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統一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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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于農戶，才逐漸将其統治權推及于一個廣大的地區。
最初其朝廷派遣軍官登記歸附的人口，暫時收取布匹以代替正規之賦稅；至公元四二六年才通令所有賦稅全由州縣官經手，其他的經理人衆一律撤回。
若不是那些可能從中作梗的人物，例如漢人之家族缙紳的勢力及少數民族間之王公大臣，均已被解除威權，此項直接征稅辦法不可能付之實施。
北魏五世紀的帝紀也記載著歸附的戶口，三千一處，五千三處，前後不絕。
很顯然的，後漢末年以來地方分權的趨勢至此已被扭轉。
凡北魏不能以武力征服之處則從外加壓力，使之歸化。
拓跋朝廷又能外禦其他遊牧民族如蠕蠕（柔然）的侵犯，内具恤災救荒的資源，凡此都增加其本身之威信。
然而前後看來，他們最初的決策：制造一個供應之基地，直接控制農業的勞動力，既殘酷卻又特出心裁，是其轉換點。
迄至它本身崩潰之日，北魏朝廷所登記的納稅人戶達五百萬戶，更有人口二千五百萬，這在一個動亂的時代，可算作絕大的成功。
這異族入主的朝廷在五世紀末頒布了它最重要的法令。
所有官僚的薪給數額公布于公元四八四年，這表示著在此以前北魏的财政仍脫離不了地方分權。
同一通令也規定納稅以戶計。
每戶按其家産及口數，分别列入三等九則之内。
中等之戶納米二十石，布二匹，附帶生絲及絲織品。
事實上這隻是一般标準，實際征收數額有很大的出入，納稅之戶也未必與分炊的戶數全部符合。
當日的文書即指出，有時五十戶登記為一戶。
中央政府隻要求最上三則的戶口之所納繳送京師，其他的定額由大略的估計而得，執行時有待地方官之機動。
這通令隻表示從此以後管制加緊。
【均田與府兵】 一年之後，北魏又頒布其均田令。
其原則乃所有的田土為皇帝所有，各人隻因欽許而有使用權：每一男丁十五歲以上受田四十畝，婦人減半，奴婢及丁牛又有附加，以上系供耕種米麥之用，老免及身沒歸還政府。
其他種植桑麻蔬果之田土另為一疇，可以繼承且在限制之内得以買賣。
四八五年之均田令，在中國曆史上是劃時代的裡程碑，以後隻有詳細數目字的出入，其原則經後繼各朝代所抄襲，下及隋唐，施行迄至八世紀下半期，連亘約三百年。
同時北魏的民兵稱為府兵制者，也成為以後各朝類似組織的初創規模。
不少讀者看到上述诏令時通常會問起：以上的诏令所述，均田是一種限制還是一種保證？是一種希望之目标還是立即兌現的規則？其施行之程度如何？地方官是否動手分田，而将逾額數沒收？即使是最具才能的曆史家，也無法斬釘截鐵毫無猶豫的回答。
我們僅能從側面的資料，再依據猜想，才能回答這一類的問題。
基本上，任何有關全帝國之诏令隻能廣泛的措辭，當官僚将其在鄉村間付諸實施的時候，文中一緻的标準，通常要超過實際上能施行的程度。
當然，對皇帝的诏令，所有從事者必須盡其全力照辦。
可是一項要求不能實際做到時，其數字可能遭到竄改，其條文可能因權宜解釋而打折扣。
換言之，全國一緻的要求在下層組織必遇阻礙，即最有效的警察權亦對之無可如何。
而運用金錢管制以保障政策執行的方法，又不能在這時代開始。
一個具有同情心的讀者，也可從此看出，這樣的傳統對現代中國的經理成為一種嚴重的負擔。
根據前後事迹看來，五世紀以來的均田不能算作失敗；因其目的在于創造一種基層組織，使大多數的小自耕農納稅當兵，從這方面看來，此設施尚且可以
最初其朝廷派遣軍官登記歸附的人口，暫時收取布匹以代替正規之賦稅；至公元四二六年才通令所有賦稅全由州縣官經手，其他的經理人衆一律撤回。
若不是那些可能從中作梗的人物，例如漢人之家族缙紳的勢力及少數民族間之王公大臣，均已被解除威權，此項直接征稅辦法不可能付之實施。
北魏五世紀的帝紀也記載著歸附的戶口，三千一處，五千三處，前後不絕。
很顯然的，後漢末年以來地方分權的趨勢至此已被扭轉。
凡北魏不能以武力征服之處則從外加壓力，使之歸化。
拓跋朝廷又能外禦其他遊牧民族如蠕蠕（柔然）的侵犯，内具恤災救荒的資源，凡此都增加其本身之威信。
然而前後看來，他們最初的決策：制造一個供應之基地，直接控制農業的勞動力，既殘酷卻又特出心裁，是其轉換點。
迄至它本身崩潰之日，北魏朝廷所登記的納稅人戶達五百萬戶，更有人口二千五百萬，這在一個動亂的時代，可算作絕大的成功。
這異族入主的朝廷在五世紀末頒布了它最重要的法令。
所有官僚的薪給數額公布于公元四八四年，這表示著在此以前北魏的财政仍脫離不了地方分權。
同一通令也規定納稅以戶計。
每戶按其家産及口數，分别列入三等九則之内。
中等之戶納米二十石，布二匹，附帶生絲及絲織品。
事實上這隻是一般标準，實際征收數額有很大的出入，納稅之戶也未必與分炊的戶數全部符合。
當日的文書即指出，有時五十戶登記為一戶。
中央政府隻要求最上三則的戶口之所納繳送京師，其他的定額由大略的估計而得，執行時有待地方官之機動。
這通令隻表示從此以後管制加緊。
【均田與府兵】 一年之後，北魏又頒布其均田令。
其原則乃所有的田土為皇帝所有，各人隻因欽許而有使用權：每一男丁十五歲以上受田四十畝，婦人減半，奴婢及丁牛又有附加，以上系供耕種米麥之用，老免及身沒歸還政府。
其他種植桑麻蔬果之田土另為一疇，可以繼承且在限制之内得以買賣。
四八五年之均田令，在中國曆史上是劃時代的裡程碑，以後隻有詳細數目字的出入，其原則經後繼各朝代所抄襲，下及隋唐，施行迄至八世紀下半期，連亘約三百年。
同時北魏的民兵稱為府兵制者，也成為以後各朝類似組織的初創規模。
不少讀者看到上述诏令時通常會問起：以上的诏令所述，均田是一種限制還是一種保證？是一種希望之目标還是立即兌現的規則？其施行之程度如何？地方官是否動手分田，而将逾額數沒收？即使是最具才能的曆史家，也無法斬釘截鐵毫無猶豫的回答。
我們僅能從側面的資料，再依據猜想，才能回答這一類的問題。
基本上，任何有關全帝國之诏令隻能廣泛的措辭，當官僚将其在鄉村間付諸實施的時候，文中一緻的标準，通常要超過實際上能施行的程度。
當然，對皇帝的诏令，所有從事者必須盡其全力照辦。
可是一項要求不能實際做到時，其數字可能遭到竄改，其條文可能因權宜解釋而打折扣。
換言之，全國一緻的要求在下層組織必遇阻礙，即最有效的警察權亦對之無可如何。
而運用金錢管制以保障政策執行的方法，又不能在這時代開始。
一個具有同情心的讀者，也可從此看出，這樣的傳統對現代中國的經理成為一種嚴重的負擔。
根據前後事迹看來，五世紀以來的均田不能算作失敗；因其目的在于創造一種基層組織，使大多數的小自耕農納稅當兵，從這方面看來，此設施尚且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