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長城戰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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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ash&mdash《塘沽協定》 一部日本侵略中國的曆史,“九·一八”事變以後,便是一部關東軍的發展史。

    日本的陸軍,支配了日本的政治,而關東軍則支配着陸軍;從“五·一五”事變(一九三二年)到“二·二六事變”(一九三六年)這都是關東軍所謂少壯軍人對陸軍元老的清算。

    關東軍所制造的僞滿帝國,取得了政治上的作用;接着利用滿鐵經濟,操縱東北所有工礦業及産業開發,對日本國内擡高了軍人發言權。

    民政黨政友會漸漸失了活動地步,後來東條英機以現役軍人兼任首相與陸相,乃為關東軍獨霸軍政的全盛時代。

     關東軍之始,原是駐在關東的軍隊,範圍非常之小。

    日俄戰役時,野戰部隊二師團,師團司令部設遼陽,“九·一八”事變後遷至沈陽,僞滿建國後移至長春,建築巨大的關東軍司令部,指揮全東北的日本軍隊。

    “九·一八”事變後在東北的關東軍約有七個師團,兵力近二十萬人。

    其後軍備逐漸擴張,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依據新軍備建設大綱,擴充兵員,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又經一度大擴張,成立關東軍管區,兵力漸增至六十萬人以上。

    關東軍的人物之中,“九·一八”以前任司令官的白川義則,便是淞滬戰役指揮作戰的司令官;武藤信義大将,是日本福岡軍閥出身,他的弟子之中,有發動“盧溝橋事變”的華北司令官田代皖一郎,指揮杭州灣上陸作戰的柳川平助師團長,都和侵略戰有密切關系。

    “九·一八”事變以後的司令官,如本莊繁、菱刈隆、南次郎、植田謙吉、梅津美治郎、山田乙三,以及關東軍參謀長,如三宅光治、小矶國昭、坂垣征四郎、東條英機、矶谷廉介、秦彥三郎、飯田穗,無不與侵略中國戰争與太平洋戰争有密切的關系。

    在遠東國際法庭受審的戰犯,從其淵源來看,也都是關東軍的人物呢! 關東軍攻占“滿洲”以後,為求發揮經濟與軍事的價值,為着進一步的大陸發展,便積極發展“滿洲”的鐵路網。

    從軍事意義上看:一為對蘇聯的進攻,以黑河、同江、虎林為中心;一為向關内的軍事發展,以山海關、承德直通平津為中心;一為向内蒙古的發展,以赤峰、開魯索倫為中心。

    民國二十二年以後的日軍行動,也就是順着這三個方向來推進。

    淞滬戰事,結束不久,日本的軍隊又移向東北集中,接着乃有榆關(山海關)與熱河的戰事。

     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元旦,日本駐榆關憲兵隊長前河忽通知日僑于五小時内全數退入兵營逃難;是晚,九時,日軍即開始行動,向榆城炮轟。

    我地方當局當即向日軍提出交涉,日軍反稱系自衛行動。

    大批日軍,随又從錦州陸續增援,并得海空軍之協同,猛力攻擊。

    其時,我榆關守軍不過一旅之衆,衆寡懸殊,苦戰至三日下午,榆關即告陷落。

    日軍既占榆關,即由萬家屯繼續西侵,十二日又占我長城要隘之九門口;華北門戶,乃遂洞開。

     榆關既失,熱河遂孤懸塞外,形勢危殆。

    當時日軍主要目标在侵吞熱河,而攻擊榆關,乃是牽制我軍,使我軍急于保平津,不敢作積極的援救。

    二月二十二日,日軍假“僞滿”名義向我軍緻最後通牒,限我軍于二十四小時中退出熱河。

    日方于緻國聯照會中,乃作如次的借口:“熱河省内,張學良及其他反滿軍隊之存在,不但與&lsquo滿洲國&rsquo主權抵觸,且妨礙熱河省治安秩序之恢複。

    故此次&lsquo滿洲國&rsquo實行肅清該省内匪賊及兵匪餘黨,日軍乃基于&lsquo日滿議定書&rsquo之規定必須予以協助。

    日本軍之行動,在确保該省之保安,此外并無他意。

    原則上日軍仍将留駐于&lsquo滿洲國&rsquo領土以内。

    惟張學良及其他反滿軍隊,如必出于積極行動,則難保戰局不延及華北。

    ”從這一照會,我們明白日軍以援助“僞滿”為借口,要占領熱河,而且明白表示日本軍隊之行動,将及于華北。

     從軍事地理上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