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第二帝國:已有突破,但未竟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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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唐初以均田、租庸調等制,奠下立國根基,又以無比的自信包容異族文化,融鑄出多彩多姿的大唐風采。

    然而随著人口增加及流動頻仍,上述制度漸漸無法應付日趨繁複的地方事務,結果促使地方自行摸索治理之道,而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則日漸削弱。

    在中央與地方權力消長的情勢下,迸發了中唐安祿山的反叛,此一叛舉又加速此一情勢的惡化,最後黃巢得以聚衆流竄于帝國内部十馀年,終至掏空唐朝的威權體制。

     ※※※ 七世紀的初唐,是中國專制時代曆史上最為燦爛光輝的一頁。

    當帝國對外威信蒸蒸日上之際,其内部組織,按照當時的标準看來,也近于至善,是以其自信心也日積月深。

     這也是一段創造系統的時期。

    拓跋魏所開始的均田制重新頒布,原則上耕地繼續歸于國有。

    按照唐律令,凡成年男子給田一百畝,其中八十畝為口分田,年老時退還政府;二十畝為世業,可由家人承繼,每三年編造一次戶籍。

    随著均田制也有整齊劃一的稅收制度,納稅義務包含租、庸、調三項,租為每丁粟二石,調為绫絹二丈,庸則歲役二旬。

    以一百畝的田土為基數,以上賦役的比重算是很輕的,所以在最初一百年内,人戶的登記不斷增長,國家倉廪庫藏也愈為充實,上下之間呈現一片和諧融洽的景象。

     【初唐的繁榮壯盛】 府兵制即緊接著戶口登記而設,其原則是選農為兵,服役的時間内地與邊防不同,根據一種複雜卻又有規律的辦法調整。

    既然每一中等之折沖府能出兵一千人,那麼六百三十四府在短時間内征集兵員五十萬應當不成問題了。

     匈奴與柔然(蠕蠕)寇邊的情形已成往事,刻下強有力的遊牧民族為突厥,其名号據說在北魏時期已出現,至隋而見于史傳,以後還要與西文之Turks等量齊觀,成為整個語系内諸民族的通稱。

    但在公元六三○年,唐将李靖大敗突厥以後,突厥就推戴唐朝皇帝(本身也有突厥血統)為“天可汗”。

    回纥為另一種突厥語系的民族,則不戰而降。

    吐蕃為藏民族,其王因文成公主下嫁而和親。

    隻有高麗不服唐帝國的節制而長期抗命,至公元六六八年,平壤始為唐軍占領。

     唐中央政府設吏、戶、禮、兵、刑、工六部。

    此時尚談不上内閣制,隻是其設官分職已有相當的組織與秩序。

    隋唐以來──本書以之與宋聯系稱之為第二帝國──與漢代官制有一基本不同之處,即是中央政府派遣地方官,除少數地域例外,下達州縣。

    漢朝的征辟,至此不用。

    隋朝已開始公開的文官考試制度,唐接著予以斟酌地采行,隻是三年一度的會試至宋始成為定規。

    這種公開的考試足以打破過去的世族壟斷。

    因著準備考試的讀物标準化,雕版印刷出現于公元六百年前後,即可能受此影響。

    隻是如此一來,中國人民今後受官僚管制的程度也愈深。

    唐朝的文官集團有一萬八千八百零五個建制的職位,加上其他輔助人員,案牍之士與軍官一并計算凡受薪者共三十六萬八千六百六十八人,這在中世紀是一個極可觀的數目。

    當日中國全人口可能為五千萬。

     初唐的擴展也及于中國的内部(照現有疆域稱)。

    開發南方已因魏晉南北朝而推進,以後這事業更要吸收第二帝國之一部活力。

    隋朝在曆史上以不顧民命開創大運河著稱。

    每當一種工程開始之際,其動員及于婦女與幼童。

    有時數百哩長之運河以數百萬的員工投入,不出一年即完成。

    原有的城市可能被放棄。

    而另築城于新運河之濱,溝通長江與黃河的運河終延伸而及于華北平原。

    這種不體恤民間痛苦的工程,加諸征伐高麗的失敗,使隋朝的覆亡有如其勃興的遽速。

    隋朝的第二個皇帝楊廣才能蓋世,做事卻不加思索。

    他所經營的水道交通網裨益于其後之朝代,既深且遠。

    雖說初唐時由南方供應之收入尚不及全國大部,但因移民也減少了當日人口過剩地區的壓力。

    開發南方更含著一種進步與有指望的意思,因而今日的廣州與泉州,在唐朝就已成為國際通商的港口。

    中國人之開拓台灣則始于七世紀。

     【中國最具世界主義色彩的朝代】 隋唐之重建西安以一種宏大的眼光,構成一座計劃城市。

    東西六哩而南北五哩,這座一千年以前建造的長安城,其面積為今日西安市的八倍,其南北馳道寬五百尺。

    當日本于八世紀經營奈良及京都時,他們不僅仿效于長安設計而以較小的規模構成;他們也認為朱雀門及朱雀大道的名稱(原系金陵街名)幽雅可頌,也照樣的采用。

     唐朝帶著世界主義的色彩。

    皇室李家自稱為中國貴族華裔,可是在魏晉南北朝時代,他們的先祖曆仕異族,也經常與少數民族的家庭通婚,而且這種透過民族界限通婚的習慣直到後世登九五之尊猶未終止。

    也可能因此混血的因素,使皇帝可名正言順的稱為天可汗。

    當中國皇帝威望最高的時候,恒河邊上的印度王子接受了他的宗主權:一個阿薩密(Assam)的篡位者被押赴西安受審;使節來自高麗和日本;中國的都城有叙利亞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吐蕃人與安南人來定居。

    國子監亦即國立大學中,有這些國家的留學生,其中最具熱忱的是日本人,其中有些像今日大使館的文化參贊,在中國即曾居留達幾十年。

    他們回國之後,對日本的文化有了具體的貢獻,很多方面即仿照唐制──自銅币的設計到婦女的發髻,自室内的布置到圍棋──從今之後,日本文物深具大陸色彩。

    高麗與越南也有同樣的趨向,但不像日本這麼熱切。

     唐朝具有自信及安全感的時候,對信教自由極端的保障。

    公元六四五年,高僧玄奘離中土十六年之後由印度回國,第二個唐朝皇帝李世民親予接見。

    當日龍顔大悅,禦前傳旨,使玄奘有了各樣的助手和各種方便,将梵文經典六百五十七件譯為華文。

    創業之主李淵則于六二四年興建一座道教的宇觀。

    另外一種法令于六三八年準許景教(NestorianChristianity)的傳播。

    至于拜火教的介入較少為人提及,可是他們在西安寺廟裡的僧侶也受到同文官五品和七品的待遇。

     這一段充滿著光輝和滿足的時期如何下場?最簡捷的說,這理想的國家因為領導集團的逐漸驕惰而不負責,無從繼續。

    宮廷裡的伺候人衆增加到不能管馭的程度。

    及至八世紀中葉,即以宮内參與音樂和娛樂的人衆而言,便多至一萬馀,宮女可能加倍。

    文官集團不僅人數增加而且薪俸膨脹,皇帝與群臣的品質則降低。

    以上述的各個情況而言,至此已朝相反的方向進行。

    公元七五一年,中國的軍隊在中亞被阿拉伯聯軍擊敗,即使西南的泰族部隊也逼著唐軍倉皇後撤,藏民也叛變。

    九世紀更有邊防将領坐大而成為軍閥的趨勢;内地則有農民暴動。

    唐代宦官此時還無聲無聞,今後則在宮廷之内專權,甚至廢立君主。

    同時佛教寺院的集中财富,也使國家難安。

    公元八四○年代連續發生了一連串的排佛行動,八四五年的诏書,下令搗毀了四千六百所寺院,強迫十六萬零五百僧尼還俗。

     這種開倒車的情形,範圍廣而程度深。

    有些曆史家認為唐代可以分作前後兩段觀察。

    看來公元七五五年安祿山的叛變,近于全朝代時間上的中點,可以視作由盛而衰的分水嶺。

    這樣一來,前面一段有了一百三十七年的偉大與繁榮,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