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福祿壽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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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
但願我能像許媽那樣為周遭人所接受，或是像她接受自己那樣接納自我。
她雖然隻會說幾句英語，卻能和每天早上送牛奶的人開玩笑，或是和媽的朋友交換園藝妙方。
我和許媽一塊兒出門時，每個人都以為她是我奶奶。
當我牽着她的手穿越購物中心的停車場時，就不怕被那些青少年譏笑了，因為許媽和我一起經過他們身邊的時候，他們從沒吐過半句話，就算說了，我也不在乎，因為我感覺得到許媽在我身邊的力量。
與她同行時，我覺得自己站得很穩，不怕掉進那道分隔中國和美國的危險裂縫；單槍匹馬時，我就會步履不穩地走在兩種文化的邊際之間。
當其他孩子喊我“清客”，或是用手把臉擠扁，模仿我細細的眼睛和寬寬的鼻子時，我的内心就一個趔趄，墜入那條裂縫之中。
在那兒，我站在中國的門牆外，以嘲弄和無知的态度面對它。
雖然我自己盡了力，卻依舊無法避開兩種文化之間的裂縫。
學校的小朋友第一次取笑我最愛的那條長褲，告訴我褲管太短、褲裆太低時，我吃了一驚。
那褲子是許媽做給我的，我以為她做的衣服可以保護我，使我免于遭到不友善的批評。
後來，我隻在家裡穿那條褲子，而且會仔細察看許媽做的每件衣服，找出可能的缺點。
從我同學的觀點看中國，會讓我受傷，那意味着我會跌入那道遠離我的許媽的縫隙中。
你看，我沒有裹小腳，可是對我丈夫來說，我兩隻腳可以說是纏過的，因為他認為我思想守舊，又沒讀什麼書。
我嫁給他的時候才十五歲，這個年紀離開娘家，對一個女性來說，是早了點。
可是我剛滿七歲那年，家裡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我們變窮了。
你是知道的，我們張家人非常好面子。
我們堅信中國一句名言“名節是個人第二生命”。
這意思是丢了自己的名譽和家裡的名聲，差不多和丢掉性命一樣糟糕。
我們年輕的時候，張家人失去了一切，可是從沒丢過張家人的名聲。
這是最重要的一點。
我們一家人團結一緻，緊守着自尊和志氣。
看别人赢，會學到一些東西；看别人輸，學到的更多。
我們遭遇的不幸使我們堅強，幫助我們成為今日的我們。
明白這點，你就可以明白自己的血脈了。
我先說說轎子吧，它們看起來像有兩個扶手和一個靠背、接在長長的竹挑竿上的椅子。
有時候，椅子上有間四面挂了簾子、可以保護隐私或遮蔽太陽的小房子。
你在轎子裡面坐定以後，轎夫就一前一後地把竹竿子扛在肩上，帶你到你要去的地方。
那竹竿子很有彈性，所以轎夫一肩扛一根來平衡力量，然後腳步輕快地往前跑，轎子就緩和地颠來颠去。
我小時候，我們都是乘着轎子四處逛，非常舒服。
寶山的轎夫都習慣聚集在我們家圍牆外的一棵大樹下，等着賺工錢。
比方說，爸爸被急診病患從家中傳喚的時候，用人就跑到樹下，雇一頂轎子和兩個轎夫。
在緊急情況下，爸爸之所以需要三個轎夫，是因為沒工夫讓轎夫停下來換位置，所以第三個轎夫會跟着轎子跑，等其他兩個轎夫當中的一個累了，就把轎子扛到自己肩上。
我可以從一個人坐的轎子辨别出這個人的許多情況。
首先是看轎子顔色：樸素的青竹轎是日常乘坐的；以白布覆蓋和裝飾的轎子是送葬隊用的；披着紅絲帳的轎子是給婚禮隊伍中的新娘子坐的，就像我結婚那天一樣。
再就是看轎夫人數（通常是兩個），它可以顯示乘坐人的身份地位。
隻有大官才可以雇用兩個以上的轎夫，這是從前社會被分成士、農、工、商四大階層的時候傳下來的習俗。
最高階層的士大夫為社會提供思想和秩序；第二階層的農夫耕種土地，給世人供應食物；第三階層的工匠制造生活所需的工具；最低階層的商人除了替自己生财以外，什麼貢獻都沒有，就算他們雇得起好幾個轎夫，還是不如士大夫受人敬重。
從前上海大部分地區都受外國租界法令的管制，在市中心沒人理會老規矩，洋人出門想雇幾個轎夫就雇幾個轎夫，有時候多到四個。
我聽說有個叫楊祖卿（原文作YangZuqing，此系音譯）的中國人也雇了四個轎夫，可怪的是，他們全是洋人。
楊祖卿出身上海一個舊家庭，他痛恨上海有外國租界這件事，為了讓大家看看中國人在外國管制下所受的屈辱，就雇了四個洋轎夫扛着他周遊外國租界。
他下轎子的時候，那幾個外國傭工還得托着他那件特别縫制、衣裾長達十五英尺的官服。
據說，楊祖卿走到哪兒，都是一道奇觀。
難怪。
張家擁有的那兩頂轎子，象征我們家至高的榮譽。
當時大多數人家隻租轎子
但願我能像許媽那樣為周遭人所接受，或是像她接受自己那樣接納自我。
她雖然隻會說幾句英語，卻能和每天早上送牛奶的人開玩笑，或是和媽的朋友交換園藝妙方。
我和許媽一塊兒出門時，每個人都以為她是我奶奶。
當我牽着她的手穿越購物中心的停車場時，就不怕被那些青少年譏笑了，因為許媽和我一起經過他們身邊的時候，他們從沒吐過半句話，就算說了，我也不在乎，因為我感覺得到許媽在我身邊的力量。
與她同行時，我覺得自己站得很穩，不怕掉進那道分隔中國和美國的危險裂縫；單槍匹馬時，我就會步履不穩地走在兩種文化的邊際之間。
當其他孩子喊我“清客”，或是用手把臉擠扁，模仿我細細的眼睛和寬寬的鼻子時，我的内心就一個趔趄，墜入那條裂縫之中。
在那兒，我站在中國的門牆外，以嘲弄和無知的态度面對它。
雖然我自己盡了力，卻依舊無法避開兩種文化之間的裂縫。
學校的小朋友第一次取笑我最愛的那條長褲，告訴我褲管太短、褲裆太低時，我吃了一驚。
那褲子是許媽做給我的，我以為她做的衣服可以保護我，使我免于遭到不友善的批評。
後來，我隻在家裡穿那條褲子，而且會仔細察看許媽做的每件衣服，找出可能的缺點。
從我同學的觀點看中國，會讓我受傷，那意味着我會跌入那道遠離我的許媽的縫隙中。
你看，我沒有裹小腳，可是對我丈夫來說，我兩隻腳可以說是纏過的，因為他認為我思想守舊，又沒讀什麼書。
我嫁給他的時候才十五歲，這個年紀離開娘家，對一個女性來說，是早了點。
可是我剛滿七歲那年，家裡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我們變窮了。
你是知道的，我們張家人非常好面子。
我們堅信中國一句名言“名節是個人第二生命”。
這意思是丢了自己的名譽和家裡的名聲，差不多和丢掉性命一樣糟糕。
我們年輕的時候，張家人失去了一切，可是從沒丢過張家人的名聲。
這是最重要的一點。
我們一家人團結一緻，緊守着自尊和志氣。
看别人赢，會學到一些東西；看别人輸，學到的更多。
我們遭遇的不幸使我們堅強，幫助我們成為今日的我們。
明白這點，你就可以明白自己的血脈了。
我先說說轎子吧，它們看起來像有兩個扶手和一個靠背、接在長長的竹挑竿上的椅子。
有時候，椅子上有間四面挂了簾子、可以保護隐私或遮蔽太陽的小房子。
你在轎子裡面坐定以後，轎夫就一前一後地把竹竿子扛在肩上，帶你到你要去的地方。
那竹竿子很有彈性，所以轎夫一肩扛一根來平衡力量，然後腳步輕快地往前跑，轎子就緩和地颠來颠去。
我小時候，我們都是乘着轎子四處逛，非常舒服。
寶山的轎夫都習慣聚集在我們家圍牆外的一棵大樹下，等着賺工錢。
比方說，爸爸被急診病患從家中傳喚的時候，用人就跑到樹下，雇一頂轎子和兩個轎夫。
在緊急情況下，爸爸之所以需要三個轎夫，是因為沒工夫讓轎夫停下來換位置，所以第三個轎夫會跟着轎子跑，等其他兩個轎夫當中的一個累了，就把轎子扛到自己肩上。
我可以從一個人坐的轎子辨别出這個人的許多情況。
首先是看轎子顔色：樸素的青竹轎是日常乘坐的；以白布覆蓋和裝飾的轎子是送葬隊用的；披着紅絲帳的轎子是給婚禮隊伍中的新娘子坐的，就像我結婚那天一樣。
再就是看轎夫人數（通常是兩個），它可以顯示乘坐人的身份地位。
隻有大官才可以雇用兩個以上的轎夫，這是從前社會被分成士、農、工、商四大階層的時候傳下來的習俗。
最高階層的士大夫為社會提供思想和秩序；第二階層的農夫耕種土地，給世人供應食物；第三階層的工匠制造生活所需的工具；最低階層的商人除了替自己生财以外，什麼貢獻都沒有，就算他們雇得起好幾個轎夫，還是不如士大夫受人敬重。
從前上海大部分地區都受外國租界法令的管制，在市中心沒人理會老規矩，洋人出門想雇幾個轎夫就雇幾個轎夫，有時候多到四個。
我聽說有個叫楊祖卿（原文作YangZuqing，此系音譯）的中國人也雇了四個轎夫，可怪的是，他們全是洋人。
楊祖卿出身上海一個舊家庭，他痛恨上海有外國租界這件事，為了讓大家看看中國人在外國管制下所受的屈辱，就雇了四個洋轎夫扛着他周遊外國租界。
他下轎子的時候，那幾個外國傭工還得托着他那件特别縫制、衣裾長達十五英尺的官服。
據說，楊祖卿走到哪兒，都是一道奇觀。
難怪。
張家擁有的那兩頂轎子，象征我們家至高的榮譽。
當時大多數人家隻租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