，表現出構成一個大帝國的紀律依然存在，所需要的是構成大帝國的新邏輯将各種因素組合起來。
當黃巢揭竿而起的時候，距安祿山之反叛又已一百三十年。
唐帝國的低層機構已經發育成長，超過當初的設計很多，已不是現有的高級權威所能管制。
雖說黃巢沒有隻手摧毀唐朝，這朝代也在他造反之後崩潰。
茲後各州向宮廷所繳納的稅收愈來愈少，這朝代隻掙紮著約二十年。
公元九○四年朱全忠──過去是黃巢手下的将領後來降唐，至此命令唐朝皇帝和他同去洛陽，此乃朱自己以軍閥的姿态可能确實控制的地盤。
于是距他篡唐而代之的行動隻差一步。
兩年之後，他終采取了這步驟，正式結束了二八八年前李淵和李世民所建立的王朝。
【曆史重心向東移】 公元九○六年之後，西安再未曾成為中國的國都。
當中國即将進入本千年之際，情況愈為明顯，國都必須接近經濟條件方便之處。
中國的重心已移至東邊。
東南區域尤以土地肥沃水道交通便利而有吸引力。
即使化外的遊牧民族，也以當中獲有農業經驗者占優勢。
自然之選擇已使東北為他們理想的基地，遠超過幹旱的西北，那是吐蕃、突厥繁盛之區。
所以中國多數民族與少數民族在今後四百年的争鬥中，采取一種南北為軸心的戰線，與西安漸漸遠隔。
這座古老的國都，也已在曆史中充分的表現過它上下浮沉的經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