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曆史向側面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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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事，反缺乏全篇的要旨和段落間的邏輯。
于是建康成為“六朝金粉”的金陵，也就是中國的絲箔城市（China&lsquostinseltown）。
可是失望的階段，也是複興再造的機緣。
當然，儒教未曾完全斷氣，假使孔孟的影響全不存在，那麼這幾百年的曆史如何會寫得盡以嚴格的道德為标準，極盡其褒貶之能事？那麼寫曆史的人從何處找到原始的資料，又如何構成其下筆之宗旨？ 出人意料的，對重造中國帝制體系最有實質貢獻的，卻是所謂的胡人夷人。
為對他們表示敬意，我們應稱之為“非漢民族”或“少數民族”。
其詳情待下章論述。
此間應當提及的則是，少數民族在中國曆史裡再造帝國的關頭扮演重要的角色并不隻這一次。
中國專制朝代的構成，多少倚靠一種間架性的設計，并且其國家必須容納農民大衆。
草原地帶入侵的部落，因為其無牽挂，反能因為他們的簡單淳樸而建事功。
隻是要使他們習慣于農業的環境及中原文物則需要時日罷了。
【佛教的普遍影響】 當時人對道教再度感到興趣與對佛教之沉醉，有擴大中國知識視野的功效，其影響所及，曆時幾百年，隻是沒有為人注意罷了。
儒教乃是一種社會的紀律，在紛亂的時代其用處很小，文士乃尋覓另外的途徑。
公元三世紀之後半期，當時所謂的“竹林七賢”表彰著一時風氣。
此七賢為一叔一侄，和他們的五個摯友。
劉伶以驢車載酒，随從的一個仆人則荷鋤随之，他叮囑仆人，“死便埋我”。
放蕩不羁并不是他們的全部宗旨。
事實上，他們也在晉朝做官，阮籍尚為步兵校尉，嵇康為中散大夫，被司馬昭所殺。
他們所反對的乃是當日的儀飾和做作，而希望在道家的純真和渾然一體的觀念裡得到解放。
中國之接受佛教，當中有一段周折。
從其多方面廣被接受和招緻反對派的攻擊，可以想見其影響之深遠。
在現代以保衛中國的“理性”與“真實”自居者中，包括胡适先生，他覺得這種由外輸入的宗教，注重來生再世，把上天說成三十三級，而地獄也有十八層、實在是可歎。
可是另有欣賞佛教思想對中國人士有引導之功效者，則又指出：即便是“因果”（羯磨，karma）這一觀念，也要求中國人多在自然法規的範疇裡再三思維，注重每一種事物的前因後果，不要都像漢代思想家一樣，完全沉湎于對稱與均衡，把各種道德行為硬比作音符與波長。
總而言之，派遣僧徒到異域取經與大開門庭歡迎遠方來訪之沙門大師，其裨益遠逾于“拯救靈魂”。
這是一種文化上的接觸，其用途及於哲學、文學、教育、科學、音樂、雕刻、油畫和建築。
有些學者尚指出，在翻譯梵文經典時，中國學者自此掌握了音韻上的原則，有助于此後唐詩發揚光大。
其影響之所及如此廣泛，最近若幹中國之刊物乃指出“佛教是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曆史學家雷海宗甚至提出：自公元三八三年亦即淝水之戰後，中國文化便進入了“鞑靼佛教”的階段。
佛教之于中國，
于是建康成為“六朝金粉”的金陵，也就是中國的絲箔城市（China&lsquostinseltown）。
可是失望的階段，也是複興再造的機緣。
當然，儒教未曾完全斷氣，假使孔孟的影響全不存在，那麼這幾百年的曆史如何會寫得盡以嚴格的道德為标準，極盡其褒貶之能事？那麼寫曆史的人從何處找到原始的資料，又如何構成其下筆之宗旨？ 出人意料的，對重造中國帝制體系最有實質貢獻的，卻是所謂的胡人夷人。
為對他們表示敬意，我們應稱之為“非漢民族”或“少數民族”。
其詳情待下章論述。
此間應當提及的則是，少數民族在中國曆史裡再造帝國的關頭扮演重要的角色并不隻這一次。
中國專制朝代的構成，多少倚靠一種間架性的設計，并且其國家必須容納農民大衆。
草原地帶入侵的部落，因為其無牽挂，反能因為他們的簡單淳樸而建事功。
隻是要使他們習慣于農業的環境及中原文物則需要時日罷了。
【佛教的普遍影響】 當時人對道教再度感到興趣與對佛教之沉醉，有擴大中國知識視野的功效，其影響所及，曆時幾百年，隻是沒有為人注意罷了。
儒教乃是一種社會的紀律，在紛亂的時代其用處很小，文士乃尋覓另外的途徑。
公元三世紀之後半期，當時所謂的“竹林七賢”表彰著一時風氣。
此七賢為一叔一侄，和他們的五個摯友。
劉伶以驢車載酒，随從的一個仆人則荷鋤随之，他叮囑仆人，“死便埋我”。
放蕩不羁并不是他們的全部宗旨。
事實上，他們也在晉朝做官，阮籍尚為步兵校尉，嵇康為中散大夫，被司馬昭所殺。
他們所反對的乃是當日的儀飾和做作，而希望在道家的純真和渾然一體的觀念裡得到解放。
中國之接受佛教，當中有一段周折。
從其多方面廣被接受和招緻反對派的攻擊，可以想見其影響之深遠。
在現代以保衛中國的“理性”與“真實”自居者中，包括胡适先生，他覺得這種由外輸入的宗教，注重來生再世，把上天說成三十三級，而地獄也有十八層、實在是可歎。
可是另有欣賞佛教思想對中國人士有引導之功效者，則又指出：即便是“因果”（羯磨，karma）這一觀念，也要求中國人多在自然法規的範疇裡再三思維，注重每一種事物的前因後果，不要都像漢代思想家一樣，完全沉湎于對稱與均衡，把各種道德行為硬比作音符與波長。
總而言之，派遣僧徒到異域取經與大開門庭歡迎遠方來訪之沙門大師，其裨益遠逾于“拯救靈魂”。
這是一種文化上的接觸，其用途及於哲學、文學、教育、科學、音樂、雕刻、油畫和建築。
有些學者尚指出，在翻譯梵文經典時，中國學者自此掌握了音韻上的原則，有助于此後唐詩發揚光大。
其影響之所及如此廣泛，最近若幹中國之刊物乃指出“佛教是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曆史學家雷海宗甚至提出：自公元三八三年亦即淝水之戰後，中國文化便進入了“鞑靼佛教”的階段。
佛教之于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