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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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她，但直到五年以後，才開始與她交談。
1979或1980年的夏天，爸打電話給幼儀，邀她來康涅狄格小住數日。
他倆顯然在之前的一次家族聚會上讨論過這趟遠行的可能性。
1940年出生的爸，從孩提時代就和幼儀很熟，那時爸家住上海，轉角就是幼儀家。
1949年以後，爸和家人便輾轉到香港、東京、巴西聖保羅，然後到美國。
幼儀也在同年離開中國内地，前往香港，在那兒認識第二任丈夫，一直住到他去世之後。
初訪康州的幼儀帶來了粽子的食譜和制作材料，媽和我在幼儀監督之下，把肉餡和糯米準備好，然後将大片竹葉放在水裡泡軟待用。
第一個粽子包出來以後，幼儀宣布我們的努力成功了。
此後每年夏天，幼儀都會帶份新的食譜來，有一年是餃子，還有一年是蝦醬。
她會在我們準備做菜時仔細監工，然後給我們的成品打分。
我喜歡她那種從容不迫、細心周密的方法。
我們煮東西時，她就夾雜着英語和中文告訴我中美與古今之别。
我在家是講英語長大的，讀高中時才開始學中文。
幼儀與我交談時，從來不譏責我太美國化，或是用我不可能了解她所說的中國的口氣。
張家這邊的親戚中，沒有人是以這樣輕松的态度和我說話的，連我自己的爸和爺爺奶奶都一樣。
當時處于青少年時期的我，正陷入強烈的認同危機。
身為張家第一代在美國出生的人，我徘徊于兩種文化之間，卻不知如何取舍。
身為華裔美國人的我，渴望擁有可以讓自己認同的國家，想要追求一個和自己的過去毫不相幹的未來。
我熱切盼望了解自己的出身，卻又對自己的傳承感到羞愧。
1983年，我開始在哈佛大學就讀，由于東亞研究系聲譽卓著，便選為主修科系。
本想借此達到了解中國的目的，卻因為要系統分析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傳統而産生困惑。
令人氣餒的是，我所學的東西并未引起我的共鳴，而主修其他學科的同學卻暗示我“天生”就應該具備有關中國的知識，也讓我深惡痛絕。
如果我對中國的了解比不上我的同窗（他們大都是美國人），那我出了什麼問題？難道我不夠中國？我經常如此戒慎恐懼。
那年在研讀“中國史概論”這門課（同學都戲稱這是“稻田課”）時，無意中在一些課文裡發現張家人的名字，他們經常被與“五四”時代（約1919至1926年）相提并論。
這個時代見證了傳統儒家文化在西方思想引領風騷之下所經曆的劇變。
1919年5月4日，天安門廣場發生了中國史上第一次擁護民主的示威活動，“五四”之名由此而來。
這個時代的貢獻之一，是産生了新文體和新文學。
我的兩位伯祖張嘉森和張嘉璈，也就是張家人口中的“二哥”和“四哥”，因在政治界與銀行界的成就而為人所褒獎。
我自小就認識二伯祖與四伯祖，他們于20世紀70年代中期過世後，每次我去舊金山探望爺爺奶奶，都會到他們位于加州一座山邊的墓地緻敬。
令我驚訝的是，姑婆張幼儀也因為和徐志摩離婚而被提及，後者是将西方詩律引進中國現代詩，并協助創辦影響文壇的《新月》月刊的浪漫詩人，名噪一時。
他們的離婚事件常被稱為“中國第一樁現代離婚案”。
大學第一個暑假自校返家後，我熱切等待幼儀來訪。
她在我眼中是位值得尊敬的長輩和不谙世故的移民，這位女士和我在閱讀課本時所想象的女中豪傑會是同一個人嗎？她到訪的第二天，我便拿出提到她名字的書本，央求她從頭告訴我她的故事。
即奶媽。
&mdash&mdash譯者注 即張君劢和張公權。
&mdash&mdash譯者注
1979或1980年的夏天，爸打電話給幼儀，邀她來康涅狄格小住數日。
他倆顯然在之前的一次家族聚會上讨論過這趟遠行的可能性。
1940年出生的爸，從孩提時代就和幼儀很熟，那時爸家住上海，轉角就是幼儀家。
1949年以後，爸和家人便輾轉到香港、東京、巴西聖保羅，然後到美國。
幼儀也在同年離開中國内地，前往香港，在那兒認識第二任丈夫，一直住到他去世之後。
初訪康州的幼儀帶來了粽子的食譜和制作材料，媽和我在幼儀監督之下，把肉餡和糯米準備好，然後将大片竹葉放在水裡泡軟待用。
第一個粽子包出來以後，幼儀宣布我們的努力成功了。
此後每年夏天，幼儀都會帶份新的食譜來，有一年是餃子，還有一年是蝦醬。
她會在我們準備做菜時仔細監工，然後給我們的成品打分。
我喜歡她那種從容不迫、細心周密的方法。
我們煮東西時，她就夾雜着英語和中文告訴我中美與古今之别。
我在家是講英語長大的，讀高中時才開始學中文。
幼儀與我交談時，從來不譏責我太美國化，或是用我不可能了解她所說的中國的口氣。
張家這邊的親戚中，沒有人是以這樣輕松的态度和我說話的，連我自己的爸和爺爺奶奶都一樣。
當時處于青少年時期的我，正陷入強烈的認同危機。
身為張家第一代在美國出生的人，我徘徊于兩種文化之間，卻不知如何取舍。
身為華裔美國人的我，渴望擁有可以讓自己認同的國家，想要追求一個和自己的過去毫不相幹的未來。
我熱切盼望了解自己的出身，卻又對自己的傳承感到羞愧。
1983年，我開始在哈佛大學就讀，由于東亞研究系聲譽卓著，便選為主修科系。
本想借此達到了解中國的目的，卻因為要系統分析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傳統而産生困惑。
令人氣餒的是，我所學的東西并未引起我的共鳴，而主修其他學科的同學卻暗示我“天生”就應該具備有關中國的知識，也讓我深惡痛絕。
如果我對中國的了解比不上我的同窗（他們大都是美國人），那我出了什麼問題？難道我不夠中國？我經常如此戒慎恐懼。
那年在研讀“中國史概論”這門課（同學都戲稱這是“稻田課”）時，無意中在一些課文裡發現張家人的名字，他們經常被與“五四”時代（約1919至1926年）相提并論。
這個時代見證了傳統儒家文化在西方思想引領風騷之下所經曆的劇變。
1919年5月4日，天安門廣場發生了中國史上第一次擁護民主的示威活動，“五四”之名由此而來。
這個時代的貢獻之一，是産生了新文體和新文學。
我的兩位伯祖張嘉森和張嘉璈，也就是張家人口中的“二哥”和“四哥”，因在政治界與銀行界的成就而為人所褒獎。
我自小就認識二伯祖與四伯祖，他們于20世紀70年代中期過世後，每次我去舊金山探望爺爺奶奶，都會到他們位于加州一座山邊的墓地緻敬。
令我驚訝的是，姑婆張幼儀也因為和徐志摩離婚而被提及，後者是将西方詩律引進中國現代詩，并協助創辦影響文壇的《新月》月刊的浪漫詩人，名噪一時。
他們的離婚事件常被稱為“中國第一樁現代離婚案”。
大學第一個暑假自校返家後，我熱切等待幼儀來訪。
她在我眼中是位值得尊敬的長輩和不谙世故的移民，這位女士和我在閱讀課本時所想象的女中豪傑會是同一個人嗎？她到訪的第二天，我便拿出提到她名字的書本，央求她從頭告訴我她的故事。
即奶媽。
&mdash&mdash譯者注 即張君劢和張公權。
&mdash&mdash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