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 宋與蒙古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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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勢便如江河日下。
至于，坐視範天順與呂文煥苦守樊城襄陽六年之久，“陰陽怪氣”地似乎派人去救，而實際上并不想救，叫李庭芝負責，又叫範文虎不受李庭芝調度而直接受朝廷節制：這證明賈似道不僅是喪心病狂，而是禽獸不如、一種說不出名字的怪物。
宋恭帝投降以後，忽必烈叫伯顔把他與太皇太後謝氏、皇太後全氏，以及一切“宮眷”與皇族，帶去大都。
宋朝在理論上已亡，至少在蒙古方面的看法是如此。
卻有陸秀夫與蘇劉義二人，在溫州請出曾任“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兵”的陳宜中、召來在浙江定海駐紮的“保康軍節度使、檢校、少保”張世傑與他的兵，擁戴恭帝的庶兄益王趙昰為“天下兵馬都元帥”。
這是德祐二年（1276年）陰曆閏三月的事。
溫州不夠安全，他們遷到福州，在五月初一奉趙昰為帝，改元“景炎”，以陳宜中為左丞相兼都督，李庭芝為右丞相。
李庭芝當時尚在揚州擔任“淮東制置使”，與蒙古的阿術對抗。
張世傑與陸秀夫的新名義是“樞密副使”與“簽書樞密院事”。
蘇劉義的名義無考。
景炎元年（亦即德祐二年）六月十七日，文天祥從鎮江脫險來到溫州。
陳宜中等人叫他當“右丞相兼知樞密院事”；一個月以後，叫他兼“同都督”。
文天祥于臨安被占以前，曾經以“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的地位，奉派與左丞相吳堅到伯顔的軍中洽談和平條件，因态度倔強，被伯顔扣留（德祐二年正月二十日）。
其後，被伯顔加進宋朝派赴上都的“祈請使”之列（祈請使原為賈餘慶等四人，加進文天祥，共為五人）。
文天祥在船抵鎮江以後，設法與杜浒等“義從”逃出，在真州、揚州、高郵，吃了很多苦，最後由南通州航海南下。
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是宋朝最後幾年的三根柱石。
陳宜中在景炎元年（亦即德祐二年）十月，便帶了若幹船離開帝昰，去了占城。
李庭芝于離開揚州以後，在泰州被元兵捕獲，就義。
文天祥在外面發展，張世傑護駕，陸秀夫主持政府。
他們三人忠心耿耿，把宋朝的壽命延長到祥興二年（1279年）陰曆正月。
祥興是帝昰的弟弟昺的年号。
帝昰原都福州，其後一再播遷，由福州而泉州的海面，而潮州淺灣，而（虎門附近的）秀山，而（中山縣南二百裡的）井澳，而（雷州正東的）碙州；終于在景炎三年四月病死在碙州；被追尊為“端宗”。
帝昺在碙州即位，改年号為“祥興”，以景炎三年五月為祥興元年五月，于六月遷都新會之南的崖山，在次年正月被陸秀夫背着跳海而死。
在文天祥的實際領導與号召之下，有不少的忠臣義士風起雲湧，支持帝昰（端宗）與帝昺的朝廷，對蒙古作最後的掙紮。
于是，宋軍先後收複了（江西的）南豐、宜黃、甯都、瑞金、會昌、雩都；（廣東的）韶州、廣州、潮州、梅州、惠州、雷州。
可惜的是，文天祥不曾能把這些城市一一固守，或是把這些城市之間的土地與人民結成一片。
文天祥終于在景炎二年八月兵潰于廬陵（吉安）之南的方石嶺與“空坑”（敗在蒙古将軍西夏人李恒之手），退到汀州，其後又退到循州（廣東龍川縣），再其後駐節潮州。
次年，祥興元年，十二月，“蒙古漢軍都元帥”張弘範來攻，文天祥退守海豐、紮營在海豐北門外四裡多路的五坡嶺。
十二月二十四日，張弘範的弟弟張弘正攻占五坡嶺，擄走文天祥。
文天祥被解到廣州，又解到大都，囚禁在兵馬司的一間沒有窗戶的土屋子裡，整整三年，于至元十九年（1282年）陰曆十月被殺，犧牲。
文天祥在宋理宗寶祐四年（1256年）考中狀元，是出生在江西吉安的一位十足的文人，生平不曾受過軍事教育，也不曾怎樣在兵法與戰史的書籍上用過功夫。
他憑着一腔忠憤，誓死報國，不存成功之想，隻是“盡其在我”而已。
可歎的是，宋朝在此後已無知兵的宿将能供文天祥驅策。
張世傑可謂宿将，然而忠義有餘，卻并不知兵。
他出身行伍，是範陽人，原先屬于蒙古軍張柔的麾下，反正以後，始終忠心于宋，一直到死。
他在鎮江江面上用水軍抵抗阿術，被阿術用火攻的方法擊敗。
他對端宗與帝昺先後護駕，功在青史，然而他沒有戰略，甚至不甚懂戰術。
他圍攻在泉州叛變的蒲壽庚，攻了很久攻不下，在淺灣也抵不住蒙古軍劉深的進攻。
他的最大錯誤，是最後的崖山一戰，不占海口，而坐待敵船深入，并且燒了自己的營房，使得自己的軍士擠住在船上，由于缺乏淡水而疲乏、生病、無力作戰。
他把自己的船都紮連在一起，排成一字形，以緻當對方張弘範分前後兩面同時進攻之時，他無法應付。
這崖山之敗，真是千古悲劇。
當時宋方跳水而死的人，傳說有十萬左右。
這十萬人倘若不死，宋朝何緻即亡！ 陸秀夫是江蘇鹽城人，在鎮江長大，于宋理宗開慶元年（1259年）考中進士（《宋史》本傳說他在“景定元年登進士第”，錯。
）他在李庭芝麾下當過參議官，被李庭芝推薦為司農寺丞，其後升到“宗正少卿、權起居舍人”。
他的第一件大功勞，便是在溫州找出陳宜中，召來張世傑，公推益王趙昰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再在福州公請趙昰即位為帝。
他在趙昰（端宗）與帝昺的朝中，先作“簽書樞密院事”。
于陳宜中走後升為左丞相，持躬嚴謹，辦事勤懇，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可惜局促一隅，無所施展。
他與文天祥及張世傑合作得始終無間，對國家有功無過，最後于絕望之中斷然背帝昺跳海，免得帝昺作俘虜、受侮辱，這件事也無可非議。
總之，他是宋朝殿後的完人。
忽必烈于帝昺及陸秀夫死後，成為全中國在名義上兼事實上的皇帝。
至于，坐視範天順與呂文煥苦守樊城襄陽六年之久，“陰陽怪氣”地似乎派人去救，而實際上并不想救，叫李庭芝負責，又叫範文虎不受李庭芝調度而直接受朝廷節制：這證明賈似道不僅是喪心病狂，而是禽獸不如、一種說不出名字的怪物。
宋恭帝投降以後，忽必烈叫伯顔把他與太皇太後謝氏、皇太後全氏，以及一切“宮眷”與皇族，帶去大都。
宋朝在理論上已亡，至少在蒙古方面的看法是如此。
卻有陸秀夫與蘇劉義二人，在溫州請出曾任“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兵”的陳宜中、召來在浙江定海駐紮的“保康軍節度使、檢校、少保”張世傑與他的兵，擁戴恭帝的庶兄益王趙昰為“天下兵馬都元帥”。
這是德祐二年（1276年）陰曆閏三月的事。
溫州不夠安全，他們遷到福州，在五月初一奉趙昰為帝，改元“景炎”，以陳宜中為左丞相兼都督，李庭芝為右丞相。
李庭芝當時尚在揚州擔任“淮東制置使”，與蒙古的阿術對抗。
張世傑與陸秀夫的新名義是“樞密副使”與“簽書樞密院事”。
蘇劉義的名義無考。
景炎元年（亦即德祐二年）六月十七日，文天祥從鎮江脫險來到溫州。
陳宜中等人叫他當“右丞相兼知樞密院事”；一個月以後，叫他兼“同都督”。
文天祥于臨安被占以前，曾經以“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的地位，奉派與左丞相吳堅到伯顔的軍中洽談和平條件，因态度倔強，被伯顔扣留（德祐二年正月二十日）。
其後，被伯顔加進宋朝派赴上都的“祈請使”之列（祈請使原為賈餘慶等四人，加進文天祥，共為五人）。
文天祥在船抵鎮江以後，設法與杜浒等“義從”逃出，在真州、揚州、高郵，吃了很多苦，最後由南通州航海南下。
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是宋朝最後幾年的三根柱石。
陳宜中在景炎元年（亦即德祐二年）十月，便帶了若幹船離開帝昰，去了占城。
李庭芝于離開揚州以後，在泰州被元兵捕獲，就義。
文天祥在外面發展，張世傑護駕，陸秀夫主持政府。
他們三人忠心耿耿，把宋朝的壽命延長到祥興二年（1279年）陰曆正月。
祥興是帝昰的弟弟昺的年号。
帝昰原都福州，其後一再播遷，由福州而泉州的海面，而潮州淺灣，而（虎門附近的）秀山，而（中山縣南二百裡的）井澳，而（雷州正東的）碙州；終于在景炎三年四月病死在碙州；被追尊為“端宗”。
帝昺在碙州即位，改年号為“祥興”，以景炎三年五月為祥興元年五月，于六月遷都新會之南的崖山，在次年正月被陸秀夫背着跳海而死。
在文天祥的實際領導與号召之下，有不少的忠臣義士風起雲湧，支持帝昰（端宗）與帝昺的朝廷，對蒙古作最後的掙紮。
于是，宋軍先後收複了（江西的）南豐、宜黃、甯都、瑞金、會昌、雩都；（廣東的）韶州、廣州、潮州、梅州、惠州、雷州。
可惜的是，文天祥不曾能把這些城市一一固守，或是把這些城市之間的土地與人民結成一片。
文天祥終于在景炎二年八月兵潰于廬陵（吉安）之南的方石嶺與“空坑”（敗在蒙古将軍西夏人李恒之手），退到汀州，其後又退到循州（廣東龍川縣），再其後駐節潮州。
次年，祥興元年，十二月，“蒙古漢軍都元帥”張弘範來攻，文天祥退守海豐、紮營在海豐北門外四裡多路的五坡嶺。
十二月二十四日，張弘範的弟弟張弘正攻占五坡嶺，擄走文天祥。
文天祥被解到廣州，又解到大都，囚禁在兵馬司的一間沒有窗戶的土屋子裡，整整三年，于至元十九年（1282年）陰曆十月被殺，犧牲。
文天祥在宋理宗寶祐四年（1256年）考中狀元，是出生在江西吉安的一位十足的文人，生平不曾受過軍事教育，也不曾怎樣在兵法與戰史的書籍上用過功夫。
他憑着一腔忠憤，誓死報國，不存成功之想，隻是“盡其在我”而已。
可歎的是，宋朝在此後已無知兵的宿将能供文天祥驅策。
張世傑可謂宿将，然而忠義有餘，卻并不知兵。
他出身行伍，是範陽人，原先屬于蒙古軍張柔的麾下，反正以後，始終忠心于宋，一直到死。
他在鎮江江面上用水軍抵抗阿術，被阿術用火攻的方法擊敗。
他對端宗與帝昺先後護駕，功在青史，然而他沒有戰略，甚至不甚懂戰術。
他圍攻在泉州叛變的蒲壽庚，攻了很久攻不下，在淺灣也抵不住蒙古軍劉深的進攻。
他的最大錯誤，是最後的崖山一戰，不占海口，而坐待敵船深入，并且燒了自己的營房，使得自己的軍士擠住在船上，由于缺乏淡水而疲乏、生病、無力作戰。
他把自己的船都紮連在一起，排成一字形，以緻當對方張弘範分前後兩面同時進攻之時，他無法應付。
這崖山之敗，真是千古悲劇。
當時宋方跳水而死的人，傳說有十萬左右。
這十萬人倘若不死，宋朝何緻即亡！ 陸秀夫是江蘇鹽城人，在鎮江長大，于宋理宗開慶元年（1259年）考中進士（《宋史》本傳說他在“景定元年登進士第”，錯。
）他在李庭芝麾下當過參議官，被李庭芝推薦為司農寺丞，其後升到“宗正少卿、權起居舍人”。
他的第一件大功勞，便是在溫州找出陳宜中，召來張世傑，公推益王趙昰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再在福州公請趙昰即位為帝。
他在趙昰（端宗）與帝昺的朝中，先作“簽書樞密院事”。
于陳宜中走後升為左丞相，持躬嚴謹，辦事勤懇，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可惜局促一隅，無所施展。
他與文天祥及張世傑合作得始終無間，對國家有功無過，最後于絕望之中斷然背帝昺跳海，免得帝昺作俘虜、受侮辱，這件事也無可非議。
總之，他是宋朝殿後的完人。
忽必烈于帝昺及陸秀夫死後，成為全中國在名義上兼事實上的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