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 曹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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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被殺。
曹丕叫曹植與所有的諸侯，一律離開京城。
各“就”其國。
魏朝對于諸侯，無論是同姓或異姓的，都管理得很嚴。
行動的自由極其有限：非得诏書，不能自己來京城；諸侯彼此之間不許有來往，不許通信。
在諸侯所居住的國，魏的中央政府設置了所謂“監國谒者”，專管監視諸侯的一舉一動，經常向中央政府作報告。
曹植在黃初二年便被駐在臨淄國的監國谒者（姓灌名均）告發了一次，說他“醉酒悖慢，劫脅使者”。
曹丕公事公辦，把他從縣侯降為“鄉侯”，由臨淄侯降為“安鄉侯”。
曹丕在懲戒了他以後，不久又把他由鄉侯升為縣侯，封在鄄城。
次年，黃初三年，再升他為王，稱為鄄城王。
他晉京，于出京還國之時在途中寫了《洛神賦》，便是在這黃初三年。
黃初四年，他又被改封一次，封為雍丘王。
他寫了兩首詩，獻給曹丕，詩裡面充滿了悔罪與感恩的話。
明帝曹叡即位，在太和元年把他改封在（開封西北的）浚儀；到了太和二年，又把他送回雍丘。
再過一年，讓他搬去了東阿；到了太和六年二月，明帝一舉而劃了陳郡的四個縣，封他為“陳王”。
他并不曾因此而快樂。
曹子建七步成詩“相煎何太急”，被免于一死。
（圖選自清刊本《三國演義》） 這一年（太和六年）年底，他就郁郁而終，年紀才有四十一歲。
明帝追谥他一個“思”字。
有些寫文學史的人，于是就拿“陳思王”三個字來稱呼他。
曹植在有生之年，曾經一再上表給文帝曹丕與明帝曹叡，希望能有一個機會帶兵打仗，為魏國國家立功，始終沒有能獲得準許。
此人真被派到前線，能否把仗打得像個樣子，我個人有點不敢對他樂觀。
文章好、詩賦好，不一定軍事、學術也好。
況且，他毫無耍刀舞矛或調兵遣将的經驗。
也許，曹植之所以渴望能上前線，并非真想立功建業，隻不過是想離開牢獄式的“封邑”，逃避“監國谒者”的控制而已。
他名為王侯，而生活上不如一個田舍翁或販夫走卒自由自在。
他的二哥曹彰，是一個真會打仗的人，結局還不如他。
曹彰的胡子有點黃，被曹操稱為“黃須兒”。
曹彰膂力過人，能夠手格猛獸；在建安二十三年受任為“北中郎将、行骁騎将軍”，到代郡讨伐造反的烏丸（烏桓）。
曹彰戰勝了造反的烏丸（烏桓），回到長安，見曹操。
這時候，已經是建安二十四年，曹操剛從漢中撤出夏侯淵的殘部。
曹操自己打了敗仗，看到兒子曹彰打了一個小勝仗凱旋，很高興，便抓了一抓曹彰的黃胡子，說：“我這個黃胡子的兒子，果然與衆人大不相同。
” 曹操升他的官銜，由“行骁騎将軍”改為實授“越騎将軍”；把他留在長安，自己回洛陽（可能是準備由洛陽再北上，回他的魏國的都城，邺縣）。
曹彰算是當了曹操在長安的相當于今日“留守司令”，或“前進指揮所主任”的職務。
曹彰先後的幾個官銜，都是東漢的朝廷制度上所沒有的。
中郎将東漢有；但是，所謂“北中郎将”卻是曹操所創。
“越騎将軍”也是曹操所創。
西漢與東漢隻有“越騎校尉”。
至于“骁騎将軍”，也隻是西漢一度“因人設政”，為了寵遇李廣利而特設過，對别人不曾給過這麼一個既不像正規的“骠騎将軍”，又高過了正規的“骁騎校尉”的名義。
從“黃巾之亂”開始的所謂“三國時代”是一個亂世。
亂世也就是非常之世。
懂得“用人”的領袖，很會“巧立名目”，“不拘一格”，想出種種的奇怪官銜來鼓勵一些人，替自己流汗流血。
曹操、劉備、孫權，都懂得這一套。
曹操對别人尚且舍得給官、給爵、給錢，對自己的親生兒子，當然也不例外。
卞氏夫人所生的四個兒子，一個早死（曹熊），其餘的三個，曹丕受拜為“五官中郎将”，曹彰受拜為“北中郎将”，曹植受拜為“南中郎将”。
在這三個人之中，僅僅曹彰一人立了軍功。
曹操回到洛陽，沒來得及去邺縣，在收到了孫權送來的關羽的首級以後，不久便舊病（頭風）複發，派人叫曹彰趕快來洛陽。
曹彰很快地來到洛陽，曹操已死。
替曹操辦喪事的，是賈逵。
曹彰問賈逵：“先王（曹操）的玺與绶，在什麼地方？” 賈逵回答：“先王已經有了太子（曹丕）。
玺绶在什麼地方，不是（您）君侯所應該問的。
”曹彰是鄢陵侯，所以賈逵稱他為“君侯”。
曹丕這時候不在洛陽，在邺縣。
曹丕的左右，有曹操留下的老臣華歆、王朗之流，叫曹丕不必去洛陽奔喪，立刻就在邺縣行禮即位（宣布繼承曹操的魏王之位）。
這是很厲害的一着，消弭了其他王子的可能有的争位的野心。
曹彰向賈逵詢問了玺绶在什麼地方；他為什麼要如此呢？是不是自己想繼位為魏王？進一步說，曹操為什麼要在病危之時，派人叫曹彰趕快來洛陽？是不是想叫曹彰繼位？或是，如魚豢在《魏略》裡所說：“依照曹彰的猜測，曹操想改立曹植為太子，以曹植繼位為王？” 《三國志集解》的作者盧弼，認為《魏略》的說法“不足信”。
盧弼舉出《太平禦覽》卷二百四十一所保存的一條曹操的“令”。
這一條“令”，是寫給“子文”的（子文是曹彰的字）。
令的全文是：“告子文：汝等悉為侯，而子桓獨不封，止為五官中郎将。
此是太子可知矣。
” 我卻以為《太平禦覽》之中的這一條“令”，也未必可靠。
我懷疑這一條“令”，因為：（一）當父親的很少不稱兒子的名而稱字；（二）曹操早就立了曹丕為魏國的太子，曹彰不是不知道，曹操用不着提起曹丕尚未封侯的事，用這一點事實，來證明曹丕是太子。
當父親的，想立誰為太子，就立誰為太子；已經立了誰，誰便是太子，當父親的用不着向别的兒子解釋，或提出什麼證明。
《魏略》又說，曹彰向曹植說：“先王叫我回來，大概是想改立你為太子罷？”曹植回答：“你不可以有如此想法。
袁紹的兄弟争位，你沒有見到麼？” 《魏略》這一部書，充滿了這種“想當然耳”的謠言。
《魏略》的作者魚豢忽略了曹操在建安二十四年年底與二十五年年初，早已對曹植失望，連一個“南中郎将、行征虜将軍”的官職都撤銷了，怎麼會異想天開，又要把曹丕換了，改立這喝酒喝得爛醉的曹植？同時，曹丕在這幾年以來，頗會裝模作樣，做出一副彬彬有禮、謹慎小心的姿态，已經赢得了曹操的信任。
曹彰沒有理由，對曹植特别好，對曹丕特别不好。
他沒有理由為了曹植而去傷害曹丕。
那末，他又為什麼要向賈逵詢問：“先王的玺绶何在？”我以為，他可能是自己想繼位為王。
曹丕當然很快就接到賈逵的報告，也很快就下令所有諸侯，包括鄢陵侯曹彰與臨淄侯曹植，都各回本國（按照當時的制度，諸侯在所封的本國居住，“科禁甚嚴”。
所謂“科”，是一條一條的規矩，例如，不得與别的諸侯有所來往或通訊，不得于未經請準之時，擅自進京或到魏國的都城邺縣、求見皇帝或當政的“丞相、魏王”；也不得于言語上及行動上“非禮”。
所謂“非禮”，包括喝酒過量，或酒後罵人，尤其是罵了“監國谒者”。
監國谒者，在事實上等于是監視諸侯的“獄吏”，而諸侯等于是“待決之囚”）。
“封侯”，這是何等令人向往的一種享受！被光武帝封了侯的人，的确是活得很舒服。
到了曹丕之時，這就不是滋味了。
曹彰在建安二十五年（也就是延康元年）曹丕繼位以後，奉令去鄢陵縣“就國”，在小地方當小諸侯（鄢陵侯）；正如别的諸侯一樣，常常看監國谒者的嘴臉。
延康元年十月，曹丕篡位稱帝，改國号為魏，改年号為黃初，以十月為黃初元年十月。
黃初元年隻有十月到十二月，一共不滿三個月。
次年，黃初二年，曹丕升曹彰為鄢陵公。
又一年，黃初三年，曹丕升曹彰為王，封在任城，稱為任城王。
任城是今日山東省的濟甯縣。
黃初四年，曹彰奉旨準許進京。
當時的京城已是洛陽（以前魏王國的都城是邺縣；漢獻帝的帝國朝廷在許縣。
曹丕篡位以後，定洛陽為魏帝國的京城）。
曹彰留在洛陽京城沒有多久，便忽然于六月甲戌日死在“旅邸”之中。
《魏氏春秋》說曹彰是氣死的，說他來到了京城，而皇帝曹丕不召見他，他坐了冷闆凳，氣死。
《世說》有另外一種說法：他陪曹丕下圍棋，在卞太後的小樓之中。
曹丕請他吃棗子；在棗子裡放了毒藥。
曹彰中毒，想喝水。
卞太後叫人用瓶罐取了水來，曹丕卻叫人把瓶罐打壞。
卞太後來不及穿鞋，赤腳，自己到井旁去汲水，又找不到汲水的工具。
于是，曹彰去世。
《世說》與《魏氏春秋》的記載，均很難是“實錄”；至多是傳聞而已。
傳聞未必全無根據，而加油添醋，勢所難免。
“想當然耳”更是千古好談他人是非的人的十分方便的口頭禅。
我卻也并無為曹丕洗刷之意。
隻是覺得他僅有“罪嫌”，而無“罪證”，我們不可以輕易判他一個殺害同胞兄弟之罪。
話說回來，在曹植所寫的诔詞裡面，确有一些引人深思的暗示。
這诔詞，前面是小序，後面是诔詞的本文。
本文包括有下列幾句：“孝殊闵氏，義達參商。
溫溫其恭，爰柔克剛&hellip&hellip如何奄忽，景命不暇。
同盟飲淚，百僚咨嗟。
” 奇怪的是，曹植别的典故不用，偏要提起那兄弟不和的神話中的參與商。
曹植又大膽說出了“以（爰）柔克剛”四個字。
這分明是說曹彰在生前委屈得很，用他的柔，侍候曹丕的剛（曹丕以前在曹操面前固然是溫順得很；後來做了魏王與皇帝，對諸侯與大臣很不客氣）。
曹植诔詞中的最有深意的八個字，是“同
曹丕叫曹植與所有的諸侯，一律離開京城。
各“就”其國。
魏朝對于諸侯，無論是同姓或異姓的，都管理得很嚴。
行動的自由極其有限：非得诏書，不能自己來京城；諸侯彼此之間不許有來往，不許通信。
在諸侯所居住的國，魏的中央政府設置了所謂“監國谒者”，專管監視諸侯的一舉一動，經常向中央政府作報告。
曹植在黃初二年便被駐在臨淄國的監國谒者（姓灌名均）告發了一次，說他“醉酒悖慢，劫脅使者”。
曹丕公事公辦，把他從縣侯降為“鄉侯”，由臨淄侯降為“安鄉侯”。
曹丕在懲戒了他以後，不久又把他由鄉侯升為縣侯，封在鄄城。
次年，黃初三年，再升他為王，稱為鄄城王。
他晉京，于出京還國之時在途中寫了《洛神賦》，便是在這黃初三年。
黃初四年，他又被改封一次，封為雍丘王。
他寫了兩首詩，獻給曹丕，詩裡面充滿了悔罪與感恩的話。
明帝曹叡即位，在太和元年把他改封在（開封西北的）浚儀；到了太和二年，又把他送回雍丘。
再過一年，讓他搬去了東阿；到了太和六年二月，明帝一舉而劃了陳郡的四個縣，封他為“陳王”。
他并不曾因此而快樂。
曹子建七步成詩“相煎何太急”，被免于一死。
（圖選自清刊本《三國演義》） 這一年（太和六年）年底，他就郁郁而終，年紀才有四十一歲。
明帝追谥他一個“思”字。
有些寫文學史的人，于是就拿“陳思王”三個字來稱呼他。
曹植在有生之年，曾經一再上表給文帝曹丕與明帝曹叡，希望能有一個機會帶兵打仗，為魏國國家立功，始終沒有能獲得準許。
此人真被派到前線，能否把仗打得像個樣子，我個人有點不敢對他樂觀。
文章好、詩賦好，不一定軍事、學術也好。
況且，他毫無耍刀舞矛或調兵遣将的經驗。
也許，曹植之所以渴望能上前線，并非真想立功建業，隻不過是想離開牢獄式的“封邑”，逃避“監國谒者”的控制而已。
他名為王侯，而生活上不如一個田舍翁或販夫走卒自由自在。
他的二哥曹彰，是一個真會打仗的人，結局還不如他。
曹彰的胡子有點黃，被曹操稱為“黃須兒”。
曹彰膂力過人，能夠手格猛獸；在建安二十三年受任為“北中郎将、行骁騎将軍”，到代郡讨伐造反的烏丸（烏桓）。
曹彰戰勝了造反的烏丸（烏桓），回到長安，見曹操。
這時候，已經是建安二十四年，曹操剛從漢中撤出夏侯淵的殘部。
曹操自己打了敗仗，看到兒子曹彰打了一個小勝仗凱旋，很高興，便抓了一抓曹彰的黃胡子，說：“我這個黃胡子的兒子，果然與衆人大不相同。
” 曹操升他的官銜，由“行骁騎将軍”改為實授“越騎将軍”；把他留在長安，自己回洛陽（可能是準備由洛陽再北上，回他的魏國的都城，邺縣）。
曹彰算是當了曹操在長安的相當于今日“留守司令”，或“前進指揮所主任”的職務。
曹彰先後的幾個官銜，都是東漢的朝廷制度上所沒有的。
中郎将東漢有；但是，所謂“北中郎将”卻是曹操所創。
“越騎将軍”也是曹操所創。
西漢與東漢隻有“越騎校尉”。
至于“骁騎将軍”，也隻是西漢一度“因人設政”，為了寵遇李廣利而特設過，對别人不曾給過這麼一個既不像正規的“骠騎将軍”，又高過了正規的“骁騎校尉”的名義。
從“黃巾之亂”開始的所謂“三國時代”是一個亂世。
亂世也就是非常之世。
懂得“用人”的領袖，很會“巧立名目”，“不拘一格”，想出種種的奇怪官銜來鼓勵一些人，替自己流汗流血。
曹操、劉備、孫權，都懂得這一套。
曹操對别人尚且舍得給官、給爵、給錢，對自己的親生兒子，當然也不例外。
卞氏夫人所生的四個兒子，一個早死（曹熊），其餘的三個，曹丕受拜為“五官中郎将”，曹彰受拜為“北中郎将”，曹植受拜為“南中郎将”。
在這三個人之中，僅僅曹彰一人立了軍功。
曹操回到洛陽，沒來得及去邺縣，在收到了孫權送來的關羽的首級以後，不久便舊病（頭風）複發，派人叫曹彰趕快來洛陽。
曹彰很快地來到洛陽，曹操已死。
替曹操辦喪事的，是賈逵。
曹彰問賈逵：“先王（曹操）的玺與绶，在什麼地方？” 賈逵回答：“先王已經有了太子（曹丕）。
玺绶在什麼地方，不是（您）君侯所應該問的。
”曹彰是鄢陵侯，所以賈逵稱他為“君侯”。
曹丕這時候不在洛陽，在邺縣。
曹丕的左右，有曹操留下的老臣華歆、王朗之流，叫曹丕不必去洛陽奔喪，立刻就在邺縣行禮即位（宣布繼承曹操的魏王之位）。
這是很厲害的一着，消弭了其他王子的可能有的争位的野心。
曹彰向賈逵詢問了玺绶在什麼地方；他為什麼要如此呢？是不是自己想繼位為魏王？進一步說，曹操為什麼要在病危之時，派人叫曹彰趕快來洛陽？是不是想叫曹彰繼位？或是，如魚豢在《魏略》裡所說：“依照曹彰的猜測，曹操想改立曹植為太子，以曹植繼位為王？” 《三國志集解》的作者盧弼，認為《魏略》的說法“不足信”。
盧弼舉出《太平禦覽》卷二百四十一所保存的一條曹操的“令”。
這一條“令”，是寫給“子文”的（子文是曹彰的字）。
令的全文是：“告子文：汝等悉為侯，而子桓獨不封，止為五官中郎将。
此是太子可知矣。
” 我卻以為《太平禦覽》之中的這一條“令”，也未必可靠。
我懷疑這一條“令”，因為：（一）當父親的很少不稱兒子的名而稱字；（二）曹操早就立了曹丕為魏國的太子，曹彰不是不知道，曹操用不着提起曹丕尚未封侯的事，用這一點事實，來證明曹丕是太子。
當父親的，想立誰為太子，就立誰為太子；已經立了誰，誰便是太子，當父親的用不着向别的兒子解釋，或提出什麼證明。
《魏略》又說，曹彰向曹植說：“先王叫我回來，大概是想改立你為太子罷？”曹植回答：“你不可以有如此想法。
袁紹的兄弟争位，你沒有見到麼？” 《魏略》這一部書，充滿了這種“想當然耳”的謠言。
《魏略》的作者魚豢忽略了曹操在建安二十四年年底與二十五年年初，早已對曹植失望，連一個“南中郎将、行征虜将軍”的官職都撤銷了，怎麼會異想天開，又要把曹丕換了，改立這喝酒喝得爛醉的曹植？同時，曹丕在這幾年以來，頗會裝模作樣，做出一副彬彬有禮、謹慎小心的姿态，已經赢得了曹操的信任。
曹彰沒有理由，對曹植特别好，對曹丕特别不好。
他沒有理由為了曹植而去傷害曹丕。
那末，他又為什麼要向賈逵詢問：“先王的玺绶何在？”我以為，他可能是自己想繼位為王。
曹丕當然很快就接到賈逵的報告，也很快就下令所有諸侯，包括鄢陵侯曹彰與臨淄侯曹植，都各回本國（按照當時的制度，諸侯在所封的本國居住，“科禁甚嚴”。
所謂“科”，是一條一條的規矩，例如，不得與别的諸侯有所來往或通訊，不得于未經請準之時，擅自進京或到魏國的都城邺縣、求見皇帝或當政的“丞相、魏王”；也不得于言語上及行動上“非禮”。
所謂“非禮”，包括喝酒過量，或酒後罵人，尤其是罵了“監國谒者”。
監國谒者，在事實上等于是監視諸侯的“獄吏”，而諸侯等于是“待決之囚”）。
“封侯”，這是何等令人向往的一種享受！被光武帝封了侯的人，的确是活得很舒服。
到了曹丕之時，這就不是滋味了。
曹彰在建安二十五年（也就是延康元年）曹丕繼位以後，奉令去鄢陵縣“就國”，在小地方當小諸侯（鄢陵侯）；正如别的諸侯一樣，常常看監國谒者的嘴臉。
延康元年十月，曹丕篡位稱帝，改國号為魏，改年号為黃初，以十月為黃初元年十月。
黃初元年隻有十月到十二月，一共不滿三個月。
次年，黃初二年，曹丕升曹彰為鄢陵公。
又一年，黃初三年，曹丕升曹彰為王，封在任城，稱為任城王。
任城是今日山東省的濟甯縣。
黃初四年，曹彰奉旨準許進京。
當時的京城已是洛陽（以前魏王國的都城是邺縣；漢獻帝的帝國朝廷在許縣。
曹丕篡位以後，定洛陽為魏帝國的京城）。
曹彰留在洛陽京城沒有多久，便忽然于六月甲戌日死在“旅邸”之中。
《魏氏春秋》說曹彰是氣死的，說他來到了京城，而皇帝曹丕不召見他，他坐了冷闆凳，氣死。
《世說》有另外一種說法：他陪曹丕下圍棋，在卞太後的小樓之中。
曹丕請他吃棗子；在棗子裡放了毒藥。
曹彰中毒，想喝水。
卞太後叫人用瓶罐取了水來，曹丕卻叫人把瓶罐打壞。
卞太後來不及穿鞋，赤腳，自己到井旁去汲水，又找不到汲水的工具。
于是，曹彰去世。
《世說》與《魏氏春秋》的記載，均很難是“實錄”；至多是傳聞而已。
傳聞未必全無根據，而加油添醋，勢所難免。
“想當然耳”更是千古好談他人是非的人的十分方便的口頭禅。
我卻也并無為曹丕洗刷之意。
隻是覺得他僅有“罪嫌”，而無“罪證”，我們不可以輕易判他一個殺害同胞兄弟之罪。
話說回來，在曹植所寫的诔詞裡面，确有一些引人深思的暗示。
這诔詞，前面是小序，後面是诔詞的本文。
本文包括有下列幾句：“孝殊闵氏，義達參商。
溫溫其恭，爰柔克剛&hellip&hellip如何奄忽，景命不暇。
同盟飲淚，百僚咨嗟。
” 奇怪的是，曹植别的典故不用，偏要提起那兄弟不和的神話中的參與商。
曹植又大膽說出了“以（爰）柔克剛”四個字。
這分明是說曹彰在生前委屈得很，用他的柔，侍候曹丕的剛（曹丕以前在曹操面前固然是溫順得很；後來做了魏王與皇帝，對諸侯與大臣很不客氣）。
曹植诔詞中的最有深意的八個字，是“同