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三 馬可·波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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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頗蒂埃之所以錯認孛羅丞相與馬可·波羅為一人，原因之一是：當馬可·波羅與父親叔父護送闊闊真公主到了伊爾汗國之時，恰好孛羅丞相也在伊爾汗國。
（蓋喀圖汗于1294年在其國内仿照中國“交鈔”的辦法發行紙币，據拉施丁說，“普拉德丞相”曾經表示贊成。
） 沙海昂在所注《馬可·波羅遊記》的第一冊，沿襲了頗蒂埃的說法，以為馬可·波羅便是拉施丁書中的普拉德丞相。
其後在所注遊記的第二冊中，放棄了頗蒂埃的如此說法，卻仍舊主張馬可·波羅是《元史》之中的孛羅丞相：加上一種假設，說孛羅丞相與普拉德丞相不是一個人。
關于這一點，伯希和也加以駁斥。
剩下的另一問題，是馬可·波羅是否與忽必烈可汗征讨日本的戰事有關。
沙海昂說：“若是說他在預備遠征日本一役裡未曾劃策，日本人決不能将他視作忽必烈征伐日本的主謀。
現在隻說事實，當馬可·波羅被任為揚州總管繼續在職三年之時，就在忽必烈遠征日本失敗、預備報複之際。
” 伯希和在“通報”中對沙海昂的此書，有嚴厲的評語。
書評中說：“沙海昂君所言馬可·波羅在揚州所執之任務，也不确實。
首先應該摒除的，就是日本尚記得有馬可·波羅一說；因為日本在十九世紀翻譯歐洲書以前，從未知有此人。
此外，好像馬可·波羅從未做過揚州總管。
”“揚州之為〔河南江北〕行省治所，似在1276至1291年之間。
&hellip&hellip可是說他做過總管，我同玉耳（Yule）一樣懷疑。
按照馬可·波羅之文，推想固然如此，而喇谟西莪（Ramusio）的本子尤為确定；可是中國〔其他〕史書同揚州府志皆無紀錄，未免甚奇。
或者他曾做過省或路的達魯花赤的副貳，容或有之，但是現在不能作推定。
” 然而，沙海昂言之鑿鑿，說了日本人将馬可·波羅“視作忽必烈征伐日本的主謀”，也許有所根據。
總而言之，關于這一個小問題，最後的發言權應該是屬于日本學者。
日本學者之曾經作過有關馬可·波羅的研究的，有藤枝晃、桑原隲藏、伊藤述史、岩村忍等等。
作過關于“元寇”的研究的日本學者，為數更多。
池内宏在昭和六年八月發表了一部《元寇の新研究》，計有四百五十八頁，列在“東洋文庫論叢”之内，最值得我們參考。
頗蒂埃之所以錯認孛羅丞相與馬可·波羅為一人，原因之一是：當馬可·波羅與父親叔父護送闊闊真公主到了伊爾汗國之時，恰好孛羅丞相也在伊爾汗國。
（蓋喀圖汗于1294年在其國内仿照中國“交鈔”的辦法發行紙币，據拉施丁說，“普拉德丞相”曾經表示贊成。
） 沙海昂在所注《馬可·波羅遊記》的第一冊，沿襲了頗蒂埃的說法，以為馬可·波羅便是拉施丁書中的普拉德丞相。
其後在所注遊記的第二冊中，放棄了頗蒂埃的如此說法，卻仍舊主張馬可·波羅是《元史》之中的孛羅丞相：加上一種假設，說孛羅丞相與普拉德丞相不是一個人。
關于這一點，伯希和也加以駁斥。
剩下的另一問題，是馬可·波羅是否與忽必烈可汗征讨日本的戰事有關。
沙海昂說：“若是說他在預備遠征日本一役裡未曾劃策，日本人決不能将他視作忽必烈征伐日本的主謀。
現在隻說事實，當馬可·波羅被任為揚州總管繼續在職三年之時，就在忽必烈遠征日本失敗、預備報複之際。
” 伯希和在“通報”中對沙海昂的此書，有嚴厲的評語。
書評中說：“沙海昂君所言馬可·波羅在揚州所執之任務，也不确實。
首先應該摒除的，就是日本尚記得有馬可·波羅一說；因為日本在十九世紀翻譯歐洲書以前，從未知有此人。
此外，好像馬可·波羅從未做過揚州總管。
”“揚州之為〔河南江北〕行省治所，似在1276至1291年之間。
&hellip&hellip可是說他做過總管，我同玉耳（Yule）一樣懷疑。
按照馬可·波羅之文，推想固然如此，而喇谟西莪（Ramusio）的本子尤為确定；可是中國〔其他〕史書同揚州府志皆無紀錄，未免甚奇。
或者他曾做過省或路的達魯花赤的副貳，容或有之，但是現在不能作推定。
” 然而，沙海昂言之鑿鑿，說了日本人将馬可·波羅“視作忽必烈征伐日本的主謀”，也許有所根據。
總而言之，關于這一個小問題，最後的發言權應該是屬于日本學者。
日本學者之曾經作過有關馬可·波羅的研究的，有藤枝晃、桑原隲藏、伊藤述史、岩村忍等等。
作過關于“元寇”的研究的日本學者，為數更多。
池内宏在昭和六年八月發表了一部《元寇の新研究》，計有四百五十八頁，列在“東洋文庫論叢”之内，最值得我們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