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 分久必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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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為這“可能”兩個字，又不妨再修正為“容易”：“合久了容易分，分久了容易合”。
原因何在？合與分，本身都各有可愛之處，也各有缺點。
剛合了不久，一切新鮮，頗有“開國景象”，在上的求才若渴，在下的互慶升平，合久了，有若幹缺點就顯露了。
當皇帝的以為寶座穩如泰山；當官的懶得向老百姓讨好；沒有當到官的，由于父親或丈人不是官而似乎永遠沒有機會一過做官的瘾，因此而“唯恐天下不亂”；至于一般渾渾噩噩的老百姓，過久了出汗納糧的日子，也感覺煩，倘若又遇到什麼蝗蟲、大水、幹旱、地震、土匪，那就頗有“反正是死，不如快活一下再說”的造反之意了。
于是，大一統的局面土崩瓦解，慢慢地在地平線上冒出來若幹割據一方的群雄。
群雄互相比武，比到後來，就有幾位尖尖兒的角色，演出在時間上或長或短的“分”的局面。
分的局面，未嘗沒有它的令人向往之處。
以讀書人而論，在戰國時代活着，确是比在明清兩代捱着，舒服得多。
明清兩代有鹽商，卻沒有孟嘗君，也沒有像“稷下”那樣可以雄辯滔滔、暢所欲言的公共場所。
做官的，與希望做官的，也會羨慕他們在戰國時代的老前輩：本國或另一個國家的君主不賞識他們，他們就可以走到另一個國家去活動活動。
“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
”“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以蘇秦而論，隻要還留着“三寸不爛之舌”，不怕沒有一個可以讓他“飛黃騰達”的國家。
我想大膽說一句對先賢失敬的話：倘若諸葛亮不留在隆中等機會，而跟着哥哥諸葛瑾到東吳去找工作，像諸葛均後來跟了他去西蜀一樣，那麼諸葛亮十有九成，在東吳當不上丞相，而極可能倚靠哥哥的社會關系，做到一名比“長水校尉”高不了多少的不大不小的官而已。
諸葛亮之所以能與哥哥諸葛瑾各仕一國，分途發展，正是天下三分的可愛之處。
太史慈是山東人，到了東吳，才遇到一個自稱為他的知己的孫策。
當時，北方人跑到南方，南方人跑到北方，東邊人跑到西邊，西邊人跑到東邊，忙得很，熱鬧得很。
老百姓夾在三個國的裡面與中間，豈不很苦：要打仗，要納糧，還要做無薪的工。
事實，卻也并不太壞。
三國時代到來以前，當老百姓的還不是一樣要納糧、做工、打西羌、打烏桓、打鮮卑？三國時代的仗，也隻有幾次比較激烈。
就一般的生活情況而言。
老百姓在三國時代，遠比在東漢時代活得好。
朝廷上不再有宦官外戚把持一切（除了西蜀在最後幾年有一個宦官黃皓而外）。
三個國家的大小官吏，絕大多數是清廉的。
諸葛亮而且把西蜀治理得道不拾遺。
曹魏的法律，比較偏于太嚴，卻也有嚴的好處，叫人民不敢輕易犯法，也就免得受刑。
明帝曹叡所修訂的魏律，其後成為幾個朝代的法律的藍本。
三國魏王肅撰《孔子家語》，此為清刻本。
曹魏也創行了“九品中正”的制度。
這制度雖未必能實現以絕對客觀的标準來登記青年才俊的構想，卻也不能不說是好過了東漢末年那些孝廉、茂才，都并無優良品德或真才實學，全靠父兄與嶽家的權勢而獲選。
曹魏的屯田政策與水利建設，雖則是以便利軍事行動為目的，而間接卻大大地幫助了農民。
曹魏在金融的處理上，有點兒颠颠倒倒：恢複了五铢錢，又施行“以物易物”。
在這一方面西蜀比曹魏高明，一度發行了當百的大錢，而不久便恢複了五铢。
後主與諸葛亮繼續執行這一種取信于人民的好政策，讓人民始終生活得十分安定。
孫權也發行過大錢，而且發行了“當千”的“大錢”，來套取人民的“小錢”。
但是，後來他也覺悟了，把“大錢”收了回去（東漢與三國時代的人，喜歡那重量固定、成色固定的五铢錢，正如民國的許多老百姓之喜歡所謂“袁大頭”。
袁大頭，每塊重庫平七錢二分，質量幾乎是百分之百的純銀）。
三國時期吳國韋昭的《國語》注本是現存最早的注本，圖為明刻本韋昭注《國語》。
魏蜀吳三國的領土，加起來，比以前東漢的大。
它們三國彼此的力量差不太多，在中原角力，角成了一時彼此無可奈何的相持的局面，于是分頭對外發展，把較為弱小、在文化上較為落後的鄰居部族，“納入範圍”。
魏對于烏桓、鮮卑；蜀對于南方的夷（蠻夷）與青海及甘肅西南的羌，吳對于江浙皖三省山地的“山越”，皆是如此。
三個國家都有很多的軍政人才。
這些人，倘若生在東漢，大概隻能有三分之一的數目春風得意。
三國時代的經學、文學、史學、藝術以及科
原因何在？合與分，本身都各有可愛之處，也各有缺點。
剛合了不久，一切新鮮，頗有“開國景象”，在上的求才若渴，在下的互慶升平，合久了，有若幹缺點就顯露了。
當皇帝的以為寶座穩如泰山；當官的懶得向老百姓讨好；沒有當到官的，由于父親或丈人不是官而似乎永遠沒有機會一過做官的瘾，因此而“唯恐天下不亂”；至于一般渾渾噩噩的老百姓，過久了出汗納糧的日子，也感覺煩，倘若又遇到什麼蝗蟲、大水、幹旱、地震、土匪，那就頗有“反正是死，不如快活一下再說”的造反之意了。
于是，大一統的局面土崩瓦解，慢慢地在地平線上冒出來若幹割據一方的群雄。
群雄互相比武，比到後來，就有幾位尖尖兒的角色，演出在時間上或長或短的“分”的局面。
分的局面，未嘗沒有它的令人向往之處。
以讀書人而論，在戰國時代活着，确是比在明清兩代捱着，舒服得多。
明清兩代有鹽商，卻沒有孟嘗君，也沒有像“稷下”那樣可以雄辯滔滔、暢所欲言的公共場所。
做官的，與希望做官的，也會羨慕他們在戰國時代的老前輩：本國或另一個國家的君主不賞識他們，他們就可以走到另一個國家去活動活動。
“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
”“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以蘇秦而論，隻要還留着“三寸不爛之舌”，不怕沒有一個可以讓他“飛黃騰達”的國家。
我想大膽說一句對先賢失敬的話：倘若諸葛亮不留在隆中等機會，而跟着哥哥諸葛瑾到東吳去找工作，像諸葛均後來跟了他去西蜀一樣，那麼諸葛亮十有九成，在東吳當不上丞相，而極可能倚靠哥哥的社會關系，做到一名比“長水校尉”高不了多少的不大不小的官而已。
諸葛亮之所以能與哥哥諸葛瑾各仕一國，分途發展，正是天下三分的可愛之處。
太史慈是山東人，到了東吳，才遇到一個自稱為他的知己的孫策。
當時，北方人跑到南方，南方人跑到北方，東邊人跑到西邊，西邊人跑到東邊，忙得很，熱鬧得很。
老百姓夾在三個國的裡面與中間，豈不很苦：要打仗，要納糧，還要做無薪的工。
事實，卻也并不太壞。
三國時代到來以前，當老百姓的還不是一樣要納糧、做工、打西羌、打烏桓、打鮮卑？三國時代的仗，也隻有幾次比較激烈。
就一般的生活情況而言。
老百姓在三國時代，遠比在東漢時代活得好。
朝廷上不再有宦官外戚把持一切（除了西蜀在最後幾年有一個宦官黃皓而外）。
三個國家的大小官吏，絕大多數是清廉的。
諸葛亮而且把西蜀治理得道不拾遺。
曹魏的法律，比較偏于太嚴，卻也有嚴的好處，叫人民不敢輕易犯法，也就免得受刑。
明帝曹叡所修訂的魏律，其後成為幾個朝代的法律的藍本。
三國魏王肅撰《孔子家語》，此為清刻本。
曹魏也創行了“九品中正”的制度。
這制度雖未必能實現以絕對客觀的标準來登記青年才俊的構想，卻也不能不說是好過了東漢末年那些孝廉、茂才，都并無優良品德或真才實學，全靠父兄與嶽家的權勢而獲選。
曹魏的屯田政策與水利建設，雖則是以便利軍事行動為目的，而間接卻大大地幫助了農民。
曹魏在金融的處理上，有點兒颠颠倒倒：恢複了五铢錢，又施行“以物易物”。
在這一方面西蜀比曹魏高明，一度發行了當百的大錢，而不久便恢複了五铢。
後主與諸葛亮繼續執行這一種取信于人民的好政策，讓人民始終生活得十分安定。
孫權也發行過大錢，而且發行了“當千”的“大錢”，來套取人民的“小錢”。
但是，後來他也覺悟了，把“大錢”收了回去（東漢與三國時代的人，喜歡那重量固定、成色固定的五铢錢，正如民國的許多老百姓之喜歡所謂“袁大頭”。
袁大頭，每塊重庫平七錢二分，質量幾乎是百分之百的純銀）。
三國時期吳國韋昭的《國語》注本是現存最早的注本，圖為明刻本韋昭注《國語》。
魏蜀吳三國的領土，加起來，比以前東漢的大。
它們三國彼此的力量差不太多，在中原角力，角成了一時彼此無可奈何的相持的局面，于是分頭對外發展，把較為弱小、在文化上較為落後的鄰居部族，“納入範圍”。
魏對于烏桓、鮮卑；蜀對于南方的夷（蠻夷）與青海及甘肅西南的羌，吳對于江浙皖三省山地的“山越”，皆是如此。
三個國家都有很多的軍政人才。
這些人，倘若生在東漢，大概隻能有三分之一的數目春風得意。
三國時代的經學、文學、史學、藝術以及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