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曆史向側面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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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物則需要時日罷了。
【佛教的普遍影響】 當時人對道教再度感到興趣與對佛教之沉醉，有擴大中國知識視野的功效，其影響所及，曆時幾百年，隻是沒有為人注意罷了。
儒教乃是一種社會的紀律，在紛亂的時代其用處很小，文士乃尋覓另外的途徑。
公元三世紀之後半期，當時所謂的“竹林七賢”表彰著一時風氣。
此七賢為一叔一侄，和他們的五個摯友。
劉伶以驢車載酒，随從的一個仆人則荷鋤随之，他叮囑仆人，“死便埋我”。
放蕩不羁并不是他們的全部宗旨。
事實上，他們也在晉朝做官，阮籍尚為步兵校尉，嵇康為中散大夫，被司馬昭所殺。
他們所反對的乃是當日的儀飾和做作，而希望在道家的純真和渾然一體的觀念裡得到解放。
中國之接受佛教，當中有一段周折。
從其多方面廣被接受和招緻反對派的攻擊，可以想見其影響之深遠。
在現代以保衛中國的“理性”與“真實”自居者中，包括胡适先生，他覺得這種由外輸入的宗教，注重來生再世，把上天說成三十三級，而地獄也有十八層、實在是可歎。
可是另有欣賞佛教思想對中國人士有引導之功效者，則又指出：即便是“因果”（羯磨，karma）這一觀念，也要求中國人多在自然法規的範疇裡再三思維，注重每一種事物的前因後果，不要都像漢代思想家一樣，完全沉湎于對稱與均衡，把各種道德行為硬比作音符與波長。
總而言之，派遣僧徒到異域取經與大開門庭歡迎遠方來訪之沙門大師，其裨益遠逾于“拯救靈魂”。
這是一種文化上的接觸，其用途及於哲學、文學、教育、科學、音樂、雕刻、油畫和建築。
有些學者尚指出，在翻譯梵文經典時，中國學者自此掌握了音韻上的原則，有助于此後唐詩發揚光大。
其影響之所及如此廣泛，最近若幹中國之刊物乃指出“佛教是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曆史學家雷海宗甚至提出：自公元三八三年亦即淝水之戰後，中國文化便進入了“鞑靼佛教”的階段。
佛教之于中國，無孔不入，影響到生活的各個層面，旅遊者可以自雲岡、龍門和敦煌各處石窟參觀時得到這種印象。
初看起來，這些窟洞在沙岩壁上以蜂窩式鑿成，不容易令人産生好感，其感動觀者之處尚待進入石窟之後。
每處佛像之多，均以萬計。
其最高大者在雲岡，耳長即九呎；其小者全部身長則不逾一吋。
不大不小之間有如人身長短者亦不計其數。
室内尚有壁畫：彩色像畫在石窟頂上、柱上之浮雕和壁穴的全身雕像。
以上三處之經營，均開始于魏晉南北朝中國分裂之際。
可是敦煌在絲綢之路上，在以後各代的繼續發展較其他兩處完整。
觀光者可以看出千多年來佛教美術的進展。
龍門的經營有唐代的工程，即使是雲岡初創于五世紀的雲岡石窟，内中一項工程即前後經營達四十年。
宗教題材之外，也有通俗故事和曆史故事。
經過藝術家安排之後，出現而為臉上的獰笑、手指尖的戰栗和緊張的筋肉。
學曆史者周遊之後，可從此得知古代的衣飾、紡織品的設計、樂器式樣，甚至人種學上的面目。
龍門有一窟構成于公元五七五年，壁上有當日全部的草藥單方。
可是這些石窟看似各随己意的構成，而無全面的設計，也缺乏統一的尺寸。
雖說有些設計，有皇帝皇後的資助，以替父母祈福而替本身争光，然其構造卻擺在風吹雨打的壁上，所以令人屏息的壯觀同時也是滿目瘡痍的，有如夢呓。
這和法國亞眠（Amiens）和沙特（Chartres）教堂門前“石刻聖經”之整饬成為一種尖刻的對照。
雖然如此，露天博物館也真能表現佛教的性格，此乃一種在野之人的宗教，不藉宗派的力量而能及于細民。
它的神學宗旨，不必有待于苦修，可以立即發生頓悟之功效。
同時它也可以為知識分子作為形而上思考的一種題材。
它之五花八門也确曾使中國曆代帝王在長時間内感到棘手。
他們都希望利用佛教對全民的吸引力作為自己行政之工具，又怕它針對于來生再世的重點，如果經過一度提倡，足為社會的紀律而成為儒教者的一種牽制。
【失落的三個多世紀】 這分裂的期間是否成了中國曆史裡“失落的三個多世紀”？其答案因各人觀點而定。
此時曆史的成分，缺乏向心的綜合，卻向側翼大幅度的進出。
自公元二二○年後漢之覆亡至五八九年隋朝的統一，當中的史迹并未缺乏邏輯，其衍變也絕非少數人物的賢愚不肖，有如過去的曆史家之盡情褒貶，以及戲劇家之将他們的面孔塗白敷黑等所能概括。
以上我們已将曆史上之負面因素指出，下一章則講到重新統一的過程。
隻是到此讓我再提及公元二八○年晉朝之入南京，當時的統一，不過昙花一現，無乃一種幻覺。
至九世紀劉禹錫所作的詩，提及此事，才能因為有了曆史的縱深，将當日的情景看得更真切。
劉詩抄錄于次： 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
千尋鐵鎖沉江底，一遍降幡出石頭。
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
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
【佛教的普遍影響】 當時人對道教再度感到興趣與對佛教之沉醉，有擴大中國知識視野的功效，其影響所及，曆時幾百年，隻是沒有為人注意罷了。
儒教乃是一種社會的紀律，在紛亂的時代其用處很小，文士乃尋覓另外的途徑。
公元三世紀之後半期，當時所謂的“竹林七賢”表彰著一時風氣。
此七賢為一叔一侄，和他們的五個摯友。
劉伶以驢車載酒，随從的一個仆人則荷鋤随之，他叮囑仆人，“死便埋我”。
放蕩不羁并不是他們的全部宗旨。
事實上，他們也在晉朝做官，阮籍尚為步兵校尉，嵇康為中散大夫，被司馬昭所殺。
他們所反對的乃是當日的儀飾和做作，而希望在道家的純真和渾然一體的觀念裡得到解放。
中國之接受佛教，當中有一段周折。
從其多方面廣被接受和招緻反對派的攻擊，可以想見其影響之深遠。
在現代以保衛中國的“理性”與“真實”自居者中，包括胡适先生，他覺得這種由外輸入的宗教，注重來生再世，把上天說成三十三級，而地獄也有十八層、實在是可歎。
可是另有欣賞佛教思想對中國人士有引導之功效者，則又指出：即便是“因果”（羯磨，karma）這一觀念，也要求中國人多在自然法規的範疇裡再三思維，注重每一種事物的前因後果，不要都像漢代思想家一樣，完全沉湎于對稱與均衡，把各種道德行為硬比作音符與波長。
總而言之，派遣僧徒到異域取經與大開門庭歡迎遠方來訪之沙門大師，其裨益遠逾于“拯救靈魂”。
這是一種文化上的接觸，其用途及於哲學、文學、教育、科學、音樂、雕刻、油畫和建築。
有些學者尚指出，在翻譯梵文經典時，中國學者自此掌握了音韻上的原則，有助于此後唐詩發揚光大。
其影響之所及如此廣泛，最近若幹中國之刊物乃指出“佛教是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曆史學家雷海宗甚至提出：自公元三八三年亦即淝水之戰後，中國文化便進入了“鞑靼佛教”的階段。
佛教之于中國，無孔不入，影響到生活的各個層面，旅遊者可以自雲岡、龍門和敦煌各處石窟參觀時得到這種印象。
初看起來，這些窟洞在沙岩壁上以蜂窩式鑿成，不容易令人産生好感，其感動觀者之處尚待進入石窟之後。
每處佛像之多，均以萬計。
其最高大者在雲岡，耳長即九呎；其小者全部身長則不逾一吋。
不大不小之間有如人身長短者亦不計其數。
室内尚有壁畫：彩色像畫在石窟頂上、柱上之浮雕和壁穴的全身雕像。
以上三處之經營，均開始于魏晉南北朝中國分裂之際。
可是敦煌在絲綢之路上，在以後各代的繼續發展較其他兩處完整。
觀光者可以看出千多年來佛教美術的進展。
龍門的經營有唐代的工程，即使是雲岡初創于五世紀的雲岡石窟，内中一項工程即前後經營達四十年。
宗教題材之外，也有通俗故事和曆史故事。
經過藝術家安排之後，出現而為臉上的獰笑、手指尖的戰栗和緊張的筋肉。
學曆史者周遊之後，可從此得知古代的衣飾、紡織品的設計、樂器式樣，甚至人種學上的面目。
龍門有一窟構成于公元五七五年，壁上有當日全部的草藥單方。
可是這些石窟看似各随己意的構成，而無全面的設計，也缺乏統一的尺寸。
雖說有些設計，有皇帝皇後的資助，以替父母祈福而替本身争光，然其構造卻擺在風吹雨打的壁上，所以令人屏息的壯觀同時也是滿目瘡痍的，有如夢呓。
這和法國亞眠（Amiens）和沙特（Chartres）教堂門前“石刻聖經”之整饬成為一種尖刻的對照。
雖然如此，露天博物館也真能表現佛教的性格，此乃一種在野之人的宗教，不藉宗派的力量而能及于細民。
它的神學宗旨，不必有待于苦修，可以立即發生頓悟之功效。
同時它也可以為知識分子作為形而上思考的一種題材。
它之五花八門也确曾使中國曆代帝王在長時間内感到棘手。
他們都希望利用佛教對全民的吸引力作為自己行政之工具，又怕它針對于來生再世的重點，如果經過一度提倡，足為社會的紀律而成為儒教者的一種牽制。
【失落的三個多世紀】 這分裂的期間是否成了中國曆史裡“失落的三個多世紀”？其答案因各人觀點而定。
此時曆史的成分，缺乏向心的綜合，卻向側翼大幅度的進出。
自公元二二○年後漢之覆亡至五八九年隋朝的統一，當中的史迹并未缺乏邏輯，其衍變也絕非少數人物的賢愚不肖，有如過去的曆史家之盡情褒貶，以及戲劇家之将他們的面孔塗白敷黑等所能概括。
以上我們已将曆史上之負面因素指出，下一章則講到重新統一的過程。
隻是到此讓我再提及公元二八○年晉朝之入南京，當時的統一，不過昙花一現，無乃一種幻覺。
至九世紀劉禹錫所作的詩，提及此事，才能因為有了曆史的縱深，将當日的情景看得更真切。
劉詩抄錄于次： 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
千尋鐵鎖沉江底，一遍降幡出石頭。
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
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