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中日糾紛與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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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數次密約，劃定它們在滿洲的勢力範圍，美國便在一九〇九年提出滿洲鐵道國際化的計劃，來反對日俄兩國的共管制度。
至于英日同盟，美國原表同情，俄國戰敗，原來作用已失，美方乃一緻要求取消英日同盟。
一九二一年的華盛頓會議，即與英合作（拆散了英日同盟），取消日本大戰中所獲取的地位，恢複了戰前的遠東均勢。
一九一〇年，日俄共同侵略滿洲時，美國務卿洛克斯聲言：“我能深切信仰最美善方法，來維持我們的利益，是堅決保持着我們已經确定的政策，即指&lsquo門戶開放&rsquo。
”當日本勢力侵入華北時，美國國務卿斐利浦斯（Philipps）又鄭重聲明：“門戶開放主義絕不放棄。
”（一九一四年七月，日本借口攻德，占我山東，美國即通告日本：“美國承認日本依英日同盟之精神，對德宣戰，則必能尊重中國之門戶開放主義，領土完整，絕不欲對中國有侵略土地之心。
”其次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件”，美國即向日本政府提出嚴重警告：“美政府之不得不向中日二國聲明，如中日所訂條件，其有妨害美國在中國條約上之利益，或使中國領土之完全及門戶開放主義有害者，美國政府一律不承認。
”） 帝俄政治上、軍事上對于遠東的野心，到了十九世紀中葉，表現得非常積極。
一八五八年，訂立了《愛珲條約》，漸漸擴充勢力向太平洋濱海地區前進，三年之後，便到達海參威了。
這對于維新以後的日本，是最正面的威脅。
日本侵略朝鮮，俄使便在幕中支持韓王，并為其教練軍隊。
甲午之戰，我國外交當局，誤認帝俄為可靠之盟友，輕率宣戰，事實上并未得俄方的援助。
日本方面，則認為從朝鮮逐出中國的勢力，便是對帝俄的間接打擊。
《馬關條約》，日本迫我割讓遼東半島；中俄又作進一步的聯絡，當時主持外交的李鴻章，仍本其“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認為與其被日人之近攻，不如受俄人之遠略。
因此，求得俄方的援助，由聖彼得堡發出抗議，要求日本放棄遼東半島，其理由則謂日本占有此地，顯将妨礙遠東的均勢。
俄方提出抗議，法國首先贊成，德國也連同抗議，所謂“三國幹涉還遼”。
李鴻章的聯俄政策，如上所說，引起了英國的疑忌，促成英日由接近而聯盟。
而一八九六年的《中俄條約》，中國允許俄人于軍事期間，得以旅順及其他口岸，為戰争之用，不啻為軍事上之同盟，又為日俄戰争的伏根。
各國乘機要索，德租膠州，法租廣州灣，英租九龍及威海衛，造成了分割的新局勢。
日俄戰後，俄國以戰敗而退保西伯利亞，對于我國，尤為不利。
日俄在滿洲角逐，我國首蒙其害，而本世紀日俄對東北的相互諒解，我國更受宰割之痛。
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帝俄颠覆，大革命期間，日本在東北造成獨占優勢，于是關東軍大陸侵略之勢焰日張，又為“九·一八”事件之伏根。
到了蘇聯國力漸複，重新調整遠東的國防，日蘇的勢力沖突，又回到日俄沖突的舊情勢，我國的處境，也日益困難了。
總之，我國不能自力競存，成為太平洋上的安定力，遠東問題乃成為國際間變亂相争的因素，“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要想“以夷制夷”，結果反為“夷”所制，我們要想利用國際的矛盾，結果，牽入國際的糾紛圈中而不能自脫了。
不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那幾年間，世界各國政治家，曾把戰争看作一種無法補償的災禍，想以集體的力量來保全國際間的永久和平。
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美國威爾遜總統在他緻國會的咨文中，提出那著名的“十四條和平條件”。
這篇文書并未提及均勢，霸權吞并或賠款賠償和報複等字樣。
它的使命，乃是要解除各民族的武裝，而求其解放；使經濟的相依法則得在任何地方充分實現其作用，以便防止各民族間的經濟沖突，使各國互相聯合以便使他們的主權發生中和作用；使那互相猜忌而毫無拘束的自主國統受一個總主權機關的裁制。
從這個和平理想，産生了“國際聯合會”。
盟約的開頭便聲明“締約各國為增進國際間協同行事并保持其和平與安甯起見，特允：承受不事戰争之義務，維持各國間光明平允榮譽之邦交，确守國際公法之規定，以為各國政府間行為之規範，于有組織之民族間彼此待遇維持公道并
至于英日同盟，美國原表同情，俄國戰敗，原來作用已失，美方乃一緻要求取消英日同盟。
一九二一年的華盛頓會議，即與英合作（拆散了英日同盟），取消日本大戰中所獲取的地位，恢複了戰前的遠東均勢。
一九一〇年，日俄共同侵略滿洲時，美國務卿洛克斯聲言：“我能深切信仰最美善方法，來維持我們的利益，是堅決保持着我們已經确定的政策，即指&lsquo門戶開放&rsquo。
”當日本勢力侵入華北時，美國國務卿斐利浦斯（Philipps）又鄭重聲明：“門戶開放主義絕不放棄。
”（一九一四年七月，日本借口攻德，占我山東，美國即通告日本：“美國承認日本依英日同盟之精神，對德宣戰，則必能尊重中國之門戶開放主義，領土完整，絕不欲對中國有侵略土地之心。
”其次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件”，美國即向日本政府提出嚴重警告：“美政府之不得不向中日二國聲明，如中日所訂條件，其有妨害美國在中國條約上之利益，或使中國領土之完全及門戶開放主義有害者，美國政府一律不承認。
”） 帝俄政治上、軍事上對于遠東的野心，到了十九世紀中葉，表現得非常積極。
一八五八年，訂立了《愛珲條約》，漸漸擴充勢力向太平洋濱海地區前進，三年之後，便到達海參威了。
這對于維新以後的日本，是最正面的威脅。
日本侵略朝鮮，俄使便在幕中支持韓王，并為其教練軍隊。
甲午之戰，我國外交當局，誤認帝俄為可靠之盟友，輕率宣戰，事實上并未得俄方的援助。
日本方面，則認為從朝鮮逐出中國的勢力，便是對帝俄的間接打擊。
《馬關條約》，日本迫我割讓遼東半島；中俄又作進一步的聯絡，當時主持外交的李鴻章，仍本其“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認為與其被日人之近攻，不如受俄人之遠略。
因此，求得俄方的援助，由聖彼得堡發出抗議，要求日本放棄遼東半島，其理由則謂日本占有此地，顯将妨礙遠東的均勢。
俄方提出抗議，法國首先贊成，德國也連同抗議，所謂“三國幹涉還遼”。
李鴻章的聯俄政策，如上所說，引起了英國的疑忌，促成英日由接近而聯盟。
而一八九六年的《中俄條約》，中國允許俄人于軍事期間，得以旅順及其他口岸，為戰争之用，不啻為軍事上之同盟，又為日俄戰争的伏根。
各國乘機要索，德租膠州，法租廣州灣，英租九龍及威海衛，造成了分割的新局勢。
日俄戰後，俄國以戰敗而退保西伯利亞，對于我國，尤為不利。
日俄在滿洲角逐，我國首蒙其害，而本世紀日俄對東北的相互諒解，我國更受宰割之痛。
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帝俄颠覆，大革命期間，日本在東北造成獨占優勢，于是關東軍大陸侵略之勢焰日張，又為“九·一八”事件之伏根。
到了蘇聯國力漸複，重新調整遠東的國防，日蘇的勢力沖突，又回到日俄沖突的舊情勢，我國的處境，也日益困難了。
總之，我國不能自力競存，成為太平洋上的安定力，遠東問題乃成為國際間變亂相争的因素，“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要想“以夷制夷”，結果反為“夷”所制，我們要想利用國際的矛盾，結果，牽入國際的糾紛圈中而不能自脫了。
不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那幾年間，世界各國政治家，曾把戰争看作一種無法補償的災禍，想以集體的力量來保全國際間的永久和平。
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美國威爾遜總統在他緻國會的咨文中，提出那著名的“十四條和平條件”。
這篇文書并未提及均勢，霸權吞并或賠款賠償和報複等字樣。
它的使命，乃是要解除各民族的武裝，而求其解放；使經濟的相依法則得在任何地方充分實現其作用，以便防止各民族間的經濟沖突，使各國互相聯合以便使他們的主權發生中和作用；使那互相猜忌而毫無拘束的自主國統受一個總主權機關的裁制。
從這個和平理想，産生了“國際聯合會”。
盟約的開頭便聲明“締約各國為增進國際間協同行事并保持其和平與安甯起見，特允：承受不事戰争之義務，維持各國間光明平允榮譽之邦交，确守國際公法之規定，以為各國政府間行為之規範，于有組織之民族間彼此待遇維持公道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