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統一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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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至它本身崩潰之日，北魏朝廷所登記的納稅人戶達五百萬戶，更有人口二千五百萬，這在一個動亂的時代，可算作絕大的成功。
這異族入主的朝廷在五世紀末頒布了它最重要的法令。
所有官僚的薪給數額公布于公元四八四年，這表示著在此以前北魏的财政仍脫離不了地方分權。
同一通令也規定納稅以戶計。
每戶按其家産及口數，分别列入三等九則之内。
中等之戶納米二十石，布二匹，附帶生絲及絲織品。
事實上這隻是一般标準，實際征收數額有很大的出入，納稅之戶也未必與分炊的戶數全部符合。
當日的文書即指出，有時五十戶登記為一戶。
中央政府隻要求最上三則的戶口之所納繳送京師，其他的定額由大略的估計而得，執行時有待地方官之機動。
這通令隻表示從此以後管制加緊。
【均田與府兵】 一年之後，北魏又頒布其均田令。
其原則乃所有的田土為皇帝所有，各人隻因欽許而有使用權：每一男丁十五歲以上受田四十畝，婦人減半，奴婢及丁牛又有附加，以上系供耕種米麥之用，老免及身沒歸還政府。
其他種植桑麻蔬果之田土另為一疇，可以繼承且在限制之内得以買賣。
四八五年之均田令，在中國曆史上是劃時代的裡程碑，以後隻有詳細數目字的出入，其原則經後繼各朝代所抄襲，下及隋唐，施行迄至八世紀下半期，連亘約三百年。
同時北魏的民兵稱為府兵制者，也成為以後各朝類似組織的初創規模。
不少讀者看到上述诏令時通常會問起：以上的诏令所述，均田是一種限制還是一種保證？是一種希望之目标還是立即兌現的規則？其施行之程度如何？地方官是否動手分田，而将逾額數沒收？即使是最具才能的曆史家，也無法斬釘截鐵毫無猶豫的回答。
我們僅能從側面的資料，再依據猜想，才能回答這一類的問題。
基本上，任何有關全帝國之诏令隻能廣泛的措辭，當官僚将其在鄉村間付諸實施的時候，文中一緻的标準，通常要超過實際上能施行的程度。
當然，對皇帝的诏令，所有從事者必須盡其全力照辦。
可是一項要求不能實際做到時，其數字可能遭到竄改，其條文可能因權宜解釋而打折扣。
換言之，全國一緻的要求在下層組織必遇阻礙，即最有效的警察權亦對之無可如何。
而運用金錢管制以保障政策執行的方法，又不能在這時代開始。
一個具有同情心的讀者，也可從此看出，這樣的傳統對現代中國的經理成為一種嚴重的負擔。
根據前後事迹看來，五世紀以來的均田不能算作失敗；因其目的在于創造一種基層組織，使大多數的小自耕農納稅當兵，從這方面看來，此設施尚且可以認為是絕大的成功。
均田又不像王莽的紙上文章，其執行者為一個新興的軍事力量，其環境為長期戰後之複原，各方面都視之為一種解脫。
事實上公元四八五年的均田令，從未認為“應有”系保障其“必有”。
令内指出，如果地域内土地不敷分配時，其畝數可能減縮，受田者也可請求離“狹鄉”而去“寬鄉”。
所以耕地國有不過具備法律上的基礎，授權于官僚組織，作為他們強迫實施政令的憑借，至于詳細的情形，則無法作全國一緻的論斷。
土地之為國家所有，并不是立案的原始目的。
現存的文件證實了以上的推論。
大地主在這時代仍存在著，不過那是例外，而不是一般的情形。
逃避稅役也仍無法嚴格的對付。
例如賦稅對獨身者有利而對已婚者不利，則絕大多數納稅人全報未婚。
可是這紀錄卻也表示一般增加納稅人登錄的目的已達到。
八世紀兩個邊防區域留下的文件，在本世紀後出土，其所載也與上述情形相符。
【重建社會組織】 拓跋魏在公元四八六年頒布的另一诏令，更有打破豪宗大姓之壟斷，而構成本身所主持的地方組織的功效。
這诏令以五家為鄰，五鄰為裡，五裡為黨。
由地方官指派鄰裡黨長，于是政府有其指揮系統可下達于細民。
同時新稅則也以一夫一婦為一“床”，而責成其出米二石，布一匹。
很顯然的，上述地方組織，賦稅和土地所有制都彼此聯系。
這些法規以一種人為的觀念從下至上地将整個帝國組織起來。
傳統中國作者在處理這節曆史的時候，通常著重中國文化的功效，認為中國的文物終能感化異族，使他們效法華夏的長處。
當然，以官僚組織治理農村大衆是有其内在的沿革，不可能自遊牧民族創始，這說明了何以拓跋民族要經這麼長的
這異族入主的朝廷在五世紀末頒布了它最重要的法令。
所有官僚的薪給數額公布于公元四八四年，這表示著在此以前北魏的财政仍脫離不了地方分權。
同一通令也規定納稅以戶計。
每戶按其家産及口數，分别列入三等九則之内。
中等之戶納米二十石，布二匹，附帶生絲及絲織品。
事實上這隻是一般标準，實際征收數額有很大的出入，納稅之戶也未必與分炊的戶數全部符合。
當日的文書即指出，有時五十戶登記為一戶。
中央政府隻要求最上三則的戶口之所納繳送京師，其他的定額由大略的估計而得，執行時有待地方官之機動。
這通令隻表示從此以後管制加緊。
【均田與府兵】 一年之後，北魏又頒布其均田令。
其原則乃所有的田土為皇帝所有，各人隻因欽許而有使用權：每一男丁十五歲以上受田四十畝，婦人減半，奴婢及丁牛又有附加，以上系供耕種米麥之用，老免及身沒歸還政府。
其他種植桑麻蔬果之田土另為一疇，可以繼承且在限制之内得以買賣。
四八五年之均田令，在中國曆史上是劃時代的裡程碑，以後隻有詳細數目字的出入，其原則經後繼各朝代所抄襲，下及隋唐，施行迄至八世紀下半期，連亘約三百年。
同時北魏的民兵稱為府兵制者，也成為以後各朝類似組織的初創規模。
不少讀者看到上述诏令時通常會問起：以上的诏令所述，均田是一種限制還是一種保證？是一種希望之目标還是立即兌現的規則？其施行之程度如何？地方官是否動手分田，而将逾額數沒收？即使是最具才能的曆史家，也無法斬釘截鐵毫無猶豫的回答。
我們僅能從側面的資料，再依據猜想，才能回答這一類的問題。
基本上，任何有關全帝國之诏令隻能廣泛的措辭，當官僚将其在鄉村間付諸實施的時候，文中一緻的标準，通常要超過實際上能施行的程度。
當然，對皇帝的诏令，所有從事者必須盡其全力照辦。
可是一項要求不能實際做到時，其數字可能遭到竄改，其條文可能因權宜解釋而打折扣。
換言之，全國一緻的要求在下層組織必遇阻礙，即最有效的警察權亦對之無可如何。
而運用金錢管制以保障政策執行的方法，又不能在這時代開始。
一個具有同情心的讀者，也可從此看出，這樣的傳統對現代中國的經理成為一種嚴重的負擔。
根據前後事迹看來，五世紀以來的均田不能算作失敗；因其目的在于創造一種基層組織，使大多數的小自耕農納稅當兵，從這方面看來，此設施尚且可以認為是絕大的成功。
均田又不像王莽的紙上文章，其執行者為一個新興的軍事力量，其環境為長期戰後之複原，各方面都視之為一種解脫。
事實上公元四八五年的均田令，從未認為“應有”系保障其“必有”。
令内指出，如果地域内土地不敷分配時，其畝數可能減縮，受田者也可請求離“狹鄉”而去“寬鄉”。
所以耕地國有不過具備法律上的基礎，授權于官僚組織，作為他們強迫實施政令的憑借，至于詳細的情形，則無法作全國一緻的論斷。
土地之為國家所有，并不是立案的原始目的。
現存的文件證實了以上的推論。
大地主在這時代仍存在著，不過那是例外，而不是一般的情形。
逃避稅役也仍無法嚴格的對付。
例如賦稅對獨身者有利而對已婚者不利，則絕大多數納稅人全報未婚。
可是這紀錄卻也表示一般增加納稅人登錄的目的已達到。
八世紀兩個邊防區域留下的文件，在本世紀後出土，其所載也與上述情形相符。
【重建社會組織】 拓跋魏在公元四八六年頒布的另一诏令，更有打破豪宗大姓之壟斷，而構成本身所主持的地方組織的功效。
這诏令以五家為鄰，五鄰為裡，五裡為黨。
由地方官指派鄰裡黨長，于是政府有其指揮系統可下達于細民。
同時新稅則也以一夫一婦為一“床”，而責成其出米二石，布一匹。
很顯然的，上述地方組織，賦稅和土地所有制都彼此聯系。
這些法規以一種人為的觀念從下至上地将整個帝國組織起來。
傳統中國作者在處理這節曆史的時候，通常著重中國文化的功效，認為中國的文物終能感化異族，使他們效法華夏的長處。
當然，以官僚組織治理農村大衆是有其内在的沿革，不可能自遊牧民族創始，這說明了何以拓跋民族要經這麼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