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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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口從中國帶來的雕花桃花心木箱，依然立在爸媽家的客廳裡。
爸媽家在康涅狄格州，那所房子是我長大的地方。
箱子又黑又亮，上頭刻的一隻虎爪緊抓地面，在擺着由埃姆斯和勒·柯布西耶設計的家具的客廳一角，對我頻送秋波。
我走向箱子，把玩箱上繁複的銅件，再阖上厚重的蓋子。
箱裡什麼都有：中國的秘聞，樟腦的氣息，以及在另一個時間地點穿着的衣物，其中有奶奶的繡花絲袍，爺爺的無尾晚禮服、白色晚宴外套和馬褲，阿嬷許媽針腳可愛的圍裙，媽夏天到香港買的幾件修身高領開衩旗袍。
我迅速翻弄這些衣服，對它們如數家珍。
我不假思索地将它們折了又疊，這是從小做慣的事。
爸教過我怎麼折旗袍，折時要注意領子，那是旗袍最重要的部分。
我還記得自己曾因爸這麼懂女人的衣服而感到尴尬，但他告訴我，那是小時候從他母親那兒學來的。
此刻，我發現了我要找的東西，是一件黑旗袍，姑婆張幼儀&mdash&mdash晚年的她是我的明鏡與良師&mdash&mdash開的雲裳服裝公司裡曾賣過的那種款式。
從小，我就擁有這件衣裳，有一天，它從爺爺奶奶自上海帶來的家當裡冒出來。
雖然衣服上沒貼标簽，但一天午後，我們在家中的箱子裡翻翻尋尋時，幼儀一眼就認出了它。
“這是我店裡來的。
”她說。
那高興的口氣，仿佛遇見了老友。
打從那天起，我就把這衣服當作幼儀的，而且毫不猶豫地接受它的存在，就像接受她晚年對我的饋贈一樣。
是這件衣服把我們牢牢系在一塊兒，載着我們跨越了歲歲年年。
家裡大部分親戚，我似乎生下來就認得，但認識幼儀姑婆的情況卻不一樣。
我清楚記得初見面的情景。
那是1974年，當時我九歲，我們張家人一如往常，在四姑婆位于中央公園西路（CentralParkWest）的公寓聚首。
四姑婆自1954年移民紐約後，一直是位成功的服裝設計師。
她穿着剪裁考究的旗袍，頭發用假髻绾得高高的，臉上抹得蒼白，還搽了鮮紅的唇膏。
我最怕到她家聚會。
她老是把哥哥、姐姐和我叫到房間，問我們為什麼沒變胖些、瘦些、聰明些，或是手腳怎麼沒變麻利些，嘴巴沒變甜些；當我們回答得結結巴巴時，她就用上海話笑我們。
在四姑婆面前，誰都不許戴眼鏡，連媽也包括在内，她受不了别人這副醜樣子。
初遇幼儀那晚，我和家人一起被引進四姑婆的客廳，一眼就注意到有位戴副大眼鏡的陌生人坐在四姑婆坐的雙人椅另一頭。
她儀态端莊，沒有架子，和雍容華貴的四姑婆似乎截然不同。
我很詫異這陌生客竟被允許不摘眼鏡。
爸向我們幾個孩子宣布：“這是你們的二姑婆，也就是張家二姐，剛從香港到這兒。
” 我羞怯地靠近幼儀，在鄭重與她握手之時，目光穿透那副眼鏡，直入她的雙眸。
眸中閃着熟識的光芒，好像她自某個遙遠的地方就将我銘記在心似的。
我記得自己當時立刻有種可以信賴這位女士的感覺。
她住在曼哈頓北部東區的一所公寓裡，第二任丈夫過世後，才從香港搬來。
張家人給她起了個诨名叫“親伯伯”，顯然是調侃她有幾分男子氣。
我注視着她的短發和深色褲裝，喜歡從她身上傳出的信息：我讨厭裙裝，過去人家老喊我“野丫頭”。
雖然爸媽從未提起，但我從同輩堂親和姑姑們那兒聽過她離婚的暧昧傳言，他們用一種暗示着丢臉、可悲的口吻，談論她離婚的事。
我直視她的臉，想要搜尋“丢臉”或“可悲”的信息，卻隻看到平靜和智慧。
初次相見的那晚，我并沒有和她說上幾句話。
雖然我經常在後來的家族聚會中看
爸媽家在康涅狄格州，那所房子是我長大的地方。
箱子又黑又亮，上頭刻的一隻虎爪緊抓地面，在擺着由埃姆斯和勒·柯布西耶設計的家具的客廳一角，對我頻送秋波。
我走向箱子，把玩箱上繁複的銅件，再阖上厚重的蓋子。
箱裡什麼都有：中國的秘聞，樟腦的氣息，以及在另一個時間地點穿着的衣物，其中有奶奶的繡花絲袍，爺爺的無尾晚禮服、白色晚宴外套和馬褲，阿嬷許媽針腳可愛的圍裙，媽夏天到香港買的幾件修身高領開衩旗袍。
我迅速翻弄這些衣服，對它們如數家珍。
我不假思索地将它們折了又疊，這是從小做慣的事。
爸教過我怎麼折旗袍，折時要注意領子，那是旗袍最重要的部分。
我還記得自己曾因爸這麼懂女人的衣服而感到尴尬，但他告訴我，那是小時候從他母親那兒學來的。
此刻，我發現了我要找的東西，是一件黑旗袍，姑婆張幼儀&mdash&mdash晚年的她是我的明鏡與良師&mdash&mdash開的雲裳服裝公司裡曾賣過的那種款式。
從小，我就擁有這件衣裳，有一天，它從爺爺奶奶自上海帶來的家當裡冒出來。
雖然衣服上沒貼标簽，但一天午後，我們在家中的箱子裡翻翻尋尋時，幼儀一眼就認出了它。
“這是我店裡來的。
”她說。
那高興的口氣，仿佛遇見了老友。
打從那天起，我就把這衣服當作幼儀的，而且毫不猶豫地接受它的存在，就像接受她晚年對我的饋贈一樣。
是這件衣服把我們牢牢系在一塊兒，載着我們跨越了歲歲年年。
家裡大部分親戚，我似乎生下來就認得，但認識幼儀姑婆的情況卻不一樣。
我清楚記得初見面的情景。
那是1974年，當時我九歲，我們張家人一如往常，在四姑婆位于中央公園西路（CentralParkWest）的公寓聚首。
四姑婆自1954年移民紐約後，一直是位成功的服裝設計師。
她穿着剪裁考究的旗袍，頭發用假髻绾得高高的，臉上抹得蒼白，還搽了鮮紅的唇膏。
我最怕到她家聚會。
她老是把哥哥、姐姐和我叫到房間，問我們為什麼沒變胖些、瘦些、聰明些，或是手腳怎麼沒變麻利些，嘴巴沒變甜些；當我們回答得結結巴巴時，她就用上海話笑我們。
在四姑婆面前，誰都不許戴眼鏡，連媽也包括在内，她受不了别人這副醜樣子。
初遇幼儀那晚，我和家人一起被引進四姑婆的客廳，一眼就注意到有位戴副大眼鏡的陌生人坐在四姑婆坐的雙人椅另一頭。
她儀态端莊，沒有架子，和雍容華貴的四姑婆似乎截然不同。
我很詫異這陌生客竟被允許不摘眼鏡。
爸向我們幾個孩子宣布：“這是你們的二姑婆，也就是張家二姐，剛從香港到這兒。
” 我羞怯地靠近幼儀，在鄭重與她握手之時，目光穿透那副眼鏡，直入她的雙眸。
眸中閃着熟識的光芒，好像她自某個遙遠的地方就将我銘記在心似的。
我記得自己當時立刻有種可以信賴這位女士的感覺。
她住在曼哈頓北部東區的一所公寓裡，第二任丈夫過世後，才從香港搬來。
張家人給她起了個诨名叫“親伯伯”，顯然是調侃她有幾分男子氣。
我注視着她的短發和深色褲裝，喜歡從她身上傳出的信息：我讨厭裙裝，過去人家老喊我“野丫頭”。
雖然爸媽從未提起，但我從同輩堂親和姑姑們那兒聽過她離婚的暧昧傳言，他們用一種暗示着丢臉、可悲的口吻，談論她離婚的事。
我直視她的臉，想要搜尋“丢臉”或“可悲”的信息，卻隻看到平靜和智慧。
初次相見的那晚，我并沒有和她說上幾句話。
雖然我經常在後來的家族聚會中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