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日本之内在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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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發生了責任的回避心。
在海軍中所以沒有政治家，即由于此。
”日本的海軍，要想效法英美，從第三位爬上第一位，不僅要封鎖亞洲海岸，還要超過太平洋向彼岸逞雄，陸軍又要效法德法，保持他在世界上唯一的榮譽，實行他的大陸政策；因此在預算上彼此競争，各不相下，政府對于他們，誰也不敢偏袒，弄得國力凋蔽，而競争并無止境。
（民政黨财閥、内閣時代的陸軍大臣宇垣，曾經一度縮減陸軍人數的定額，而将剩餘款項補新器具，預算并未因此而減少，結果卻招了陸軍方面的切齒痛恨。
）這樣矛盾沖突，在戰争中反映得格外明顯，于是蔣百裡所說的“兩個強加在一起，卻等于弱”，成為先知的啟示了。
根據日本的帝國律例，陸海軍不受議會或政府的任何幹涉，無論關于其内部組織、構造及規程等等。
（海陸軍預算由海陸軍大臣自己編制，不受大藏省的拘束；海陸軍大臣向議會解釋自己的預算，如果不能通過，便以辭職為手段來颠覆當時的内閣。
）又在内閣組織法中，确定了海陸軍大臣，必須從現役将官中任命的原則。
這條例，替軍人開了操縱内閣的捷徑，隻要軍方不同意的内閣，便可以共同拒絕到職，或由一個大臣辭職來強迫内閣的改組或執政；軍人操縱政治，乃成了日本政治的慣例。
（有時候，前線的将領也學了這種榜樣，如果緊急軍事局面需要一種新的行動，即使它會産生一個新的國策或修改一個老的國策，他們亦準備加以接受。
既經決定以後，這也許要牽涉到别的國家，并且有很深遠的影響，則在他們已經決定之後，就不許有任何變動，即外務省也無權去過問了。
這便造成軍人獨斷獨行，軍權高于一切的畸形狀态了。
）日本政治家的命運，都是不幸的，非遭遇意外的不幸，便是被人暗殺。
“第一個政治元勳西鄉隆盛以暴動起兵自殺于戰場，政府方面成功的大久保亦被認為國賊而遭暗殺。
大隈既以外交問題遇了炸彈，伊藤又在哈爾濱遇刺而死。
再如政友會，日本的最大政黨，而首領幾乎個個不得善終。
原内閣是政黨政治極盛時代日本人所豔稱的平民宰相，竟被刺死于車站。
田中以陸軍大将為黨魁，出組内閣，下野不久，一夜間猝死；是否自殺，迄成疑問。
民間出身、一時奉為憲政之神的犬養毅，苦鬥了六十年，當了首領，做了總理，竟被士官生擊死于首相官邸；身隸政黨，但常取超然态度的财界元老高橋，以七十八歲的高齡亦被軍人擊死。
六十年來政友會首領，隻有西園寺，得保善終，生前也曾經了幾次危險。
至于相對立的民政黨，出任首相的濱口、藏相井上和财閥元老團乃至超然的海軍大将齋藤，都同犬養一般的命運。
再如次級的有力人物，如軍務局長永田，中國公使佐分利也遭遇了知名或不知名的暗殺。
”軍人宰割政治，又演出了這樣的悲劇。
（一九三二年的“五·一五”事變，和一九三六年的“二·二六”事變，是最好的注解。
） 日本的外交，也是在軍人支配之下進行着，所謂“二元主義”的，一般人早已看清了日本的兩種聲調：文治政府誠心采取緩進政策，而陸軍的極端派則自行其侵略政策。
無疑的，職業外交家和文人政客對于陸軍活動派的冒險表示駭異；無疑的，如果軍事當局能受文治政府完全支配，則日本陸軍不緻入侵滿洲、内蒙和華北各地。
但從他方面看，我們不應忘記，在日本實際上有兩個政府：文治大臣，連着首相在内，常受陸海大臣的支配，而自大戰以來，則未嘗有首相支配陸海軍的事。
日本政策，所以有兩面的表現，其一種解釋即因政出兩頭，雖然這不是唯一的解釋。
我們可以說，日本的左手常常不知道右手進行的是什麼，外交家的一切計劃，每每被軍人行動所動搖呢！ 如上所述，我們可以理解日本軍閥所以冒險侵略而終于失敗的原由了。
在海軍中所以沒有政治家，即由于此。
”日本的海軍，要想效法英美，從第三位爬上第一位，不僅要封鎖亞洲海岸，還要超過太平洋向彼岸逞雄，陸軍又要效法德法，保持他在世界上唯一的榮譽，實行他的大陸政策；因此在預算上彼此競争，各不相下，政府對于他們，誰也不敢偏袒，弄得國力凋蔽，而競争并無止境。
（民政黨财閥、内閣時代的陸軍大臣宇垣，曾經一度縮減陸軍人數的定額，而将剩餘款項補新器具，預算并未因此而減少，結果卻招了陸軍方面的切齒痛恨。
）這樣矛盾沖突，在戰争中反映得格外明顯，于是蔣百裡所說的“兩個強加在一起，卻等于弱”，成為先知的啟示了。
根據日本的帝國律例，陸海軍不受議會或政府的任何幹涉，無論關于其内部組織、構造及規程等等。
（海陸軍預算由海陸軍大臣自己編制，不受大藏省的拘束；海陸軍大臣向議會解釋自己的預算，如果不能通過，便以辭職為手段來颠覆當時的内閣。
）又在内閣組織法中，确定了海陸軍大臣，必須從現役将官中任命的原則。
這條例，替軍人開了操縱内閣的捷徑，隻要軍方不同意的内閣，便可以共同拒絕到職，或由一個大臣辭職來強迫内閣的改組或執政；軍人操縱政治，乃成了日本政治的慣例。
（有時候，前線的将領也學了這種榜樣，如果緊急軍事局面需要一種新的行動，即使它會産生一個新的國策或修改一個老的國策，他們亦準備加以接受。
既經決定以後，這也許要牽涉到别的國家，并且有很深遠的影響，則在他們已經決定之後，就不許有任何變動，即外務省也無權去過問了。
這便造成軍人獨斷獨行，軍權高于一切的畸形狀态了。
）日本政治家的命運，都是不幸的，非遭遇意外的不幸，便是被人暗殺。
“第一個政治元勳西鄉隆盛以暴動起兵自殺于戰場，政府方面成功的大久保亦被認為國賊而遭暗殺。
大隈既以外交問題遇了炸彈，伊藤又在哈爾濱遇刺而死。
再如政友會，日本的最大政黨，而首領幾乎個個不得善終。
原内閣是政黨政治極盛時代日本人所豔稱的平民宰相，竟被刺死于車站。
田中以陸軍大将為黨魁，出組内閣，下野不久，一夜間猝死；是否自殺，迄成疑問。
民間出身、一時奉為憲政之神的犬養毅，苦鬥了六十年，當了首領，做了總理，竟被士官生擊死于首相官邸；身隸政黨，但常取超然态度的财界元老高橋，以七十八歲的高齡亦被軍人擊死。
六十年來政友會首領，隻有西園寺，得保善終，生前也曾經了幾次危險。
至于相對立的民政黨，出任首相的濱口、藏相井上和财閥元老團乃至超然的海軍大将齋藤，都同犬養一般的命運。
再如次級的有力人物，如軍務局長永田，中國公使佐分利也遭遇了知名或不知名的暗殺。
”軍人宰割政治，又演出了這樣的悲劇。
（一九三二年的“五·一五”事變，和一九三六年的“二·二六”事變，是最好的注解。
） 日本的外交，也是在軍人支配之下進行着，所謂“二元主義”的，一般人早已看清了日本的兩種聲調：文治政府誠心采取緩進政策，而陸軍的極端派則自行其侵略政策。
無疑的，職業外交家和文人政客對于陸軍活動派的冒險表示駭異；無疑的，如果軍事當局能受文治政府完全支配，則日本陸軍不緻入侵滿洲、内蒙和華北各地。
但從他方面看，我們不應忘記，在日本實際上有兩個政府：文治大臣，連着首相在内，常受陸海大臣的支配，而自大戰以來，則未嘗有首相支配陸海軍的事。
日本政策，所以有兩面的表現，其一種解釋即因政出兩頭，雖然這不是唯一的解釋。
我們可以說，日本的左手常常不知道右手進行的是什麼，外交家的一切計劃，每每被軍人行動所動搖呢！ 如上所述，我們可以理解日本軍閥所以冒險侵略而終于失敗的原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