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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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承認我是泥土氣息很重的人，從鄉間到了杭州，又從杭州到了上海，好似踏進了現代的城市，而我還是一個十足的土老兒。
我在上海住了二十多年，卻也把我自己關在書房裡，和外界并沒多大的接觸；所接觸的，也就是學校裡的教授、學生，其他便是文藝界的朋友，說起來，也就是文化圈中的人，大家都是在這個小圈子中兜來兜去的。
正德皇帝對李鳳姐說，他是住在小圈圈的黃圈圈當中的，我們也有我們的黃圈圈，也有我們的自大自負。
到了一九三七年秋天，淞滬戰事發生了，我以戰地記者的身份上了戰場，這才跳出那個小小的黃圈圈，和一般社會人士相往還，在我的生命史上，可說是極大的轉變。
假使一個人的意識，也有狹的籠，從那時起，我是走出了狹的籠，闖到廣大世界中去了。
辛克萊說到我們生活過程中，偶然會有一種驚疑錯愕的頃刻，當此頃刻，他們的心必如受刀刺一般地想道：“人生是多麼奇怪的一樁事；我到底是什麼？我是怎麼樣來的，又将怎麼樣去？我到底有什麼意義，我生在世間為的是什麼？”有一次，他和三個遊丐坐在一條鐵道旁邊談天，他們正在一個舊罐頭裡煮湯吃，聽得其中一個說道：“天曉得，真是一樁怪事，不是嗎？夥計！”又一次，他坐在一隻船的甲闆上，眼看着夜半的大洋，和一個水手談天，聽他們說的，也差不多同是這幾句話。
他說：“可見人們的心，不一定在學校的教室裡，才去捉摸人生的基本問題的。
”我的感受，也正和他所說的一樣；從那以後，我才和古代哲人似的，開始建立自己的思想體系，摸索人生的意義的。
上戰場和将領們相處，才知道軍人不一定是武人；有些将領，也許比文人還要“文”；現代的軍人，很多對文藝有興趣；他們的舊詩詞，修養很不錯，不獨會欣賞，而且會寫作。
程潛（頌雲）的舊詩，比郭沫若、郁達夫、田漢高明得多；羅卓英也愛寫舊詩，黃紹竑的詞，并不差。
有一位汪參謀長，他在臨川和我談宋明理學，也正如朱陸當年的“鵝湖之會”，自有他的議論。
在别的戰場上，我們也容易碰到學貫中西的思想家，而且是真不二價的。
但，軍人畢竟是軍人，他們并不是酸文人，也不是腐學究。
他們畢竟和死神碰過面的，他們雖說為命運所掌握，卻也掌握着命運的。
我曾稱之為“現實主義”。
現實主義，即是此時此地的主義，離開現實，就無從把握；也隻有面對“現實”，迎接上去，才有把握的希望，要逃避是不可能的。
有一位，平日很拘謹的參謀，雖不一定守身如玉，到了戰時，忽然，也對玩女人發生興趣了，幾乎有了機會，他就去玩一場，一變他平時的性格了。
他老老實實對我說：“我也是一個人，我也是活人，我要享受人生的幸樂。
我也設想過着安樂的家庭生活，而今是不可能的，我為什麼不享受一番呢？不錯，可能會碰到傳染來的性病，但性病的發作，總得在三四星期以後，即算要死亡，也得在幾年以後；而我呢，可能在幾天之内死去了，也可能在今晚、明晨都說不定，我又為什麼不好好兒享受一番呢？一個連女人都沒碰過的男人，這樣的死去，真是不瞑目的！”他不一定是楊朱派的信徒（楊朱派認為“且趣當生，奚遑死後”；人生之中，隻有快樂享受為有價值，而人生之目的及意義，亦即在此），一個現實迫得他成為快樂派的哲人，他這麼說了，誰也隻能點頭承認的。
于是，我不覺恍然有所失了，我們在書房中冥想，在課堂中放言高論，究竟懂得什麼呢？ 在我，這樣一個從鄉村出來帶着泥土氣的理學門徒，就這麼給戰争當頭一棒，把禮教外套都撕碎了。
宋明理學家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他們都是沒有餓過肚子的，在那兒說風涼話；要是他餓了肚子，這才懂得餓死事大。
一個少女，當她餓昏了頭的時候，一個大面包，幾片香腸和牛肉，再加上一包香煙和一瓶啤酒，那就什麼都可以奉獻的。
我們隻要看看戰争片子，就知道藝術家所了解的，比什麼聖人或理學家深切得多了。
我們決不譴責失去貞操的少女，在戰神面前，貞操算得什麼呢？ 二 我在上海教書寫稿的日子，每天可以估量得到，會碰到哪一類朋友，或者學生；他們将要談些什麼，我自己的看法又是怎樣。
有如我自己的午餐、晚餐一般，我可以預知和誰一同吃飯，吃的是什麼菜；至于進膳時間，遲早就是那個時候，不會差得很多的。
到了戰場，那可不同了；每一頁都是新的一頁，也不知會碰到誰，更不知誰是怎樣一種人；至于想些什麼，談些什麼，那更無從去把握了。
旋風似的在變動，隻有那一刹那是可以把握得到的。
我還記得我和珂雲從徐州到洪山前線那一下午，幸而找到了一輛牛車，把我們連夜載回到運河站，要不，我們可能變成敵軍的俘虜了。
我們是那年五月底離
我在上海住了二十多年，卻也把我自己關在書房裡，和外界并沒多大的接觸；所接觸的，也就是學校裡的教授、學生，其他便是文藝界的朋友，說起來，也就是文化圈中的人，大家都是在這個小圈子中兜來兜去的。
正德皇帝對李鳳姐說，他是住在小圈圈的黃圈圈當中的，我們也有我們的黃圈圈，也有我們的自大自負。
到了一九三七年秋天，淞滬戰事發生了，我以戰地記者的身份上了戰場，這才跳出那個小小的黃圈圈，和一般社會人士相往還，在我的生命史上，可說是極大的轉變。
假使一個人的意識，也有狹的籠，從那時起，我是走出了狹的籠，闖到廣大世界中去了。
辛克萊說到我們生活過程中，偶然會有一種驚疑錯愕的頃刻，當此頃刻，他們的心必如受刀刺一般地想道：“人生是多麼奇怪的一樁事；我到底是什麼？我是怎麼樣來的，又将怎麼樣去？我到底有什麼意義，我生在世間為的是什麼？”有一次，他和三個遊丐坐在一條鐵道旁邊談天，他們正在一個舊罐頭裡煮湯吃，聽得其中一個說道：“天曉得，真是一樁怪事，不是嗎？夥計！”又一次，他坐在一隻船的甲闆上，眼看着夜半的大洋，和一個水手談天，聽他們說的，也差不多同是這幾句話。
他說：“可見人們的心，不一定在學校的教室裡，才去捉摸人生的基本問題的。
”我的感受，也正和他所說的一樣；從那以後，我才和古代哲人似的，開始建立自己的思想體系，摸索人生的意義的。
上戰場和将領們相處，才知道軍人不一定是武人；有些将領，也許比文人還要“文”；現代的軍人，很多對文藝有興趣；他們的舊詩詞，修養很不錯，不獨會欣賞，而且會寫作。
程潛（頌雲）的舊詩，比郭沫若、郁達夫、田漢高明得多；羅卓英也愛寫舊詩，黃紹竑的詞，并不差。
有一位汪參謀長，他在臨川和我談宋明理學，也正如朱陸當年的“鵝湖之會”，自有他的議論。
在别的戰場上，我們也容易碰到學貫中西的思想家，而且是真不二價的。
但，軍人畢竟是軍人，他們并不是酸文人，也不是腐學究。
他們畢竟和死神碰過面的，他們雖說為命運所掌握，卻也掌握着命運的。
我曾稱之為“現實主義”。
現實主義，即是此時此地的主義，離開現實，就無從把握；也隻有面對“現實”，迎接上去，才有把握的希望，要逃避是不可能的。
有一位，平日很拘謹的參謀，雖不一定守身如玉，到了戰時，忽然，也對玩女人發生興趣了，幾乎有了機會，他就去玩一場，一變他平時的性格了。
他老老實實對我說：“我也是一個人，我也是活人，我要享受人生的幸樂。
我也設想過着安樂的家庭生活，而今是不可能的，我為什麼不享受一番呢？不錯，可能會碰到傳染來的性病，但性病的發作，總得在三四星期以後，即算要死亡，也得在幾年以後；而我呢，可能在幾天之内死去了，也可能在今晚、明晨都說不定，我又為什麼不好好兒享受一番呢？一個連女人都沒碰過的男人，這樣的死去，真是不瞑目的！”他不一定是楊朱派的信徒（楊朱派認為“且趣當生，奚遑死後”；人生之中，隻有快樂享受為有價值，而人生之目的及意義，亦即在此），一個現實迫得他成為快樂派的哲人，他這麼說了，誰也隻能點頭承認的。
于是，我不覺恍然有所失了，我們在書房中冥想，在課堂中放言高論，究竟懂得什麼呢？ 在我，這樣一個從鄉村出來帶着泥土氣的理學門徒，就這麼給戰争當頭一棒，把禮教外套都撕碎了。
宋明理學家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他們都是沒有餓過肚子的，在那兒說風涼話；要是他餓了肚子，這才懂得餓死事大。
一個少女，當她餓昏了頭的時候，一個大面包，幾片香腸和牛肉，再加上一包香煙和一瓶啤酒，那就什麼都可以奉獻的。
我們隻要看看戰争片子，就知道藝術家所了解的，比什麼聖人或理學家深切得多了。
我們決不譴責失去貞操的少女，在戰神面前，貞操算得什麼呢？ 二 我在上海教書寫稿的日子，每天可以估量得到，會碰到哪一類朋友，或者學生；他們将要談些什麼，我自己的看法又是怎樣。
有如我自己的午餐、晚餐一般，我可以預知和誰一同吃飯，吃的是什麼菜；至于進膳時間，遲早就是那個時候，不會差得很多的。
到了戰場，那可不同了；每一頁都是新的一頁，也不知會碰到誰，更不知誰是怎樣一種人；至于想些什麼，談些什麼，那更無從去把握了。
旋風似的在變動，隻有那一刹那是可以把握得到的。
我還記得我和珂雲從徐州到洪山前線那一下午，幸而找到了一輛牛車，把我們連夜載回到運河站，要不，我們可能變成敵軍的俘虜了。
我們是那年五月底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